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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立志改革 开拓前进
——在全国轻工业厅局长会议上的发言
浙江省海盐衬衫总厂厂长 步鑫生
新华社编者按：步鑫生同志的这个发言材料，讲的是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发生的事情，但对其他企业（包括国营企业），也是有启发的。
党中央领导同志早就指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按这些标准来衡量，海盐衬衫总厂进行的改革基本上是正确的，成功的。
城市经济的通盘改革相当复杂，牵动全局，需要国家统筹安排，积极而慎重地进行。但是这不等于说，在总的经济管理体制没有改革之前，可以消极等待，不去探索。坐等，等不来现成的改革模式；探索，才能找到正确的办法。立志于开创新局面、立志于提高经济效益的人，应该象步鑫生和海盐衬衫总厂的职工们那样，勇于在改革中先行一步，勇于在前面探路。这样做，能够开创本企业生产、经营的新局面，也可以为整个城市经济的改革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我们海盐衬衫总厂的前身是1956年组织起来的缝纫合作社，当时只有三十多名社员。到1975年的二十年间，企业发展十分缓慢。全厂固定资产净值只有二万二千元，企业的全部自有资金也不到五万元，年利润只有五千多元。全厂七十三名职工中，90％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无法享受退休待遇，处境相当困难。1976年以后，我们从浙江省服装行业专业化生产比较薄弱的实际出发，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果断地将门市加工为主的综合性服装加工转为专业生产各种男女衬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按照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特点，在改革中进行大胆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使企业恢复了生机，面貌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变化是：生产得到迅速发展。1983年全厂工业总产值达一千零二十八万多元，比1976年增长十三点三倍，成为海盐县第一家产值超千万元的企业，也是全省服装行业的重点企业之一。
第二个变化是：生产条件大大改观。近几年起，新建厂房四千八百平方米，新造宿舍二千五百七十平方米。全厂拥有高、中速平缝机、四线包缝机、锁眼机、钉扣机及衬衫专用设备二百九十六台。全厂六百一十一名职工。固定资产净值一百零七万元，比1979年增加四十八倍。
第三个变化是：产品畅销，任务饱满。我们靠市场调节安排生产，目前双燕牌男女衬衫、三毛牌儿童衬衫、唐人牌高级衬衫已在市场上站住脚跟。去年生产各种衬衫一百一十七万件，畅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今年全年的生产任务已落实。
第四个变化是：经济效益不断提高。1983年实现利润五十二万八千元，比1976年增长一百倍；上交国家税收四十九万五千一百元，比1976年增长八十四倍。从1977年到1983年的七年间，总共上交国家税收一百九十六万五千元，相当于1956年到1976年二十年上交税收总额的二十二倍。
在发展衬衫生产中，我们得到了国家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县二轻局从合作事业基金中投资三十万元，国家也给予贷款七十六万二千元，有力地扶持了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反过来，我们用发展生产积累的资金归还了贷款三十五万一千元，上交国家税金一百七十二万三千五百元，相当于两个多衬衫总厂的投资。
几年来，我们海盐衬衫总厂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主要是贯彻执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当地党委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冲破了一些阻力，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探索。主要体会有三条：
一、打自己的牌子，闯自己的路子，努力搞活经济
我们厂转为专业生产衬衫以后，开始主要依靠商业包销和为上海加工，打的是人家的牌子，产销的主动权捏在别人手里，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从1979年开始，我们甩掉了商业包销的拐棍，把企业从
“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在搞活经营上进行了大胆探索。
