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br/>专栏：<br/><br/> 稳定发展 深切丰实<br/> ——一九八三年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创作浅谈<br/> 韩瑞亭<br/> 我国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在《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等优秀作品产生后的一年，虽然没有连续出现大幅度的突破性进展，但却继续保持了良好势头，整个创作在稳定发展，思想艺术水平有普遍提高，无论是对现实和历史的思考，还是对军人精神风貌的描绘以及对军营生活底蕴的探究，正走向深切与丰实。<br/> 军事题材文学在创作实践和艺术思想上的某些突破，使许多作者的眼界大为开阔，他们对军营的生活中不少新领域的探索兴趣浓厚起来，对包含着新鲜特征事物的艺术感觉锐敏起来，对生活的锲入角度和表现方式也摆脱了蹈故袭常的拘谨之态。作者们艺术思维的犁铧插进一片片印着军人足迹却未经艺术踏勘的土壤，于多层次开掘、多方位透视中，为认识军人生活、军人性格敞开了五色缤纷的新窗。<br/> 前两年出现的《天山深处的“大兵”》，曾经让人们从某一特定角度看到过当代边防军人的卫国戍边生活，以及他们涂染着当代色彩的性格面貌。近年来的一部分反映边防军人生活的作品，如《桂古达尔的早晨》、《雪国热闹镇》、《兵车行》等，不论对生活领域的纵横探触或艺术描绘的新颖特异，均能令人一新耳目。当你循着女卫生员秦月的追忆，在喀喇昆仑山下基地医院初次碰到驾驶兵上官星时，你也许不会喜欢这个不修边幅却又爱“赶时髦”的调皮角色；可是，当你在风雪茫茫的天神大坂再次结识上官星，目睹他以排难履险为习、以舍己助人为乐的行为，聆听他颠沛流离的身世遭遇和乐观积极的人生见解，就会真正认识并喜爱这个珍视自己的岗位与使命的喀喇昆仑哨兵。《兵车行》的艺术构思是精巧引人的，它几乎没有对人物思想性格作完整、繁复的描写，只是通过几次回忆的交叉，几个生活片断的缝缀，便在冰峰雪岭的天幕上叠印出上官星的形迹神魄。这个没有为命运多蹇而消沉，却在清苦而高尚的戍边生活中找到人生真谛的战士，他那纯净的灵魂在喀喇昆仑冰雪的反照下闪耀出了晶莹的光辉。<br/> 对军人生活新领域的探触与新角度的表现，不单纯是开拓一些未经笔耕的题材，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别人已写过的生活去进行再认识、再估量。《瞎老胡》由悼念一个普通的电影院看门人、过去的纵队文工队管理员开始，引出了对瞎老胡在战争年代言行品格的回顾。这位质朴干练的老战士，在日常琐细生活中表现的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无私，对身边战友的深情挚爱，以至受到误解委屈也不改初衷的磊落胸怀，在战争环境中虽然也为人们所敬重，却不觉其特别可贵之处。随着岁月的流逝，尤其是十年内乱之后，当“我”忆起瞎老胡的往昔时，竟愈益分明地感觉到他那人品、精神的宝贵价值。小说借现实与历史的联系、比照，对老战士的革命精神品质，对战争年代革命队伍中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作的富于现实启迪意义的再发掘，使作品获得了一定的深度。《干杯，女兵们！》描写一群复员女兵在跨上人生第二阶梯以后的不同生活道路，她们有的不为环境所挫折，仍然顽强地追求有意义的人生；有的虽遭生活变故却不丧失纯洁正直的品质；有的则为追逐物质享受的世俗之风所濡染而失去精神的充实。不过，艰苦而富于营养的军营生活的影响并未在多数女兵身上消退，她们的筋肉和血脉中还渗流着军营所哺育的乳汁、钙质、铁质，这使她们仍带着战士的气质与冲力面对现实，选择和调整人生的走向。薛烨等复员女兵对往昔生活不能抑止的眷恋反顾，远非通常的怀旧之情，而是对磨砺过她们性格、意志的军营生活及其价值的重新理解与珍惜，这正是小说蕴含的深长意味。<br/> 文学作品对生活的反映总是同作家对生活的看法密切相关。同一种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可以因作家的生活观察点的差别而产生面貌不同的作品。高尔基曾希望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站在更高的观察点上审视生活，透过生活的复杂形态去把握生活的矛盾和本质，展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1983年的一些军事题材小说，在表现十年动乱生活、两代人的关系以及连队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反映出作者们生活观察点的某种变换或上升，更注重开采深隐于生活底层的热流，揭示它们推动生活前进的潜在力量。<br/> 《秋雪湖之恋》对十年动乱生活的表现，之所以给人别开生面之感，正在于作家取了一种新的或更高一些的生活观察点。小说并不讳饰那些动乱岁月中发生的罪恶和暴行，忠实地再现出那一幕幕震颤人心房的生活悲剧，然而却在邪恶势力压顶的沉重环境中，充满诗情地礼赞着与之抗衡的善与美的力量，礼赞着人民战士为保护群众而进行的曲折、坚韧的斗争，就象是乌云隙缝中的一股蓝天。秋雪湖畔部队农场饲养班的6名新老战士，在奸佞当道、蛇蝎横行的岁月里，为掩护无辜少女、救援垂危“囚犯”而展开的这场抗暴御恶、英勇机智的斗争，是特殊的又是有典型意义的。