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我和《世界知识》
林默涵
五十年前，正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然而坚强的生命呱呱坠地了——这就是《世界知识》。它的出世，是担负着帮助被浓重的黑暗包围着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们放眼全球，认识世界，并进而去改造旧世界的重要使命的。
那时，我们的国家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日寇的铁蹄已从东北向华北驱入，而国民党反动派一面向日本妥协，一面残酷地压迫人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在求生存、求解放的斗争中，更加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追求真理。他们不但要了解本国，还要了解世界，因为中国人民的斗争同世界人民的斗争是息息相通，不可分开的。
《世界知识》就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了。这是一个由当时上海文化界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创办的半月刊。它用马克思主义的或者爱国主义的观点，及时地瞭望、观察和研究、分析复杂纷繁、动荡多变的世界局势，介绍各国人民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斗争情况，同时，还介绍世界各国的文化动态、科学发明，以及人民的风俗习惯等等，并给人们以认识世界的基本知识。这就大大增进了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增强了我们对各国被压迫人民休戚与共的国际主义感情，从而也更加鼓舞了我们自己的革命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所以它一问世就受到读者群众的欢迎和热爱，成为当时销行最广的刊物之一。
我是《世界知识》的一个忠实读者，即使吃不上饭，也要每期买一本来读，却没有想到后来竟成为这个刊物的一名工作人员。那是1936年7、8月间的事，当时邹韬奋先生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致力于抗日救亡的宣传和呐喊，我由柳湜同志引荐，在《生活日报》编副刊。因为上海一位朋友病重，我要求请假回沪探望。韬奋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领袖，又是一位十分爱护后辈的领导人，他同意我回上海，并亲切地对我说：“由于种种原因，看来《生活日报》办不长了，你回上海后就到生活书店去工作吧。你可以去找张仲实先生，他会给你安排。”这样，我就在上海留下来了。张仲实同志是生活书店的总编辑，他分配给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到《世界知识》社去当编辑。
《世界知识》社只有三个工作人员：主编钱亦石同志，我是他的助手，还有一位管经济事务。钱亦石是一位著名学者、国际问题专家，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老共产党员。他的文章不但有深刻、精辟的见解，而且卓有文采，在文化界有很高的声誉。他每天都到社里来，亲自审改和编发稿子，还要跑印刷厂。每期刊物付印前一天，他和我一起到印刷厂看样子，从下午开始，差不多要到翌日的天明。他鼓励我写东西，但我对国际问题没有研究，只能从日文杂志上找材料，编写一些有关科学发明的报道。就这样，我跟他一起工作，大约有半年多时间，后来他工作变动，我则转到生活书店当编辑了。《世界知识》改由金仲华同志主编，编辑部也搬进生活书店，我们同在一座楼上办公，因此我也认识了仲华同志。在接触中，我觉得亦石同志极其严肃，仲华同志似乎更有风趣些，但他们都一样地具有坚定的意志、渊博的学识、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精神和对后辈的亲切关怀态度，这可以说是老一辈革命文化人的共同美德。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钱亦石同志经郭老介绍，带了上海文化界的一批进步人士到第八集团军，成立了一个战地服务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亦石同志任队长。我也参加了这个服务队。我们先在嘉兴集中训练，每天都要上操，我们这些“文化人”感到不大习惯。亦石同志已近老年，身体又有些发胖，可是他却坚持操练，一丝不苟，每个动作都做得十分认真。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们也就不敢松懈了。过不多久，他得了伤寒病，转到上海医治，不幸竟从此不起，再也没有回来。但亦石同志的崇高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品德，已经深深地印进我们的心中，永远不能忘记。我不仅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更重要的是从他身上学到了应当怎样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世界知识》创刊已经五十年了。在我国，有这么长的历史的刊物，并不很多，这证明它是为人民所需要的。