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我敬爱的老舍同志
巴金
今年2月3日是老舍同志的八十五岁诞辰。他在世的时候我没有举过一杯酒为他祝寿，今天首都文艺界为他的诞辰举行纪念会，我又因病不能参加。我是他的老读者，又是他的老朋友。我们在共同的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他遭逢恶运的时候，我不能给他支援；他横遭凌辱的时候，我不能替他辩护；我没有跟他的遗体告别；我没有为他的亡灵雪冤，我深感愧对故友。
最近读了杨沫同志追忆1966年8月23日的日记，仿佛又回到乌云盖天的日子，眼前出现一位挂着大木牌、头上血迹斑斑、嘴唇紧闭、两眼圆睁的老人，难道这就是老舍同志的结局？我不能相信！在这之前四十四天，7月10日上午，我还在人民大会堂遇见他，我们一起坐在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大会的主席台上，在会前休息时间里他讲了一些他的情况，也问了一些我的情况，他高高兴兴地说：“我很好。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他的声音在我的脑子里震荡了快十八年了，今天还是那样地响亮！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他“没有问题”，全世界的读者都相信他“没有问题”。
首先写文章悼念老舍同志的似乎还是日本的作家，日本的朋友。那些时候我为了保全自己不断地在批斗会上作自我检查。一直到1977年底我才第一次写文章提到他的名字，表示悼念之情。半年后我在北京八宝山参加他的骨灰安放仪式，大厅里挤满了人，我看不清那无数的头，我听不清对死者的悼词。我只看见一张熟悉的脸，我只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我不能死，我还有多少美好的东西要留下来！……我把这句话带进城，带到招待所，使我不得安宁。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也对朋友说：“让老舍死去，我们应当感到惭愧。”然而损失已经无法弥补，死者再也不可能复活了。
我读过井上靖先生的散文《壶》以后曾经对作者说：“老舍离开了我们，可是人亡壶不碎，他已经把美好的珍品留在人间。”我指的是象《骆驼祥子》、《月牙儿》、《龙须沟》、《茶馆》……那样的艺术杰作，它们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但是我忘记说他带走了多少美好的东西，要是他能活到今天，他会献出更多他心灵中的珍宝！
就在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最后那次交谈中，有一句话还刻印在我的心上，他说：“我是一个正派人。”他又说：“正直的人。”他很激动，似乎有不少的话，但没有能完全说出来。我了解他的心情。我说：“我们都相信你。”我还想说一句，“我们都敬爱你。”可是开会的时间到了。我绝没有料到这就是永别，更没有想到一个光辉的生命在四十几天后就要离开人世。到今天我还懊悔没有在会后约他出去找个地方畅谈，让他讲出心里的话，我也倾吐我的敬爱之情。
从三十年代前期我在北平同他相识，一直到1966年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永别”，三十几年中间，我们有时几年不相见，有时经常接触，我们之间很少书信往还，我却始终注视着他的创作道路上的脚印。他的文品和他的人品是一致的。我敬爱他，首先他是一个“正派人”。他不仅正直，而且善良。他不仅善良，而且坚强、勇敢。例如在抗战期间，他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顶住国民党政府的压力，排除各种干扰，团结了绝大多数的文艺工作者，把这个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抗战团体办得很有起色。我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在会里看见他，他有时严肃，有时幽默；大家欢聚畅谈显得十分愉快；应付困难局面，他又显得非常沉着。有一个时期张家花园的聚会对我好象是欢乐的节日。老舍同志主持会议、周恩来同志亲切讲话的情景还深深印在我的脑中。
我敬爱他，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的全部作品都贯串着一根爱国主义的红线，他的一生的工作都围绕着这样一个愿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我了解他，因为我也看够了外国侵略者在我们土地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我也曾象一个无家孤儿在国外遭受白眼，任人欺凌。一个熟悉的声音象警钟似的在我的脑子里敲了几十年：“我爱咱们的国呀！”我在他的作品中读到多少怨恨，多少悲痛，多少愿望啊！愿望，是的，其中之一便是：中国人民有一天会站起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多年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文艺界许多亲密的同事和战友在殷切地等待，当时还在美国的老舍同志毫不迟疑地动身回到北京。人民需要他，他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把后半生贡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文艺事业。我敬爱他，他是一位人民艺术家。北京市赠给他的这个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热爱人民，熟悉人民的疾苦和愿望，掌握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各种文艺形式。他始终和读者心连心。
