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遥祭陶勇寄深情
惠浴宇
在昏黄的灯光下，我坐了很久，想为你写点什么，又不知从何写起。光阴荏苒，往事如烟，多少金戈铁马事，多少故人挚友情，渐渐都淡然了。我闭上眼，看见你举杯豪饮，听见你笑语爽朗；我睁开眼，任辛酸的老泪在心底涌流……
陶勇同志，老陶！为什么你总在我心中活着？
十八年前，你急如星火地赶到太湖之滨，动员我去割除癌肿。手术后，你出差在外，还专程去黄岩买了一箱蜜桔送到我的床头。你是常常这样做的，你当军长时，一位调到兄弟部队的团长负了重伤，你飞骑二百里，送去了缴获的罐头和药品。那一次，我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了，我庆幸自己还能再干几年，也庆幸自己没有辜负你的关照，我还能和你一起嬉笑怒骂、再饮“杜康”。可是，老陶，你在哪儿呢？
转眼，你的去世十六周年便到了，战友们都说：想起了你，就要流泪……老陶，你知道吗？
1941年，一个秋凉如水的日子，我们随部队驻扎在一个小村庄里。傍晚，军号声此起彼落，炊烟在晚霞中袅袅摇曳，在战事频繁的抗日战争中，真难得此片刻安闲。你、王治平和我在田埂上散步，咋咋呼呼地争论着，争论的是什么事，现在已全然记不清了。大概是你说不过我们两张嘴吧，冷不防把我推进稻田里去，我不甘示弱，死拖活拽地把你也拉下水来，两人一身泥水，不禁相视大笑。苏北指挥部的首长和群众们，看着我们耍活宝，也都笑成一片。那时，我是海安县委书记，王治平是如东县长，你是三旅旅长，是我们的上级。按某些人看来，做了“官”，不把脸子挂下来，肩膀端起来，反而和部下打打闹闹，成何体统！能有威信吗？然而你不仅和我们随随便便，和战士、和老乡们也是这般亲热。大概是我们脾气秉性都差不多吧，人们把我俩加个王治平，称做苏中三大“甩子”。这个土词儿不容易注释得准确，反正就是大大咧咧的意思吧。你听说自己有这样一个雅号，不仅不感到有失尊严，还常常以此自豪，挺高兴呢。在你看来，职务高低，并不是称量感情的砝码，大家都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兵。至于对群众，更没有理由摆架子，官者，盖民之役也，人民子弟兵嘛，哪有向自己的父老摆架子的道理？
老陶，还记得我们相识的情况吗？那并不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几十年过去了，我却仍然记忆犹新。1939年秋，陈毅老总在溧阳水溪召开军事会议，我从苏北带了两条“大前门”烟给他，或许是陈总正筹划为北渡长江、开辟苏北的战略前景吧，特意开了欢迎会，让我们这些苏北地方干部和各部队首长互相熟悉一下。会上，陈总令我讲话，我是做地方工作的人，习惯于三三两两的活动，猛地见到这么多首长和军队干部，又是激动又是紧张，哪还顾上讲话呢！我断断续续说了几分钟，赶紧下台了，心中还兀自忐忑。点起一支烟来定定神，发现你一直在注视着我。你那时黑黝黝的，小个子，一脸憨厚，显得有点“土”。你挤过来坐下，伸手便要烟，忽听得陈老总在喊：“你怎么尽揩油，人家送给我的嘛！”原来徐平羽同志坐在老总身边，也在一支一支地摸呢。那时苏南条件艰苦，烟客们都瘾得够呛。我哑然失笑了。你一把抓过烟盒去，边点烟边说：“别舍不得嘛，将来部队过了江，向你这位‘土地老爷’讨的东西还多着呢！”我忍着笑问：“请问大名？”你蛮不在乎地说：“大名张道庸——现在改叫陶勇了。”吓，陶勇！真是大名鼎鼎啊！你的传奇式的猛将风采，我在苏北常有所闻，想不到你还是这么一位大大咧咧的人。我们一面抽烟，一面嘀嘀咕咕的，我听你说苏南，你听我说苏北，会还没散，我们已经一见如故了。
我在你的领导下工作，和你共事，时间并不长。一次是在郭村战斗后，我在江都自卫团，部队打下了塘头，你来我部指导工作，朝夕相处二十余日；苏中部队整编时，你任三纵司令员，我在你属下的七团工作。黄桥战后，我又回地方工作了；再就是1944年底部队挺进天目山，我在苏南四分区做专员，正紧靠浙西战场。连头到尾算起来，怕也不满三年吧。有许多同志和我一样，与你相处时日不多，都成了你无话不谈的知己。和有的人，共事几十年都难以相交，到头来能圆满地画个零就算不错。和你却正相反，一经相识，便至死不渝。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体会，这是你老陶所有战友的共同体会。虽然天南地北、难得聚首，各自工作忙得热火朝天，但却能时时感受到战友的眷眷之情。外国人讲“心灵感应”，中国人讲“心有灵犀一点通”，或即属于此吧。