1、立足国内市场，创出三个牌子。实践使我们体会到：一个服装厂没有自己的牌子不行，牌子代表企业的信誉，靠牌子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编者按：这是至理名言！）为此，我们从1979年开始先后创出了双燕牌衬衫、三毛牌儿童衬衫、唐人牌高级衬衫等三个牌子。做到男女老小各种衬衫的品种规格配套。
在经营方针上，我们坚持“打牌子，闯路子，创特色”。牌子打出以后，我们通过电视、电台、报纸、杂志、路牌、霓虹灯等作广告形式造舆论，两年来共花了广告费近十万元，在产品宣传上先声夺人。例如，1982年我们在杭州红峰百货商店展销，展销日期未到，样品橱窗提早开放，电视、电台、报纸广告三管齐下，在广大消费者中造成深刻印象。仅两个月时间，就在这家小百货商店销售双燕牌、三毛牌衬衫3万多件。去年，我们到新疆伊犁展销，由于宣传舆论工作搞得好，仅三天时间，就销售衬衫4万多件。（编者按：海盐衬衫总厂的这个做法引起过很大争议。本社就曾收到一些读者来信，批评步鑫生“挥霍钱财”。他们认为，“酒好不怕巷子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应该花钱搞产品宣传。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企业要打开产品销路，一靠质量、二靠宣传。既要酒好，又不能把酒店开在顾客不知道的深巷里。）在产品销售方面，我们的方针是“立足国内市场，逐步发展出口外贸”，把国内市场作为“根据地”。供销人员分东北、西南、西北、华东等七个片，划片包干，固定联络。业务往来采取“请进来，打出去”的办法。三年来，我们已举办十八次展销会、订货会，邀请各省客户看样订货。我们厂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客户到厂又坐火车，又乘汽车，我们便在上海设立接待组，负责给客户提供交通方便，从而扩大了产品的销售阵地。与此同时，我们还在上海、杭州、厦门等地建立了十五家特约经销店。
2、搞好信息反馈，增强应变能力。服装是个多变的产品，必须建立灵敏的信息反馈系统，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服装变化的潮流。我们建立了市场信息研究室，采用市场考察和收集信息资料相结合的办法，及时分析市场动态，并为生产经营决策作出正确判断。我们收集市场信息的途径主要靠两条：
一条是选择上海市场作为观察全国服装动态的特别窗口。上海是全国各地消费者来往最多、最集中的城市，直接反映服装变化的新动态。为此，我们在上海设立了常驻联络站，负责与服装商店联系，及时把市场动态送回厂里。例如有一次，我们在站柜台时，听到青年人对长尖领衬衫很感兴趣，厂里得到这个信息后立即设计生产了一批长尖领男衬衫，结果上柜后一抢而空。
另一条是厂里出差人员带收集市场信息的任务。我们规定出差人员允许利用工作时间逛马路、游公园，收集市场信息。凡出差回来，都要填写市场信息调查表，把所到之处的人口、民族、习惯、爱好、衬衫销售品种、数量、价格等一一填写清楚，留作市场研究资料。我们还规定，销售人员到外地联系业务，每天晚上用长途电话给厂长进行简要汇报，为厂长指挥生产提供第一手资料。例如1982年4月，上海市场上畅销一种黑底红花针织涤纶加工的女衬衫，我们得到这个信息后，立即用其它面料赶印了大批黑底红花，并加工成女衬衫投放市场，这种被誉为“黑牡丹”的衬衫很快流行全国各大城市，客户纷纷来函来电要求订货。但当我们得到各地厂家都准备生产这种衬衫时，就意识到销售高潮的出现便是滞销积压的预报，于是果断地停止了“黑牡丹”衬衫的生产，转向了上海市场上刚露头的立领花边女衬衫和香香衫的生产，结果又形成了新的销售高潮。
3、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要使衬衫适销对路，花色品种和产品质量是两个重要关键。为此，我们制订了“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的办厂宗旨。
在花色品种上，我们坚持“三新一转”，即新面料、新花型、新款式，做到人有我转，独创特色。为了使设计工作跟上市场变化的需要，厂里成立了衬衫研究所，下设款式研究设计室、花型研究设计室、市场信息研究室以及新颖服装实验室，专门为生产提供新面料、新花型、新款式，去年共设计一百三十多种。为了掌握创新设计的主动权，我们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正在扩建印染车间，做到花型自己设计、自己印、自己染、自己整理，与衬衫生产配套成龙。
在产品质量上，我们除了加强对职工质量管理教育，健全基础管理工作，制订质量管理试行条例外，还明确了“谁敲掉工厂的牌子，就敲掉谁的工资”的经济制裁的规定。凡是发现操作工人质量事故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罚款、降级直至开除。
由于我们厂生产的衬衫翻新快，质量稳定，所以产品始终供不应求。尽管我们的生产没有被列入国家计划，原料靠自己找，产品靠自己销，但生产任务一直比较饱满，双燕牌、三毛牌、唐人牌衬衫已在消费者中赢得较高的信誉。
