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尽快起用一代新人
——读《陈云文选》中有关干部工作的论述
李 锐
“干部政策，拿俗话来讲，就是用人之道。……而用人之道对于领导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陈云文选》第44页）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用人之道，《陈云文选》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书中所收各篇虽然都写于战争和夺取政权时期，但其中许多原则性的意见，对于今天新的历史时期的干部工作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为什么说用人之道是非常重要的呢？陈云同志指出：为了要保证在工作中“坚持执行党的路线，就必须在组织上保证有最好的干部去领导”（第33页）。党的十二大已经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为了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党的组织工作必须特别讲求新时期的用人之道，“组织工作要适合于政治路线的要求，保证政治路线的实行。”（第153页）现在全世界正在进入一次新的技术革命的时刻，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既是一个促进，又是一个挑战。我们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跟上、赶上世界这一潮流。为此，我们的组织工作就尤须有一个与之相应的新的发展。首先是我们的干部队伍尤其是领导班子，在知识化和专业化两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要求。
《陈云文选》中论述干部工作的文章，大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写的。那时候，我们的中心任务是战争，以及围绕这一中心任务的根据地建设。干部队伍的主力是土地革命时期参加的工农干部，加上大批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和各根据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间革命经历长的一般也只有十年左右。整个队伍年轻奋发，朝气蓬勃。如果说，当年存在“没有大批的新干部补充到干部队伍中来，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要停顿不前”（第113页）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的任务和工作比过去不知要艰巨和复杂多少倍，这个问题就更为严重了。如果说，当年存在“不敢或不让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做更负责的工作，反对知识分子，不放心知识分子”（第147页）的问题，那么，今天处于信息社会和知识迅速更新的时代，这个问题的危害性和解决它的迫切性就更非当年所可比拟的了。
近两年来，通过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实现干部队伍四化和放手起用知识分子的工作，已有较大的进展，取得可喜的成果。不过总的来说，领导班子的成员，尤其是一二把手，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的问题还普遍存在。这与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很不相适应的。因此，干部工作中的当务之急，仍然是要尽快起用一代新人，把经过实际锻炼的，政治素质好，有较高文化和专业知识，能够开创新局面的中青年干部，及时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同时抓紧第三梯队的选拔和培养工作。如果不坚决经常这样做，领导班子年龄老化和知识贫乏等现象还会循环下去，我们的事业就无法顺利前进，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就不能实现。
这里，我想强调这样一个问题，尽快起用一代新人，今天主要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四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身上。这有以下两个主要理由：第一个理由，从年龄结构来说，他们是全国干部队伍中的主力。全国2，100万干部和1，000万不同程度的专业技术干部中，二十六岁到四十五岁的都占三分之二。其中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1939—1949年出生）的具有大学程度的约200万人。这200万人中：“老五届”（1966—70届的大学毕业生）也即所谓“红卫兵大学生”近70万人，加上在这个年龄的自学成才者，估计近100万人；六十年代初（63、64、65年三届）的大学毕业生和这个年龄层的自学成才者，以及工农兵大学生中的“老高中”生（63、64、65年考入高中的），也有100多万人。这个年龄的留苏欧生和研究生约一万多人。这200来万人应当是我们所指“一代新人”中的主体。第二个理由，这个主体从政治素质到专业知识都是比较好的，也可以说是德才兼备的。
