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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军区党委接受群众批评帮助
两个月查处30多个问题
据新华社沈阳3月22日电 （通讯员沈正锋、记者黄明松）沈阳军区党委在整党中边整边改，两个月查处了30多个群众反应较大的问题，以心诚赢得了广大党员的批评帮助。
为了使广大党员讲心里话，切实帮助党委搞好整党，沈阳军区党委通过各种渠道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诚心诚意接受大家批评，努力造成让大家讲话的民主空气。他们两次发动机关部以上党员干部给党委常委提意见，还召开9个座谈会，听取了70多位退居二三线老同志的批评。党委领导同志在专题学习结束后，又专门拿出半个月时间，分别到各军同领导班子的成员及机关干部倾心相谈，征求意见。有些党委常委还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帮助自己查找问题。对一些思想有顾虑、不敢开展批评的同志，党委领导成员主动找他们谈心，鼓励他们放下包袱，大胆向领导提意见，勇于同不正之风作斗争。
沈阳军区党委对群众提出的每一条意见和建议都认真对待，凡是正确的都积极采纳，能马上改的就坚决改。整党开始不久，机关部分同志对党委能不能搞好边整边改缺乏信心。党委认真研究了这种反应，决定成立边整边改抓落实小组，凡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经发现，及时抓紧落实。司令部有位领导同志自己插手子女工作的调动，党委收到批评信后即刻责成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并召开党委会检查了对领导干部要求不严，存在迁就照顾情绪的问题。这位领导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表示将自己的孩子退回原单位。军区党委还对领导干部在子女调动、多占住房、利用职权向部队要东西、用公款请客送礼等方面的问题和官僚主义作风，都及时作了纠正处理，并重申和制订了具体规定，取得了初步成效。
最近一段时间，沈阳军区不少党员干部向领导同志挂号排队要求提意见，有的找到家里谈心里话。他们讲工作方面的问题，也讲对领导个人的意见，有的把多年埋在心里的话也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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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敢犯“众怒”
治非
报载：山东省平阴县的许多干部和群众，都管县纪委书记陈广武叫“陈老包”。敢犯“众怒”，是这位堂堂正气纪检干部的一个特点。这里所说的“众”，绝非广大人民群众之“众”，而是搞不正之风者之“众”。这种“众”，人数往往还是不少的，而且上有庇护，下有群众。犯了“众怒”，有的可以给你“小鞋”穿，有的可以给你“冷眼”看，有的可以在“山不转路转”时给你一个扎实的报复……“老好人”是绝对不敢犯“众怒”的，只有坚持正义、敢于碰硬的“老包”一类，方有犯“众怒”的胆量。
可是，在我们周围，因不敢犯“众怒”而放弃原则、屈从歪风的人，经常遇到。有的纵然算不上“老好人”，他们遇到个别或少数的“对手”，特别当“对手”是弱者时，还是敢拚敢斗、理直气壮的，但是一旦可能触犯“众怒”，就胆怯心虚了。其实，这些同志不妨想一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那些搞不正之风者的利益是针锋相对的，只有敢于犯搞不正之风者的“众怒”，才不会犯广大人民群众的“众怒”，怕犯前一种“众怒”，难道就不怕犯后一种厉害得多的正气凛然的“众怒”吗？
为了彻底整顿党风，我们需要许多象陈广武那样敢犯“众怒”的同志。怕犯“众怒”而放弃原则、屈从歪风的同志，应该在整党中，好好补充精神的“钙质”，也做一个敢挺直腰板斗歪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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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进领导作风 跳出“文山会海”
保定市实行“无会议日”制度
本报讯 为了改进领导作风，跳出“文山会海”，深入基层扎扎实实解决问题，河北省保定市委今年以来，建立了每周三、四“无会议日”制度。截至目前，市委常委和市直177名局以上领导干部中，有172人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已解决或正在解决的问题300余件。
