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大姐，您好！
戈扬
一、“这是你早已盼望的吧？”
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我刚刚迈进办公室的门，就听见电话铃响，真是巧极了。才八点刚过，是谁来的电话呢？一位陌生的男同志的声音，洪亮而庄重：“……我是邓颖超同志这里。邓大姐约你星期天上午九点半钟在家里会面。你知道地方吗？还是大姐过去住的老地方。……这是你早已盼望的吧？”
“是啊，是啊，是我早已盼望的啊！”我连忙回答。我一时控制不住的激动的心情，是喜极的乐？是乐极的悲？总之，汇聚着这一切感情的声音，对方也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打电话的同志，和我未曾见过面。他的一句话——这是你早已盼望的吧，说到我的心里了。然而，我是怎样盼望的，盼望了多久，谁能知道呢？这，只能去问那奔腾的岁月，如火的年华，沉思的寒夜和重现的黎明的。是的，还是让我把这一片片历史的剪影，重温一遍吧！
1979年冬天。
我从内蒙古回到沈阳，又由沈阳回到北京不久，有幸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
大会进行到最后一天，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代表并合影留念。在人民大会堂的摄影厅里，黑压压的人群，站在一层层高上去的铁架上，排成扇形。我站在扇形里面的第三层，望眼欲穿地看着前面那关着的红格扇门。突然，随着门的开启，上千名文艺战士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央领导同志精神焕发地鱼贯而入。十年大旱初见云霓，谁的眼眶里不是盈溢着欢欣的喜雨？我的双眼更是在透过雨帘寻觅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久已盼望见到的邓颖超大姐。
只见大姐走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她那慈祥的笑容，明锐的目光，潇洒的步态，一如当年。尽管严酷的岁月在她的头上洒下了一层薄薄的银霜，眼角的鱼尾纹也已是密密麻麻的了，但却比我日夜想望、日夜想象中的大姐，更年轻多了。而且，过去在她身上不曾见过的那种老年人特有的熠熠神韵，又更增加了她的丰采。
大姐进来以后且不落座。她先是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向大家鼓掌挥手，接着便和前排文艺界的老前辈们——她的老朋友们一一握手问好。当年敬爱的周总理和文艺界同志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体现在大姐身上，谁不感到亲切，谁的心里不是沉浸在一股暖流里。
啊，亲爱的大姐，我居然又能够看到你，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现在我和大姐相隔只有数米之遥，真恨不得扑到她的怀里倾诉一番！然而，强烈的灯光照在脸上，摄影师已经发出命令，请大家注视镜头。他们正在拍摄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
我在自己的方寸之地笔直地站着，心潮起伏，浮想联翩。我和大姐二十多年不见，这是怎样的二十多年啊！回想在河北山沟里喂猪的时候，在辽宁盘锦农场挖泥运土的时候，在内蒙古沙漠僵卧在雪地里的时候，还有，还有在一次次批斗会上低头、弯腰、“坐飞机”的时候……每逢这样的时候，是一股什么力量支持着我经受考验的呢？我终于回来了，回到党的怀抱里来了。怎能不向大姐报告一声呢？
曲折的道路，坎坷的历程，令人很自然地有了一个想法，仿佛忧患是永远的，幸福是暂时的。既然幸福的时刻稍纵即逝，我又怎能不抓住这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去和大姐见一面呢？
摄影完毕，扇形松动，人们一步一步地往两边挪移，我却一“蹦”跳在地上，加快脚步，穿过人群，向前挤了过去。可是当我越过一位又一位老同志，奔到大姐面前，叫出一声“大姐”以后，便再也说不出一个字了。其实就连“大姐”这两个字也只是一种感觉，不但别人没有听到，连我自己也是压根儿没有听到的。
走廊里光线比较暗，大姐握着我的手，侧着头，仔细端详。她脸上的皱纹在微微颤动，皱纹里隐藏着惶惑和忧伤。真的，一个似曾相识的老太婆，半路上向她进行“袭击”，怎能不叫她感到突然，而又有所触动？幸而走在后面的周扬同志提醒了一句，大姐这才认出来：“啊，你是戈扬呀！”看着她那惊喜的神情，仿佛是说：“啊，你还活着呀！”