现在，我着重谈谈第二个理由，分析一下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他们是五十年代的红领巾，六十年代初期的共青团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兴盛时期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经历过“大跃进”的热潮和随之而来的困难时期，投入过“学雷锋”的运动，也受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影响。总的说来，他们世界观的形成时期，正是我们党威望最高、社会风气最好、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在各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的时期。“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与我们党、我们国家一起经受了灾难和考验，对“左”的流毒和大打派仗终于极为厌恶。他们中虽有极少数成了“三种人”或犯有其他严重错误，但也有些人很快觉醒过来，奋发起来；还有些人对林彪、江青一伙的行为有所怀疑，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而多数人则由盲从而渐趋
“逍遥”，进而由“逍遥”进入对现状的冷静思考，通过正反两面的经验，更加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同党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近年来的开创新局面，更加使他们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途紧密连在一起，政治上逐渐趋于成熟。生长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经历了如此从正面、反面到新的正面的全部当代历史的辩证教育，应该说，这一代人的基本特点是认真思考、勤于学习和奋发向上的。就文化知识来说，他们在“文革”前至少都基本完成了严格、正规的中等教育，大部分人还经过严格的高考上了大学或读完大学，他们接受文化教育的时期也正是建国后教学质量最高的时期。他们在各行各业中都有出类拔萃者，许多蒋筑英、罗健夫式的人物的涌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由于长达十年的动乱，这些人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主动或被动地学习并掌握了社会科学知识，也有相当一些人刻苦地继续着自然科学的学业，现实的逼迫锻炼了他们的自学能力。“文革”给他们造成的不正常的经历，倒使他们具有了较多的求实精神，较少框框套套的束缚，也得到了一些增强实际本领的机会。“老五届”“四个面向”（基层、厂矿、边疆、农村）的分配，使他们大都来到边远地区的小单位、小厂矿，“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他们常常不得不独当一面，亲自解决生产及管理上的繁杂问题，从而脱离了过去一些老知识分子“单纯技术型”的模式，而走上了“管理技术型”的发展道路。从生理上讲，他们这个年龄正是一生中的最佳时期，精力旺盛，思想开阔，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处在事业上出成绩的年代。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有这样一个统计数字：从1500年到1960年，这五个世纪内，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1，249人，共有1，928项世界性的重大发明，他们取得最高成就时的平均年龄是三十七岁。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取得成果时的年龄，多数也在四十岁左右。这个年龄确是人的一生中记忆力、理解力、探索力的综合指数最高的阶段。他们一只脚踏进了中年，另一只脚还留在青年，年轻人的锐气和热情没有消失，又略具中年人的审慎和经验。总之，这是我们国家当前承先启后的一代人，是要在中国历史的下一章中起决定作用的一代人。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常被人认为是“思考的一代”，他们中间也已开始涌现拔尖的人才，不过，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他们一般在政治素质和文化基础方面，需要有一段补课的过程，他们也都在努力这样做。华山抢险的英雄集体，正是这一代人的光辉代表。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现在四十岁左右的人，就必然要担负承先启后这一特殊的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决地、尽快地把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让他们早挑重担，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以加快我们事业前进的步伐。
值得高兴的是，去年省、地两级机构改革中，新进领导班子的干部，四十五岁以下的分别为十分之一和三分之一（县级领导班子调整后，平均年龄已降到四十二三岁。）他们进入领导班子后，工作是胜任的。但是，选拔这一层人到各级各行业领导班子，还未引起普遍重视，还没有形成一种风气。例如全国闻名的鞍钢，四十岁以下的大学和中专技术干部就有一万多。可是在280名厂、处级正职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年龄在四十一岁至四十五岁的只有7人，四十岁以下的只有4人。又如首钢，近年的经济效益是第一流的，也很重视选拔使用技术干部，可是在417名厂、处级干部中，年龄在四十岁以下、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14人。