过去，基层遇到一些棘手问题，往往由于上级领导支持不够，长期得不到解决。现在，各级领导利用“无会议日”深入基层，就地拍板，很快就解决了问题。市委副书记、市长田福庭，今年以来深入基层30多次，每个“无会议日”都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韩村南路有三处违章建筑，虽经有关部门多次动员，但一直未拆。田福庭同志查明情况后，当场拍板，不到一周就拆掉了。市劳动局原一名副局长，长期占着自来水公司一个职工的一间半住房，群众意见很大。市委副书记韩立成和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傅加勤，在“无会议日”深入基层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亲自找这位副局长谈话，疏通思想，晓明利害，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过去，有些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几乎逢会必讲，但大都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上。现在，许多领导同志在“无会议日”里，带着课题到问题多的单位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为制定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市委书记郗光为解决市化工总厂连续十六年亏损的问题，深入该厂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认真调查研究，找出了连年亏损的症结，并有针对性地采取了措施，全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委常委唐振景就如何提高教育质量问题，在“无会议日”里深入到三所中学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教育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在领导班子。于是，他同有关方面会商，决定今年先调整好校级领导班子，尽快把教学质量搞上去。
过去，一些领导干部忙于白天“下会海”，晚上“爬文山”，使一些关系群众痛痒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越积越多。现在，各级领导干部每周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到基层，抓有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改善了上下级干群关系。保定市卫生路驻有医院、干休所、工厂和畜牧场等十几个单位，由于附近没有一所小学，孩子们要到六七里路以外的学校去上学，群众迫切要求政府建一所小学校，但由于经费困难，一直未能解决。副市长赵燕利用“无会议日”召集有关部门共商解决办法，当场决定由驻卫生路单位集资，南市区负责筹建，使“上学难”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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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向乌兰夫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新任驻中国大使兹登科·赫本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向乌兰夫副主席递交了国书。
兹登科·赫本大使是于3月16日到达北京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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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韦国清会见赞比亚青年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韦国清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党的青年体育委员会主席、青年团执行书记富拉诺率领的赞比亚青年代表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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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慕华同巴西财政部长会谈
据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陈慕华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巴西财政部长埃尔纳内·加尔韦亚斯举行会谈，双方就进一步扩大两国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巴西是中国在拉丁美洲的重要贸易伙伴，去年两国贸易额超过5亿美元，比两国十年前建交时增长了31倍。
加尔韦亚斯是应陈慕华的邀请于昨天到京的。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贾石、加尔韦亚斯部长率领的巴西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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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鹏会见荷兰经济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荷兰工业联合会主席范费恩率领的荷兰经济代表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和荷兰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斯密森东等会见时在座。