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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任县委书记都把绿化荒山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
右玉县成为“三北”地区绿化县
本报讯 通讯员张俊宽、记者王漫沧报道：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省右玉县成为我国“三北”地区实现绿化的县。1983年全县宜林荒山全部绿化，有林面积已占总土地面积的45．8％，人均有林15亩。随着绿化的逐步实现，农牧业生产也出现新局面，去年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了一番。
右玉县是山西省西北部古长城脚下的一个山区县。全县16个公社，91，000人，总面积294．6万亩。过去这里风沙肆虐，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右玉府志》记载：“每遇大风，昼晦如夜，咫尺人物不辨”，“禾苗被拔，房屋多摧，牲畜亦伤”。解放初，全县基本是赤地一片，森林覆盖率仅0．03％。从1953年开始，右玉人民开始了植树造林，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全县210座荒山，3，900多条大小沟壑全部栽上了树。
春回大地，绿树成荫；风和日丽，空气清新。自然条件的巨大改变给右玉人民经济上带来了极大好处：树枝和灌木解决了农户的烧柴困难；过去每年烧掉的150多万担畜粪进了田；用于买煤的60万元钱也节约下来了。林地每年提供饲草1，000万斤，提供新建四五千间房屋的木料。现在大部分社员搬出了窑洞，住上了新房。全县木材蓄积量已达23．7万立方米。畜牧业生产逐年发展，羊和大牲畜的数量去年比历史最高年份分别增加了31．5％和15．3％。畜多，肥多，粮多。
右玉县实现绿化，是历届县委把植树造林作为改变贫困面貌的根本途径，带领群众坚持不懈，艰苦奋斗的结果。三十年来，右玉县换了10任县委书记，但是带领群众绿化荒山的“接力棒”一任一任传下去。五十年代的县委书记庞汉杰同志，当年骑着毛驴搞勘察。从此以后，历任县委书记都把绿化荒山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交接班时，卸任的要交代绿化工作，接任的要向县委和全县人民表明抓绿化的态度。这种做法已形成了传统。去年离任的县委书记常禄同志，是拿着“接力棒”冲刺的人。1975年他调到右玉，八年来，全县造林面积扩大了一倍多。他和县委的同志们这样要求自己和各级干部：一个在右玉工作的共产党人，不在右玉的土地上留下一“草”一“木”，就有愧于人民，有愧于子孙。
现在全县已有林业“两户”1，000多户，自留山22万多亩。去年春天，社员自留山一季造林8万多亩，数量多，质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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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评论
“接力棒”传到自己手里时
吴昊
参加接力赛跑的运动员，必须做到三点：一，迅速接过棒，二，拚命往前跑，三，准确地把棒交给下一个。名次先后、水平高低不说，运动员这种交棒、接棒、拚命跑的精神和节奏是很值得学习的。
干革命，搞建设，包括种草植树、绿化祖国，都只有象接力赛跑的运动员那样，一棒一棒地往前跑，往下传，才能实现最终目标。古长城脚下的山西省右玉县为什么三十年实现了全县绿化？为什么现在全县有林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45．8％？原因之一，就是三十年来，右玉县的十任县委书记带领全县人民进行一场绿化河山的“接力赛跑”。每位书记上任时，接过“棒”，拚命跑一程，卸任时，交出“棒”。五十年代的书记庞汉杰同志骑着毛驴搞勘察，现任的书记可能有条件坐汽车了。时代进步，接力赛跑并没有停止。第十任书记手里的“棒”还是第一任书记交出来的。这是多么了不起的韧性战斗，多么可贵的精神，多么好的传统啊！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不是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很充分吗？
要说自然条件，全国有多少地区、多少县比右玉优越得多，为什么右玉做得到的，一些条件好的地方反而没有做到？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这些原因之外，可不可以用接力赛中运动员的“三条”检查一下自己；绿化的“棒”，不会没有，看看谁拚命跑了，谁“磨洋工”了，谁没交出去，谁没接过来，谁接过来扔掉了。这样一查，一忆，一想，对如今手里握“棒”的人，肯定会有好处。
已故作家高云览同志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我是在十几年前读过的，但主题歌还记得：
把你手里的红旗交给
我，同志，
如同昨天别人把它交给
你。……
今天是植树节，绿化祖国的接力赛正跑在中途，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今天的握“棒”者，可以说是关键的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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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家庄大队兴办沼气保护植被
本报讯 河北省曲阳县刘家庄大队兴办沼气，解决农民烧柴难的问题，保护了植被，加快了山区绿化步伐。
刘家庄大队地处太行山区，土层瘠薄，植被差。为了绿化荒山，大队封山1，500亩，有几名专职护林员管护。但由于农民缺柴烧，折树枝、砍草盘、刨树根，毁坡的现象时有发生，植被一年不如一年。
