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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洪秀全的爱国革命思想
方之光 崔之清
今年1月11日，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家洪秀全诞生一百七十周年。
对洪秀全的历史功过，至今史学界存有较大分歧。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与以前或同时代的杰出人物相比，洪秀全的新的历史贡献之一，是他把农民革命思想与近代反封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联系起来，掀起了近代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潮，揭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光辉序幕。
洪秀全爱国革命思想的形成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身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双重的压迫和剥削，洪秀全的爱国革命思想正是这一新时代的产物。而且，中国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伟大斗争，乃是洪秀全思想形成的主要前提。时代、阶级与洪秀全本人富有创造力的艰苦探索与革命实践，是这位近代优秀人物爱国革命思想形成的三个紧密关联的基本环节。
洪秀全是一个出身农家的知识青年。他的家乡在广东花县，距鸦片战争的前线广州不过百里，外国侵略者罪恶的鸦片贸易，林则徐领导的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英军在侵略战争中的暴行，清朝的腐败投降导致屈辱的南京条约的签订，以及三元里农民为代表的声势浩大的抗英武装斗争，……无一不给青年的洪秀全留下深刻难忘的感性认识，无一不在他的心灵里播下了反侵略反封建的火种。正是动荡的时代创造出这位杰出的爱国者，肩负起艰巨光荣的历史重任。
洪秀全并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时代交付他的使命。象当时一般的知识青年一样，他多次应试，想博得功名，光宗耀祖，并象林则徐那样，干一番爱国利民的事业。但事与愿违，屡试不售，个人仕途的坎坷，与国家、民族的灾难交结一起，对洪秀全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刺激。他认为，腐朽贪暴的清王朝是长在祖国和人民身上的大毒瘤，是导致人民和国家积贫积弱、引起列强侵略的根本祸源，也是他本人仕途无望的基本障碍。他与洪仁玕等，“时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痛斥清廷“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鸦片——引者），收华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61页）他把侵略者罪恶的鸦片贸易、清朝的封建剥削联系在一起痛加鞭挞，对中国人民的贫困和反抗寄予莫大的同情，忧国忧民的思想溢于言表。
当时活跃在两广、湖南一带的反清秘密会社天地会，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在清朝的残酷镇压下坚持了几乎一个世纪的斗争，洪秀全是理解和支持这种反清活动的，肯定“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如今时过境迁，“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他认为，“无论如何，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太平天国》（六）第872页）。由不满和批判现实，到赞同天地会的反清传统，进而主张放弃复明的陈旧目标，开创新朝。洪秀全的爱国主义逐渐与推翻清朝、开创新朝的农民革命主张结合在一起，这标志着他的爱国革命思想正处在新的酝酿阶段。
1837年，因再次落第的刺激，洪秀全大病四十余日。病中，他的思想一直激烈地进行斗争，面临着一生中极为重大的选择和决定。终于，他决心要“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推翻清朝，解救民悬，是天赋予他的使命。洪秀全的思想又发生新的飞跃，原来他是置身于革命之外的，不过是书生议论革命的道路和主张；如今，他不仅决心置身于革命之中，而且要亲自领导和发动一场革命。
这一转变归根结底还局限于思维的活动，知识分子的摇摆性和言行的差距使他在1843年又去广州应试，耳闻目睹，这个城市的半殖民地化使他怵目惊心，群众性的爱国抗英情绪又使他鼓起勇气和力量。这最后的科场失意使他头脑更加清醒，现在需要的不仅是思想，而是行动。
鸦片战争的失败引起了朝野的巨大震动，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林则徐的好友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偏重于武器、兵船方面的学习，以抵抗外国侵略者。洪秀全则着重于精神武器上的探索，他从《劝世良言》中找到了答案。在洪秀全看来，全书均为真理。中国在秦以前与西方一样，敬拜上帝；秦始皇时走上邪路，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而改信邪神，以致历朝沿袭，造成如今黑暗贫弱的现状。西方始终坚持崇拜上帝，因此强大起来，打败了中国。他相信只有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富强，侵略者才不会得逞，人民才能从苦难中得到解救。于是拜上帝教应运而生。资本主义侵略者在输入鸦片的同时，还输入他们的精神鸦片——基督教；但是，洪秀全把拜上帝教作为武器，向自己一直信奉的孔子发动冲击，撤去私塾里的孔子牌位，而且宣布要建立一个“太平一统”的新世界。它不是建立在基督教所称的彼岸世界，而是在现实的人间。
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由广东进入广西山区，想寻找传教的基地，在贫苦农民中获取力量。同时，根据农民迫切的阶级愿望，洪秀全在1845——1847年间写成了三篇《原道……》的著作，标志着其爱国革命思想的形成。
在这三篇文献中，洪秀全集中了鸦片战争后贫苦农民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阶级要求，用儒家和基督教的语言，宣传农民平均平等的思想，为太平天国革命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虽然著作中也流露出一些消极的封建糟粕与宗教迷信。但是，“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马恩选集》第4卷第251页）我们不宜因此苛求于洪秀全。
洪秀全爱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及其特点
