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怒向云天索光明 甘为真理捐忠骨
——回忆刘善本同志
沈启贤 周兆平 陈熙 杨卫群
1946年6月26日，正当国民党政府不顾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建国的一致愿望，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时候，原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驾机起义，飞向延安，距今已经三十七年多了。刘善本同志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惨遭迫害、不幸逝世，也已经十五年多了。我们这些曾在刘善本起义后的不同时期与之共过事的人，深深怀念这位好同志。
一
刘善本同志于1915年出生在山东省昌乐县农村。1935年，刘善本在“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下，考入了杭州笕桥航空学校。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八大队。这支远程轰炸机部队的爱国将士，在抗日战争的最初几年，也曾奋起为民族做出过壮烈的牺牲。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主义”，八大队在撤至河西走廊、兰州一线后，便再也没有飞向抗日前线。
刘善本开始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他和密友李鑫淼等曾打算去找当时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探寻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但未能如愿。于是，他便团结一部分飞行员，坚持锻炼身体，刻苦学习技术，等待为抗战效力的机会。
1943年，刘善本等二十四个机组人员被送往美国学习，并于1945年春驾驶一批美国制造的B—24型轰炸机，取道印度回国。当时，抗日战争已露出胜利的曙光。刘善本壮怀激烈，一心要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献上自己的满腔热血，但他又一次地失望了——在卡拉奇，他们突然接到了“就地待命”的命令，而且一“待”就是六个多月。直到日本投降之后，才被准予回国。原来，一向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当局所关心的，并不是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而是要保存实力，消灭共产党。刘善本等人回国后便被派去赶运军火。内战迫在眉睫！国民党政府的当权者们一心只想着“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竟然连湖南一带发生严重水灾，三百万人流离失所都置之不顾了。
早在美国学习和在卡拉奇“待命”期间，刘善本就曾私下阅读过英文版的《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后来，他又得到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同志在该书中的第一句话“中国向何处去”？曾引导他思考过许多问题。现在，他亲眼看到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正在进行的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两条道路的殊死斗争。刘善本彻底惊醒了，他深深地感到：自己再也不能迟疑、不能沉默了！
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严正声明，反对美国政府军事援蒋，挑起中国内战。第二天，在南京发生了十万群众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民主建国，却遭到残酷镇压。当时叫做“下关惨案”。出于对全国人民正义愿望的支持和对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的抗议，6月26日，刘善本利用由昆明往成都运送军火的机会，巧妙地摆脱了地面控制，在同机组人员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等同志的配合下，冒着生命危险，驾驶530号B—24型轰炸机安全飞抵延安，完成了“标志着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新高潮”（朱德总司令语）的伟大义举。
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中，空军被称为“天之骄子”，飞行员的生活是很优裕的。刘善本又素以学习成绩优异、飞行技术超群而负盛名，在一般人眼里，他更是“仕途”坦荡、令人羡慕的佼佼者。然而，刘善本却视荣华富贵如粪土，宁肯同当时还处于弱小一方的解放区军民一道，钻山沟、住窑洞，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在延安，刘善本及其机组人员受到了党和人民的热情欢迎——毛泽东、朱德同志亲临欢迎大会，朱总司令还把他们请到自己窑洞里作客。那时的解放区还不可能象我们今天对待驾机起义的同志那样，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连延安商界联合赠送给刘善本等人的那份“厚礼”，也不过只是“香烟一条、饼干五包”而已。然而，刘善本却为自己能生活在人民之中而感到了真正的满足。8月14日，他以“这里的人情充满了温暖”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广播讲话，表达了他决心同党和人民一道战胜困难、迎接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刘善本的起义，发生在那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远不再是单纯个人的行为了。正如当时一位诗人所写的：“这是一声响亮的信号”，它宣告“人民不朽，正义不朽，在黎明的号角里，一切魔怪都要退掉！”它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而战斗的各解放区军民，也促使国民党军队中具有爱国之心的广大官兵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道路。在他之后，国民党空军先后有42架飞机、100余人起义。单是刘善本原先所在的第八航空大队，从1948年到1954年的七年间，就有杨培光、俞渤、谭汉洲、谢派芬、阎磊、刘焕统、徐骏英、张雨农、毛履武、唐宛体等十数人先后驾驶飞机回到人民的怀抱中来。所以，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多次称“刘善本同志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
时隔三十多年，一位1948年驾机起义的同志，回忆往事，仍十分动情地指出：“刘善本同志是我们这些从国民党空军中起义过来的人所景仰的先驱，是一面正义者的旗帜。他引导了我们不少的爱国志士飞向人民的怀抱，走上了不平坦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
二