从1982年开始，在县和公社的帮助下，这个大队积极兴办沼气事业。两年来，先后建成沼气池76个，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家庭都有了沼气池，做饭基本不用烧柴，照明也用上了沼气。去年这个大队的农民仅煤炭、煤油费就减少开支3，000多元，施沼气肥600多立方，粮食产量比上年提高25％，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
办沼气保护植被，加快了山区绿化步伐。折树枝、刨树根的没有了，山上原有的林、灌、草得以休养生息。一年多来，全大队成林4，000多棵、幼林一万多棵、灌木林2万多棵，草也长到半米多高。往年的秃山坡，现在一派生机。 李世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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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放宽荒山承包政策
据新华社济南3月10日电 （记者郭修生）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最近进一步放宽荒山承包政策：
一、把集体现有的荒山、荒滩、荒碱地全部或大部划作自留山（滩），放手让农民开发，不搞或少搞责任山（滩）。
二、林业专业户、重点户和新的联合体按流域、沟坡、地片承包开发荒山荒滩，谁承包，谁治理，谁经营，谁受益；使用权、管理权、受益权长期不变。
三、对承包荒山（滩）的专业户，政治上鼓励，政策上保护，经济上扶持，技术上指导。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口粮、住房、子女上学等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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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吉两年植树种草64万多亩
据新华社银川3月10日电 接受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近两年大力营造防护林，共植树种草646，000亩。西吉县林草少，自然灾害频繁。国家把这个县确定为“三北”防护林工程的重点县后，很短时间内就打开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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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中国农科院柑桔研究所的帮助下
内江地区建成柑桔新产区
本报讯 通讯员王行禄、贺守章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与四川省内江地区签订柑桔生产技术合同，指导发展柑桔生产，加快了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全区柑桔产量由1978年的1，100多万斤上升到7，300多万斤，成了柑桔新产区。
处于四川腹地的内江地区，气候适宜于柑桔生产，特别是沱江大红袍甜桔、金黄色的寿星桔和金钱桔，维生素含量高，色味俱佳，属传统的特产，驰名中外。前些年，由于技术跟不上，很多树到了挂果年龄不结果，成了“公树”，有的甚至叶片枯黄，缺素症严重，挂果的每株平均产量只有几斤。
几年来，柑研所对全区4，000多名果技员和34，000多名柑桔生产专业人员进行了培训，使他们初步掌握了柑桔栽培管理的整套技术。并联合开展了辐射育种、杂交良种、脐橙丰产以及50多个优良品种研究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同时，狠抓了两条大的增产技术措施。一是针对应投产的幼树迟迟不结果的所谓“公树”和对占投产果树74％的370多万株“小老树”，进行了喷涂激素，以果压冠，调整了生殖生长和营养生长的关系，使这批果树的产果率和产量都提高了两倍左右。二是针对土地偏碱，缺铁、锰元素，狠抓了培养地力，进行两改：把过去以培养果树地上器官为主改为培养地下丰产根系为主；把过去果园建设以水为主改为重施有机肥、以肥培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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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闽台青年共造友谊林
本报讯 通讯员孙庆烈报道：2月24日，福建省青年联合会组织沿海24个县市的青年代表300多人，和前来避风靠港的台湾渔民一起共造青年友谊林。这天，闽台两地青年共植树造林25亩，并在东山县赤山林场共同立下“闽台青年友谊林”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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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植树节史话
刘杰
植树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的西周，那时有个规定：
“不树者无椁。”劳动人民多在清明节前后栽树。到了近代，人们认识到，森林不仅给人们提供生产、生活所必需的木材和其它林副产品，而且平衡自然生态，促进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为动员全民植树，现在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规定了植树节或植树周、植树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52年作出了建立世界植树节的决定。
近代植树节，是1872年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首先创立的。以后其它州也根据本州气候条件规定了自己的植树节。日本1922年确定了东京都植树日，1951年决定每年4月3日为全国植树节。