它展现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势力笼罩大地的阴影，也揭示出这帮恶势力毕竟不能一手遮天，无法压倒、征服民心的虚弱本质，小小饲养班几个普通战士志同道合、配合默契的特殊战斗，成为昭示人民力量终究战胜邪恶势力的必然趋向的一个生动缩影。小说对班长严樟明形象的塑造亦颇具特色，他的质朴而不失精细的性格，明辨是非的眼力，对芦花爱而复舍的真挚感情所显露的洁净如雪的心灵，给人以散发着军人气息的特殊美感。《白云的笑容，和从前一样》在表现两代人的关系上，不同于前几年有些所谓写“代沟”的作品，就反映了作者的生活观察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更新，注意把握两代人之间愈益显著的精神上、事业上相承相接的联系。齐振铎和他的女兵们，在思想习惯、文化教养、生活追求等方面的差别和隔阂是尖锐存在的，小说并不回避两代人的心理距离感，甚至描写了不懂气象业务知识的齐振铎，怎样受到女兵们的嘲笑。但是，小说从这位老兵身上发掘了一种强烈吸引着女兵们的人格和精神魅力，即对事业的献身热忱、对年青一代体贴爱护的真诚，正是这些东西成为牢固维系两代人感情的纽带，沟通两代人心灵的渠道。女兵们从齐振铎那里找到了两代人生活和事业的联结点，由轻视、讥笑这位老战士转为钟爱他、崇敬他、眷念他。《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对连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描写，能够不落窠臼，也与作者生活观察点的新颖有关。小说脱去了一般写帮助、教育落后战士的简单化的俗套，着眼于当前部队现实特点，从冼文弓上任后的改革步骤及其与刘明天等战士的关系的描写，提出了理解、尊重、信任战士，以民主精神和作风激发战士们自觉上进，是密切官兵关系，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问题。冼文弓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效力，根本在于他有一颗能够开启和温暖战士的封闭、冷寂心灵的炽热的心。刘明天打死心爱的狍子为冼文弓御寒，正是对这个与战士感情息息相通、具有改革精神的指导员最好的褒奖。<br/> 1983年军事题材小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即不少作品对生活的思考和探寻生活底蕴的程度，没有仅在已经达到的水平线上作波浪式展开，即便在表现同类题材或相近题旨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概括生活的深入、思想的延伸与力度的加强。<br/> 1982年出现《射天狼》，是一部表现和平时期军人献身精神的有深度的作品。去年，出自同一作者之手的《引而不发》又掘进到一个新的深度。作品对西帆、西丹石父子的生活道路与命运的描写，揭示出一种最寻常、最不易为人觉察的军人的牺牲：为战争而存在的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岁月里随时准备迎接战争，渴望在战争中为国为民建立功勋，但这种渴望却由于战争尚未到来而变成难熬的等待，就象搭在拉满了弓弦上的箭，既不能痛快地射，又一刻也不能松。一代人、两代人，几年、几十年，军人就在这种“引而不发”的紧张戒备中无声无息、一点一滴地献出青春和生命。西帆为迎接战争兢兢业业地准备了大半生，却没有一次投身战场试练身手的机会，不无抱憾地逝于病床。西丹石曾为是否继续走父亲这条平淡而又艰难的道路，产生过苦恼和惶惑，而父辈精神的感召、军人事业的魅力，终究吸引他在这条道路上坚毅地走下去。西帆、西丹石父子所体现的军人的牺牲，似乎是平凡的，既非轰轰烈烈的献身，又无惊天动地之壮举，甚至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但它又确乎是高尚的，不仅要求军人舍弃许多本来可以得到的东西，付出许多精神上的支出，而且要求军人具备极大的韧性和克制力，军人为履行军人职责甘于默默无闻地作漫长的献身。小说对西帆父子的描绘，相当深刻地概括了和平时期军人平凡的英雄主义及其价值，这是作者对军人生活底蕴的一种新的发现。<br/> 随着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反映老干部离退休生活的作品近年来出现了不少。《乡音未改》对这一现实问题的思考，不是一般地表现离休老干部重新寻找自己的生活位置，而是从老干部与人民群众的亲缘联系中，展示一种寻根归本的人生追求。警备区司令员王小龙显然不是那种做了官、得了势就忘掉乡亲、疏远战友的人，然而，三十年的和平岁月毕竟将他同群众的感情、心理的联系冲淡了不少。他虽不象妻子史庄那样对生养她的家乡已失去美好的怀恋，只有不便出口的鄙薄，但他仍不能深切理解战友姜德所铭记的那种对家乡人民“还不清的良心债”。接到姜德的噩耗和自己离休的命令以后，他赶回家乡参加姜德的丧仪，对战友的痛惜与内心的愧疚，使他对往昔的反顾清醒了许多，而老连长和乡亲们深挚淳厚的感情并不因他地位的变化而添减的本色，终究让他领悟了姜德所遵奉的生活哲理的全部含义。王小龙在家乡人民中间获得龙还大海、叶落归根的充实感，他在人生历程的又一个十字路口，寻到了重新建立与群众牢固联系的路标。小说对生活的描绘是朴素的，很少特意的修饰和雕琢，由于抓住了事物的根本，并使之在人物关系与感情纠葛中自然呈露，所以读来既娓娓动情又能启人心智。