可以预料，要尽快起用现年四十岁左右的人，必将遇到种种阻力。最常见的一种议论是“太嫩”，资历浅，没有领导经验，压不住台，等等。要回答这种议论，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历史。陈云同志当年要老干部放手提拔新干部、大胆使用青年知识分子时，许多老干部也不过是三十岁左右，他们的主要经历是十年内战，那时陈云同志本人也只有三十几岁。假如我们承认前面对现年四十岁左右这代人经历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话，那么，有哪一点理由能说明他们还太嫩、太年轻呢？领导全党夺取了全国政权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77人，当选时的平均年龄不过四十三岁。十一年以后，八届中委当选时四十岁左右的还占一半以上。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可证明，四十岁左右的人是可以挑得起重担子的。至于说到资历和经验，他们当然比不上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的。可是，问题就在这些同志年龄大了十岁、二十岁。岁月不饶人，他们的精力毕竟不如四十岁左右的人了，他们即将退休或者只能作为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必须是四十岁左右（和三十岁左右）的人。试想一下，倘若此刻我们仍囿于论资排辈思想而坐失时机，不抓紧起用以四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代新人，随着五十岁以上的一代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那时将出现怎样的局面呢？
论资排辈的思想，不但完全不适合今天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就是在战争年代也是有害的。陈云同志指出：“要了解：德、才、资三个条件，不能专讲资格，需要重视才干。”（第190页）“有些人说，新干部没有老干部老练，经验不如老干部多，资格不够。照这样说来，就没有办法提拔新干部了。很明显，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老干部都是从新干部锻炼出来的，有经验的干部开始也都是没有经验的。新干部经过锻炼，就会从没有经验变成有经验，由不老练变成老练。至于说到资格，那末，资格不老的干部不一定都做不好工作。”（第113页）《续资治通鉴》记载了金世宗的一段话：“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若拘以资格，则往往至于耄老，此不思之甚也。”可见，古代的有识之士也是不赞成论资排辈的。
前一段机构改革、调整班子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地方要起用某一个中青年干部的时候，往往会听到不少非难的意见，说这人有这样那样的短处和缺点。对于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须有一个全面的分析和认识。陈云同志说：“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含着某些优点。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长处、毫无优点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短处、毫无缺点的，所以我们说，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第46页）“发挥长处是克服短处的最好办法。”（第148页）这里面包含着极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可以说，任何一个有才干的，特别是能够开创新局面的干部，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不把一个干部放在实际工作中去锻炼，那么长处无从发挥，短处也无从克服。陈云同志讲干部政策，十分重视“气量大”这一条，非常值得我们今天重视。“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第48页）三国时的孙权讲过一番很有道理的话：“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故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三国志》卷四十七）唐太宗也说过：“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用人总是求全责备，那是办不成事业的。我们八十年代的革命者，应当比一两千年前的古人更高明才对。
还有一条常见的指摘，就是认为这些中青年干部不那么“听话”，而不听自己的话就是离经叛道。对此，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恰当的分析。毫无疑问，年轻同志应该虚心听取年老同志的意见，但是老干部也应该允许和欢迎中青年干部提出不同的意见。陈云同志说：“对领导人来说，一定要做到让下级敢于说话，敢于做事。”而决不可让下级“把意见放在心里不讲出来，表面上看起来好象很服从”（第49页）；“假使你说一他就一，你说二他就二，那他就等于电话机，不能发挥他的才能。”（第54页）人才只有在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中才能产生和成长，一潭死水，鸦雀无声，必然压抑、窒息人才。这样的历史教训，难道我们还要重复吗？我们年纪大一些的人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事事都比年轻人高明；千万不要同鲁迅小说《风波》中写的九斤老太一样，一天到晚慨叹“一代不如一代”；不要看年轻人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应该看人家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我们比人家大了几岁，参加革命早了几年，经验当然也是多一些。但我们比他们多的主要是战争和革命的经验，土地改革以及各项政治运动的经验（其中教训也不少），至于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知识和经验，与其说比中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更多一些，还不如说更少一些。有位老科学家坦率地承认，由于知识的迅速更新，他对于科学新发展的领悟还赶不上自己的学生。这真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本来是人才成长的规律。可是，我们有些老同志总摆脱不了老眼光，太喜欢摆老资格，老是以己之长量人之短。陈云同志说：“老干部不应该忌妒新干部有才有识，也不应该向人家摆架子，而应该向他们学习。”