我国正式规定植树节是在1915年。政府颁令定清明为植树节，并在这一天举行植树典礼。1928年4月7日，又由当时的政府颁令全国，将清明植树节，改为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即3月12日，规定每年在这一天举行植树式及造林运动。1979年，党和政府正式确定每年3月12日为植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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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灾难中醒悟
——记湖北省英山县民旗七大队植树造林
本报记者 王楚
湖北省英山县民旗七大队坐落在大别山的南麓。这个只有350户人家1，500多人的山区大队，近几年来，粮食不仅自给有余，而且“山山一片绿，垸垸树成荫”，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56％。当我置身于这块绿洲时，前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年近七旬的老人段仕知却说：“当年毁林开荒夺得全区第一的，也是我们‘民七’大队。那几年，‘民七’是起风灰满天，石沙堆门前，老人无棺木，娃娃没摇篮。”
一面“红旗”带来“三靠”队
“民七”有山林2，667亩。刚解放那几年，两人合抱的樟树、枫树比比皆是。“大办钢铁”，砍树烧炭，只因大队长“保守”，没有评上第一；人民公社化初期，靠卖树给社员发工资，因队长挖了一些树蔸儿凑数，有人告了一状，榜上又无名。1962年，遇上了天灾，提出“敢叫山山岭岭献粮”，“周朝挖到山顶，汉朝挖到山脚”，几百名劳力，挑灯夜战。树砍光了，树蔸挖尽了，只剩下“龙头”山上10亩麻石片地没挖。公社党委书记发现后说：“不能种粮食，挖一遍也好看。”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青年突击队员连夜上山，硬是把麻石片地重新“挖”了一遍。这次，“民七”夺得了第一，大队长和党支部书记扛回了“红旗”。
“旗”扛回来了。“民七”上百座山上，光秃秃的，却找不到一棵可以挂旗的树。
山里人离不开树。做水车、犁辕、扁担要树，锄、镰、锹、镐的柄把，要树；添孙子做摇窝，姑娘出嫁做嫁妆，儿子结婚做屋，样样都离不开树。没有树木，在山里意味着没柴烧。社员就算锅里有米，没柴，粥都熬不熟。田头地埂上的草皮，铲过几遍了；一个树蔸坑，前边人刚挖过，后面来的人总要再刨一遍。来了客人，饭熟还差一把火，只好从铺底拉一把垫草，塞进灶膛内。当时全大队有三分之一的壮劳力长年在外偷砍别队山上的柴。
山上开荒，畈下遭殃。25度的山坡，哪里能留住泥沙和土肥。每次下大雨，山水挟着泥沙，冲击塘堰，流到田里。700多亩好田，水打沙压。全大队71口塘堰被沙石淤平。尽管1962年全大队粮食由上年87万斤增加到92万斤。然而，山种寡了，田种瘦了，以后，粮食逐年下降，1966年降到57万斤，全大队人均口粮只有300斤。一面“红旗”带来了一个吃粮靠供应、用钱靠贷款、烧柴靠外援的“三靠”队。
关键时的决策
1963年正月初五，大雪纷飞。“民七”又有几户社员没烧柴了。正月初十，“民七”党支部召开了支委扩大会，支委们争论激烈：是“退耕还林”，还是“开荒种粮”。
“造林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肚子难饱。”
“不栽树，每年每个劳力要花几十个工上大山砍柴；花几千块钱从外地买树做农具；社员结婚要花2，000多块钱买树建房……”年轻的党支部副书记乐来仪算起细帐来。
“古话说得好，一棵松树一把伞。头几年，山上有树，下暴雨流的也是清水；如今是山上下雨，山下流沙石。不种树，如何能山青水秀田肥呢？”老土改根子插话说。
“上级要批评怎么办？”
党支部书记王咏中站起来说：“我承担！”
支委们的思想终于统一起来了。
“民七”大队的干部，在这场灾难中醒悟了：不“退耕还林”，“民七”就没有出路。
同心协力
要树成林真难呀。头几年，植树造林是专班人马，冬季抽槽挖坑，春季回土栽苗。天旱时，树苗枯萎，社员从水库一担一担往上挑；生虫了，5岁的娃娃都上山捉虫。从1963年到1965年共育松苗65亩，三年内就消灭了荒山。同时，发动社员“四旁”种树，“谁栽谁受益”。那几年，尽管日子过得苦，但他们在投资分配上，宁可别的地方紧一点，少一点，也要挤出资金保证植树造林上的需要。树一天比一天大，想要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大小队干部白天抓生产，晚上上山轮流照看林子。问他们累不累，回答是：“早年家业败在我们手上，现在累也心甘。”
护林首先要自身硬。立了章法，就要照章执行。月检查、季评比，赏罚分明。段仕知家里的母牛发情，触断了一棵三尺高的树，被罚了5元；乐来仪的舅父上山砍松枝，被罚了5元；一位区负责人的老母亲砍了22棵松树，一时拿不出钱来，用一只70来斤的猪做抵押。社员高兴地说：“支部管林‘不怕狠头，不欺侮弱头’，‘民七’的山林有希望了。”
收 获
为了退耕还林，“民七”下狠心贷了款；为了鼓励社员造林的积极性，省下干部补贴粮，也要保证林工粮。前年，“民七”2，000多亩山林，疏林间伐杉树5，000多棵，卖了87，000元，一次还清贷款。近4年来，全大队400多户盖新房610多间。现在，全大队烧柴自给有余，80％的生产队还有柴卖。按现在的情况，一亩山每年可砍松枝、松茅柴各1，000斤，价值40元，每亩山180棵树，每年间伐3棵能卖60年，全大队每年可间伐4，500棵，每棵平均按10元计算，每年可收入45，000元，平均每亩能出70元，一亩当家田除去投资，也只有70多元，一亩荒山，能顶一亩当家田！
题头照片：甘肃天水县肖王大队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把两座山头、八个坡、三条沟全部栽了树。
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三月八日，中国林学会理事会领发“劲松奖”。奖章上方图案是甲骨文的“圃”字，下方是松果和松针。新华社河北省易县白羊乡黄蒿大队林业专业户贾子明正在给本大队林业专业户传授侧柏接刺柏技术。刘振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