《钢锉将军》围绕李力形象的塑造，展开了有一定纵深的历史回溯，在这个人物的坚强刚直性格与周围环境的冲突中，在人物升降沉浮、坎坷不平的生活际遇中，概括了由某些历史封尘形成的中庸风气与世俗观念的危害性惰力。小说对李力将军的性格刻画，棱角分明，颇见力度；对包围着李力的那种由历史沉淀物和“左”的思想混杂而生的惰性气流，也有鞭辟入里的剖析。不过，小说对李力众醉独醒的描写以及对二十多年历史生活的概括，尚存在某种不够准确或偏激之处。<br/> 1983年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也存在不足，对军营改革者形象的塑造还没有出现成熟的作品，在表现生活矛盾方面也未取得突出的进展，对现实中有生命力的新事物萌芽的捕捉、开发，不及近年来军事题材报告文学的迅速和锐敏。艺术创造的成果自然不能与时间的前进均衡对应，但是对善于总结经验的队伍来说，调整和加快前进步伐并非没有现实可能。人们将以期待的目光注视着今年军事题材小说创作新的足迹。
第7版()<br/>专栏：<br/><br/> 重视歌词创作<br/> 乔羽<br/> 我为我们终于有了一本比较完备的中国歌词选集而高兴。<br/> 这里所讲的歌词，自然是指“五四”运动以后产生的，属于新文学范畴的歌词而言。在这之前，一部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学史上，歌词一直占有显著的地位，有几个时期，还占有主导的地位，成为一代文学的丰碑。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伴随音乐而产生的歌词，最初总是来自民间，出于无名作者之手，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在流行，在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体裁和形式。而后，文人参加了创作，或者说专业作者学习、运用这种形式在从事自己的创作，这便产生了各代不同的诗体，四言、五言、七言以至参差错落的长短句，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无不如此。大概从屈原以来，诗歌发展的历史程序都是这个样子。文人的参加，一种新的诗体的形成，对于作为源头的那种歌词形式来说，是一种极大程度的提高，好象一种新的血液滋养出来了一个新的躯体，甚至获得了划时代的文学价值，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主体。唐诗、宋词、元曲都可以作为例证。但是事物的发展有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本来是作为与音乐共生的所谓歌词，当它获取了独立的文学生命的时候，从诗的角度来说是新生，从歌的角度来说却是死亡了。看一看宋词，说来它似乎始终没有脱离音乐形式，始终受着严格的音乐制约的，也就是说，它始终是标准的歌词。但是我认为词到了宋后期，特别到了明、清，虽然形式上还是按谱填词，或者宣称是自创新声，实际上它早已成为纯粹的文学形式，与音乐的需求相去甚远了。情况尽管如此，尽管这种新的诗体，一次又一次地离开了音乐，登上了文学的大雅之堂，许多次成为文学的正宗，然而那些与音乐始终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歌词，却一直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口头上，象社会生活的长河一样，我们也有一条奔腾不息的歌词艺术的长河。<br/> 这是歌词的历史状况。“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所产生的新的歌词，与这种状况相比较，情况有些类似，也有些不同。<br/> 现在只就不同的方面来说说我的一些看法吧。<br/> “五四”运动所产生的新文化，虽然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血缘关系，但是它从内容到形式都受到了强烈的外来影响。表现在文学运动上，是输入了许多新的体裁和形式。小说、戏剧、诗歌无不如此。歌曲更是这样。时代变化了，人们要唱新的歌，限于历史条件，当时还不可能产生新的作曲家。接受了欧洲音乐文化的李叔同想出了一个有效的办法，把一些欧洲歌曲的现成曲调拿来，由他自己填写了新词。这些歌曾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而且时间持续甚久，一直到我做小学生的时候，音乐教员还在偏僻小城的简陋课堂上教唱，使我至今一想起这些歌便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曲调带着强烈的外来色彩，歌词带着浓重的旧体诗词的韵调，这便是最初的、也是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的歌。李叔同用这样的歌完成了启蒙者的历史任务。等到赵元任出现的时候，中国便有了自己的掌握现代音乐技巧的作曲家，从而结束了按旧有曲调填词的时代。歌词是新的创作，歌曲也是新的创作，从此作词家与作曲家相伴而生，形成了新的局面。社会生活发生着急遽的变化，反映这种变化的歌曲创作也在迅猛地发展。在三十年代救亡歌曲的高潮中，聂耳、冼星海应运而生，成为现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光荣代表。