今晚，斯密森东为荷兰代表团访问中国举行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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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爱萍会见法国宇宙航空工业集团主席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国务委员张爱萍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法国宇宙航空工业集团主席雅克·密特朗一行。
法国驻华大使马乐会见时在座。
雅克·密特朗一行是应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邀请，于3月19日到达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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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谷牧会见联邦德国政府民航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国务委员谷牧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联邦交通部国务秘书阿尔弗雷德·拜尔率领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民航代表团。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沈图和联邦德国驻中国大使修德会见时在座。
联邦德国政府民航代表团于3月19日到达北京后，同以沈图为首的中国政府民航代表团就发展两国航空关系和业务合作进行了会谈，并就增加空运能力和飞行路线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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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锦涛会见赞比亚青年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今天会见并宴请了以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青年团执行书记玛丽·富拉诺夫人为团长的赞比亚青年代表团。
代表团是应共青团中央邀请，于3月20日抵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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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慕华宴请巴西政府经济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长陈慕华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由财政部长埃尔纳内·加尔韦亚斯率领的巴西政府经济代表团。
今天下午，加尔韦亚斯部长等拜会了农牧渔业部长何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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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蒋经国李登辉“当选”台湾“总统”和“副总统”
据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蒋经国、李登辉于3月21日和22日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七次会议”上先后“当选”为台湾第七任“总统”、“副总统”。他们将在5月20日就职，任期六年。
蒋经国在他父亲蒋介石死后，于1978年被选为台湾第六任“总统”。他现年七十五岁，因年迈患病，去年在台湾和海外曾一度传说他不再“竞选”“总统”，但结果还是在不久前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出由他继续担任“总统候选人”决定。
首次担任“副总统”的李登辉，是台湾台北人，现年六十一岁，台湾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毕业，曾两次去美国进修，获农经博士学位。曾任台北“市长”，在这次担任“副总统”前任台湾“省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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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洲银行旅行支票加印中国银行行名协议在京签字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美国美洲银行旅行支票加印中国银行行名协议今天下午在北京签字。