五十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已经推翻三座大山，在党的领导下，正在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我们要虚心学习世界各国人民的先进经验，又要尽我们的力量给世界各国人民以可能的支援。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光明和黑暗、未死和将生，跟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催促旧世界的灭亡和新世界的诞生。为了这个神圣任务的实现，《世界知识》应该并且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我作为一个老读者、一个曾经为它尽过微力的老编辑，对此寄以诚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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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黎明的脚步
杨子敏
黎明不是悄悄降临的，它是跑步来到人间的。
当大地还在沉睡，四野里弥漫着静谧的氛围，窗户上蒙着的茫茫夜色，在欲走还留的踌躇之际，窗外却已响起了轻、重、疾、徐各种不同的脚步声——黎明之声啊！
那凝重、深沉，如推轭挽重的，是老年人的脚步；那坚实、沉稳，如夯硪着地的，是中年人的脚步；那轻巧、敏捷，如麋鹿飞跃的，是青年人的脚步；那细碎、繁密，如小溪欢歌的，是孩子们的脚步。
无论严冬盛夏，无论阴晴雨雪，这脚步声从不间断。脚步声，如鸣鼓，如飞涛，交替重迭，变幻有致，织成一支朝气蓬勃的晨曲，交响在春的大地上。
这晨曲，融和了老少几代人的意志，洋溢着生命的活力，跳荡着振奋的节律。
这晨曲，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声声呼唤着：勤奋——进取——毅力——向着光明，向着未来。
黎明是在这晨曲的奏鸣中，来到人间的。
黎明是和着这晨曲的节奏，踏着欢快的步子，来到人间的。
在这黎明的脚步之后，是拔节的新苗，是耸入云头的脚手架，是进取者的意志，是改革者的图案，是谁也无法阻挡的新的潮流！是美好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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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游少林寺（二首）
荒芜庙小名声大，山高晨夕凉。偶来寻古迹，到处见榛荒。不信安心法①，深疑却老方。试看禅塔里，狐兔把身藏。此亦终南径，山中有市朝。居然呼万岁②，毕竟近无聊。面壁皮真厚，折芦价更高③。达摩如尚在，穿上紫罗袍。
①达摩授二祖慧可以“安心法”。
②《汉书·武帝纪》：至于中岳，亲登嵩高，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
③达摩与梁武帝意见不合，折芦渡江，北至少林寺，传授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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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遇乐
金尧如
寿刘海粟大师九旬华诞
沧海泱泱，不损一粟，乃成其大。一粟何微，可观世界，有万千潇洒。浪翻山岳，天低吴楚，来听刘郎叱咤。曾唤来，欧风美雨，百官一霎惊诧＊。 春秋九旬，百龄在望，多少沧桑难写。仲尼厄陈，史迁下狱，万古公师者。德居陋室，神驰禹甸，心砚丹朱作画。敬祝曰：春风又绿，长亲鹤驾。
＊刘海粟于二十年代初，曾在上海创办第一所美术学校，提倡男女同学，模特儿人体写生，一时旧军阀和国民党官僚惊为洪水猛兽，曾加“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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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副刊文选
鸡诫
蓬窗
一位同志的妻子，毕业于戏剧专科学校，受过多年正规训练，曾经常扮演重要角色，后从外地调来某市，分配到某剧团工作。白驹过隙，瞬已数载，她除了跑跑“龙套”之外，连一个次要的角色都还没有能够轮上。
她的这种处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团里一位深谙事理的老者颇有感慨地说：“你不是这一窝里的鸡，人家就鹐你！”
过去我喂过鸡，对鸡的生活进行过一些观察，如果不是一窝的鸡，那可真是挨鹐呀！不敢吃，不敢喝，缩脖垂翅地溜边走。有时候脑袋上的毛都被鹐光，冠子也被鹐得血淋淋的。我觉得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对于自己家的类似鸡窝里的事情，进行一点干预，遏制一下不文明的行为，不仅应该允许，而且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应当晓谕那些爱挟势鹐别窝鸡的鸡：你们必须懂得这样的道理——和你同窝的鸡，不一定都是好鸡；别窝的鸡，也不准是注定应该挨鹐的坏鸡。象你们这种不问青红皂白，只要不是一个窝里的鸡，上去就猛鹐的行径，跟封建宗族社会中，依仗家族势力欺侮“外来户”的情形，有什么两样呢？