1949年9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宴请包括傅作义、刘善本、邓兆祥在内的原国民党重要起义人员时，指出：“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刘善本同志参加革命后，历任延安总部航空教员、东北老航校副校长、第一航校校长、华东空军混成四旅副旅长、航空兵某师师长、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学院副教育长等职。他为人民空军的创建、成长和壮大，做出了十分可贵的贡献。
1946年9月，刘善本等同志受总部委派，同我党从新疆营救出狱的学习航空的同志一道，告别延安，赴东北参加我党创办第一所航空学校（即后来人们所说的“老航校”）的工作。刘善本被任命为该校副校长。
当时，一方面是残酷的战争环境，经常有敌机来轰炸骚扰，航校曾多次因敌军疯狂进攻而转移校址。另一方面是十分艰苦的生活和教学条件：从校长到飞行、地勤人员一律吃高粱和小米，还要开荒种地解决蔬菜的来源。连飞行员升空都只能多穿几件旧军装以代替飞行服御寒。加之各种飞机、器材和油料极度匮乏，人们常常只能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拼凑起几架勉强能飞的教练机以应飞行训练之需。1948年冬天，锦州前线缴获了一架C—46型运输机。虽然飞机在敌人撤逃前已遭损坏，连座舱的挡风玻璃都砸碎了，但刘善本为了要在老航校里开设C—46飞机训练大队，硬是冒着生命危险，顶着刺骨寒风，驾驶这架飞机飞回了老航校。当这架没有挡风玻璃的飞机安全降落时，人们看到刘善本冻青了的脸上，眼泪和鼻涕都已结成了冰霜！
三年解放战争期间，老航校就是在这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为人民空军的初建培养了大批骨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担负着空军各级机关、部队、院校领导职务的同志中，有不少就是当年老航校的学员。他们忆起当年在老航校这个“人民空军的摇篮”里生活、学习和战斗的日日夜夜，都会情不自禁地为刘善本同志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无私地奉献自己的知识和技术的精神所感动。
1949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刘善本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10月1日，在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中，刘善本、邢海帆、杨培光、阎磊、谭汉洲以及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的赵大海等起义同志和我们党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飞行员驾驶着战鹰，威武雄壮地列阵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刘善本同志作为志愿军航空兵某师师长率部参战，曾经组织过我人民空军的首例夜袭作战，并在这次战斗中首次使用了电子对抗和照明轰炸的战法。这在当时我军的技术装备条件下，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连一些外国军事专家也无论如何不肯相信这是年轻的中国空军所为。
刘善本同志不但具有高超的飞行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勤于动脑，刻苦钻研飞行理论，解决部队在作战训练中出现的新问题。他在五六十年代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意见，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刘善本同志既有那种一往无前、坚毅果敢的军人气质，又富有严谨求实、勤于思考的学者风度。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又是“色彩”丰富的——豪爽、热情、诙谐，有着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凡是和他共过事，或者仅仅见过一面的人，几乎都会为他那种热情健谈而又谦逊厚道、见多识广而又平易近人的风度所深深吸引，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他懂得爱。在妻子和儿女们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令人尊敬和慈祥可亲的丈夫和父亲。然而他又总是把这种对亲人的爱同对党和人民的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必须在这两者中间有所选择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党和人民。全国大陆解放后，他和当初起义时留在蒋管区的妻子团聚了。按照当时的规定，驾机起义人员的家属一参加工作即可享受排职干部的待遇。刘善本问妻子：“知道什么人才能享受干部待遇吗？那些同志都是为人民打过仗流过血的，我们刚刚参加革命，什么贡献都没有，还是从战士开始锻炼吧！”妻子点头同意，叫勤务员把享受干部待遇的通知退回去。可是，业务部门的同志说，这是军委的规定，“到底是听军委的还是听你的？”刘善本说：“小同志，原则问题当然要听军委的，可有关我家属的问题，还是听我的吧！”硬是说服了有关同志，安排自己的妻子象刚入伍的战士一样去吃大灶、拿津贴，从头干起。
刘善本不仅对工作、对亲人要求严，对自己更严。尽管他早已入了党，成了我军的一名高级干部，但他始终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一个新同志、新党员的位置，严于解剖自己，勇于自我批评。从他生前留下的学习笔记和思想小结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怎样顽强地同自己头脑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羁绊作斗争。正是这种“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不断努力，使他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
三
在回忆和纪念刘善本同志的时候，我们想起了党和刘善本同志之间充满了深厚情谊的许多往事。它生动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早年说过的话：只要谁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候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把他忘掉的。
刘善本同志刚到延安，就要求尽快安排他向国民党官兵发表广播讲话。但是，为了保障他的尚未脱离蒋管区的妻室儿女的安全，毛泽东同志曾亲自找他谈话，做劝说解释工作。而营救和接济刘善本同志家属的工作，则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下进行的。当时我们党的许多地下工作者，如廖承志、夏衍等同志以及因击毙反动军阀孙传芳而闻名于世的女英雄施剑翘等，都曾冒着生命危险给刘善本同志家属传递消息或接济物品。刘善本同志生前常谈起这段真实感人、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往事，每一次都禁不住流下感激的热泪。
解放后，刘善本同志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经常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开会，共商国家大事。会间闲暇，党和国家领导人常常找到刘善本同志，询问他生活工作情况，回忆当年在延安共同生活时那些富有情趣的交往。