二、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立志进行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使我们解放了思想。我们感到，象我们这种集体所有制企业，在管理上不能照搬国营企业的那一套，必须从集体经济的特点出发，大胆进行改革。为此，我们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基本出发点，把工人的切身利益与工厂的命运挂起钩来，从五方面进行了改革：
1、从企业改革需要出发，大胆选拔干部。我们厂原来是一些老工人当家，事业心强，生产实践经验丰富，但文化水平低。办衬衫厂后，企业从作坊式转变为大工业生产，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选拔了一支有事业心、年轻的、朝气蓬勃的、有文化、有技术的干部队伍，现在，我们厂一名厂长、三名副厂长的平均年龄为三十六岁，年龄最小的副厂长才二十五岁，进厂只有五年。车间正副主任和行政各科室人员都是从生产第一线选拔上来的，熟悉业务，责任心强。管理人员占全厂职工总数的7％，中层干部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一岁。例如，有个学徒工，由于工作负责，钻研技术，在群众中有威信，进厂六个月就当选为车间副主任。正因为我们厂有一个年轻的、朝气蓬勃的领导班子，所以在改革中敢于解放思想，大胆尝试。
2、从厂纪厂风抓起，整顿劳动纪律。我们对工人上班提出十个不准：厂内不准随地吐痰，不准打人骂人，不准高声大叫，不准吹口哨；上班不准看书报，不准谈天说笑，不准串车间；车间内不准吸烟，不准放茶杯，（编者按：这个厂车间外设有饮水处。规定车间内不准放茶杯，是为了保持紧张的有节奏的劳动，也是为了防止茶水泼洒，影响服装质量。）不准做私活。对安全文明生产也提出了一系列规定作为厂纪厂规。对违反厂纪厂规者，根据不同情节给予处罚。我们的治厂精神是：“管理上从严，生产上抓紧，经营上搞活，生活上关心”。（编者按：这个二十字的经验十分可贵，对所有的企业都是适用的。）现在，厂里已杜绝了东跑西串的怪现象，生产秩序井然，去年出勤率达到98．5％，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
3、从打破大锅饭入手，改革分配制度。在改革中，我们体会到：要调动广大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必须从打破大锅饭入手，实行按劳分配，做到赏罚分明。本着因厂制宜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劳动计酬上采用了“二定一保”联产计酬制，即定个人工种定额，定车间日产定额，保产品质量。个人按工种定额完成好坏实行实超实奖，实欠实赔，超产不封顶，欠产不保底。年终分红也坚持按劳分配、赏罚分明的原则，严格按出勤、质量、产量三项主要指标考核计奖。职工在分配住房时，也按进厂先后、出勤多少、产量高低、质量好坏、贡献大小为依据，一律以原始考核为准。工龄再长，住房再困难，如果不完成各项指标，也不予安排。
4、从集体经济特点出发，修订劳保制度。我们衬衫厂工序多，分工细，道道扣紧，环环连牢，如果病事假不控制，势必影响生产。为了杜绝无病装病，小病大养的漏洞，我们修订了劳保条例，对病事假作了新的规定。除职工产假、婚假、探亲假、工伤假、丧假享受全国劳保待遇外，一般病假只发一定的生活补贴。职工享受的医药费，相应地作了改革，规定超支时由个人负担一部分，节支时则将其中的一部分发给个人。但对于患重病或因病住院的职工其医药费可实报实销，工资按全国劳保享受。如果确实患慢性病不住院而又不能生产的和老弱病残者，厂里还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补助费。这样基本上消除了无病装病，小病大养，拿药乱报的现象。对待产妇，过去有些产妇，产假满后仍借故留在家里领管小孩。根据这一情况，我们规定产假期满后产妇能按期上班，又能完成生产任务的，厂里每天补贴6角的营养费，如不来上班，无故者作旷工，病假者按一般病假处理。这样做，使许多准备打病假在家管小孩的女工产期满后都按时上班。为了解决女工的后顾之忧，厂里办起了托儿所，职工子女免费入托。
5、从本厂实际出发，调整劳动时间。服装行业季节性比较强，按其它工厂正常的工作时间上班，就会失去服装生产的旺季和市场销售旺季。为此，我们对职工的工作时间进行了合理安排：每年1至6月，除坚持八小时工作外，每周一、三、五加半个班；七八月份高温季节每天六小时工作；其它时间实行八小时工作。加班时间，实行实超实奖；高温季节按六小时定额发八小时工资。这样，使工厂的生产与市场的销售紧密挂钩，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编者按：各个企业情况不同，此条不应生搬硬套。但是区别生产和销售的旺季、淡季，对上班时间适当加以调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还是需要的。）
另外，我们在改革中，还逐步修订了定额管理试行条例、年终利润分红试行条例、职工生活试行条例、食堂管理试行条例、住房分配试行条例、业余文工团管理试行条例等15个工厂管理的条例，在本厂试行。
三、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经济建设中，激发职工主人翁责任感