与此相应，歌词界出现了田汉、塞克、光未然。他们的作品代表着歌词创作的新的水平。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歌词才是当时真正活在千百万人民群众口头上的新诗。我以为中国的新诗一直沿着两种轨道在发展。一种是与音乐相结合的，这便是歌词。一种是所谓自由体的诗，它不受音乐的制约，只寻求语言自身的规律，因此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歌词由于插上了音乐的翅膀，易于传播，也易于使群众接受。自由诗则因现代语言的不易提炼，一时难于找到自己的稳定的形式，限制了它在群众中的普及。许多年来，歌词一直支持了新诗，使新诗不停留在字面上，而是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我阅读范围所及，文学史家对这一现象似乎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分析、研究，作出恰当的评价。将来总有一天会有人来写中国新诗史吧，我相信田汉、塞克、光未然、贺敬之等人的歌词作品，会在这部诗史中占有光荣的地位。<br/> 刘楚材同志是一位歌词研究者，他殷勤地为中国歌词编成了第一部选集，这是值得感谢的。他热情而又诚恳地问序于我，我不揣冒昧地写了上面那些话，仓猝应命，不知得体否？<br/> （本文是作者为《中国歌词选》写的序）
第7版()<br/>专栏：<br/><br/> 有声有色的文学传记<br/> ——读茅盾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br/> 吴奔星<br/> 茅盾晚年写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是个人的生活经历、现代中国的革命历程与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相结合的光辉记录，值得向大家推荐。<br/> 茅公的这本书收入回忆录十二章，1981年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遗憾的是，茅公竟未能见到它的问世。<br/> 凡是作家的回忆录，都是作家的自传，这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有的把自己摆在历史的长河中写得很有文采，有的只是个人生活的记录，象扩大的履历表，文采不够。前者不仅有史料价值，也有文学价值，可以称为传记文学。后者单纯记事，虽有参考价值，但不能称为文学作品。茅公的回忆录属于前者。作家的回忆录，一旦成为传记文学，实际上是以作家生平为题材即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连续性散文，也可以说是长篇报告文学。因此，作家写的回忆录，在文学分类上，既可以独立为传记文学，也可以划归报告文学。茅公的回忆录既是很有文采的文学传记，也是别开生面的报告文学。它以时代为经，以个人经历为纬。从个人经历看，是传记文学，从时代发展看，却是报告文学，是经纬交织、纵横结合的文学作品。这可以从《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丰富多采的内容得到证明。茅公的回忆录一、二、三章，回忆了他自己的家庭、亲属以及他自己学习与成长的过程。第四章到十二章，就把他个人的生活道路、文学生涯和革命历程三个方面交错起来，组成了一幅轰响着时代风雷的长篇历史画卷，既是一部有声有色的文学传记，也是一部有关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br/> 茅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时代的发展和个人的经历为经，以自己的社会关系为纬，经纬交错，纵横结合。在写作方法上，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真实性与形象性相统一。他的回忆录，既是个人的自传，就坚持真人真事，没有虚构的成分。他不论写人写事写场景，都是从大处着眼，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写起，把一家一姓的变化放在整个国家的变化上来考察。比如第一章《我的家庭与亲人》的第一节《故乡》，茅盾花费1，300多字，对故乡浙江省桐乡县的乌镇与青镇的沿革与变化，作了引人入胜的叙述与描写。他在乌镇出生，却在青镇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茅公夹叙夹议，史论结合，把小小的乌青镇（河西为乌镇，河东为青镇）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来论述，显得既有时代色彩，又娓娓动人。<br/> 其次是文史哲与真善美相统一。茅公回忆录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就是集文、史、哲于一册，冶真、善、美于一炉。所谓“文史哲”不仅是指茅公的回忆录收集的资料特别丰富，牵涉到古今中外的文史哲方面的材料；而且指他写的回忆录，构思得体，富有文采。语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茅公的文笔，斐然可观。至于所谓“真善美”，是指茅公写回忆录，坚持真善美，揭露假恶丑。