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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访
要有正确开展批评的品格
——王震同志谈整党
不久前，我们访问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同志。他向我们讲了在这次整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七十六岁高龄的王老精神矍铄，他饶有风趣地问我们：“你们四川人，看过川剧《巴山秀才》吗？那个秀才的思想很复杂，但他后来敢于站出来为人民说话，向朝廷写状子揭露地方官吏镇压人民的暴行。结果，他却被地方和朝廷的官吏勾结起来用毒酒毒死了。这说明反动统治者是不容人民批评，不准为人民利益说话的。我们党则与此相反，始终如一地关心和维护人民的利益，对敢于揭露、批评错误和缺点的同志，不仅在政治上支持，而且给予法律保护。如果哪个同志硬是不敢开展批评，那他就还不如巴山秀才了，更不配共产党员的称号啊！”
王震同志说：“我们的党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党，要搞好这次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整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个党员都要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我们在整党中不能正确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整党的一切目的都达不到。”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可不能把这个法宝丢了！”王老深情地谈到了往事。他说，彭老总是我的老上级，对我很关心，但他批评我也很严厉；我对彭老总很尊重，但我给他提意见也不讲客气。我们之间有意见就提，你批评我，我批评你，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关系很亲密。记得在解放大西北的一次战斗中，仗打得很艰苦、很激烈，冲了几次都没有把敌人的阵地拿下来，我就跑到前沿阵地去指挥。不一会儿，彭老总也跑上来。他很严肃地批评我：“你怎么跑到前沿阵地来了，向谁请示的？”我也大声地反问：“你是野战军司令员，责任更重大，这里这么危险，你为什么跑来？”彭老总镇定地说：“你死得我死不得？”我们在生死关头进行这样的批评，使我们的心贴得更紧，指挥打仗更有劲，很快取得了那次攻坚战的胜利。后来，彭老总在谈到同我的关系时，作了个诙谐的比喻：“我和王胡子（指王震同志）象一个槽里吃草的两头叫驴，吃着吃着就踢起来了，但我们拉起套来，使的是一股劲。”说到这里，王老站了起来，对我们说：“当前，对我们每个党员来说，能不能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有没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实际检验，也是看我们对整党、对党的事业有没有信心，对人民的利益是不是忠诚的一个重要标志。你们刊物要好好宣传这个观点。”
重庆《支部生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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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最近，中共吉林省通化地委许家全同志写信给吉林省委领导同志，尖锐批评省里一些部门的工作和作风中的问题，诚恳坦率，情真意切。省委第一书记强晓初同志看信后，热情赞扬这种敢于开展批评的精神，希望这一“炮”能唤起更多的人对省委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共同搞好整党和经济建设。
现在，许多单位整党正在或准备转入对照检查阶段。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二把手一定要为广大党员作表率，带出一个好的风气，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真正开展起来。
给吉林省委领导同志的信（摘要）
通化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许家全
省委贯彻执行中央（84）1号文件的意见，没有新的突破，在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上，没啥过硬的改革性意见。只提供销社的体制改革问题，显然是不够的，国营商业、粮食、信贷等方面怎么办？领导上怎样适应“两个转化”的要求？这些问题不拿出改革性措施，流通环节怎么能理顺，农村经济怎么能搞活？
省有关部门对基层的改革支持的少，限制的多。去年，浑江市由粮食部门拿出800万斤饲料粮，实行按比例单项供应，社员每买一斤饲料可以少花一分三厘钱，很受群众欢迎。可是省有关部门却不准搞。上边的关卡太多，下边办一件事情真难。
领导干部中有“两难”，一是实事求是难，一是接触群众难。造成“两难”的原因是主要领导干部民主作风差，听不进逆耳之言；也有些干部看风使舵，领导上得意啥就大讲啥。领导干部，特别是省、地以上的领导干部，稍一疏忽，就自觉不自觉地同群众隔了一堵墙。就拿省委领导到下边视察工作来说吧，来前先打电话，到了地方以后，由市县委主要领导同志陪同，再加上业务部门的一些干部，真可以说是前呼后拥。到基层也只能同乡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谈谈，基本接触不到群众，更不了解他们的要求和呼声。有的社员听说省委领导来了，想当面反映点问题，也往往被劝阻了。这实际上也算一难吧。
省委领导在谈到一些政策时，有时前后口径不一致，发文件也往往有后者与前者矛盾的现象。不能说省委领导中有分散主义，起码也是认识不一致，缺乏一盘棋的思想，使基层无所适从。
