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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行业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
刘峰昌 宫景隆
要抓好工业生产建设的经济效益，有两个方面的工作是不可忽视的。一是要通过整顿、改造，提高每个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素质，二是要按照每个行业的工艺技术特点，充分发挥行业管理的作用，科学有效地组织全行业的生产建设，两者不可偏废。由于后者制约前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现仅就如何加强轻工业各行业的管理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发挥行业管理的作用势在必行
行业，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大、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不断涌现的。每个行业在加工对象、生产手段和加工工艺等方面，都具有与其它行业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提高整个行业的综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必须正确地发挥行业管理在生产建设中的作用。
发挥行业管理的作用之所以必要，一是可以越出部门和地区的狭小范围，纵观全局，着眼未来，根据需要和可能，比较稳妥地提出生产力布局和企业定点计划，新扩建企业应当达到的生产批量和合理建设规模，促其实现，不致于出现一见有利可图，便不问社会需要、自身条件和社会效益，一哄而上，盲目布点，重复建设，浪费资金，影响整个行业的经济效益。二是纵观整个行业现有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统一考虑全行业各类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规划及实施步骤，有组织有计划地搞好国内技术攻关和国外技术引进，推动军工技术向行业内转移，沿海技术向内地转移。三是能够从提高整个行业经济效益的总目标出发，按照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调整行业内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根据国内外市场需要和每个企业的具体条件，在企业间组织产品品种和零部件生产的合理分工，把生产能力的浪费压缩到尽可能小的限度。四是有条件制订和推行统一的产品技术标准和物资消耗定额，并在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不断修订这些标准和定额，使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产品的成本不断下降，真正做到货真价实，物美价廉。五是根据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原则，企业只能有一个“婆婆”。“婆婆”要对企业供产销中的正当需要负全面责任，而不能象现在这样，各级各部门分权，都管又都不管，都要求企业承担义务，但都没有能力为企业解决实际存在的全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要求企业大幅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市场和企业出了问题，也很难从上面找到直接责任者。
强调发挥行业管理的作用，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条块关系。由于过去在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的问题上，没有处理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关系，一些同志在讨论今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时，总想避开条块关系。其实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现实的。因为，正确发挥行业管理的作用，并不影响适当发挥地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性，也不会妨碍整个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行，相反，它可以使条条块块的动作更加协调，并以行业管理为线索，理清经济关系，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带动起来。
轻工业行业管理的形式和内容
轻工业是主要生产生活消费品的部门。轻工业部归口管理十八大类产品，四十四个主要行业。从每个行业的具体特点和当前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看，其管理形式和内容大体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一是专营专卖，全面垄断。这种管理形式，适用于卷烟、制盐和酿酒行业。在组织上建立供产销合一的专营专卖公司。公司的责任，除统筹编制行业发展规划，下达指令性年度生产计划外，还要协同有关部门在基本建设、技术引进、设备制造、产品标准、物资消耗、产品内销和出口贸易等方面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企业可以由公司直接管理，也可以继续由地方和其它部门管理，但不管隶属关系如何，都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批准的“专卖条例”，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严禁盲目发展和私人经营。