对好人好事他尽情表扬，对坏人坏事他无情揭露。比如第三章《学生时代·中学时代》这一节，写他在湖州中学的学习生活。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一位老外交家钱恂（念劬）代理校长，他的弟弟钱夏（玄同）代理国文教员。茅公描写钱恂对教员的严格要求，有的教员煽动罢教，他立即派人代课，以免荒废学生学业。茅公对此十分怀念。他还描写钱夏讲授国文的生动情景，真是有声有色，也可以说是“集文、史、哲于一册，冶真、善、美于一炉”的最好的例证。<br/> 茅公的回忆录对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长期以来，我们丰富多采的文学样式中缺少传记文学这样一个品种。茅公在三十年代的一篇文章就指出：“要是在文学的形式上面，中国和西洋有许多的差别，那么传记文学的缺乏与存在，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差别罢。”茅公晚年，在写自传的同时，又带头以传记文学的笔调写回忆录，发展了现代当代文学的文学样式，拓宽了当代文学的领域。茅公的回忆录既有翔实的资料，又有动人的文采，感染力极强，可以说为现代当代作家写作传记文学树立了榜样，对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也起了示范作用。<br/> 希望有更多的老作家抢时间，争速度，写出更多更好的回忆录，使传记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独立存在，不断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大花园里的一朵异军崛起的鲜花。
第7版()<br/>专栏：文艺随笔<br/><br/> 模仿不能代替创造<br/> 史川仁<br/> 去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了话剧《推销员之死》。这个戏，由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本人亲自导演。据说，他要求中国演员们“不要去试图模仿美国人”，否则，“这出戏将成为第二流的美国产品”。美国的剧作由美国作者来导演，却要求“不要模仿美国人”，而是希望其格调、节奏及整个演出风格都出现“一个理想境界”。这是真正艺术家的艺术见解。<br/> 不要“第二流的外国产品”，关键在于“不要模仿”，而要体察中国国情，根据具体演员的特长，根据不同环境逐渐形成的演出风格，根据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根据中国观众的理解方式等等去进行艺术的再创造。这是北京人艺演出《推销员之死》获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深得艺术真谛的一种艺术创造性。<br/> 艺术要发展、要进步，借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当向一切外国的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学习，学习与借鉴他们的一切有益于我们的艺术手法、表现技巧和表现方式，这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可是，学习与借鉴决不是简单地、机械地照搬和模仿，而是要经过咀嚼、消化、吸收，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否则，即使模仿得很象，也是没有出息的。<br/> 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当今有的作家，甚至是曾经写出过较好作品的作家，可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竟然也出现简单地硬搬和模仿外国的某某作品的现象。比如，有的短篇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今天中国的农村，但是，小说的基本构思、情节布局、主要人物关系和主要人物的心理活动，乃至某些语言，却与外国作品很相似。除此之外，在有的长篇小说中，某个情节直接移植某国作品的某段描写，某个人物性格与某国作品的某人行事颇为“暗合”，这一类现象也间有发生。更为奇怪的是，这类现象还有人为之辩护甚至支持。<br/> 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作为初学写作者学习性的模仿，比如作为一种试验性的练笔，只在内部征求意见，一般不作公开发表的，自然不必见怪。但是，作为已经写出过一些较好作品甚至已有相当名气的作家，在艺术上本应奋力创新，争攀艺术高峰，但此时却发表这类硬搬或模仿性的“作品”，则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遗憾了！<br/> 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在《遗嘱》中明确说过：我们要“尊重传统，把传统所包含永远富有生命力的东西”继承下来。同时，他又严厉告诫说：“可是要小心，不要模仿你们的前辈”，要尽力“躲开陈旧的因袭”，在艺术上大胆创造。因为，只有“拙劣的艺术家永远戴别人的眼镜”。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也曾指出：“不论学习古代的东西还是学习外国的东西，都是为今天的创造，都要把它们溶化在我们的创作中。文艺总要有独创精神。”<br/> 我们不要匍匐于古人和外国人的脚下，去制造拙劣的第二流的“产品”。我们要站立起来，昂首挺胸，迈开自己的脚步，去闯出一条文艺的创新之路，这才是无产阶级文艺家应有的革命志气和艺术抱负！