经过七年艰苦的思想与组织准备，1850年11月4日，洪秀全领导与发动了金田起义。次年9月攻克永安，发布了杨秀清、肖朝贵联衔的《奉天讨胡》《奉天诛妖》（反清反封建）檄文，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平均平等的人间太平天国。洪秀全的爱国革命思想转变成千万被压迫被剥削农民的革命实践，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同时，这一实践又不断检验着他的思想，并推动其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1853年冬，定都天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就是洪秀全精心设计的一个救国救民的方案，表明了他爱国革命思想新的重要发展。
《制度》在“一律平均”的圣库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天下人人不受私”的原则，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通过绝对平分一切土地和社会财富，建立一个
“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新世界。这集中反映了中国农民两千多年来的强烈阶级愿望：夺取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人人饱暖”的理想社会，从而把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使《制度》带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洪秀全的新贡献不仅在于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农民的平均平等思想，而且在于他提出要建立一个与几千年来剥削制度相反的理想社会。尽管《制度》的这种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的政策，具有空想性和落后性，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并未摆脱封建生产方式的范畴，但毕竟不能掩盖其光辉的天才思想的萌芽。
如果说《制度》是小农经济的产物，那么1859年洪秀全批准颁布的《资政新篇》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学习西方的纲领，体现了新的时代内容。洪仁玕是这个近代化纲领的设计师，“天王对于引进欧洲的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的东西，极为赞成。”（《洪仁玕别录》）纲领中几乎所有的主张都得到洪秀全的赞同和首肯。这表明洪秀全的爱国革命思想随着时代的前进，又发生新的飞跃。他不仅是摧毁旧世界的农民革命家，而且是建设新世界的勇敢的探索者，这比同时代的林则徐、魏源单纯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显然远胜一筹，更不用说那些洋务派了。
不过，洪秀全并不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当然也不能看出《资政新篇》的实质。他只不过从感性角度去赞同各项主张，显然带有较大的盲目性。
令人痛惜的是，洪秀全的爱国革命思想在向前发展的同时，封建主义、皇权主义也在另一种形式下恶性发展，领导集团经不起胜利的考验，发生了亲痛仇快的天京事变，洪秀全有不可推卸的严重责任。但是，这毕竟是他思想发展中的支流，不能掩盖其爱国革命思想的光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洪秀全的爱国革命思想有下述三个方面的特点。（一）向西方吸取了若干新的思想资料。（二）具有鲜明的农民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成为太平天国军民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有力精神武器。（三）洪秀全热爱祖国和人民，忠于自己的理想，坚贞不屈，领导军民“奋勇与妖（清朝）及其番鬼同盟作战，……以致得到天下太平，大业成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洪秀全爱国革命思想的历史地位
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洪秀全的爱国革命思想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局限。皇权主义和宗教迷信，是束缚和阻碍其爱国革命思想和实践的两大消极因素。《制度》除了它的空想性外，正是由于领导集团封建化的加剧而成了一具空文，在实践中倒退到“照旧缴粮纳税”的政策，转而承认封建土地私有制。皇权主义使洪秀全日益脱离群众，成了高踞于人民之上的王爷，以致出现了新的封建等级制度，产生了新的不平等。宗教迷信使洪秀全渐渐看不到军民力量，而一味迷信上帝，严重危害了太平天国革命。
尽管洪秀全犯了这样那样的严重错误，但他不愧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杰出领袖和近代伟大的爱国者。与他的前辈及同时代的人相比，他为近代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作出了更为卓越的历史贡献。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虽然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但其顽强的反封建反侵略的爱国革命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地投身于伟大斗争。洪秀全的爱国革命思想在近百年的民主革命中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历史影响。
资产阶级改良派容闳曾到天京访问，他承认：“这次叛乱的唯一良好后果，就是上帝借助它作为一种动力，打破一个伟大民族的死气沉沉的气氛，使他们觉醒，意识到需要有一个新国家。”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正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第213页）。洪秀全的爱国革命思想表明了近代中国人民新的觉醒，揭开了中国近代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序幕，这是我们从容闳的话中得出的结论。
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更明显地继承和发展了太平天国的爱国革命精神。孙中山“平时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并自命为“洪秀全第二”。1902年，他嘱刘成禺撰《太平天国战史》，并亲自写序，对太平天国革命热情歌颂和高度评价。他把旧三民主义视作洪秀全爱国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主张继承洪秀全坚定的反清革命思想，抛弃其皇权主义糟粕。孙中山表示理解这位农民领袖，说：“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主义”。孙中山还从《天朝田亩制度》中吸收民生主义的思想资料，指出：“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总理全集》（二）第241—242页）但他又抛弃了《制度》的绝对平均主义政策。