1984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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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一炮放得好！
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 强晓初
许家全同志在信中说，他有话憋不住，是一个好“放炮”的人。我看，这一炮放得好！这种正直的批评精神是可贵的。
信中对省委所提的批评意见，无论对我们省委集体还是对我个人搞好整党对照检查、边整边改，都是有益的。人们常说：自我批评难，批评更难。尤其对第一把手批评更是难上难。这种情况应该通过这次整党改变。我们一方面要求党员能对党和党的事业负责，对任何党组织和领导人的缺点错误，都应该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直言不讳地进行批评；另一方面被批评者、特别是被批评的领导同志，应该有点自知之明，一定要有个民主气氛，勇于听取批评和实事求是地改正行动。我希望许家全同志的这一“炮”能进一步打开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是对省委和省委领导同志诚恳批评的局面。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象许家全同志那样，敢讲真话，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对省委工作和作风方面的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同志们应该相信，省委同志首先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是有精神准备的，我们一定把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作为自己纠正缺点错误、努力前进的动力。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决心和信心搞好自身的整党，同全省党员和人民一道，朝着党中央指出的奋斗目标，搞好吉林省的四化建设。
1984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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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正气篇
“我是党的一缕光”
——记山东乳山县农民党员张德锏
在胶东乳山县农村，提起张德锏的名字，许多人都从心底里佩服。这位普通的农民党员，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群众的爱戴。
张德锏是乳山县下初公社巫山大队人，1975年入党。从此，他用这样一句话要求自己：“我是党的一缕光，在哪里就要把那里照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巫山大队开始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当时，大队养猪场由于管理不善，连续两年亏损1．8万元。张德锏心急如火，主动找到分管副业的大队干部，对他说：“咱不能再吃大锅饭了。养猪场要定人、定圈、定饲料、定任务，超奖减罚，调动饲养员的积极性。”在他的建议下，巫山大队养猪场在全公社第一个实行了专业承包制。
1982年春天，巫山村到处在议论“大包干”问题。一些干部群众，开始对“大包干”责任制持怀疑态度，有人甚至说这是“先分村，后分队，一步一步往后退”。张德锏从切身经历中感到，吃“大锅饭”，群众劳动积极性不高，生产发展不快，可有些人为什么对“大包干”还怀疑呢？为了说服大家，他找来报纸，看了许多有关介绍“大包干”的文章，仔细想了想前些年吃“大锅饭”带来的弊病，连续熬了几个晚上，总结出了实行联产承包的几大优越性。在党员大会上，张德锏主动把这几条好处讲给大家听，有理有据地分析“大包干”同“分田单干”的本质区别。许多党员听着直点头，消除了疑虑。很快，党员的思想统一了。入夏后，“大包干”责任制就在巫山全面实行了。
1983年，张德锏一个人耕种责任田、口粮田14亩，承包葡萄园4亩。按一般情况，这些活，足够两个壮劳力干的。但张德锏一个人却干得有条有理，有声有色。别人在一亩葡萄地里施肥七八十车就不少了，张德锏在4亩葡萄地里施肥800车。粮、油田里，他施肥也比别人多两倍。这一年，张德锏家是全公社粮油贡献最多的农户之一。
张德锏成了全大队农田收入的“冒尖户”，但他并不满足个人的富裕，心里时刻还想着怎样帮助大家一起富。社员宋文正承包了10亩葡萄园，由于管理经验不足，造成严重缺苗。当时每棵葡萄苗价值2角，张德锏从自己承包的育苗地里，挖出1，200棵，无偿送给了宋文正。
去年夏天，巫山大队集体购进了一批化肥，支部书记张宝勇在广播里通知：“各家各户带上现款，马上到大队买化肥，抓紧追喂玉米！”张德锏听到广播，气喘吁吁地跑到大队办公室对宝勇说：“请你再广播一下，谁家没现钱，到德锏家去拿。”张宝勇一听，“噗哧”一声笑了。社员张宝祥，一家七口，由于刚建新房，负债1，000多元，听到广播后，正在家里犯难。突然，张德锏一步闯进来，手里拿着一张100元的存折，说：“这些钱，你支出来买化肥。以后有了钱就还我，没有就算了。”张宝祥接过存折，热泪簌簌地往下流……
1983年，张德锏为了扶持别人发展生产，帮助大家尽快富裕起来，除留足生产资金外，把自己剩余的现金，全部借给了村里的群众，并宣布了八个字：还期不限，需用再借。
本报通讯员 王永福 李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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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放“炮”者请功
陈永江 阎承骏
