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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论坛
改革中的苦恼和欢乐
郑熙亭
编者按：郑熙亭同志的这篇文章，切中改革中一些问题的要害，值得一读。
党中央一再指示，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就是要破旧创新，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的某些方面和环节革除掉，把妨碍我们开创新局面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破除掉。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遵照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勇于创新，敢于探索，不断地了解新情况、钻研新问题，采纳和推广符合实际、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经验、新办法。我们许多同志正是这样努力去做的。但是，也有一些同志，习惯于按过时的旧思想、老套套、老框框去看待事物，评论是非，对改革持冷漠态度，评头品足，甚至冷嘲热讽。这是当前干部队伍中一个突出的思想动态。在这次整党中，一定要把这方面问题作为统一思想、整顿作风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真加以解决。
改革是个大问题。农业改革得来不易，工业、商业改革势在必行。现在地、县干部调整了，但机构还未改革，与搞现代化建设很不适应。因人设事，人没事干，条块矛盾，互相扯皮，工业商业各局各公司之间互不通气，你卡我，我卡你，成为发展商品生产、发展经济的羁绊。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忙得不得了，累得不得了，他们功劳很大，但年龄偏大，文化偏低，一般都专干“政工”多年，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官不在员多，而在得人”，管人的人学识不够，框子很多，有人也看不见。组织、人事部门的工作与经济工作严重脱节，必须迅速扭转。离开事业，不熟悉事业，是不可能很好地完成机构改革任务的。因为你不知道各行各业在干什么，有些事该干而没人没机构，有些机构已无事可干，还有一堆人在那里喝茶聊闲天。一个人的真才实学，往往不在档案表上，而是在他干的那个事业上。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也不是空话，主要也要看他干的什么，干得怎么样。
现在，大多数干部有改革的愿望，有开创新局面的愿望。但改革谈何容易。改革没有现成饭可吃，没有现成模式，就要创，当然难免失误，难免出现些支流性的问题。现在有干改革的，有看改革的，有闲言碎语议论改革的，有专挑改革毛病的，所以办一件事情要碰到很大阻力。如发展地方工业，面向农村，走加工增值的路子，在沧州发展商品粮，提一个工业分三层抓的问题，农业技术员、农艺师、农业上的这站那站要到农村去的问题，都遇到一些阻力，有的老同志也提出非难，这就难办了，这就有一个“对待老同志的态度问题”，就有“不尊重”老同志之嫌了。其实，思想解放不解放不在老少，有些同志年龄就不小，但思想很解放，如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要改革，困难可能更大。老实说，有些事本来算不上什么改革，仅是正常工作而已，可是就连这么一点改动都要遇到困难，可见因循守旧思想的阻力之大。
改革最主要的是用人。对新人的启用难度更大。用一些德才平庸的人，风平浪静；真用一个人才，则议论纷纷，七嘴八舌，甚至人身攻击，改革者马上就成了“坏蛋”。我们曾提拔一位工程师担负领导工作，上班不到三个月，工作很有成效。但是有不少“很老练的人”，却看他不惯，抓住只言片语，进行攻击；更有甚者，不惜造谣生事。我今年51岁，按说已不算很嫩了，但日子也不是那么顺当，灌进耳朵的流言也不少，不过我没有时间理会那些。“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自己不搞不正之风，工作上有错就改，至于流言蜚语嘛，只好“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罢了。
保守旧局面的人，往往是以过去多年来“左”的错误思想和做法为基础的，有的还挂上关系网。这个阻力是相当大的。我当专员想办五件事，办好县医院是第四件，就从清理白吃饭作突破口。有的同志说，这样会得罪一大堆人，造成对立面，你这专员就当不长了。我付之一笑。如不干实事，不如不当。如干实事，就当不成。究竟怎样，自有党来作主。何怕之有？！地区医院有一位副主任医师，已六十多岁，三代人住在三楼一间半的小单元，还没有暖气。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还是这个样子，这里面有我们的责任，关心不够。但是由于不正之风作怪，白吃饭不干事而又多占房的人多，也是一个原因。