（第116页）最近中央领导同志讲了这么一段话：有人说老干部过去千辛万苦，千难万难，我说现在千条万条，支持年轻干部上台第一条。
当然，今天强调尽快起用四十岁左右的优秀知识分子干部，决不是不重视或不选拔五十多岁的人，也不是轻视老同志的作用。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新干部的成长和提高，除了要靠自身的努力，还离不开老同志的关心、爱护、赞助和支持，没有这一条，能干的领导者是难以出现、难以站住的。现在，老同志多已认识到选拔年轻能干人才的紧迫性，积极选贤荐能，甘作“人梯”。尽快选拔并放手使用一代新人，正是历史赋予老同志的光荣使命，是他们革命一生中最后的一个使命。我们应该大力发扬这种精神，使新老干部合作得更紧密，交替得更顺利，以利于一代新人的迅速成长。
《陈云文选》中关于干部工作的论述非常丰富，我们在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必须细细研读。这里，我只就一个问题谈了以上一些粗浅的体会，算是一则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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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略论工业合作的性质、特点和发展问题
杨坚白
我国的工业合作事业，在解放前就发展过。解放后也是不断发展的，只是没有普遍采用工业合作的名称，在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上前进。社会主义所有制有全民和集体两种形式。我国的工业发展必须以全民制工业为主导，但推行群众集体制的合作工业也应该是一条重要的道路。本文拟就工业合作的性质、特点及其发展问题作些阐述。
工业合作社同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等部门的合作企业一样，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的国家，它们的性质都属于社会主义企业。
工业合作社的主人是参加这个劳动集体的所有劳动者。人人是社员，没有雇佣者和被雇佣者。资金是由入社的劳动群众共同筹集的（在国家和社会的扶持下，可根据需要借入一定数量的贷款）；每个社员都必须参加劳动（当然是不同形式的劳动）。他们既是出资者，又是劳动者，可以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与支配权也是一致的。
工业合作社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单位。它要按照所经营的业务，照章纳税，并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在分配上是在社员之间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由于合作社是自负盈亏的，要经过商品交换按所实现的收入进行分配。社员入社的股金可以机动灵活，不要求每人一律相等。在实行按劳分配，扣除必要数量的公积金、公益金之后，也要按垫付股金进行分配。在我国现实的经济条件下，这样做更加有利于动员游资投入生产建设，不论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是有利的。
工业合作社的生产资料是作为集体财产而存在；社员也是作为劳动集体而存在。个别人退社时也只是退还他的股金，而不准把生产资料拿走。这就决定了工业合作社是集体经济而不是生产资料私有者的联合。不仅如此，在合作社不断扩大再生产，公有财产达到一定水平时，还可以让社员抽回垫付的股金，不再实行按股分红。这样，公有性质就更加强了。
办好工业合作社的决定性一环是实行民主管理，自主经营。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合作社的经营方向和营业计划均由大会决定。理事会和监事会的成员由大会民主选举；对不称职或失职者得由大会罢免之。这正是巴黎公社的选举罢免原则在合作事业方面的具体运用。只有真正实行民主管理，社员真正是合作社的主人，他们才能爱社如家，从而体现出工业合作社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上的优越性。
我国在抗日战争初期，曾由国际友人斯诺、艾黎等以及我国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发起，组成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我党周恩来、博古等领导同志对这一事业也是极力赞助的。为了推动工业合作事业的发展，还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由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现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个组织业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恢复活动，有一批“老工合”同志也热心参加活动，并已召开过“工合”代表会议。