在搞好生产经营的同时，我们根据本厂青年工人多等特点，用一些适合新的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形式，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经济建设中，激发全厂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具体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搞厂庆，唱厂歌，使职工在厂有自豪感。1980年11月6日是我们厂从破旧厂房迁进新厂房的一天，也是手工操作跃为现代化生产的一天。从此，厂里把11月6日这一天定为工厂的厂庆日，厂长和工人们一起创作了厂歌，每年11月6日举行厂庆，厂长总结一年的成绩和提出下一年的规划。全厂职工高唱厂歌，举行文艺联欢。过去厂里工人认为自己是小裁缝，低人一等，有一种自卑感。通过这一活动后，使广大职工激起当一个衬衫厂工人的光荣感、自豪感，我们还专门设计厂服和别致的厂徽。工人穿着厂服，佩带厂徽，对自己的工厂更加热爱。（编者按：海盐衬衫总厂能够搞厂服，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效益好，对国家的贡献大，企业的收入也多。从全国大多数企业的情况来看，当前首要的是提高经济效益，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哪里有钱搞厂服？当然，职工愿意自己拿钱做厂服的，应该欢迎。）
2、抓厂容厂貌，使职工在厂有舒适感。在新厂房未建前，我们就将绿化和环境美化考虑进去，现在厂房比较整洁，厂内有花坛喷池，建设得象小公园一样，职工每天在优美的环境中工作，有一种舒适感。
3、开展文体活动，使职工在厂有活泼感。我厂有600多名职工，平均年龄为26岁，95％是青工。为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我们成立了文工团、篮球队、乒乓球队，购买了乐器，建造了灯光球场。业余文工团每年厂庆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反映工厂变化，宣传好人好事，歌颂党的领导，通过文艺这种手段回顾一年的工作，使政治思想工作生动活泼，职工在厂里有一种活泼感。
4、举行各种座谈会和庆祝活动，使职工在厂有温暖感。工厂每年举行一次退休工人座谈会、职工家属座谈会，倾听大家对工厂的意见和建议。厂长、副厂长经常慰问退休工人；还找失足青年谈心，强调以进厂为界，不追究前帐。有一个失足青年，在进厂前曾两次判刑，释放后，其它工厂都不愿接收，我们把他招收进厂，用工厂的温暖感化他，用严格的厂纪厂规约束他，终于使他在工作中作出了成绩，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每逢春节放假，我们用汽车送职工回家，厂长、副厂长和文工团在厂门口敲锣打鼓欢送；春节后第一天开工，厂里敲锣打鼓放鞭炮，厂长、副长厂又到厂门口迎接工人回厂生产。厂里还对职工实行终身“四庆贺”，凡是职工结婚、生孩子、子女上学、本人退休，都分别赠送礼物。我们就是通过这些活动来增强职工以厂为家的思想，使职工在厂有温暖感，更加爱厂如家。
几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一点成绩，主要归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归功于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在改革中，我们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也走了一些弯路，我们决心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戒骄戒躁，继续努力。
当前，我厂生产形势一片大好。1月份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46％，税利比去年同期增长52％。我们计划今年产值和税利分别比 1983年同步增长50％。
我厂还处于发展和提高阶段，任重而道远。我们决心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走改革之路，发奋十五年，把我厂办成一个产品配套，生产成龙，联合经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装企业。（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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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步鑫生来京介绍企业改革经验引起反响
杨波要求全国轻工企业认真学习
新华社北京三月九日电（记者施宝华）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最近应轻工业部邀请，来京在全国轻工业厅局长会议上发言，介绍他们进行改革的经验，激起了强烈反响。轻工业部部长杨波要求全国轻工企业的干部、职工们认真学习，解放思想，立志改革，大胆探索，开创提高经济效益的新局面。