说你大大咧咧，其实你对同志是很体贴入微的。部队行军打仗，对跟随部队行动的地方干部，对我们这些军事工作不在行的人，你总是再三关照，竭力支持，注意安全。守黄桥时，我在七团当政委，一个营被团长韦一平拉出去牵制敌人了，我陪你在土围墙上站着，机枪子弹飞蝗般的在身边呼啸，敌人如潮水般涌进来，形势十分紧急。你命令我：“调你一个营，我带着打出去！”我争辩说：“该我带队出去。”你眼睛一瞪：“不要多说了！”当我看着你光着膀子，挥舞马刀，率先杀入敌阵时，激动得难以自已……我对战士们大声喊叫：“看，陶司令杀出去了！我们要顶住啊！”
关于你的神勇，在苏中尤其在通如海启地区是老孺尽知的。你曾多次孤胆潜入敌营侦察，也曾多次乔装深入虎穴谈判劝降。有一次，日军从如皋向海安大举进犯，海安成了敌军川流不息的通道。你伏在海安河南澡堂里，一面观察一面洗澡，鬼子到了河北边，你从从容容地洗完澡穿衣遁去。后来你不经意地告诉我：“好险，几乎叫鬼子光屁股抓了俘虏。”群众却传说：陶司令会障眼法，他看见了鬼子，鬼子看不见他。你具有强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环境再险恶，敌我力量对比再悬殊，都不能动摇你必胜的决心。越是强敌当前，你越是谈笑风生，这种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使你首先在心理上占敌机先。你的勇猛，并非匹夫之勇，你的胸中藏着一部兵书，既善于运筹谋划、遣军布阵，捕捉战机，更精于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不拘程式，临机决断。1940年6月，你率苏皖支队星夜驰骋二百余里，增援挺纵保卫郭村，你赶到时战端已开，眼见顽酋李长江以十倍于我的兵力猛扑上来，你却乐呵呵地说：“看我面前这片开阔地，来多少敌人也不够喂我的机关枪。放心，敌人来了，我摔跤也把他摔出去！”——一句笑话，道出了你早已成竹在胸：李长江兴不义之师，兵虽众但心难齐。先以猛烈火力挫其锐气，杀得他兵将皆怯，继以近战肉搏胜之。你的这套战法，正符合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因而协助挺纵取得胜利。
你自尊心强，自己不甘落后，也不允许战友落后，不允许自己的部队落后。你带的部队一向以接受艰巨的任务、争先杀敌为荣，以争强好胜、勇猛顽强著称，贪生怕死、无所作为从来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这支部队能够迅速成长为华中战场上的一支无敌劲旅，你的指挥风格和指挥艺术是重要因素。你争革命军队之强，好对敌斗争之胜，因而具有高度的全局观念。对待同志，对待友邻，你又是最讲文明、豁达慷慨的。打仗，你决不打使友邻吃亏的滑头仗；有了纠纷，你宁愿吃亏而息事宁人。我曾跟着你去打一个顽军重镇，费了好大的力气，好不容易攻下了一个碉堡，兄弟部队却闯进来把碉堡里的机枪抢走了。我直生闷气，战士们也愤愤不平——当时我那个团只有十几挺机枪。你说：“不要争嘛，有本事再找敌人夺去！”1946年新四军北撤，你下令拨给地方武装好枪一千支，机枪几十挺。你说：“都为了打老蒋嘛，分什么你的、我的？”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知己”，是赢得胜利的第一要素。你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大批志同道合、出类拔萃的战友，那魅力是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治军原则，是党的政策，也是你对战友热情如火、坦荡忠诚的感情。人们都知道你嗜酒贪杯，都爱和你一起干杯。酒逢知己千杯少，一千杯酒还嫌少，可见得没有海量是难成知己的。你就是一个政治上有卓识远见、海量大度的人。你能够团结各个方面、各种经历、各种气质、各具特长而又各有欠缺的同志和衷共济，和他们亲密无间、对他们了若指掌。无论是对身经百战的老军事干部，还是对开始并不熟悉军事工作的知识分子，你一律尊重信用，一视同仁，在战斗中发挥他们的优势，在工作中扬其长避其短，逐步加以提高。彭德清、梅嘉生、卢胜、梁灵光、王治平等诸同志，均成为你的亲密好友和有力助手，就是明证。