二是严格控制，重点扶植。这种管理形式适用于产品销售范围广而市场容量有限，产品部件多而技术要求高，必须在较大范围内组织专业化协作，才能过好批量、品种、质量、成本关的行业。行业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规模，保证质量，发展专业化协作，提高产品生产技术和对国内外市场的应变能力。由于生产这些产品的部门较多，在组织上除由归口部门负责日常的管理工作外，还应当成立一个由有关生产部门参加的行业管理委员会，按照行业管理条例，讨论审定归口部门提出的行业发展规划、技术经济政策、布局定点安排、大小建设项目、产品技术标准以及有关企业调整和专业化协作方案等重大问题。必要时，可以成立由定点企业参加的行业协会，具体贯彻行业管理委员会决定的政策措施。根据不同产品行业管理的需要，还可以考虑把专用材料厂、关键部件厂的产品分配权和研究、设计及产品检测机构收归归口部门直接控制，做为安排生产、开发技术、组织协作、保证产品质量的主要手段。当前，自行车、缝纫机和钟表等老“三大件”的生产规模已经绰绰有余，重点是组织以中心城市、名牌产品为中心的专业化协作，发展名牌产品，压缩杂牌产品。家用电器虽是个还在继续发展中的行业，但布局分散，厂点已显太多。当前，行业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严格控制布局定点和大小基建项目，并对现有企业进行调整、改组，扶植重点企业上批量、上水平；控制其它企业发展，促其逐渐淘汰转产。
三是工贸一体经营，发展出口生产。这种管理形式，适用于主要生产出口产品的工艺美术行业、罐头食品行业和陶瓷行业。这些行业，要分别组成工贸合一的生产经营实体，根据国内外市场不断变化的需要，具体负责制订发展规划，安排定点生产计划，组织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并对产品标准、对外考察、市场信息、贸易谈判、产品成交等负全面责任，达到增加品种、提高档次、扩大出口、多创外汇的目的。
四是适当控制，分级管理。这种管理形式，适用于企业布局比较分散，地产地销比重较大的一些轻工行业。这些行业实行行业管理的主要任务是，统筹编制全行业的发展规划，提出一定时期行业的发展方向和布局定点要求，制订并推行装备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为了完成上述任务，要分别各行业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管理办法，或重点控制原材料，或重点控制生产设备，或重点掌握产品的技术标准。但所有这些行业，都应当把基本建设和重大技术措施的审批权限集中起来，并严格控制产品质量，规定效益界限。同时，根据行业调整改组的需要，配合有关部门，掌握发放生产许可证，建立起正常的生产秩序。
五是行业指导，市场调节。这种管理形式，适用于产品品种多、市场供求变化快的一些轻工行业。由于在这些行业中，既有市场需要量很大的商品，也有不少地产地销的小商品。在当前情况下，仍然需要由归口部门制订一个按产品分列的全国性的统一发展规划，分别下达给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在统一计划指导下，根据市场变化变换品种花色，但不能脱离计划轨道，盲目发展；对行业内未能列入产品计划目录的为数众多的小商品，可通过价格在一定范围内的上下浮动，由市场进行调节。
加强行业管理的有关问题
加强行业管理，发挥行业管理的作用，决不等于统统由归口部门进行垄断，只准归口部门发展，不准或不适当地限制其它部门发展，而应当是从提高整个行业的经济效益出发，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一视同仁、适当安排。其原则界限大体有以下几条，（一）对市场供求基本平衡的行业，不论系统外还是系统内，都不能再铺设新点，并且要严格控制现有企业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对由于盲目发展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要在同等的技术经济要求下，对现有企业进行逐个逐项的评定，选优弃劣，优者发给生产许可证，继续进行生产；劣者吊销营业执照，令其限期转产。（二）轻工业需要的专用原材辅料，只要其它部门能够从数量上满足需要，并在品种、规格、质量方面符合轻工业加工工艺要求的，轻工业各行业不再重新布点建设；不能满足需要或达不到加工要求的，要允许轻工业有关行业按需要组织建设。其它部门为了发挥技术上的优势，在行业统一规划下，开发与本部门生产业务有密切关联的市场缺门产品，不应视为重复建设、盲目发展。（三）凡是为了提高综合经济效益，利用“三废”生产轻工业产品的，轻工业部门应当给予支持，并积极纳入有关行业发展规划；但对利用自己占有原材料的便利，不考虑现有社会分工，完全从安排就业或取得利润出发，布点生产轻工业系统产品的，应视为重复布点、盲目建设。原则上明确这样几条杠杠，不仅有利于发挥专业分工的作用，也有利于正确发挥其它部门的优势和特长。
加强行业管理，要把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很好地结合起来，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对于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的高利产品，要根据行业管理的需要及时降价，并适当提高税率和银行利率，防止盲目发展；对于那些长期微利甚至造成全行业多数企业亏损的产品，要及时适当提价，并适当减税和减息，鼓励这些行业尽快发展起来。要在不影响总收入的前提下，根据不同行业不同时期加强管理的需要，通过及时的具体调整，使各行业的利润率大体维持在一个上下差不多的水平上。财政、银行、物价部门要经常听取有关行业的意见，帮助归口部门及时解决行业管理中出现的政策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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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财政金融论综》评介