相信它在新中国工业合作事业的发展中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在三大改造过程中，手工业者和小生产者基本上以合作形式组织起来了。由手工业合作总社和第二轻工业部进行管理。后来由于“左”的干扰，一次又一次地排挤、限制、“过渡”等等，工业合作也象其它合作一样，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摧残。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们总是前一批被割掉了，后一批又产生发展起来了。其原因就在于这种组织形式适合于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据统计，1982年全国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有30．19万个（其中农村人民公社工业18．58万个）；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共计1，192．8亿元（其中农村人民公社工业354．3亿元）；城镇集体制工业的职工人数达到1，532万人。尽管这些“大集体”、“小集体”企业在组织领导、经营管理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它们毕竟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
工业生产领域同农业生产领域一样，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工业合作的活动范围包括所有的工业领域，并不限于手工业、轻工业，也可以进行生产资料生产和组织建筑队伍。再如成衣、照像、修理业、饮食业等，只是习惯上把它们看作是服务业，其实它们的生产活动基本上也属于工业性劳动。城镇集体制工业的大发展也象集体制农业一样，首先是靠政策。过去对于城镇集体制经济，基本上不是鼓励、扶持，而是排挤、“平调”。如果从政策上合理地解决税收、价格、工资、原材料供应、银行户头、计划指导等问题，则工业合作也会象在农村中调动起农民生产积极性一样，把城镇千百万青年进行合作生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样，就可以大批地增加就业，大量地增加社会生产，同时还可以把社会上的游闲资金吸收到生产建设方面来。这实质上是靠群众路线聚财、生财，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办工业。只要我们从现在起，以工业合作的形式发动群众办工业，把国家办工业和群众办工业很好地结合起来，我国的工业生产必将蒸蒸日上，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一个群众性的事业团体。在我国大力发展工业合作的过程中，它将与国家合作事业管理机关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推动这一事业的迅速发展。在这里，我想对发展新型的工业合作社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工业合作协会应侧重于新社的组织指导，并做好咨询服务和市场预测工作，为合作社的发展和经营管理指出方向。
要实行合作指导员制度。培训一批懂得社会主义合作理论以及组织和发展工业合作基本知识（包括民主办社、经营管理等）的合作干部，使他们能担当起具体指导合作社的办社事宜。关于技术指导则要由技术人员来承担。
第二，工业合作协会要急社会之所急，举办那些社会上有需要而尚未办起或力量不足的事业；把一些正在待业而尚未安排的知识青年和劳动者，以合作形式组织起来进行生产。
第三，要依循《工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先办好一批工业合作社作为典型示范。《示范章程》很重要，按章程办社，就可以把合作社办成真正的合作社，避免走上“官办”或私资合营的弯路。
为了推动工业合作事业的发展，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它的重要性。但在组织工作上则既要积极又要稳步，切不可一哄而起。在开始阶段，先组织少数社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再以成功的范例推动组社、建社工作的发展。
也可以建立合作工厂。例如需要垫付资金较多的事业，可以考虑由工业合作协会投资举办。合作工厂的组织管理形式和分配方式等仍然要按“工合”章程办理。将来联合社发展起来之后也要直接办厂。这类厂的好处是可以集中较多资金，把工合事业的发展推向更大规模和更高阶段。关键是要坚持民主管理原则，一定要把工厂办成合作形式的工厂。
第四，掌握必要数量的工业合作基金。“工合”所需资金应以自力更生、动员社会游资为主。但在建社初期，一般是需要从资金上给以扶持的。因而工业合作协会要掌握必要数量的资金，根据需要贷放。这是发展工业合作很重要的一环。“工合”基金需要从社会上募集，尤应努力争取国际友人和国际合作组织的支援。
第五，建立“工合”实验区。随着工业合作事业的发展，可以考虑选择一定范围的地区进行发展工业合作的实验。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工合”事业的发展，还可以创造城乡结合、农工商联合体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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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一书，论述自本世纪初到七十年代末的美国历史。对中美关系方面，特别是四十年代美国政府援蒋反共以及其后的侵朝战争，一九七二年后的中美首脑互访等都有论及。作者是阿瑟·林克和威廉·卡顿，由刘绪贻等翻译。（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