他一生谦虚，习惯称自己为“写家”。他的确每天写，不停地写，一直写到“文革”夺去他的生命的时候。他是一位勤奋的“写家”。我敬爱他，他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大量的作品表现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思想感情和丰富心灵。他又是旧时代、旧风俗的忠实的记录者，在他的笔下古老的北京城闪闪发光，旧社会的人物个个如生。
我敬爱他，他“心中有那么一种感情”，他自己叫它做
“热爱今天的感情”。他从美国回到北京十几年中间，一连写了十多个反映新生活、歌颂新社会的话剧剧本，就是这种感情使他“欲罢不能”。这种感情是很可贵的。有了它他才能和人民同喜怒、共哀乐。他说：“热爱今天的事，更重要的是热爱今天的人，我们就不愁写不出东西来。”《龙须沟》的作者把心交给了我们。热爱今天的人有权活到今天。他不能同我们一起共度诞辰，我感到遗憾。然而这样一颗火热的心是不会死的。即使他的骨灰盒里没有留下骨灰，他的心要活在每一个朋友的心里，活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他的那些杰作已成为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
1984年2月17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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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树碑立传”有何妨？
邵立肃
一位归国探亲的外籍华人，提出给家乡捐资近百万元，修建一座图书馆。但有一要求，就是该图书馆要以他父亲、母亲及本人的姓名中各取一字命名。然而，县领导却坚持要以该县某烈士的名字命名，结果此事告吹。事后，这位同志还向旁人振振有词地解释道：这岂不是为他树碑立传？
要说这位同志存心不想办这桩美事，恐怕太冤枉。不过他之所以如此固执己见，归根到底还是对那“海外关系”讳莫如深，怕为他们“树碑立传”。海外关系好不好？这在“四人帮”横行时当然不敢说好，而今天就敢说了。历史证明，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华侨、华裔、港澳同胞多数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今天，他们中的不少人仍然没有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不计较过去自己的一些亲人遭受过“四人帮”的迫害，以各种方式为故乡四化出力，这是爱国爱乡的赤子情，理应受到欢迎和尊敬，而他们的合理要求，也应该受到尊重和得到满足。
“树碑立传”有什么不行？树碑立传或命名者，古今中外皆有之，问题是看为谁树碑，为谁立传，应不应树，该不该立。在我们看来，大凡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显著成绩者，都可以树碑立传。革命烈士该树该立，科学文化名人应该立，外籍华人、海外侨胞捐款，兴办家乡文化教育事业或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命个名、树个碑，也完全合乎情理。不允许，倒是不近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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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姐，您好！
戈扬
八、我看到了“李知凡太太”
又是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我又从电话里听到那个宏亮而庄重的男同志的声音：“你是戈扬同志吗？我是邓颖超同志这里。后天上午九点半钟，邓大姐和陈溶同志会面，大姐说你也想来听听，是吗？”我连忙回答：“是啊，是啊，我是想去听听的啊！”
11月5日星期天，天气晴朗、清和、温暖。我甚至感到有点春意盎然。可是我因为摆弄照相机把时间耽误了。原是想要摄取两位老病友重逢的镜头的，谁知倒反而把这个宝贵的一刹那失去了。我怀着惋惜的心情走进大姐的客厅，看见一位年过花甲的女同志和她的女儿在客厅里坐着，我不好意思地说：“大姐，我来晚了。”大姐笑着说道：“你是来晚了。不过她们来了也还不到十分钟。”