吴 波
段云同志的《财政金融论综》一书，已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了。顾名思义，这是一本综合论述财政金融的书，是一本试图从总结实际经验中探索我国社会主义财政金融客观规律的书，是一本讨论财政金融以及其他有关经济部门的综合平衡的书。我作为同段云同志一起在财政金融战线工作三十多年的老战友，很高兴看到他的辛勤劳动的成果，同时也愿意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书。做财政银行工作的同志固然需要看看，经济战线其他部门的同志也可以看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论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投资，还是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一时一刻也离不开资金。看看这些建设资金通过不同渠道怎样筹集、怎样使用和怎样管理，有些什么必须遵守的原则界限和客观规律，也将是有益的。
段云同志长期从事财贸工作。由于所处的工作岗位，他在根据党的一定时期的方针，总结财政或银行某些比较突出问题的时候，往往把财政和信贷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我觉得这正是这本书的一个优点。尽管财政和信贷性质不同、作用不同，筹集和使用资金的方式不同，但两者都是国家手中动员和分配资金的重要手段。多年来人们往往形象地把财政和银行看成是国家的两个钱口袋，两个钱口袋是相通的。六十年代初，银行说票子发多了，财政却说有钱，有结余。八十年代初，财政说财政赤字大了，银行却说有钱，存款多。其实，在当时条件下，一家所谓有钱都是假象，都是只从一个角度片面观察国家财力的结果。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财政和信贷休戚与共，必须通盘考虑，综合平衡，必须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为有机结合的整体发挥作用。在这本文集中，有不少地方论述了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分口管理、各自平衡和综合平衡，财政、信贷和物资的三大平衡，以及加强综合财政信贷计划和搞好国家财力的综合平衡等问题。此外，还论述了同财政信贷平衡有关的工资调整、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和扩大对外贸易等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财政银行工作光在收支、存贷上下功夫（这是完全必要的）是不够的，还要研究经济的发展、结构的变化、工资和物价的调整以及进出口贸易。读了这本书，将有利于扩大我们的视野，从宏观上观察财政金融，以便把工作做得更好。
这本书的各篇论文，大部分是六十年代前期为着总结“大跃进”中财政银行工作的经验教训而写的。小部分是适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体制和下放财权，预算外资金增多和信贷资金来源扩大的新情况，为着加强综合平衡和建立综合财政而写的。历史和现实的结合，是这本书的另一个优点。不懂得历史，不知道过去，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现实和预测未来。正如这本书的前言所说：“走回头路是不允许的，但是，走一步，回头看看，了解一下我们的路子是怎样走过来的，坚持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避免重犯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仍然是需要的。”当前许多青年同志战斗在财经工作的第一线，不少中青年干部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对他们来说，增加一些历史知识，至少懂得一些建国三十多年来财经工作的历史，是必不可少的。
这本书中的各篇论文，虽然不是作为理论著作而写的，但作者确实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试图对实际经济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一些理论上的概括和探索。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这本书的第三个优点。他善于把错综复杂的财经问题，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使那些局外人也能看得懂。单从写作的角度说，这本书也有许多值得财经工作的同志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当前，对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体制，许多人是关心的。三十多年来，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几经变革。在实行过的体制中，区别最大的是两种：一种是“以支定收，一年一变”（多数年份实行这种体制）；另一种是“以收定支，几年不变”（即人们常说的“分灶吃饭”的体制，1958年实行了一年，1980年至现在实行了四年）。在这本书中，有两篇文章是专门论述财政体制的，一是《论1958年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改进》，二是《我国财政体制调查报告》。这两篇文章生动地反映了各地区、各部门对财政体制的意见和要求，详细评论了两种体制的优点和缺点，并且论述了同体制改革有关的几个原则问题，即：计划性和机动性的关系，集中和分散的关系，“条条”和“块块”的关系，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平衡以及国家预算同银行信贷的平衡等问题。关心体制改革的同志，看看这些论述和调查材料，对研究今天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们的财政体制，也许是有益的。