尽管这些道理，十分浅显，容易明白，却仍然可能遭到那些不讲道理的鸡的反驳：“我就看着我们一窝鸡好，别窝的鸡我都看着不顺眼，你所谓鸡的好坏，难道有什么客观标准吗？”
有的！且说母鸡的好坏，主要应该看它下不下蛋，下多少，蛋大蛋小。下蛋多而大的就是好鸡；下蛋小且少的，就不能算是好鸡。等而下之，那些该下蛋却不下的鸡，除宰杀吃肉而外，没有别的用场的。不过，这类事寻根究底，也还有来由。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拆除那些小家子得势的小鸡窝，不把由于十年动乱和两三千年封建宗法思想残余影响所造成的形形色色的“小鸡窝”彻底扫荡，从这些“小鸡窝”里孳生出来的门户之见，也就很难根绝。
外窝鸡挨鹐一事，碰到了情绪的敏感点上，引起许多感触，使我想起了《三国演义》上“兄逼弟曹植赋诗”的故事。曹丕与曹植，应该说是“同窝鸡”。然而由于争权夺势，曹丕不是竟然依仗权势，威逼曹植，要他在七步之内写成一首诗，否则便“决不姑恕”。这也是一种“以绝天下文人之口”的给人“穿小鞋”的方法，多亏曹植真不愧“才高八斗”之誉，果于七步之内写成了一首，这才逃过了杀身之祸。
想到这里，我又回过头来细细咀嚼那位阅世甚深的老者的话：“你不是这一窝里的鸡，人家就鹐你！”这种封建余孽的事，发生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某些身为共产党员的人，还赫然显露着这种病症，这是何等的不相称呵！今改《七步诗》数字，作为那些不爱下蛋却专好鹐鸡的鸡们之诫：
煮鸡燃鸡毛，鸡在釜中泣：“本是同体生，相鹐何太急？！”
（原载2月26日《河北日报》，本报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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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漫步
读《回忆亚东图书馆》
倪墨炎
了解中国现代史或现代文学史的人，都不会忘记亚东图书馆。这家书店出版的几种“文存”、“文录”，至今仍然是研究现代史不可或缺的书籍；它所出版的“新式标点”的古典长篇小说，开了以现代方法整理古典小说的先河，曾风行一时，鲁迅也称赞“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新文学最早的几种著名的诗集，除郭沫若的《女神》外，几乎都是由它出版的，如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在前集》、汪静之的《蕙的风》、俞平伯的《冬夜》、陆志韦的《渡河》、宗白华的《流云小诗》、朱自清的《踪迹》，以及1919年《新诗年选》；新文学初期长篇小说凤毛麟角，而这家书店却出版了好几种，如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超超的《小雪》、汪静之的《翠英及其夫的故事》等等。这家书店每年出书不过一二十种，但多数都是有分量有影响的。
最近上海的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汪原放著的《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向我们介绍了这家书店从创办到1953年歇业的四十年历史。汪原放是“亚东”的创办人汪孟邹的侄儿，一直在书店任编译。这本回忆录以写亲见亲历为主，因而亲切、生动，提供了不少有研究价值的史料和掌故性的知识。诸如几种“文存”、“文录”的编辑经过，标点古典小说的由来，《新青年》的创办以及何以《青年》要改名为《新青年》，这类掌故也都是有用的史料。汪原放在1927年间曾一度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出版局局长，因而他又为我们介绍了当年中央出版局及党所领导的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的工作状况。书中还深情地记叙了陈延年、陈乔年等烈士牺牲的情形。这本书对于我党党史的研究，也有不少可供参考之处。
王子野同志为本书写了序。他14岁起就在“亚东”当学徒，前后共四年，因而对“亚东”知之甚深。他认为“亚东”的经验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对待出版工作严肃，认真。……决不为争夺市场而去追踪粗制滥造的恶劣行径，宁可卖不掉，也不能自毁声誉，这种精神是可贵的。第二，讲究工作效率，既要保证质量，又要加快出版周期。”对于“亚东”的成就，王子野同志认为：“应该肯定它对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作出了贡献。在《新青年》、《向导》周报以及其他一些进步刊物的出版、推销工作上，也是很有成绩的。”这都是很恰当的评价。
汪原放的这部遗稿原来长达100余万字，写入了他家庭成员的不少琐事。本书责任编辑以亚东图书馆的发展变化为主干，整理出16万余字，使内容集中、紧凑。编者还从百余万文字中摘取材料，编制了附表，便于读者翻检。对于回忆录中有些说法，和其他记载有出入的，编者都详加注释，以便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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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伊敏河畔〔油画〕 林殿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