当然，你决不是好好先生。你脾气急，说暴燥也不过分。我曾见过你训斥过一位军纪散漫的部属，那气势，真是“雷霆万钧之怒”，旁观者都不寒而栗；在战场上，那就更是令出如山、斩钉截铁，甚至会用马鞭和手枪来执行战场纪律的——这也是一视同仁、决不含糊的。战友们都知道，你的严厉，也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大都含有“怒其不争”的意思，一不会对人记小账，二不会给人穿小鞋。有缺点错误，改了就算完事。你今天把某人训得灵魂出窍，明天他自己还在战战兢兢呢，你已经和他嘻嘻哈哈，为了他的进步和战绩而高兴得扬声大笑了。这是你的缺点？还是优点？当然是优点。我看，这种“霹雳火”般的脾气，正是你感人的魅力啊！
你一生胸无丘壑，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在事关革命原则的大是大非面前，在严峻的斗争中，你向来是直抒胸臆，决不肯隐瞒自己的立场和感情的。你最讨厌那些用原则和感情做交易的势利小人，最恨那些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的权奸乱臣。你对他们嗤之以鼻，从来不给他们好脸色看。你为维护原则，保护战友，从来不恤殒身。在皖南时，你的战友叶道之吃了冤枉官司，被判死刑。你不顾自己处境危艰，到军部去大声疾呼，为叶道之仗义执言。军部开了一整天会批你，扣了一大堆吓死人的帽子。会散了，问你怎么想的？你说：“叶道之是好人，杀了我的头，他还是好人！”
同志们都说，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下，都能指望得到你的友情和关切，和你交朋友，心里踏实，有安全感。
解放后，你在部队，我在地方；你在上海，我在南京；你在海上，我在陆上，谁能想象得到，如叶道之这样的事件，也会发生在你我之间呢？
1966年底，我动完手术不久，在上海余庆路市委招待所休养。交通大学的一个什么“反到底”包围了市委，日夜鼓噪不休。病了几年，对那场飓风般兴起的光怪陆离的“革命”，除了在文件上读到的，我是不甚了了的。但是医生嘱我绝对静养，耳朵里灌满了“油煎”、“绞死”之声，无片刻安宁，何静之有？更谈不上养了。你和梅嘉生同志来看我，我说起此番苦恼，你当即劝我搬到海军招待所去，说那里远离市区，安静得很。下午，我叫市委出车，堂堂皇皇搬了过去。你一见到我，便叹道：“你呀，你呀，干嘛这么急？我的车已经去接你了，一次拉不了，就跑两次，本来是准备把你‘偷’出来的，除了我的驾驶员，谁也不知你的下落。”看见我迷迷惑惑的，你解释道：“市委已经乱了，警卫处里有那条线上的人。”老天！形势真有这么 严重吗？我一方面感激你的细心周到，一方面总还觉得不至于此。你把我安置在一所背静的小院落里，亲自安排了严密的保卫措施，便匆匆离去了。
晚上，你设便宴招待我和我的爱人，只老梅一人作陪。你一向是喜欢热闹的，舰队里我熟悉的人不少，何以搞得这般冷清？你不说，我也不好问。你知道医生不准我喝酒，便一面自斟自饮，一面将外面的情况告诉我：多少工厂停产了，京沪大动脉中断了多少小时，曹荻秋等同志被揪斗了。说到愤慨之处，你拍案而起：“这算什么大革命！”你瞪起血红的眼睛，仿佛立刻会将上衣一甩，闯入敌阵，挥起寒光闪闪的大刀排头砍去！
这以后，你不管多忙，总要来看看我，谈谈各方面的情况。说起张春桥、姚文元的丑态，你嬉笑怒骂；说起上海及各地老战友惨遭迫害，你目眦皆裂，义愤填膺。有一次，你说起批斗陈丕显、曹荻秋的情况：“打倒——打倒！谁敢碰老陈、老曹试试看，我早安排好了，只要一招手，警卫班冲上来，两人抱住一个，往窗外一塞，小车拉了就跑。老子不管他们有什么后台，老子耐住性子坐在台上，就是去保驾的！”
唉！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派自己的驾驶员去接我，你设宴只请老梅一人作陪，你天天来对我介绍分析形势。按理说我应该清醒警惕了。可我在海军招待所过了十几天安静日子，又大大咧咧闯了祸。