另一位杰出的革命家黄兴自述：“我革命的动机，是在青少年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他以天京事变为鉴，告诫革命党“不要再蹈太平天国兄弟覆辙的革命要件”。
史实表明，太平天国革命“虽败犹荣”，正是在这次伟大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洪秀全爱国革命精神启迪和激励着几代革命者。
今天我们纪念洪秀全诞生一百七十周年，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他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为把我国建设成具有高度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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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六十）
第三部分 做好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各项工作
第二十章 对生活消费进行科学的指导
第二节 指导生活消费的几项原则（下）
以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幸福观为指导
所谓“价值观”、“幸福观”，主要是指对生活的评价，对生活意义的认识。它回答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来说是有意义的，是幸福的，是值得我们追求的；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不是幸福的，是应当抛弃的。价值观、幸福观不是人们凭空臆想的，也不是来源于一般的道德原则。它根源于社会的物质生活之中。任何社会、任何阶级、任何个人都各有自己的价值观、幸福观，并以此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形成各自的生活方式。
剥削阶级追求财富、追求金钱、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认为这就是幸福。社会主义新型的劳动者，应当摈弃这种观念的影响，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既富裕、又健康，既幸福而又有意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由社会主义的目的决定的。社会主义追求的是人的幸福的日益完善，是劳动者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这些反映在人们意识上，就构成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幸福观的基本内容，是我们指导社会主义生活消费的根本出发点。
促进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家庭生活用具的现代化
在我国，居民的消费方式主要是在家庭中进行自我服务的方式。做饭、洗衣以至缝制衣服等都在自己家内进行。由于社会上对居民生活消费服务工作做得不那么好，和家庭内缺少比较现代化的生活用具，许多职工处于“紧张的早晨，战斗的中午，疲劳的星期天”之中。这样的消费方式，占用了劳动者的大量时间，消耗了劳动者的大量精力，不利于劳动者的健康和休息，不利于劳动者学习和进修。这样的消费方式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适应的。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工作需要加强。
一是促进家务劳动向社会化的方向发展。我们知道，家务劳动社会化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达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因为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劳动者紧张地进行劳动，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劳动者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钻研生产技术，这就要求劳动者尽量减少家务劳动。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当然包括发展生活劳务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因此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工作应该积极进行。
消费社会化就是要把家务劳动中适宜社会化的，改由社会的生产部门或生活服务部门来提供。比方说：把未洗净的蔬菜洗净，把其中不能吃的部分掰掉、切掉、削掉等等。在我国，现在是作为家务劳动在一家一户的厨房里进行的，应该根据条件的可能，发展蔬菜加工业，把这种家务劳动社会化。这样既可以节省劳动者个人的劳动负担，节省他们的时间，又可以减少蔬菜的运输劳动，把蔬菜中人不吃的部分做为饲料来使用。这是由生产部门的劳动来替代家务劳动的一个例子。同时发展社会服务行业，可以解决劳动者吃饭难、做衣难、修补难等问题。家务劳动社会化可以减少劳动者生活必要时间，增加自由时间，也可以使劳动者从繁忙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有可能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能力，以充沛的精力，投入紧张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说要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并不意味我们主张全部家务劳动都由社会的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来承担。只要家庭仍是一个消费单位，家务劳动总是有的，在家庭中适当进行一些家务劳动，也并不一定是不好的事，这方面有些问题需要进行仔细的研究。
为了减轻繁重的家务劳动，还需要改进家庭生活用品，逐步推广家庭用具的现代化。事实证明，现代化的家庭用具不但得到广大城市居民的欢迎，而且也有使用这种生活工具的购买力。就是在农村中某些小水电比较发达，电力使用不完的地区，农村家庭对使用家用电器也有很大的积极性，而且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各方面的好处。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过高过急。比如今天我国能源总的说来还很短缺，普遍提倡使用家用电器还是不现实的，但是家庭生活用具现代化作为一个方向，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要增加和有效地利用自由时间
逐步缩短工作时间，增加自由时间，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可以做而且应该做的事情。在劳动生产率得到比较大的提高条件下，不但劳动者可以得到更多的消费资料，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自由时间。这种自由时间的增加，是劳动者辛勤劳动的结果，来之不易，要珍惜自由时间，很好地利用这些自由时间。马克思说：“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需要”。清闲懒散，无所事事，虚度时光，和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背道而驰，和社会主义目的是不相容的。