杨波对步鑫生说：实践是检验改革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海盐县衬衫总厂经过改革，生产发展了，产品质量好了，经济效益高了，对国家的贡献大了，企业扩展起来了，职工的收益也多了。因此，尽管你们的改革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完善之处，但是你们改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你们的改革精神和创造的好经验，对全国轻工企业，特别对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很有启发的。
步鑫生说：我们的改革还是初步的，由于缺乏经验，有些地方做得不一定对，但是我们觉得唯有改革才能使企业找到繁荣兴旺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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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文水县委、县政府
公开纠正打击专业户张勇等的错误
主要责任者原县委书记王鸣岐至今不肯承认错误
编者按：山西省文水县张勇等专业户受打击一案，本报公布以后十个月，才得到处理。主要责任者原县委书记王鸣岐至今不肯承认错误，用《山西日报》的话说，他本人至今还在往“南墙”上“撞”。可见，贯彻党的农村政策，并不那么容易，对于“左”的影响，千万不可低估！文水是烈士刘胡兰的故乡，我们的同志只有加倍工作，把文水建成社会主义的富饶之乡，才对得起烈士。而那些口头上很革命的人，很有“理想”的人，却不一定想到人民群众的疾苦。
本报讯 2月24日，山西省文水县委和县政府召开大会，公开纠正原县委书记王鸣岐打击迫害张勇等专业户的错误。县委决定：一、对张勇等以投机倒把罪进行打击是错误的，予以彻底平反，向张勇等赔礼道歉；二、积极帮助他们制定生产计划，广开生产门路，多方设法从经济上资助他们恢复生产；三、撤销县委1983年22号文件（即王鸣岐诬告报社、诬告记者、诬告专业户的文件），销毁有关材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孝义公社乐村大队专业户张勇等办起了经济联合体。当时的县委书记王鸣岐却以投机倒把罪对张勇等立案查处，并实行“三停”（停止生产、停止运输、停止银行贷款），不许他们勤劳致富。致使他们在经济上受到严重损失。1983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此“禁”何时了》的报道后，长达十个月的时间，王鸣岐始终不承认错误，既没有调查研究，又没有让专业户恢复生产。直到今年贯彻中央一号文件，新县委领导同志认识到这是严重的失职，才召开大会公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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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撞到南墙”该回头
《山西日报》短评
1982年王鸣岐在文水任县委书记的时候，打击了张勇等专业户联合体；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下达以后，他不改正错误；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他仍然顽固地坚持错误。对于他的这种严重错误，报纸曾经作过揭露，吕梁地委也曾作过批评，并将他调离文水。就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特别是在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以后，王鸣岐却贴出一副对联：上联“名可丢利可丢理想不可丢”；下联“吃能让喝能让原则不能让”。
王鸣岐一面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相对抗，坚持错误的立场；一面又大谈他的“理想”、“原则”，而且是“不可丢”、“不能让”，这就不难看出，他已经走到何等危险的地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出现了大好形势，如果我们还是按照过去“左”的那一套，我们的国家还有什么“四化”可言，还有什么中兴可言！如果不把那些死抱住“左”的一套不放的人物从领导岗位“请”下来，就会阻碍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就会把我们的事业拉向后退。
在我们省里，曾经出现过一个“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此人叫张怀英，很有点名气，已经被清除出党，不足挂齿了。今天，王鸣岐是不是要成为又一个“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呢？答案要由他自己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