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真实性”小议
夏朴
大约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很看重文章的真实性的。《世说新语·轻诋篇》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晋朝的裴启著了一本《语林》，写的是汉魏以来直到当时一些人可称道的言语应对。这书一时颇为盛行。不久，谢安看了，宣称书中所记他的话不真实。谢安是个大人物，于是这书就迅速贬值，终于失传了。
今人是否还有魏晋人风度，我不甚了了。但仅就对真实性的重视这一点而言，倒确是依然还与魏晋人特别是谢安相去不远。新闻单位由于职责关系，往往首当其冲。报社记者就某种时弊或不正之风写成文字材料供领导机关参考，乃常有之事。如果这份材料竟到了与此事有关的当事者手里，间或再加上派性干扰，这可不得了，会马上引起轩然大波。为此，报纸就要挨批评；记者所写情况真实性不足云云。这种现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落实政策、平反错案、机构改革直到最近整党中屡见不鲜的。
“真实性”是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职业道德，“客里空”是不能允许的。可惜的是，在对真实性十分认真的人中，有些是并不愿意把真实情况公之于世的人，而且往往是最善于捂盖子、打掩护的人。笼统地说这些人反对报道失真，也是不够真实的。如果谁赞扬他所主管的地区或部门的成绩，即使说得过头（也是一种“不尽真实”），却从不见他出来反对。这也就拆穿了西洋镜：其所谓反对真实性不足者，只不过是反对说出真实情况的借口罢了。
毫无疑问，即令是仅供参考的内部材料，反映情况也应力求全面，力求真实。可是，当前的现实就是如此复杂：同样一件事，由于调查者不同，被调查者各异，不是常出现黑白颠倒、是非不一吗？何况，画家写生，也不免有所取舍，无法做到毫发毕肖的。人们常说更逼真的是照相，其实照相也是极其片面的，它只能照下对着镜头的一面。倘要求“全面”，还须在拍摄了正面相之后再拍一张背影才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原则：宜粗不宜细。我们在要求材料的真实性方面，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只要基本事实确凿，只要反映出事件的本质，就不必在枝节上纠缠呢？特别是对被批评的人。经验往往告诉我们：在枝节上纠缠不休，其目的不过是想抹杀主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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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澜波
杨达
忍看神州竟陆沉，
书生报国有丹心。
皈依马列求真理，
格斗顽凶献此忱。
窑洞门前延水滨，
杨家岭上记犹新。
当年不羡神仙侣，
白首茕然余热身。
四十余年死与生，
万千里路雨还晴。
新安江上水和泪，
绿水青山更可亲。
音容一别两周年，
喜有新词慰九泉。
君若有知应含笑，
神州此日百花妍。
（遵澜波遗嘱，骨灰撒入新安江水电站水库中。）
第8版()
专栏：
不愿同秋风絮语黄昏（外一首）
卢祖品
我每天起来赶路，
兴冲冲，
记不清跨过了几条河，
记不清转过了几道弯，
记不清流了多少汗水，
记不清爬了多少山岗。
我走着，
一边采摘树种；
我停下，
顺手撒一把彩云。
我也象一粒种子，
在广阔的世界飘荡，
时代的风，
把我吹向远方。
我每天早早儿赶路，
总是快乐地前行，
即使走上最后的途程，
也惦记闻鸡起舞的岁月，
不愿同秋风絮语黄昏。
一棵树的愿望
有人笑话我的姿势，
模样儿也不好看。
当然，我不会以大山，
来塑造自己的形象；
甚至不会，
以大树来塑造自己的形象；
我只是大森林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但为了长久激励着我
存在于心中的隐秘的愿望，
为了土地深情的期待，
为了白云临别的赠言，
我也要长得象一座山，
昂首在蓝天底下。
象山一样雄伟，
象山一样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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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姐，您好！
戈扬
三、“我欠你的账，一定要还的！”
1982年12月间，我又一次幸运地见到了大姐。这是我回北京后的五年里，和大姐第二次握手见面。