那天我在小院子里散步，劈头碰见了舰队那位某政委。我和他，虽谈不上有什么深交，可他在南京任职多年，也算是老熟人罢。他问我，怎么到这儿来了？我说：“怎么，不欢迎啊？老陶请我来的。”他问我住哪里？我顺手一指，他便默然走开了。
回到房里坐下，我正为他的冷漠纳闷。他派人送来一份电报。打开一看，赫然印着林彪命令：“军队不准成为地方走资派的庇护所！”
老陶！我终于省悟到了你的良苦用心，我开始清醒了！原来，不仅市委内部有“那条线上的人”，在你的身边也有。我住在你这里，给你增添了多大的压力啊！可你还天天陪着我议论风生。
我立即搬回市委招待所去，你和老梅又立即追来看我。你说：“上海是住不下去了，我安排了，你到杭州海军疗养院去吧，那里安静，也安全。”
不！不！我不能再成为你的包袱了！你身边有那么个人，没有我的事也够你烦神的了。你虽再三动员，我还是婉言谢绝了。彼此相对黯然，此情此义，尽在不言之中。老陶，我那里想到，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呢？那怕事先有丝毫预感，我也会拉住你，陪着你，多坐一会是一会儿，多说一句是一句，拚了命我也要和你喝个一醉方休，再让你离我们而去。
又过去了十几天，南京发来了“通令”，要我回去。回去后，会遭到何种厄运，我是不大考虑的。几十年来，九死而不死，如今大病初愈，再折腾也就是一条命罢。唯一的企望，是能向你致谢辞行，但话没说够，酒也没喝够，一个老战友的女儿悄然走进来，泣声对我说：“陶伯伯，陶勇，死了。说是自杀的！”
谣言！我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
我暴怒了。
噩耗终于被证实，我绝望了。我想到，你对我和许多老同志的保护，是否也为杀害你提供了口实呢？当我在你的关切掩护下安心静养时，何曾想到，你的处境，比我们要凶险一万倍。这是你一惯的风格呀！正如在黄桥时，你身先士卒去冲锋，却留下了我。而今，你为战友们保驾煞费苦心，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我是应该想到的啊，我好恨啊，此生此世，此心何安，此恨难平！
老陶！风起青萍之末，你已经预见到了这场民族命运大搏斗的严峻残酷，觉察到“文化大革命”的危害，无论对军事、对政治，你的直觉一向是极敏锐的。你巍然屹立在自己的岗位上，随时准备与乱臣贼子们针锋相对，大战三百回合。但你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这帮丑类，是不敢和你正面对阵的。他们在背后放出罪恶的冷箭，竟干出了谋杀的勾当！老陶，你没有低估敌人的凶残，你却低估了他们的卑鄙！
我决意立即回南京去。为党，为民族，为我们，你已经牺牲了生命，在这空前惨烈的战场上，我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老实正直的人，总把亲人的不幸归咎于自己；没心没肺的人，却把自己炮制的悲剧推诿于时代。渐渐地，我了解到你被谋杀的真相。你曾把来利诱拉拢你的林彪死党轰出门去，你曾当面向贺龙同志汇报过，并在叶剑英同志主持的会议上怒斥林彪死党篡夺海军的阴谋。你象一座大山一样矗立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军的道路上，他们是必欲置你于死地而后安的。我明白了。即使我当时了解到你的处境，也是帮不上什么忙的。但我永远也摆脱不了痛心，永远也摆脱不了难过！
不久，王治平也不堪折磨饮恨而逝了。
你们大大咧咧而至于死，我却大大咧咧而得以生。呜呼！三个好友，你是胸怀坦荡、勇谋绝伦；治平是聪明干练、不事权贵，何以独独留下了我，留下了我的深深思念？
老陶，若你能回到人间稍留片刻，我将开二十年之酒戒，大碗相陪，欢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的胜利。这胜利，是你和许多战友以鲜血和生命赢来的，你们是最有权利享受这胜利的欢乐、这胜利的荣誉的！
而今，我只能以一纸祭文，献于你的灵前……
写于陶勇同志逝世十六周年
1984年1月21日
第5版()
专栏：