有一部电视片《祸起萧墙》，那个女主人公说，历代改革者大都没有好下场。我不信这个话。历代改革者，就说王安石吧，两次罢相，确实下场不妙。康梁变法，下场也不妙。但那是封建社会，他们的改革为最高统治者所不容，当然没有好下场。我们的改革与之根本不同，我们共产党人，是以勇于改革、不断推动历史和社会进步为己任的。不仅要变革旧的社会制度，新制度建立后，也要在自身基础上进行一系列改革，才能实现它的完善和发展。现在的改革，是党中央发起的，是从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那里领头干的，改革的激流不可阻挡。至于我们自己实在不算什么改革者，我们只不过是跟着干罢了。我们干的事，也很皮毛，就这样，还碰到这么多的难处。象我居然能被任命为专员，要是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事。这本身也体现了党的改革。党这样做，是要我们来干事业的，如果我们畏首畏尾，党要我们干什么？但是，个人能力太差，举步艰难，成效甚微。为此实在感到苦恼，是有负于党的委托之苦恼。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应下力气做的工作。有些是下边办不到的。一是请上级领导压一压邪气；二是在改革中要下决心对地县领导干部进行交流，这是冲破关系网的一个好办法。我们党搞了多年运动，有整人的，有挨整的，有保人的，有被保的，积恩积怨甚多。老一代，少一代，儿女亲家、亲朋故旧。干部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实在没有好处。从隋朝起，就有州县官四年一调换的制度。隋文帝在这一点上是很聪明的。我们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更不同于封建官僚，我们有党章，有准则，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生活会。但是，光有这些还不够，还要有制度，譬如说干部交流制度，凡在一地任职若干年以上的领导干部是不是分期分地进行交流？我想这也是一个改革。
（作者为中共河北省沧州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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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推荐
地方报纸不应突出宣传当地负责人
廖伯康对宣传他提出意见 《重庆日报》接受批评编辑同志：
2月29日《重庆日报》刊登了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廖伯康的一封来信，指出地方报纸不应突出宣传当地负责人。《重庆日报》在“编者按”中表示“虚心接受批评”，“切实加以改进”。我读后深受教育。
报刊上适当宣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的事迹，是很需要的。但是，我发现一些地方报刊突出宣传当地负责人的现象较为严重，这就不好了。为此，特向你报推荐这封信，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四川省 王显明廖伯康致《重庆日报》的信
看了《重庆日报》二月二十八日登载的《廖伯康同志在南山铁厂湾植树》的照片，深觉不安。
植树造林是治理国土、造福子孙的伟大事业，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广大群众热烈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加这个活动，为荒山野岭披上绿装，用勤劳的双手装点祖国的江山，这种场面何等壮观，何等感人！我们的党报理应以满腔的热情，大力宣传群众的壮举，宣传他们改天换地的战斗豪情。可惜的是，你们恰恰忽略了这个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而把报纸珍贵的版面用来突出个人，这显然是本末倒置了。我作为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参加植树造林是应尽的义务，有什么值得如此突出宣传呢？
我想提出注意的是，你们报纸类似这样突出宣传个人，已不是第一次了。二月二十四日头版头条的标题就是不恰当的。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切实改进，并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群众上开创新局面，办出自己的特色。
廖伯康 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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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王熙凤的“自我批评”
高时阔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在荣国府内位居一人之下，数百人之上，我行我素，为所欲为，难道还会检讨自己的不是？
不过读者若略加注意，《红楼梦》中写琏二奶奶作“自我批评”的场景还是不少的。这里只说一例：贾琏去苏州接林黛玉远道而归时，王熙凤为其“置酒掸尘”。席间，夫妻俩有一段精彩的对话。贾琏先问过家中诸事，然后感谢凤姐的辛苦。这时，凤姐表现得相当自谦自卑。她先说自己又笨，又没见识，脸又软，胆子又小，担着重担，受尽人家的欺负；接着说，在“协理宁国府”期间，更是闹得一团糟。最后，一定叫贾琏去向宁府的贾珍“赔释赔释”……。
嘴甜心苦、两面三刀的王熙凤，此刻果真是作“自我批评”吗？凡细心的读者，都会持否定态度。她哪是在说自己有什么不足，明明是在得意洋洋地向贾琏表功。妙就妙在这里，表面上说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实际为自己评功摆好，让别人知道自己什么都行。这是琏二奶奶的一大本事。
王熙凤的“自我批评”精神，当今一些人不能说没有，有的还相当严重。有的同志在组织生活会上，也谈自己的“不足之处”，但往往先诉一番苦，摆一摆客观原因，在谈到主观因素时，大抵是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较低，觉悟不高之类。若将他的自我检查剖析一下，全是些“莫须有”的“错误”。这样的“自我批评”，与王熙凤的自我表功，何异？