这本书中的各篇文章，既然是在不同时期写的，难免带有不同时期的印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中，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适用的东西，在另一时期、另一种条件下，就可能变得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了。我们应当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各篇文章中的一些论点，而不能要求作者对我们当前面临的许多问题有现成的答案。而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在探索中，中国社会主义的财政金融也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人们可以赞成文集中的一些论点，也可以不赞成文集中的一些论点，可以百家争鸣。但是，作者这种面向实际，努力钻研，勇于探索的精神，仍然是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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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宁都起义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余人，在共产党员、参谋长赵博生和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领导下，于江西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重要的、成功的起义。
二十六路军原为西北军的一部。1930年10月，冯玉祥在联合阎锡山、李宗仁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被迫下台。所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孙连仲率余部投蒋，被蒋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孙为总指挥，部队从河南移驻山东菏泽、济宁一带。孙连仲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将原有四个师缩编为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孙兼二十五师师长，高树勋任二十七师师长。每师辖三个旅，蒋介石嫡系把二十六路军看作杂牌军，部队改编后不久，即逼使它开赴江西宜黄、乐安与红军作战，借以达到既消灭红军又排除异己的双重目的。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20万大军，分四路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二十六路军为其中的一路，二十五师及二十七师又分为左右两路，从宜黄、乐安向南进攻东韶、小布（今小浦）等处。二十七师进至永丰县中村地区，先头部队突被红军包围，经两昼夜激战，被歼一个旅。二十五师闻讯，急向宜黄逃窜。初次进击，即遭溃败，以后再无力充当主力，所以，7月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时，命令二十六路军进至被红军包围的宁都作配角。北退南昌的唯一通路，蒋介石派嫡系朱绍良部堵住，逼迫二十六路军作“背水之战”。
二十六路军被困在宁都，前进有被红军消灭的危险；后退又为蒋介石军令所不容，进退两难，陷入绝境。薪饷没有保障，部队生活极为困苦。广大官兵不适应南方气候，水土不服，瘟疫流行，病亡者甚多。二十六路军士兵目睹革命根据地内实行了土地革命，工农生活得到改善，红军官兵平等。通过鲜明的对比，更滋长了厌战情绪，对蒋的离心力越来越增加。“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种形势下，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也发出了“回北方，打日本”的呼声，并立即付诸行动。部队离开宁都北上，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但这一行动遭到蒋介石严厉申斥，他下令该军撤回宁都，宣布再有“侈谈抗日者杀勿赦”。于是，二十六路军和蒋介石之间固有的矛盾激化。孙连仲束手无策，将亲信李松昆提升为二十五师师长，兼代总指挥，自己以“养病”为由，与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先后去了南京、上海。