那天，东方歌舞团在北京饭店举行二十周年纪念会，我听说大姐要来，便提前到会场等待。大厅里五光十色，一张张圆桌周围坐满了人，前面作为首长席的圆桌也将要坐满，节目即将开始，却不见大姐到来。
我选定一处坐下，无心吃桌上的糖果，一心一意地注视着南门入口处。突然，一阵骚动，人们往南门涌去，摄影记者们更是健步如飞。我知道定是大姐来了，便忙去迎接。大厅外面，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衣帽处，连插针的缝儿也没有，我只得站在台阶最上面的一级，踮起脚了望。
只见大姐在那里站着，由秘书赵炜同志帮助着脱去大衣和帽子。解下围巾以后，大姐的面容才露了出来。她脸色苍白，步履缓慢，由王昆同志扶着一步步走上台阶。她说话似乎很吃力，却大声地说道：“我这几天病了，你们叫我来，我不得不来，我这是奉命而来。”
啊，大姐是在带病坚持工作啊！照相机用的灯光在她的全身、在她的周围照成一圈透明的银雾。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银茧，茧的中间是一条春蚕，她的银丝是永远吐不尽的。一位革命者活着就是为了付出啊！我上前向大姐问了一声好，怕影响摄影，立即退出，回到座位上，等待大姐讲话。
大姐没有讲话。前来看望她的同志们络绎不绝。她和平时一样，和同志们一一握手交谈，问长问短。节目已经演了几个，人们并未留心精彩的节目，而是凝望着大姐。我等呀等呀，好不容易等到一个空隙，走了过去对大姐说：“大姐，我在你这里坐一会儿吧！”大姐握着我的手说：“你们的《新观察》，我过去都看的，现在眼力不好，字又太小，不能全看了。”我又喜又惊，喜的是大姐已八十高龄，精力竟然如此充沛，连这样一本小小的杂志都关心到。惊的是大姐的讯息竟是如此灵通，居然能准确地知道我现在还在做这个工作。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呵，怎样向大姐交代呢？大姐继续说：“我早就想约你到我那里去，总也没有实现……”
话还没有说完，一群年轻的女演员，如同鲜花一般一朵朵开放在大姐周围，要求合影留念。一群年轻的男演员如同雄鹰一般，又在展翅向大姐扑来。我闪在一旁，欣赏这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我想，曾经有一根线将大姐的心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如今，这根线又将大姐的心和年轻一代人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1983年9月间，在第五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我又一次见到了大姐。这一回，和我上回见到的大姐完全不一样了。她脸色红润，神采奕奕，穿一身浅茄色西服，白衬衫，齐耳的短发闪着亮光。她代表党中央向妇代会致贺词，号召全国各族妇女加倍努力，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建设两个文明贡献出最大的力量。那清晰的字眼，色彩丰富的声调，热情而深沉的语言，响彻人民大会堂的每个角落，渗透到每个代表的心里，使人们沉浸在深深的思索和大展宏图的激情之中。这时候，在我的印象里，我们的祖国仿佛是一艘航行在大洋上的巨舰，舵舱中的前辈革命家们正在率领男女健儿破浪前进。
尤其使我难忘的是在妇代会的闭幕式上。大姐和往常一样，安详地坐在主席台的前排。我隔着台前的花丛仰脸凝视着大姐，大姐却侧着身子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全国妇联新上任的第一书记张帼英同志。张帼英坐在大姐的右面，和大姐隔着四个座位，正在麦克风前致闭幕词。她是这次妇代会选出来的一位接班人，四十七八岁年纪，短短的头发，深深的眼窝，一张广东人特有的精明强干的脸型，穿一件带点土气的浅蓝色单衫，看上去象个学生。我听人说过，这位全国妇联的新领导，是光着脚丫穿一双塑料凉鞋到妇联大楼来上任的，作风朴素，雷厉风行。她十五岁参加工作，当过县委书记和地委副书记。很显然，她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这个讲坛上来的。在她致闭幕词的长时间中，大姐始终侧着身子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她，那精神是如此的专注，如此的炽烈，如此的动情，如此的令人神往啊！我看着大姐，从她的眼神里仿佛读到了一部中国革命史，一部妇女运动史，一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一代新人寄托了多么深厚的期望啊！我有幸看到这样一个伟大而生动的场面，心情激动不已。瞧，一朵新的火苗，不，无数朵新的火苗，正在从老一辈的手中接过火炬，去开创新局面，去点燃新的世纪的火……