陈溶同志是一位朴素而文静的女干部，就是大姐所说的当年那个15岁的病友小陈。她说，她的父亲陈滔当时也是一位地下党员。全国解放那年她才28岁。
这回是陈溶同志坐在我上次坐的座位上，我和陈溶的女儿以及赵炜同志坐在大姐对面的长沙发上。两位老病友畅谈往事，客厅里洋溢着大姐的爽朗的笑声。我听着，思索着，想象着，四十五年前的那位“李知凡太太”渐渐地活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1937年春天，一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患肺结核从陕北出来求医。她脱去了军装，换上了旗袍，化名为“李知凡太太”，孤身一人出现在北平街头。这位年轻的李知凡太太倘若被国民党特务识破，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我过去在天津念书，在北平教书，早就考虑到这里有许多朋友，遇到熟人怎么办？”当年的“李知凡太太”说。
果然，这位“李知凡太太”第一次去协和医院看病，一上台阶，迎面就遇见她的一位同学。不过，“李知凡太太”虽然身患重病，却是机警沉着。她不动声色，轻轻地一闪就过去了。她的那位同学压根儿也没有注意到她，恐怕到今天还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呢！
看来，协和医院看病的人太多，免不了要遇见熟人。“李知凡太太”这样想着，照了一张片子，从那以后就不再到协和医院去了。
四十年前的结核病是一种不治之症，谁得了这种病，如同现在得了癌症一般，在精神上不啻是判了死刑。然而这位“李知凡太太”却和一般病人不一样。她心胸开阔，性格豪爽，富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会被病魔所压倒的。她终于打听到西单有一位叫做芦永春的西医大夫，能治结核病，医道很好，在羊肉胡同开了一所芦永春医院。她去芦永春医院看病，知道了这个医院还在风景优美、人烟稀少的西山附设一个疗养院，收费比较便宜。这样她就住进了西山平民疗养院。
“是呀！”当年的病友小陈说：“平民疗养院收费是比较便宜，住院费连伙食费在内，一天一元一角五分。每顿饭一菜一汤，吃不饱也饿不着，不过每天还有一碗牛奶。”
“我不吃牛奶，”当年的李知凡太太说，“我爱吃豆浆，他们那里没有豆浆。”
“平民疗养院设备很简陋，那么多的病人连个厕所都没有。”当年的小陈埋怨说，“每天早晨，附近的农民推着粪车来收大小便，能起床的病人都是自己去倒盆儿，大夫、护士也是如此。到了夏天，没有洗澡的地方，病人想洗个澡，也没有法儿。”
“我倒是找到了一个洗澡的地方。”当年的李知凡太太说：“你还记得吗？厨房旁边有块三角地，我用芦席拦起，就在那里洗澡。我天天上山，半山腰有个姓李的人家，我常去坐一会聊聊天。姓李的会做蜂蜜，我还带回蜂蜜给胡杏芬尝过。我经常去礼王坟。一直以为是李王坟，这回看到晚报上的一篇文章，才知道不是姓李的‘李’，是礼仪的‘礼’，是一个世袭的名称。”
“病友们都觉得李知凡太太可爱，和蔼可亲，关心别人。可又觉得她很神秘。”当年的小陈说：“大家都喜欢照相，要和她一块照相，她不肯照。向她要相片看，她一张也不拿出来，总是说放在城里没有带来。夏天那么热，她总爱在屋里听广播，听完回来给大家讲。爱听广播的，我记得还有两个男病人……”
“提起这事，还有两个故事呢！我先给你们讲讲这两个故事。”当年的李知凡太太说：“那两位男病人，一个叫做郝威，另一个大个儿叫做刘纳。八路军办事处在武汉的时候，每天都是人来人往。有一天，我出去开会，从楼上下来，伸头向客厅里望了望，看见客厅里坐着一个人，正是西山疗养院的病友刘纳。他看见我感到很奇怪，李知凡太太怎么会在这里？我看见他也觉得很奇怪。原来他是东北流亡学生，是来找董老接组织关系的。后来他在重庆养病，听说在从延安撤退途中病逝。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八路军办事处由武汉迁到重庆，住在城里机房街七十号，房子被敌机炸毁，才搬到红岩去的。办事处在重庆办了一个党员训练班。在训练班里工作的徐克立同志有一次汇报，说到学员中有一个叫郝威的。郝威不也是西山平民疗养院的病友吗？他当时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我托徐克立给郝威捎信，就说有个李知凡太太向他问好，要去看看他。后来我们见了面，才拆穿了这个哑谜。”大姐在结束这两个故事时说，郝威的名字叫罗青，他英文很好，现在在《中国日报》工作。
原来在西山疗养院里三位最关心时局的病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纹丝不露，不但病人们没有察觉，连他们自己彼此也没有察觉。尤其是郝威和刘纳两位同志，他们哪能想到，和他们一起听广播的这位“李知凡太太”，竟是一位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女英雄。他们更哪能想到，这位“李知凡太太”就是周恩来同志的亲密战友邓颖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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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后〔版画〕杨金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