二十六路军在西北军时，曾受到过1925—1927年大革命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公开的共产党员离开了该部，但隐蔽的党员仍然在继续工作，党的影响依旧存在。当二十六路军到江西时，中共中央分析该部情况，认为它存在起义的条件。1931年3月，中央从上海派王超、袁汉澄、李肃三名党员进入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他们与地下党员、七十三旅旅部参谋刘振亚接上关系，掌握了许多军官的政治态度和广大士兵的思想倾向。经过积极活动，先后发展了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七十四旅二团机枪连少尉排长王铭五、参谋李青云等近二十名党员。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二十六路军党的特别支部，刘振亚为书记，袁汉澄为组织委员，王铭五为宣传委员。同时，分别成立了官长支部和士兵支部。为了切实掌握起义骨干七十三旅学兵连，李青云到该连当了连长。从此，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的秘密活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抓住二十六路军反蒋抗日的情绪，积极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促进起义形势的早日成熟。为了掌握整个部队，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发展了参谋长赵博生入党。赵博生入党后先后争取了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和该旅一团团长黄中岳转向革命，和他们一起整饬军队，开展新的练兵热潮。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南昌党的秘密联络机关突遭破坏，二十六路军党组织领导人名单，党组织对二十六路军活动的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落到了敌人手中。12月5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发出密电，责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蒋军飞机向宁都投下蒋介石彻底清查该军中“反动分子”的手令。情况十分紧急。特支与赵博生研究，决定赵博生以参谋长身份复电南昌“遵令照办”，同时派袁汉澄急赴中央苏区向军委汇报请示。
袁汉澄来到瑞金叶坪，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总参谋长汇报了二十六路军在宁都准备起义的情况。中央军委决定：以最大努力争取二十六路军全部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军，起义时间定为12月13日。中央军委派左权、刘伯坚、王稼祥同志携带电台，在宁都城南八十里的彭湃县苏维埃所在地固厚联络指挥，并派红四军在会同方面相机接应。
随后，中央军委根据新的情况，决定把起义时间由12月13日改为14日，起义后，部队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正副总指挥分别由季振同和董振堂担任，参谋长仍由赵博生担任。下辖三个军，董振堂、赵博生分别兼任十三军和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
党的特支和赵博生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缜密地研究制定了起义的全部方案。起义前夕，赵博生、董振堂、袁汉澄、李青云在七十三旅旅部召开行动会议，作了具体部署。会议决定将起义总指挥部设在七十四旅旅部。
1931年12月14日下午，赵博生和季振同下达命令：四时，七十四旅二团接替一团担任守城任务。七十三旅学兵连、七十四旅一团特务排、总指挥部特务营分别控制二十五师师部电台、总指挥部电台和蒋介石的特务电台。宁都各要害部门以及通往苏区的交通要道由刘振亚派人看守。七十四旅一团一营包围二十五师李松昆师部，三营包围总指挥部。
下午六时，赵博生以参谋长名义，在天主教堂楼上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宴请”团以上全体军官，只有李松昆一人未出席。楼下七十四旅一团部分人招待那些随同前来的护兵，并在“宴会”开始时，缴了他们的枪支。当起义士兵往楼上冲时，一个士兵的枪支不慎走火，楼上顿时大乱。赵博生趁势号召大家起义，参加红军，回北方打日本。在场的多数军官表示赞同，少数顽固分子当场被捕。赵博生命令鸣枪三响，宣告全军起义。宁都城内枪声四起，各部按预定计划行动，进展很顺利，仅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越墙逃走，从城外带走一个团的兵力。起义以极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二十六路军两个师17，000余人弃暗投明。
15日晨，起义部队集合于宁都城东南梅江河畔宝塔山下，随后以七十三旅为前锋直接开往苏区，在固厚受到左权、刘伯坚等中央军委代表的热烈欢迎。当晚，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起义宣言，郑重宣告二十六路军脱离国民党军队，参加红军。
16日，刘伯坚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军委宣读了关于授予起义部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番号的决定和军团干部的任命。
为把这支旧军队改变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派了一批优秀干部到该军工作：肖劲光任军团政委，刘伯坚任军团政治部主任，陈伯钧任军团参谋长。各军、师、团都配备了政委和政治工作干部。1932年2月下旬，经过整训后的第五军团参加了攻打赣州的战役。
宁都起义是在内战紧张、外患严重、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爆发的。这次起义严重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削弱了国民党的“剿共”力量，壮大了红军队伍，鼓舞了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热情。 张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