中央领导同志的脚步在前进，大姐的话被打断了，我慢慢地回到摄影厅。人们已经陆续走尽。我这才想起去寻找摄影前放在墙角的大衣。大衣口袋里有一封信。这是我写给大姐的信。原以为不能单独见她，准备托服务员转交的。其实这样的信，二十多年来我不知写过多少封了，却是一封也没有寄出过。先前是不敢寄，这两年是不想寄。大姐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任，日理万机，我怎能去打扰她呢。如今是不必寄了。今天已经见到大姐，说明这段历史已经结束。余下的，那就是扑打尽身上的尘土，迈向新的历史途程了。
二、“你的情况，大姐都知道。”
大约是一年以后吧。
有一天，我接到徐盈同志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我最近见到邓颖超大姐。请示工作以后，大姐谈起过去的同志，也谈起你。你的情况大姐都知道，叫我替她向你问好。”
我把信拿在手里，读了又读，想了又想，感到莫大的欣喜和安慰。我的情况大姐都知道，她是怎样知道的呢？大姐呵大姐，你真是我们大家的大姐。四十年过去了，你还和当年一样关心着我们，惦念着我们。你为我们的成长，曾经操过多少心啊！在那难忘的抗日战争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的重庆，你是我们心中的一颗红星，你是我们这些女青年的最亲的亲人。是你扶着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你教给我们怎样运用手里的笔去和敌人作斗争的。记得我们这些女青年当时最亲密的耳语是：“小心大姐克你。”“嗳，告诉你，大姐克我啦！”受了大姐的批评，有时是很严厉的批评，却反而象是吃了蜜糖一般甜在心里。
我是怎样认识大姐的呢？说起来话就长了。邓颖超这个名字，是我学生时代参加秘密读书会时，在一本书里看到的。当这个名字和其他一大批神秘而又神奇的名字在我的眼前出现时，我的心早被吸引到中国的别一世界去了。
到了抗日战争初期，我参加救亡活动到了武汉，住在旧日本租界，可巧的是八路军办事处也在旧日本租界。那时候中国进步的女青年，谁不想见邓颖超一面啊！那是1938年3月8日，办事处一位同志通知我，下午三时在武昌召开三八妇女节纪念会，邓颖超大姐希望我去参加。可惜的是，我受阻未能去见大姐一面，这使我感到是最大的憾事。
1940年春，我到了重庆，在“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邓颖超是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我这才在会议上见到大姐。那时我在联络组，我们经常召集各阶层妇女举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大姐每会必到，到必讲话，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义正辞严，令人折服。她的那些宣传鼓动性很强而又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演讲，打动了多少知识界妇女和青年的心啊！
那时候我是一个普通青年，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想和幻想，正确的和错误的观念，加上生活上的矛盾，一时弄得我苦闷极了。我怀着这样的心情，来到化龙桥，第一次登上了红岩。在一座红砖楼房里，在大姐和周恩来同志的卧室里，大姐的那一双温柔而炽热的手，和一个女青年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她的坦率和热诚给了我多大的温暖呵！
那一天，大姐穿一件深色的旧旗袍，健美、朴素、大方。在我的印象里，这位三十六七岁的大姐，既有革命政治家的非凡的风度，又有一颗诚实而善良的心。而她的那一双慧眼，仿佛能看穿年轻人心里想的以及还没有理解的，以至还没有意识到的一切。不用说，我的情况大姐都是知道的。
在窗前横放着的写字台两边，大姐和我面对面坐着，倾心交谈。
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这个团体虽然是宋美龄为会长，大部分机构为国民党所把持，却还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那时候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共、防共、溶共，因而团结是表面的，斗争是实质性的。大姐从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我所处的环境，谈到我对工作和生活应该采取的态度。有耐心的说服，有严厉的批评，虽然是初次谈心，每句话几乎都是单刀直入的。顿时，我的头脑清醒了，我的眼前明亮了，我知道我应当怎样走自己的路了。谈话结束，已近中午。大姐拿出一块带瓜子仁的圆形蛋糕，放在盘子里，用刀切成两半，我们各自吃了自己的一份。几十年来，每当想起我和大姐的初次会见，那块蛋糕的甜味，仿佛依然留在嘴边。