一个共产党员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文过饰非，好大喜功，靠说假话骗取组织和群众的信任，就失去了做一个合格党员的资格，到头来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潭。
（陕西《支部生活》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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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赞
被丢下的一封加急电报
3月初，中央某部一个检查组来安徽省灵璧县检查工作。不巧，县委主要负责同志都已外出，只有即将离休的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王乃庄同志在家。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们想到老王马上就要离开工作岗位，请他陪同检查组下乡，不知他是否乐意。一时感到为难。老王听到这件事后，爽快地说：“我明天退，今天还要干好，下乡还是我去。”就这样，老王同检查组一起下乡去了。
老王走后，当公务员整理他办公桌时却意外发现，他的办公桌里放着一封从徐州市人民医院打来的加急电报，电报上写着：“你儿心脏病发，病危，速来院。”此时，办公室同志们的眼眶都湿润了：王乃庄同志丢下了一张加急电报，而珍藏着一颗对党的事业无比赤诚的心。
李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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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正气篇
他努力改善着周围的“气候”
——记一等功荣立者、共产党员张文庆
北京部队某部“一等功臣团”原司务长张文庆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一个党员象一棵树、一株草，成不了大气候，但可以改善周围的小气候，影响大气候。每个党员的风气正了，党风也就端正了！”
张文庆刚当司务长时，一次连里杀猪，营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让通信员来称肉，说先记个账，钱以后再付。张文庆两句话把他堵了回去。事隔不久，这位营负责同志又让通信员拿着麻袋找上门来，说弄点麸皮回去喂鸡。张文庆火了：“你拿他要，谁受得了！”这两件事扫了那位营负责同志的面子，没过几天，他抓住张文庆开会迟到这件事，在全营干部会上借题发挥地说：“才当了几天司务长，芝麻大的官，有什么了不起的。”知道内情的人劝张文庆接受“教训”，往后办事灵光点。张文庆说：“我走得正，行得端，不怕身后有鬼，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张文庆对别人钉是钉，铆是铆，自己也是干干净净。每年家属来队，他都是先付款开票，后称粮打油，粗细粮按规定搭配。家属有时抱怨说：“俺娘俩一年就来这么一趟，不图吃香喝辣，也不能总让我们陪你吃粗粮呀！”张文庆家是个穷地方，前几年口粮每年都有一两个月接不上。家里人想到他在部队上当司务长，常常来信让他想点办法。每次他都是寄点钱回去，让他们到农贸市场上去买。1981年5月，张文庆爱人的舅舅患食道癌，手术后吃不下粗粮，来信让他从部队上买点精粉。他给爱人回信说：“我们不能从战士们嘴里夺东西吃。”他给爱人寄了20元钱，买了麦子，磨成精粉给舅舅送去。
还有一回，张文庆的父亲生病，来信让他设法买一斤天麻寄回去配药。他跑了许多药店，也没个下落，就托驻地一个老乡帮助想想办法。没几天，老乡递过话来：“天麻我帮你寻到了，可人家听说你是司务长，想买点黄豆，我琢磨着你急等着用药，弄点黄豆也不是什么难事，就替你答应了。”张文庆为难了：“这明明是让我拿部队的东西做交易。当了这么多年司务长，咱都干干净净地过来了，这次怎么也不能栽在自家门坎上。”他坚决回绝了这件事。后来，还是他在四川当兵的弟弟把事情办了。
张文庆时时处处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威信，受到了人们的称赞。最近，北京部队党委给他荣记了一等功，并为他提前晋升一级，破格提升他为团后勤处副处长。
张偶良
孙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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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地方党报党刊上
在地方党报党刊上
勇斗罪犯 纪检干部英名四方传诵
欺压百姓 区委书记被判十年徒刑
△《内蒙古日报》1984年2月14日“党的生活”专版报道：中共林西县委未整先改，清退了违反政策规定招工的9人，注销了非法由农村转入城镇的79人的户口。
△安徽《党员生活》1984年第3期报道：芜湖市环保局在去年承办全国征收排污费座谈会时，大摆宴席、大送礼品、游山玩水，仅75人参加、实际只开了4天的会议，就挥霍浪费近一万元。
△《四川日报》1984年3月5日“党的生活”专版报道：中共四川省纪委号召全省纪检干部向车昭富同志学习。车昭富是四川橡胶厂优秀共产党员、模范纪检干部。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和罪犯英勇斗争，不幸被罪犯（已被依法处决）报复杀害。
△江西《支部生活》1984年第2期报道：乐平矿物局沿沟煤矿党委7年来坚持每月给党员上党课，教育党员起先锋模范作用。去年，全矿涌现出50名优秀党员，采掘一线的97名党员中，有77人立功。