1964年2月，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名，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授予刘善本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它表明了党对刘善本同志的信任，也是党对刘善本同志为人民革命事业所做贡献的高度评价。
历史证明了：刘善本同志没有辜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对他的信任。
当那场给我们整个民族造成了深重灾难的风暴袭来的时候，刘善本同志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本来是完全可以采取“超脱”的态度而幸免于难的。但是此刻的刘善本已经完全把自己溶注到整个党的肌体之中了。当他看到林彪、江青一伙推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路线，使成千上万的老干部、老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迫害的情景时，他的心碎了！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宁愿以一个已经具有近二十年党龄的普通党员的身份站出来，与党和人民一道去承受和抗御这场灾难。于是，他便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在受到秘密关押和非法审讯，形势十分险恶的情况下，他仍奋笔上书，想通过邓颖超同志向周总理反映有关林彪、吴法宪一伙在空军学院乃至整个空军镇压群众、残害干部的罪行。但是，这些信件被非法扣压，落入了林彪、吴法宪一伙手中。于是，他们便更加疯狂地对刘善本同志施行法西斯式的残酷迫害，致使刘善本同志于1968年3月10日不幸逝世，终年53岁。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和气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开展了包括为一大批受打击迫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政军干部平反昭雪在内的一系列整顿工作。为刘善本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工作，就是当时在邓小平同志亲自过问和多次批示下进行的。1975年10月，小平同志又当面向空军党委负责同志交待：刘善本同志的骨灰盒要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对其家属子女要照顾好，空军党委要做一个决定发给部队。把平反昭雪工作抓紧，要快搞，不要拖。
联想到时隔不久，小平同志本人就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中又一次受到诬陷和打击，人们更可以看出小平同志在处理刘善本同志冤案时的迫切心情。它是党对刘善本同志的真挚感情和深切关怀的生动体现。空军党委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先后为刘善本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并对刘善本同志的家属子女做了妥善的安置和照顾。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党对起义同志的正确政策也得到了恢复和落实。虽然刘善本同志已经逝世多年，但党对刘善本同志及其遗属的感情依然如故。胡耀邦同志近两年里就曾多次在一系列与刘善本同志有关的文件材料上做过批语。甚至当某些文艺作品中出现了有可能损害刘善本同志形象，因而引起了刘善本同志亲友及其他起义同志理所当然的不满时，胡耀邦同志都亲自过问处理，批评了在文艺创作中不顾历史、迎合低级趣味的商品化倾向。
从当年不满于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毅然驾机起义，到最后不肯屈服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淫威而英勇献身，刘善本走过的是一条不畏强暴、不避艰险，始终追求并坚持真理的光荣道路。
刘善本同志是一位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而又具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和丰富的专业技术知识的优秀人才。在我们今天为加速实现革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而奋斗的伟大事业中，他本来是完全可以做出更大贡献的。
刘善本同志又是一位在海内外、特别是在台湾国民党空军高级将领中有着广泛影响的人物。在我们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神圣大业中，他本来是完全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的。
虽然，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刘善本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那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正气，将继续伴随着我们前进。
刘善本同志的爱人周叔璜同志被选为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她将如刘善本同志生前一样，参与共商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宏伟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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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永康烈士光辉战斗的一生
夏衍 刘瑞龙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川陕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六年了。他为党献身的光辉一生，永远铭刻在川陕人民和共同战斗过的同志们的心中。
吴永康同志原名庞大恩，字泽普，1900年生于广西兴业县长荣乡大贺村（现玉林县葵阳公社新荣大队）的一个贫穷家庭。他小学毕业后，考入玉林五属中学，品学兼优，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1919年赴日本留学，他在日记中表明留学目的是为了“寻求救国的学问和救国的工业”。1922年，他就读于福冈县户畑町明治专门学校（现改名九州工业大学）冶金科，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转读政治经济学。