大姐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一是红岩嘴十三号，一是城里的曾家岩五十号。从那以后，我便经常到曾家岩五十号去找她，不过每次去找她，总是在十分必要的时候。因为在她住地的周围，有无数双国民党特务的眼睛在窥视着。我在找她以前，总是先把问题准备好，进门以后就在左手那间小会客室里的沙发上坐下。不用等，大姐会很快地出现。三言两语地把要说的话说完，得到明确的指示后起身就走，决不耽搁。去找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的人很多，我和大姐的接触是秘密的，怎能让人碰见呢？
有一回，我刚推门进去，大姐便从会客室迎了出来，同时用右手带上背后的门，一边高声和我说话，一边示意我到里面去。我知道会客室里有客人，便径直走进后院，上了一座小楼。
这是一座简陋的楼房，楼上有几个房间。一间朝阳的小屋就是周恩来同志和大姐在城里的卧室。临窗的长桌上铺着一块旧布，上面放着衣服、熨斗、剪刀之类的东西。我这才发现大姐还会做针线活儿。难道大姐还能抽出时间料理家务？我琢磨着。
大姐回来了，笑着说：“你来得不巧，差一点被人碰见。”原来会客室里的那位客人是我的一个同事，一位八面玲珑而政治情况不明的人物。她平时对我十分注意。我听了以后，心里着实吃了一惊，同时也暗暗钦佩大姐的精明和机警。
大姐拿起了桌上的针线活儿，是一件旧了的藏青色毛料男上衣，上面有一个窟窿，已经用原色的羊毛纤维织补好了。大姐将它摊在桌子上，喷水熨平，用指甲在上面刮了又刮。她又拿到亮处仔细地看，我也伸头仔细地看，织补得好极了，简直是天衣无缝。大姐高兴地说道：“看不出来了吧？这是恩来的礼服，他要穿着去会客哩！”
真没想到，中共中央副主席，赫赫有名的周恩来，会见中外人士穿的是一件织补过的礼服。更没想到大姐还有一手这样高超的手艺。她那手指的灵巧，动作的麻利，也是很少见的。我问她怎么学会这样好的针线活，她说：“只要是革命需要的都得学呀！”
谈完工作，大姐又说到由重庆去延安的同志，往往将自己日常穿的衣服留在办事处。办事处将它保存好，有从延安出来的同志要换装，便可以拣合身的穿。大姐说：“这样，也可以省下不少钱哩。”
从此，我对大姐又加深了一层认识，她不但是一位妇女领袖、革命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料理“家务”的能手。在花钱这一点上，竟然是如此地精打细算，亲自操劳。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对我来说，不啻是上了革命的第一课。 ?
第8版()
专栏：
董老的一首佚诗
张西洛
四十年前西蜀游，草堂一角尚清幽；
干戈扰攘争蛮触，黎庶愁烦叹马牛。
今日翻身民作主，古时胜迹故应留；
拾遗茅屋人犹爱，得庇颜欢与共休。
上面这首诗，是我们敬爱的董必武同志于一九五八年游成都草堂时写下的。一九一一年董必武同志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曾东赴日本留学；一九一七年从日本回国，为推动四川的革命活动，一九一八年曾由武汉到过成都。四十年后董老重游西蜀，又临草堂，感慨万千，写下此诗。
旧社会的四川，由军阀割据，干戈不断，争斗不已。董老诗中所谓“干戈扰攘争蛮触”，“蛮触”一词，来源于《庄子·则阳》：“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苏轼《跋王晋卿所藏莲华经》：“乃知蜗牛之角，可以战蛮触。”董老就是用蛮触之争，来形容四川之军阀混战，人民之痛苦。一九五八年春，董老在成都参加党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时，得暇重游杜甫草堂，慨然兴叹新旧社会之大不相同。
一九六五年十月，我从北海后门的一所平房，迁到了永安路的新楼。八十高龄的董老得知，特意书写了他的这首诗，派孙德纯同志送来赠我，“作为祝贺乔迁之庆”。董老在诗后注道：“一九五八年游成都草堂时作。稿佚，记忆所及词句不无少异也。”
我是四川人，董老是知道的。所以他以四川题材的诗句书赠。当我收到董老的赠诗，心里万分激动。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董老在重庆时直接领导我参加战斗，耳提面命，深受教益。解放以后我从四川来到北京，多次想去晋谒董老，但想到他老人家公务太忙，直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那是同董老分别二十多年以后，我在政协的一次会上才遇见董老。老人家握着我的手，关切地问了我别后的情况。
董老的诗我一直装裱珍藏，经常展诵以自励。今年三月五日，是董老诞辰九十九周年。在深切怀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的时候，我觉得应当把他的这首佚诗贡献出来，以激励鼓舞我们十亿人民要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