妇代会结束后，又是在摄影厅，又是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代表们的幸福时刻，大姐步履轻捷地走过我的面前。没有想到，她居然在人群里一眼看出了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握着我的手说出了一句使我吃惊的话：“戈扬呀，我欠你的账。”我还没有醒悟过来，她已经走过去了。可是她走出两步，却又回过头来重复道：“我欠你的账，一定要还的！”
大姐欠我的账？这是从哪儿说起呢？啊，这是指前次见面，她说过要约我到她家里去还没有实现吧！然而，回想我的一生，如果说是大姐欠我的账，莫如说是我欠大姐的账，欠党的账呵！于是，四十年前的大姐，又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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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爱的期待
戴砚田
谁没有自己的期待呢！
期待，是复杂的，有时复杂得千头万绪；期待，也是单纯的，有时单纯得只有一个。有所期待，生活才充实、丰满。
盼长清按时从海上归来，带来打出新油井的喜讯，这是素珍——一个海洋石油工人的妻子的期待。她多少次在信中倾诉这个热烈的期待啊！她是冀东山区的农家姑娘，十五年前与在东海舰队服役后来转业石油战线的长清结婚成家。
接到素珍病了的信，正是星期天。我赶到她家，她已好了。“快去打电话，叫你爸回来。”她一面吩咐女儿玉杰，一面给我沏茶。我问起她的病，她消瘦的脸上立刻兴奋起来。
“在海上钻探采油，可真不容易啊。”素珍放下茶杯，在沙发上坐下，“那天夜里起了风，呜呜地怪叫。我吓醒了，拉开窗帘，烧裂天空的闪电直扑到我的窗前。这又是九月闹台风吧。可坏了！我们老张又赶上大风了！是去山东避风港了，还是在海上浪涛里摇呢？给两个孩子盖好被，我就跑到了海沿，伸手不见五指，那里看得见老张的船啊，只见灯塔一闪一闪地挡着风。”
就是那天回来，她发起烧。邻居说：“给长清捎个信去吧。”她说：“别，玉杰她爸在海上，不知怎样在拚斗呢，还让他为我担心？”那天下午，她烧得口苦舌焦，长清从海上归来时才有的海风味扑上脸，使她睁开了眼。原来风力过了八级，他们暂停出海。说到这儿，素珍妹笑了。
“长清身体好吗？”我问。
“结实的象块钢。海上伙食好，可怎么吃也不胖，体力消耗太大。听说吸烟有害，我就不让他吸。可是，从夜里十二点值班到早晨四点，困啊，精神一松，出了事怎么办！就吸几口吧。”素珍说着去淘米，不断从阳台上探头向码头方向张望。
她在阳台上自言自语：“玉杰这孩子上那儿找她爸去了，怎么还不来，想是电话打不通。”
我说：“知道他这会儿在哪儿？不要催他吧。他忙啊。”
“忙倒不怕，叫人担心的是险。我天天早起都听天津电台广播的气象预报。听到渤海西部海面风力二到三级时，就放心了。你不知道，老张拖的大导管，四层楼那么高，大桌子似的，风一摇，浪一摆，吓死人……我真怕……”
“你想叫他下船啊？”
“有人劝过他：老张，下船吧，陆地上有你干的工作，干啥冒那个风险！你猜他说啥？‘都下船，这船谁来开呢！’他想的是取海里的宝贝——石油！”素珍的凝聚着自豪感的眉头象朵花，她把捞好的白米饭蒸到煤气炉上。
一股海风味从门外透进来，长清推门进来了，站在门里，象是一尊青铜塑像。鼻梁高挺，亮眼含笑，气血饱满的脸闪着光，一派军人的威武，转业时的蓝海军服已经洗得发白了。
十几年没见，长清变得健谈了。从护航保卫建设到驾船开发油田投身建设，谈个没完。
“我国海岸线是世界上最长的未开发的海岸线，石油资源非常丰富。”长清弟一边用热毛巾擦着脸，一边给我介绍。“咱们现在是调动一切力量，中外的人力物力，科学技术，天上有飞机，水上有轮船，陆上有火车汽车……我是一心扑在船上。建设这个家，全是她的功劳。”长清笑眼扫着妻子的背影，那语气，象是说他所期待于妻子的，妻子都完成了。而妻子期待于他的，他还正在努力。“这几年，变化不小，要求高了。”我说。长清弯腰打开酒柜，举起两瓶新鲜啤酒。
“对！要求高了。光会吃苦，只靠勇敢，不够了，要科学知识。没学过天文气象，大难题；不懂英语，更是大难题。1985年，还要考试哪！我们正在加紧学习……”
“四十三岁，你正当年富力强，学！”
素珍在厨房里说：“你只顾说，快打开酒啊，饭菜都好了。”
三杯美酒落肚，素珍妹端着菜过来了。坐下就说：“不会总叫人这么担心吧！总该有一天，船，不怕大风大浪，浪多高，船多高。他开到海上去作业，走多远我也放心了！”
多么美好的期待啊，她笑得满脸开花了。我的心却沉重起来，这是多么强烈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