第7版()<br/>专栏：<br/><br/> 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成立<br/> 不久前，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在广东佛山市召开了成立大会。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艺人和有关同志，就民间工艺美术的研究对象和范畴、目的和意义、方法和分类、学习和创新以及与生产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学术探讨，并对今后如何开展研究工作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br/>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长徐运北当选为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今天重点研究民间工艺美术，不仅对发展工艺美术事业，而且对振兴中华，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加强民族自尊心，有重要意义；对于探讨我国的工艺美术教育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学体系，创作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工艺美术品，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春）
第7版()<br/>专栏：文艺动态<br/><br/> 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座谈会在京举行<br/> 本报讯 最近，解放军报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在京联合召开了全军部分报告文学作者座谈会。<br/> 许多作者在会上指出，近三年来的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已成为我国报告文学创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它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时代感的强化；更深地潜入生活的激流，大胆而忠实地反映生活的多层次；从一般的好人好事报道发展到着力于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主旋律的回荡与贯串；题材面的广阔开拓以及艺术表现上的丰富多样。同时，不少同志也指出，军事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还有许多不足，这反映在对部队内部的矛盾的表现还显得肤浅；正面反映我们部队在军事训练、准备打仗这个方面的佳作还太少，不能适应我们的时代对文艺提出的要求。与会作者在如何选择题材，如何触及和表现军队生活中的矛盾，如何达到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如何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作者的胆识从何而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会同志在总结自身创作经验的同时，也为自己确定了新一年中的创作选题。（王颖）
第7版()<br/>专栏：文艺动态<br/><br/> 《戏剧报》举办“梅花奖”评选活动<br/> 本报讯 为推动戏剧表演艺术发展，多出、快出戏剧表演人才，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戏剧报》特设“梅花奖”（取“梅花香自苦寒来”诗意），鼓励经过勤学苦练而卓有成效的优秀中青年演员。<br/> “梅花奖”一年评选一次，以当年在京演出的戏剧团体的中青年演员（四十五岁以下）为评选对象；共评选十五名，其中戏曲十名、话剧五名。<br/> “梅花奖”采取群众与专家相结合的评选方法，即先由广大群众来信推荐，再由评委会加以集中评选。群众推荐的人选中，如戏曲有六名、话剧有三名以上与获奖名单相符，即赠予纪念品。<br/> 一九八三年度“梅花奖”评选，现已开始。由首都著名戏剧工作者组成的评委会已告成立，阿甲为主任，舒强、刘厚生为副主任；顾问有曹禺、张庚、马彦祥、吴雪、张君秋。评委会提出，在这次评选中，不照顾剧院剧团，不照顾剧种，不照顾地区，不照顾名演员，不照顾行当。凡经评选而获得<br/> “梅花奖”的演员，将授予证书、纪念品和奖金。<br/> （易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