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部副总经理舒先礼和美洲银行旅行支票公司总裁纳特瑞普在协议上签了字。
协议说，中国银行自1982年经办代售、补偿美洲银行旅行支票以来，业务有了很大发展。现经双方协商决定在美洲银行旅行支票上加印中国银行行名，以便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业务合作。
美洲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顾问朱绵沈今天对新华社记者说，目前，中国银行总行拥有600万美元的美洲银行旅行支票，中国银行的25家分行平均每家拥有50万美元的这种支票。现在中国是出售这种支票最多的国家，每年出售量占美洲银行旅行支票总出售量的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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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穿“乐山地下金库”的骗局
本报通讯员 徐练忠 本报记者 王永安
编者按：近几年来，社会上的一些不法分子，编造某某地方“地下埋有金银财宝”的谎言，进行诈骗群众钱财的犯罪活动。这类案件不仅直接侵犯公民的利益，给许多人家带来灾难，而且干扰了党政机关正常工作，影响社会的安定，政法机关必须依法予以处理。
1983年7月，一个叫陶素群的农村妇女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说：“我是四川盐边县高平公社团结大队社员，要反映一个重要情况：四川乐山大佛下边有一个地下金库，去年3月我亲自下去过。发现这个库的人叫蔡长清，因为他多次向国家呈报，结果被公安机关抓了。”
9月，陶素群又带着闵先全（四川邛崃县西河乡西河村社员）、周礼祥（北京房山县长阳公社张家场大队社员）、梁宝库
（四川德阳地区某厂就业人员）到人民日报社找记者，发誓赌咒：“乐山地下金库千真万确，若有半点虚谬，我们愿受杀头之罪。”
“你们不是说要带信物来吗，东西呢？”这些人声称已把金库的金乌龟带到北京。当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改口说：“宝物本来可以带来，现在乐山地区军警林立，公安人员已把地库的洞口封了，谁去看就得遭抓，东西无法带出。希望你们下去开库，我们带路。”
为了彻底揭露“乐山地下金库”的这个骗局，记者在乐山地区公安处的配合下，开始了“探库”活动。
“传奇”般的“发现”
“乐山地下金库”是怎样被“发现”的呢？从1982年5月起，一个自称“私人侦探”的人，多次向群众和政府部门讲了他的奇遇：
我叫蔡长清，是四川乐山地区中川纸厂劳改就业人员。1968年6月，我和大哥蔡长福被打成“小爬虫”，和一个老和尚关在一起。8月4日，当我们被释放时，和尚讲：“我是国民党高级特务。今后有一个嘴边长痣的姜老太婆会找你们。”后来这老太婆果然找上门来，讲了老和尚的一段秘史让我们去查证。我以“私人侦探”的身份，终于在乐山大佛寺篦子街的解莉家中查清了内幕。
解莉的父亲是个国民党部队的军官。父亲死后全家生活由老和尚照料。1977年8月，老和尚将一把钥匙交给解莉后就死了，享年108岁。秘密就在这钥匙上——用来开地下金库。这地库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1937年动员了一万人在乐山大佛寺主持建成的，老和尚就是管库人。这个库我进去看了，洞口在大佛寺吊桥的背后。库内有明门三道，暗门十二道。门上有暗器、剧毒、自动引爆装置。库内存有无数金银珠宝、枪枝弹药。
蔡长清怕听者生疑，还拿出四件东西让人看。第一件是地库呈报信。第二件是盒式录音带，说是老和尚临死前向解莉交钥匙时的谈话录音。第三件是地库洞口照片。第四件是三把开库钥匙。
滑天下之大稽
据我们调查，整个川南的出家人中从来没有一个活到108岁的老和尚；1977年大佛寺也没有死过和尚。倒是1968年“乐山地区群众专政指挥部”确实关过两名和尚，其中一位叫遍能，现年79岁，是四川政协委员，当年诬陷他有电台，是“特务”。遍能告诉我们：“我和朗君和尚是1968年11月2日被关起来的，根本没听说过什么蔡长清、蔡长福的人。他们说自己是当年8月被释放的，那怎么有可能和我们关在一起呢？我13岁就出家到这里，在大佛寺呆了60多年，从来没听说过、也没有见过有谁在这里搞地下工程。”在谈到“乐山地下金库”时，他愤怒了，说：“完全是一伙骗子为了骗钱，不惜对我们出家人进行诬蔑，编造莫须有的事情来。一定要把这些骗子抓到，让他们讲清楚！”
我们来到解莉家中。她妈妈蔡彬说：“我丈夫1963年去世，全家生活靠我的工资，没有外来接济。我们虽住在大佛寺下边，但寺里出家人的情况，我一点也不清楚，也不认识他们。说什么老和尚接济我们，简直是胡说八道！”解莉是一个23岁的待业青年，小时患过小儿麻痹症，走路腿跛。问她认识不认识蔡长清、陶素群时，她摇摇头。我们放了陶素群到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来访录音：“我在1982年3月，由蔡长清、解莉领着亲自下了地库，位置在乐山大佛脚下。解莉一捺电门，大佛就分开了。”解莉听着听着吼了起来：“胡扯！全是胡扯！鬼才晓得这些人！”
大佛寺派出所的同志介绍说：“乌尤寺、大佛寺是游览区，那里有什么洞，我们最清楚，哪有什么地下金库！乐山大佛最吸引人，但旁边有一块岩石裂了缝，为了游人安全，暂时把通向大佛脚下的山路封了。至于军警林立，见人就抓，是坏人造谣。”