卓越的国际活动家冀朝鼎同志
方杨春 廖训振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卓越的国际活动家、著名的经济学家冀朝鼎同志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但是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光辉事迹，却永远留在我们中间。
朝鼎同志1903年生于山西汾阳。1921年，正在清华学堂读书的朝鼎同志就提出：人活在世上不可“虚此一生”，要“做真正的人”，要为“国家富强”而奋斗。
1924年，赴美留学前夕，一批有志的青年，为了寻找救国应循的途径，分别求教于国内的领袖和名人。朝鼎同志曾去北京大学访问了李大钊同志。这是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畅谈一次，印象很深”，他说这是一次难忘的会见。
1927年，当蒋介石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朝鼎同志正在比利时参加世界反帝大会。国内血的教训，几年来的斗争实践，使他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他入党的愿望日益强烈。经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同志的介绍，朝鼎同志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根据党的决定，朝鼎同志由美回国，长期在国民党政府内从事秘密工作。渊博的学识、丰富的斗争艺术，使他担任了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后来他又担任了国民党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职务。为了党的工作需要，在重庆时他长期住在孔祥熙的公馆里，终日在腐朽的官场和灯红酒绿的环境中奔波应付。但他的无产阶级立场十分坚定，对党无限忠诚，洁身自爱，做到立污泥而不染。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中共驻上海代表撤回延安时，周恩来同志通过邓颖超同志化名写了一封指示信给他。信中说：“吉兄（指恩来同志）本拟留书给你，以临行匆忙未果。特代草数行以寄意。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吾辈既有志，更宜具远大眼光。”党的指示及时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与安慰”，指明了斗争方向。解放战争后期，朝鼎同志被中统特务告密了。一天深夜，孔祥熙突然叫他到其住处，严厉地问：“有人告你是共产党，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共产党？”朝鼎同志镇静地回答说：“我追随你多年，我的一切你都清楚，你看我象不象共产党？”孔沉默一会，无言以对，只好说：“我看不象”。
1949年1月初，党组织指示朝鼎同志撤离上海到北方。当时上海国民党统治已面临末日，一片混乱，前往北方交通已断绝，他无法脱身。恰好这时傅作义电邀朝鼎同志出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长。于是，他便同夫人罗静宜同志搭乘傅作义运钞票的专机飞到北平。20天后，北平和平解放了。朝鼎同志也为和平解放尽了自己的努力，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朝鼎同志十分重视对外宣传工作。1951年，他就曾应邀赴英国剑桥大学讲学。朝鼎同志是解放后代表新中国赴英讲学的第一个学者。1955年7月，朝鼎同志还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直接用英语向国外听众介绍我国经济建设情况及对外贸易前景。在当时，一位领导同志亲自在电台用英语作对外宣传，是很有影响的。