大恩在日本留学期间，日夜思念的是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解放。夏衍和他是同班同学，当时他谈论过搞地质、开矿山、办工厂，实行“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他十分景仰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伟大宏愿。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北上途经门司港，大恩同志曾和夏衍、郑汉先等谒见了中山先生。他逐渐认识到，救国救民不但要学习自然科学，而且要学习社会科学，学习革命理论。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兰西革命》、《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他和同学夏衍、郑汉先（陈德辉）等发起组织了爱国学生团体“行社”、“读书会”等，开展阅读进步书报，讨论时事政治，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同时参加了日本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支持了松本治一郎领导的水平社（贱民组织）的实际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和进步同学募捐救济上海工人，声援祖国革命斗争。1925年冬，大恩同志在东京由中共旅日支部负责人何兆芳、何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由一个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者，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战士。在党的领导下，他以崭新的面貌投入更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
1926年，大恩同志回国。他在经过上海回故乡的一个月中，在亲友邻居中热情宣传革命。部分进步青年在他的教育推动下组成了兴业县革命青年团，在兴业葵阳地区播下了革命种子。
大恩同志返回上海后，在李富春同志领导下，担任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上海报》编辑。这时，他改名“吴永康”。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夏衍回到上海，由庞大恩、郑汉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恩同志在《红旗报》工作时用的代名是“吴永康”，以后就一直用了这个名字。
1932年，党中央派庞大恩同志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秘书。同年10月中旬，随红四方面军西征，经鄂豫边境、越秦岭、进关中、折回陕南，同年12月，越巴山进军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2月，吴永康在中共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川陕省委委员，任省委秘书长，暂代通江县县委书记。这是他在革命根据地参加领导一个县的地方党政军民全面工作的开始。当时，正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初创时期，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南江、巴中大部分地区不久，需要迅速宣传我党我军主张，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政权，领导农民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和武装农民，扩大红军，筹集红军给养，工作十分紧张繁重。由于他工作积极负责，善于联系群众，曾被评为模范县委书记。当年夏，我军粉碎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围攻，根据地恢复并迅速扩大，他回到省委专任省委秘书长。也在这时，刘瑞龙由陕南二十九军游击区调省委宣传部工作。省委书记袁克福同志经常下去了解和指导工作、不在机关工作时，省委日常工作即由吴永康同志主持。他负责培训干部、领导省委机关工作、主编省委机关报《川北穹人》，并和刘瑞龙一道了解和研究土地革命中的方针政策，起草省委指导工作的文件和进行党的宣传工作等。他十分关心土地革命中新涌现的工农干部的成长和进步，采用多种方法帮助他们学习识字、懂得革命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他经常到党校上课，传播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很多工农干部在永康同志帮助下成长起来。
1934年初，永康同志曾任川陕省工农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他和省委委员、省工农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郑义斋同志一道，在省委和省工农政府领导下，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军需民用工业生产，增强苏区经济实力，制定政策，建设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制度，保证革命战争中的军民供给，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吴永康同志继续参加领导地方工作。1935年10月到次年2月，永康同志参加川康省工作委员会（即金川省委）工作，筹措军需民食，组织运输，进行新区建设。在研究制定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藏民和密切党和红军与兄弟民族人民的关系、教育培养兄弟民族干部等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工作。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大部奉命渡河参加宁夏战役，在战役计划改变、渡河部队改成西路军后，吴永康同志任红军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1937年3月，红西路军失败。永康同志在甘肃张掖县祁连山中对敌作战时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七岁。
永康同志是一位理论联系实际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一生为革命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善于联系群众和干部，善于帮助同志进步，善于帮助工农干部提高文化水平，善于引导干部分析和研究问题，有独到见解，同志们都尊敬地看他是良师和长者。他顾全大局、坚持党的原则，坚决抵制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从不计较名利地位，严守纪律，服从党的分配，不讲价钱。他不怕任何艰难困苦，长征时三次爬雪山、过草地，毫无怨言，为革命奋斗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吴永康同志一生光明磊落，为祖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正如他在1932年4月8日的家书中所说：“我读书几十年，在社会上几十年，我要做一点值得做的事，不愿将我的学问放荒，所以我在外做是正经事。天地间最放得心的事”，“我的心是对得住人的”。吴永康同志给后代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