△青海《党的生活》1983年第4期报道：省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干部王翰海，利用洽谈业务之机，先后两次受贿2，900多元，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他受到开除党籍，行政记大过的处分。
△云南《支部生活》1984年第2期报道：金平县营盘区原区委书记徐龙仗势欺人，被判刑10年。徐龙自1980年担任区委书记以来，多次无理捆绑吊打群众，纵容和支持亲戚抢夺群众牲畜，还用手枪威胁找他讲理的人。群众愤怒地称他是地方一霸。
△深圳《特区党的生活》今年第2期报道：和平路办事处东门居委会主任、共产党员方福才，被誉为“街坊邻里的知心人”，被评为市优秀共产党员。
△甘肃《党的建设》今年第2期报道：省政府办公厅以秘书处、文档处为主要对象，改革会议制度、文件办理程序，提高了办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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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急件急办
从天津开往首都的316次列车呼啸向前。天津市委机关干部毛文芳和王胜利的心情比车轮还急。他们要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报批一急件。时间紧迫，当晚急件还带得回来吗？两人心里直犯嘀咕。
列车在北京站停下，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他们立即换乘汽车，赶到了中央组织部。不巧，组织部正开全体干部大会，但听说他们远道赶来办急事，立即热情接待，明确答复有关问题，老毛和小王想打长途电话把结果告诉家里，组织部的同志说：“你们抓紧时间赶火车，电话我们替你们打吧。”在返津的列车上，老毛和小王激动不已：中央机关的同志不搞公文旅行，体贴下情真好啊！ 王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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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武斗总指挥”窃权之后
1983年12月19日，中共山西省应县县委决定开除张志忠的党籍，并建议撤销其县粮食局局长职务。
张志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今年59岁的张志忠，1945年入党，1947年2月参军。他立过战功，受过奖励。
1964年他转业到应县。“文革”开始，由于造反有功，他一跃当上了县财委主任。1968年，张志忠又当上了武斗总指挥。在他的参与和指挥下，组织、调动、集结了两千余人，对另一派进行了武力围攻，将一名老红军打残致死，重伤5人，轻伤10余名，20多人受到拷打审讯。1968年6月，他担任了县工代会主任，1971年窃取了县粮食局局长之职。
张志忠在粮食局拉帮结派，任人唯亲，通过各种手段把大量亲属调进粮食局，安插在各个重要岗位上。全局共五辆汽车，他的儿子和亲戚、关系户就把持了四辆。此外，张志忠还用种种手段培植亲信。
张志忠公开宣扬：“谁跟我一派，我跟谁好；谁跟我不一派，我就叫他滚。”在他把持粮食局大权的13年中，遭他打击迫害的就有十几名。原粮食局副局长刘鼎新同志，因在1980年没按张的意图给其父子调资和联名揭发过张是“三种人”等问题，张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1981年1月，刘鼎新入党转正期到，身为党支部书记的张志忠，先是迟迟不召开支委会讨论研究；后由另一名副局长主持会议研究时，其他支委都同意，而他却一不出席会议，二不表示态度，三不签名盖章，致使刘的预备党员一直不能转正，直到1982年刘被排挤出粮食局后，才在另一个单位得以转正。粮食局党支部委员、政工股股长周日高，因联名揭发过张的问题，张志忠便煽动职工孤立周日新，把他逼走。局政工股干事王树爱，曾为查证张志忠问题的县委工作组出过证明，张便在公开场合多次谩骂王树爱。1983年7月，王树爱与张志忠发生几句口角。张的三儿子张青杨得知后，不问青红皂白，在张志忠在场的情况下，竟对王大打出手，边打边骂：“你再告我老子‘三种人’去！”当场将王打倒在地，口鼻出血致伤。
张志忠利用职权，大搞交易，践踏党规党法。张志忠的大儿子张青柏，1974年曾回原籍“挂名”插队二年。1976年，张志忠给儿子找了个“铁饭碗”后，又继续为儿子捞“党票”而奔波。他亲自找张青柏“挂名”插队所在的大队干部、公社书记和主任谈话，让社队干部给他儿子“后补”入党。在张志忠夫妇的一再催促下，该大队支书在张青柏本人未填入党志愿书，也没有召开支委会和党员大会的情况下，找人代笔为张青柏填写了一份“入党志愿书”，报到公社党委。公社书记、主任竟违背党章批准了张青柏入党。该公社主任为张志忠之子补办“党票”出了力，张志忠对该主任在本局当协议工的儿子也百般照顾。彼此交易，互相报答。同年，张志忠又将自己的表弟通过这个公社主任，把户口从繁峙县农村“飞”到该公社，占用这个公社的指标当了矿工。1979年该主任的儿子学会开汽车后，又通过张志忠的关系，返回粮食局当上了司机。为安插主任的这个儿子，张志忠竟以“莫须有”的罪名收回原司机的驾驶执照，让其“停职检查”。
张志忠不过是一个县的粮食局局长，但一朝权在手，便搞帮天下，把一个粮食局搞得乌七八糟。事实告诉我们，“三种人”掌权，祸害无穷。
（山西《支部建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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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近水也不能救火 陈维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