解放军某部组织食堂评比，有个单位为了“争先进”，在检查前夕突击布置，结果夺得“第一名”。没想到，共产党员朱冬如揭了家丑，大胆批评了领导弄虚作假的行为，并提出健全伙食管理制度的措施。这个单位的党支部被朱冬如这一“炮”震动了，主动退还了上级颁发的奖状，并采纳了批评者改进伙食的意见。为表彰朱冬如放“炮”，党支部还为他报请了三等功。
为“放炮者”请功，这件事做得好。当年在杀敌战场上，炮手击中了目标，赢得了战斗的胜利，总是要被记功的。共产党员朱冬如不顾个人私利，“放炮”击中了弄虚作假的要害，不愧是“英雄炮手”；这个党支部被批评之后，立即纠正错误，也该表扬。
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在开展全面整党的今天，不仅需要朱冬如这样的“炮手”，更需要赏识这些“炮手”的领导同志。这样的“炮手”和领导同志多了，实现党风根本好转就更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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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正常购买”和“此地无银”
罗盘
某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利用手中掌握的财权捞油水，用100元买了一台价值700多元的洗衣机，又动用600多元的救灾款做一套家具。整党开始，他灵机一动，伪造了两份证明做为“护身符”：一份证明他买的洗衣机属“正常购买”，一份证明他这套家具由“党组集体决定”制做。
古时候有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笑话。这个“财神爷”玩这一招，和它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市价七分之一的价钱购买洗衣机，靠正常途径办得到吗？至于“集体决定”动用救灾款为个人做家具更是荒唐之至。这位“财神爷”自以为护身符很灵，结果弄巧成拙，欲盖弥彰。人们不仅指出他在这两件事上弄虚作假，还揭发了他的其他错误。他想蒙混过去是难以得逞了。
在整党中，一个共产党员对待自己的错误，是亮还是盖？是改还是拖？这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明知自己错了，就该勇敢承认，接受批评，吸取教训。相反，如果自作聪明，文过饰非，那只能是错上加错，使自己身上的包袱背得更重，于党于己，都有损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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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赞
风雨中 急人难 放下乖儿背病人
路途上 显风格 不留地址不留名
今年2月初的一个早晨，我肚子痛得厉害，到公社医院去看病。当时下着雨，刮着风，路很滑，没走多远就摔了两个跟斗，弄得一身都是稀泥巴。我的肚子剧烈疼痛，眼前金星乱迸，只好双手按着肚子坐在路边呻吟。正在这时，背后一个中年人背着小娃娃匆匆赶来。他见我这个样子，就对孩子说：“乖儿，下来自己走，爸爸背叔叔上医院。”困境中遇上好心人，我精神上得到一点安慰。可是，我看见孩子只有几岁大，又不愿从他爸爸身上下来；再看自己，满身稀泥巴，怎么能让人背着走呢？我摇头表示谢绝。这个人没有说什么，硬把娃娃放下来，背起我向医院走去。我发现小娃娃在后头栽了几个跟斗，哭哭叫叫。可这个人好象一点也没听到娃娃哭似的，只管背着我往前走。我心里实在不忍，几次挣扎着要下来，他根本不听，一直把我背了两里多路，送进医院。到医院后，他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但他顾不得休息和照顾娃娃，赶紧去找医生，一会儿拿药，一会儿倒开水，忙个不停。
经医生急救，我的肚痛逐步减轻。我激动地对这位好心人说：“请你留下姓名和地址吧。我病好了，一定去感谢你！”谁知他却微微一笑，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为人民服务，哪里要什么感谢呢！”说完，他就领着娃娃离开了医院。
过后，我四处打听，才知道这位共产党员是我们大足县中敖乡四村新当选的村长，名叫杨应田。
四川省大足县农民 周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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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干部调动不应讲排场编辑同志：
前段时间，我县进行机构改革，干部调动较多。大多数单位的同志对调动的干部从简迎送，受到好评。但是却有一些单位搞大规模的迎送。比如我县大福区长塘公社原党委副书记姚仲钦，于今年1月14日离开长塘去大福公社上任时，有人组织数十人的游行队伍相送，锣鼓鞭炮齐鸣，惊动不少群众。队伍游行5里路后，3辆汽车载着20多名“欢送”者继续行驶30多里，到达大福公社所在的集镇。在镇上，“欢送”者又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引起数百人看热闹。群众对此很有意见，纷纷议论：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搞这一套！
中共安化县委及时处理了此事。县纪委就此事发出通报，并责成当事人作出深刻检讨。
湖南省安化县委 陶田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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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辑往来
编辑要讲究语法修辞
你报3月13日第5版《“王永春案件”的背后》一文中，第3自然段第8行“有人检举他用产品大宗送礼”这一句话的语法不妥。“大宗”是大批的意思。“大批送礼”不通。应改为“有人检举他用大宗产品送礼”。
江西高安师范 卢国安