为了追根到底，公安人员将蔡长清、陶素群等人带到他们报告的地库洞口地点——大佛寺吊桥背后。我们拿出蔡长清给政府写的一封又一封报案信，让他在现场指库。只见他脸色发白，语无伦次，说：“我从来没有下过地库，位置我不清楚。”陶素群不是说她亲自下过地库吗？此时，我们拿出她的谈话录音，让她讲清楚，只见她低下头，哭丧着脸说：“我说的是假话，欺骗了国家。”
“献宝”的奥秘
这个滑天下之大稽的骗局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
那是在1979年11月，乐山市冠英公社联合一队社员姜永素
（现年71岁，即被蔡长清称为嘴上长痣的人）进城治病，住在解莉家的隔壁。解莉为了逗乐，就根据书本和电影上的情节，编造大佛寺下边有洞，洞里有雪猪儿、米、金乌龟。姜永素听了十分开心，回家当笑话给孩子们讲了。
1981年底，这传闻被蔡长福、蔡长顺、蔡长清三兄弟知道了。蔡家三兄弟，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蔡长福1977年因搞流氓活动，被劳教两年；蔡长顺因无理取闹，曾被收容审查半年；蔡长清在1970年因诈骗罪被判刑三年。这几年，他们以向国家献“股票”、“宝箱”为名，大量诈骗钱财。当他们得知解莉同姜永素摆龙门阵的情节后，就胡编乱造，炮制出一个荒诞离奇、破绽百出的“乐山地下金库”骗局。为了迷惑群众，蔡长清把姜永素找去，盘问解莉当年如何对她讲的，偷偷录下音，然后对人说这是老和尚临死前向解莉交地库钥匙时的谈话。由于录音听不清，不少人听后信以为真。蔡长清还把三把不锈钢的板条，说成开库钥匙；在峨眉山找了三个洞口拍照下来，说是“乐山地下金库”洞口，以此招摇过市。
这么一来，蔡长清立即成了神话般人物，求见之人纷纷从许多县市赶去。蔡长清也很神气，带上老婆，配上女助手、通讯员，到处流窜，专门经营起地库生意来。他对人讲：“可以用我全家17条生命担保，地库是真的。这个库一旦献给国家，政府就要奖励有功人员。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地库呈报上去，让国家派人来开库。”接着，他把一封又一封呈报信寄到北京；派了一批又一批“有身份”的人进京报案。
1982年5月，蔡长清让骗子王辉（成都某厂工人）冒充“中央特工部人员”进京报案，结果被公安机关收容。7月，自称“中央首长身边工作人员”的骗子李荣光（甘孜邮电局工人）、庄景明（四川广汉县广兴公社农民）在蔡长清的委托下又去“献宝”。这两人进京一看不妙，就逃回四川躲了起来。仍不甘心的蔡长清9月份又派出“同首长关系不错”的梁恩举（云南化工局配件厂司机）等三人进京。这三人一路碰壁，最后也被收容。
既然向国家献宝，为什么献宝人屡受挫折？许多人要蔡长清解释。“这正说明各层有敌特，有显赫人物堂皇于世。”蔡长清用这些恶毒语言，极力煽动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接着，他又派人挂钩，玩弄请人开库的伎俩。
1983年1月，王明华（四川西昌太和铁矿工人、对外冒充该矿保卫科长）、陶素群、周礼祥把原在北京服役的汽车司机欧定友带来。王明华让欧冒充“中央委派人”的身份，出没于人群之中，并造谣说：“中央首长接见了我们，对乐山地库很重视，现派欧定友等人来开库。”欧定友在蔡长清、王明华的左右下，到处作假证：“我亲自下了地库，如果有假，可以枪毙我。”
正当这伙人得意忘形之时，1983年2月，蔡长清、王明华被公安机关抓获，欧定友被单位审查。可是，其他人并没有因此而收敛。他们在继续进行“献宝”诈骗活动的同时，玩弄让蔡长清主持开库的把戏，以便营救蔡长清出狱。为此，原国民党军统特务、就业人员梁宝库，以及陶素群等人纷纷进京活动。他们到人民日报社上访就有这个目的。
人们会问，明明地库是假的，蔡长清一伙人为什么敢于“呈报”呢？
奥妙就在这里。在他们看来，只有假借“呈报”上级之名，诈骗才易得手。材料呈报了，如果上级不理睬，他们可以长期欺骗下去；如果材料转到地方去调查，他们以不信任为由拒绝接待；如果上级真来人调查，他们就制造种种理由使调查无法进行；一旦事情败露了，他们就把责任往解莉、姜永素身上推。
“献宝”的目的
蔡长清一伙通过呈报达到什么目的呢？
“国家开了库就要拿出价值相当于地库20—30％的资金奖给报案人员。”
“要把地库呈报给国家，要请上级来人开库，需要经费。谁愿意得奖，就赶快入股，投资越多，得奖越多。”
蔡长清的这套宣传，使那些渴望发财的人们迷了心窍。
被称为“戴老板”的戴兴云，是四川渡口市有名的冒尖户，为了入股，一次就给蔡长清5，000元。隔了些日子，蔡说钱不够，戴又给了4，700元。戴兴云付钱后提出下库看看，蔡长清吓唬说：“地库里有暗道机关，下去安全无法保证。”
为了发财，四川天全县农民杨信华将要盖房的木料卖了400元，高合富把玉米卖了130元，杨绍业借了500元，三人把钱送到蔡长清手里。蔡打了个收条，然后胡说了一番：“将来国家拨款下来你们拿我的条子去领奖。”
这伙骗子，还以看金库里的东西为诱饵骗钱。蔡长清的老婆巫启珍说：“拿出一件金乌龟需给5，000元的押金。”陕西农民张振武立即送去4，000元，甘肃游民袁正英马上掏出3，600元。可是，当钱入了他们的腰包，要拿货时，巫启珍就同陶素群、周礼祥大喊：“不好了！公安局已把送货的人抓了。”出钱人一听目瞪口呆，还不敢对人讲。
仅蔡长清几名主犯，一年多来就诈骗了近4万元。
那些骗子正在兴风作浪时，群众就写了控告信，公安机关决定立案侦查。经过努力，终于揭开了“乐山地下金库”的秘密——诈骗。
蔡长清、蔡长福、王明华、陶素群、闵先全、巫启珍一个个进了班房。这说明，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不管多么狡猾的骗子，制造何种骗局，都逃不脱人民的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