朝鼎同志有强烈的事业心。贸促会初建时，就根据朝鼎同志的倡议成立了仲裁处，研究和处理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事务。这件工作在当时并不为人们所重视。随着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发展，现在贸促会的法律事务工作日益开展。实践证明，他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朝鼎同志在贸促会还亲自创办并主持过研究室工作，最早研究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文件和活动。现在看来，他也是深谋远虑的。1957年4月，朝鼎同志曾率领访问团去西德参观汉诺威博览会，并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东亚贸易会议。代表团回国后曾有许多宝贵建议，如提出引进先进技术以促进经济贸易发展；建立技术资料图书馆（即技术情报中心）；建议立即开始研究法国、西德、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情况，并培养干部，以便一旦同这些国家建交，马上就有了得力干部。他甚至还提出要利用外资加速发展我国经济的主张，但因历史条件所限，未能实现。历史进程表明，朝鼎同志是何等地有远见呀！
朝鼎同志对待工作从来是严肃认真，不知疲倦的。他的日常活动相当紧张，特别在国外，时间紧，任务重，他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但他始终精神饱满，朝气蓬勃。有时病倒了，实在迫不得已才肯住院。
朝鼎同志一生多年在国外，但爱国之心与日俱增。他酷爱祖国的一草一木，尤其喜爱祖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坚持吃山西家乡的饭菜。他以使用国货而感到自豪，临终戴的是上海表。他有钱就买字画、碑帖、古董、砚台、古木器，珍惜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他逝世后，爱人罗静宜同志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将满满四卡车的重要文物献给了国家。其余一般文物卖给了文物商店，所得的几千元都捐给机关作福利费了。
朝鼎同志在外事活动中是严格遵守纪律，勤于请示汇报，公私分明的。1958年，他担任赴瑞士洛桑展览团团长期间，瑞士朋友赠给展览团几十只手表，他都坚持交公了。
1962年，一位香港老朋友赠送他一台袖珍式半导体收音机。回家后，他坚持交公。同志们说，这不是外宾赠送的礼品，他可以留用。但他仍要秘书去总务科登记之后，才领回放在办公室使用。他去世后，工作人员尊重他的愿望，仍把这台收音机交了公。
在用人方面，朝鼎同志坚持按组织原则办事，不开后门。解放初期，有不少人找他安排工作，甚至他的亲友也要求帮忙，都一律被他婉言拒绝，为此，他的亲友多年对他有意见。一位同他在清华和美国同学、相识达四十年的老友，经组织介绍由上海来贸促会工作，一连做了三年临时工，朝鼎同志都未干预，最后还是按正常手续转了正。
朝鼎同志是一个老党员，对同志热诚宽厚，平易近人，但因长期生活工作于国外和敌人营垒之中，参加我们党内的正常政治生活毕竟是不多的。解放后，他深感这方面的不足，决心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尽管他外事活动较多，仍挤时间参加党的小组会，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63年，在他即将赴阿尔及利亚担任中国展览团团长的前夕，他和党小组长商量决定在行前参加一次生活会。但由于他会见、宴请活动较多，会期不得不一延再延，最后定在8月8日下午4时至6时召开。不料，就在会前4小时，他突患脑溢血，在办公室晕倒了，经抢救无效，于8月9日中午1时25分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