卢国安同志的意见很对。我们感谢读者的批评，今后力求字斟句酌，避免差错。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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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党有力量有希望的具体表现
读了你报3月6日第5版刊登的《听取党内外意见搞好整党》一文，感慨万千。中共营口市委顾问张振华同志熟悉下情，体察民意，秉公直言，可歌可敬。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郭峰同志出以公心，给提批评意见者以诚挚、热情的鼓励，这是我们党有力量、有希望的具体表现。我读了这两位老同志的信，对于取得整党胜利，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希望你们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报道。
黑龙江省拜泉县 徐永超
上海新沪玻璃厂陆国梁、广东省新丰县叶太华、黑龙江省绥化市张凤歧、牡丹江市李希发等同志也写来热情洋溢的信，赞扬郭峰、张振华同志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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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副”字不是不可省
读了你报3月13日第5版《为何省掉“副”字称正职？》一文，有些不同看法。文章批评阿谀逢迎作风，提倡互称同志，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文章把省掉“副”字称正职归咎于一是领导有虚荣心，二是有人投其所好，我看不尽然。在日常生活中，因彼此十分熟悉，对副职人员去掉“副”字称一声正职是常有的事，例如对某副局长称：“来啦，×局长！”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见面话，并非投其所好，被称呼者不去当场纠正，也非虚荣心作怪，更谈不上是谁给这些人“升官”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作怪”。相反，见面打个招呼，硬要称以全称，或者呼者不当，被呼者硬要当场纠正，就显得装腔作势了。
山东省邮电管理局 乔云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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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新与思考
招来鄙夷目光的两幢别墅式小楼
最近，在广州市白云农工联合公司梅花园作业区，两幢漂亮的别墅式楼房平地而起。熟悉内情的群众，莫不对这两幢楼投以鄙夷的目光。
1982年12月，广州军医大学经有关部门同意，征用白云农工联合公司梅花园作业区的40亩土地，付出征地费60万元。1983年8月，这个作业区向市规划局报告，申请建一幢面积为696平方米的4层楼职工宿舍。报告被批准后，这个作业区的党支部书记赖锡明和作业区主任汪振湖、副主任陈志祥等人竟偷天换日，不建职工宿舍而动用公款16万元营建自己的“安乐窝”。
赖锡明等人为了选取向阳临水的理想地点建楼，赶走了作业区内的4户人家，拆掉了作业区宿舍和仓库等9间平房。自去年7、8月间破土动工兴建，现已建成两幢占地1，177平方米、建筑面积601．7平方米的两层楼房。一幢由赖锡明和汪振湖居住，每户4房3厅，建筑面积160平方米，有两个阳台、两个厕所及洗澡间、厨房。另一幢由陈志祥和另一个副主任居住，每户3房3厅，有两个阳台、两个厕所、一个阁楼、一个平台，还有洗澡间、厨房，建筑面积141．35平方米。
这两幢别墅式楼房，室内装饰相当讲究。楼道全用防潮缸砖、马赛克铺地；厨房、卫生间和洗澡间都贴上瓷砖；厅房内墙，全部用乳胶漆涂料粉刷；门窗用美国杉和东北松作框架，并有纱窗和玻璃窗两层窗门；全部水龙头、电器开关，以至门铃和门拉手等，都按高级宾馆要求，选购高档的器材安装。在装修中，他们亲自监工，稍不合意就拆掉重做。
赖锡明等人原来居住条件很好，但他们欲壑难平。尽管这个作业区仍有28户职工住在二十年前建的条件较差的平房里，有3户职工住在用洗澡间改建的房子里，有两对夫妻长期分居在集体宿舍，他们却不闻不问。尽管厂房不足，部分职工还得露天作业，不少设备日晒雨淋，数百名职工连食堂也没有，他们竟全然不顾。私欲已经使他们利令智昏。
但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广大群众纷纷向上级揭发了他们的问题。赖锡明等人不仅不认错，反而公开威吓群众，把敢于向上级如实反映问题的群众说成是“到处诬告的人”、“别有用心的告状人”、“没有良心的人”，扬言“要查一查”，并大骂群众“没有好下场”。
究竟谁“没有好下场”？恐怕不是赖锡明等人说了就能算数的。
本报记者 梁兆明
编后
宋代的范仲淹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一些同志难道连封建士大夫中贤明人士还不如吗？诚然，共产党人不是苦行僧，也不是生来就该居陋室，“三代同堂”。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廉洁奉公和与人民共甘苦、同患难的精神都是应该提倡和发扬的。在目前人民群众住房还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党员干部更不能利用职权，违反政策规定，为自己营造安乐窝。
“禁止违反规定动用公款为领导人修建个人住宅”，中共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已作明文规定。赖锡明等人违反党规党纪，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必须受到严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