社会主义劳动者应该利用自由时间休息、娱乐。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应当使人民在紧张劳动后的休息中，得到高尚趣味的精神上的享受。同时也应该利用自由时间按照个人的兴趣来进行学习和从事社会活动及文化科学活动，以提高自己的才能，扩大自己的眼界，培养和发展自己良好的个性。无产阶级肯定劳动者应该得到享受，但主张这种享受应该是高尚的，主张这种享受能有益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社会主义社会要为劳动者合理利用自由时间创造条件，如发展各种业余教育，建立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俱乐部、体育场，开辟公园和旅游地等，为劳动人民提供学习、娱乐和体育活动的场所。同时，以劳动者自由时间为对象的劳务服务和精神产品，又是一个广阔的消费市场，这既可以扩大就业，又能使人民的需求在提高的水平上得到满足。
本章执笔：庄静 练岑
（原载《经济学周报》第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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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林业经济学会召开第二届年会
1983年12月25日至31日，中国林业经济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年会及学术讨论会。
在学术讨论中，国有林区的代表提出，要扩大森林资源，首先应当用经济办法经理森林，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开发利用森林资源要承付资源费；森林应作为一种资产纳入会计核算，用以考核和监督森林资源的消长；根据营林生产的特点，要适当地把生产任务包给工组、职工、或一家一户，时间最好为一个轮伐期，林权归国家，经营管理权归承包单位。
南方集体林区的代表提出，治山、致富、扩大森林资源，要用政策调动广大林农发展林业的积极性。华北和西北地区的代表认为，少林缺材地区培育森林资源有着巨大的潜力。要因地制宜，通过多条途径培育森林资源，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中国地形复杂，条件各异，在平川利用“四旁”植树造林；在山区实行分层综合治理，要研究出最佳的农林牧结构；在水土流失的地区，采取山、水综合治理的措施；对戈壁沙滩，采取草、灌先行的办法，以改善生态环境。
与会代表对过去森林资源减少的原因，以及如何用经济办法培育森林资源，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大家一致认为，中幼林是后续资源的接班林，是林业生产中的在产品。国内外的实践证明，进行中幼林抚育，其生长量可提高50％，甚至一倍以上。只造林不抚育，或放着大片的中幼林不去抚育，无疑是一种少慢差费的营林办法。对中幼林进行抚育只能出些小材小料或不出材，因此，按单位木材计算其成本要比主伐材每立米高40多元，而销售价势必比主伐材要低。这个矛盾，要采取一些经济措施加以解决。
会议提出了1984年研究的课题。主要有：1、怎样扶持林业专业户、重点户的发展；2、木材价格问题；3、林业合作经营应该怎样搞；4、林木产品的流通问题，林工商如何发展；5、怎样把国营林场搞活；6、抓好山区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7、不断提高林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包括提高企业素质和考核指标体系；8、国有林区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有关问题；9、扩大森林资源及加工剩余物问题。 （陈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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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银行在宏观经济中调节作用的讨论
去年第四季度，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和货币发行司分别召开了如何发挥银行在宏观经济中的调节作用的理论讨论会。
在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我国银行宏观经济调节的范围，是在国民经济计划指导下的国民经济总体活动，包括社会再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全部经济活动。而西方银行宏观调节范围是国民经济收入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均衡关系。我国银行宏观调节的范围比西方的要大。
我国银行宏观经济调节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调节社会货币价值，在总量上平衡，调节货币价值运动正常进行，在我国主要是促进四大平衡实现。另一方面，调节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即调节国民经济各种结构，使其协调发展。
有的同志认为，银行在当前的主要调节任务是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调节货币流通使之与经济发展、商品流通相适应，保持物价与币值的基本稳定；调节国际收支，使之保持基本平衡。
要使经济稳定增长，就要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和企业素质。这要求银行调节生产、建设的规模、方向和比例。主要调节两大部类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如调整产业、产品的结构，加快能源交通建设，加强技术改造，降低物资消耗，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成本等。这些都涉及银行对资金的分配和管理。
调节货币流通，使之与社会商品供应量、经济发展相适应，是稳定物价、币值和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当前主要应按照紧缩银根，稳定货币的精神，严格控制信贷规模、投向，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加强信贷资金的集中和管理，控制货币总量，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银行宏观调节总的目标，是稳定货币和发展经济，不断追求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使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统一。 （刁守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