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杰出战士——刘澜波同志
东北军党史组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刘澜波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卓有成效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推动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澜波同志生前很少谈及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也未留下任何有关个人的回忆文章。然而，他对于周恩来同志关于编写西安事变资料和东北军党史资料的嘱托却念念不忘。粉碎“四人帮”后，他在极为繁忙的工作中还抽出相当多时间从事这方面的调查研究，直到病情危重时，还嘱人写信向党中央建议成立“东北军党史组”，并嘱托我们尽其未尽之责。1982年3月，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东北军党史组”正式成立并开展工作。正在弥留之际的澜波同志听到这一消息欣慰地点点头……，两天后溘然去世。
1906年澜波同志出生于辽宁省凤城县。1926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辽宁参加了抗日义勇军。1932年他受党的派遣到东北军骑兵二师工作。以后根据党的分配，主要在东北军和东北流亡人士中进行工作，曾任东北军内党的工作委员会书记、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党组书记等职务。
澜波同志受党的派遣到东北军骑兵二师，曾先后介绍了孙志远、白坚等党员同志去该师。他们在中、上层军官和士兵中开展了工作。澜波同志主管上层工作，为此受到党内一些有左倾思想的同志的非议。这些同志认为做上层工作是“军事投机”，主张搞士兵哗变。澜波同志则认为，做好士兵工作固然重要，但上层工作更加重要。他认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序幕，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三千万东北同胞和几十万东北军官兵深受乡土沦亡之苦。东北军的大多数官兵，包括一些高级将领与其他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相比，有较深的抗日思想基础，比较容易接受我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因此，上层工作做好了，将大大有利于影响和争取整团、整师以至整个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中来。基于这种认识，他大胆地开展了对东北军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胆识与气概。
澜波同志首先做骑兵二师师长黄显声将军的工作。黄显声原是国民党辽宁省政府的警务处处长，为人正直，富有爱国心。“九·一八”事变后，他带领七个警察大队并动员沦陷各县的警察在辽西与日军奋战，后来退到热河，他的骑兵大队扩建为骑二师，继续抗击日军。澜波同志认为他是坚决抗日的爱国军官，便积极向他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讲明抗日必须联合共产党的道理，并建议他与士兵同甘共苦，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在黄显声将军支持下，澜波同志与孙志远、白坚等同志一起在军中办起了俱乐部、图书室并教士兵唱抗日歌曲，工作开展得非常活跃。他们还发展了一些党员，这是东北军中建立党组织较早的一支队伍。在我党的影响下，黄显声后来成为东北军内著名的爱国将领。西安事变前后，他曾多次出面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七·七事变”后不久，他响应党的号召准备到华北打游击，未及成行就被蒋介石的特务逮捕关押起来。在重庆“白公馆”监狱中，他还给予我党地下斗争许多支援，后来惨遭蒋介石杀害。澜波同志在东北军中还积极利用各种条件与高级将领、幕僚和中级军官联系，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同刘多荃、王以哲、阎宝航、高崇民、卢乃庚等都有密切的联系；对张学良将军也做了许多工作并有一定的影响。张学良在其父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幻想蒋介石能帮助他抗击日寇收复东北失地，以救国难报父仇。但事与愿违，“九·一八”事变他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受到了民众的指责。1933年热河失守，他又一次作了蒋介石的替罪羊，被迫下野出国。1934年初，蒋介石因急于应付“福建事变”，才让张学良回国，派他带领东北军去鄂豫皖边区进攻红军。张学良回国后，一方面决心要抗日，一方面对蒋介石仍抱有幻想。在此期间，澜波同志去汉口见他，他虽不知道澜波同志是共产党员，因风闻澜波同志在骑二师的活动，即当面加以询问。澜波同志毫不胆怯，慷慨陈词：“‘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流亡关内到处受气，张将军出国期间，东北军更是受尽歧视与侮辱，只有抗日复土才是唯一出路。”张学良听后激动地说：“要抗日！我们还要下地狱！”“东北人就是要有下地狱的精神，才能复土还乡！”
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8月，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2月，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讨论并确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此，党对东北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问题摆到了重要日程上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等领导同志亲自领导并进行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1935年9、10月间，张学良奉命在陕北进攻红军，先后被红军消灭了两个半师。蒋介石乘机取消了这两个师的番号，使张学良和整个东北军受到极大震动。我党适时地抓住这一机会，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积极地推动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结成抗日大联合。1936年春，我党代表周恩来、李克农等同志同张学良将军、王以哲将军举行了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我党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开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面对这个大好形势，澜波同志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将当时从各方面来到东北军中工作的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且发展了党的组织，使党在东北军内部的工作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样，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党中央和红军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同时还促进了平、津、沪等地的爱国救亡运动与西北的抗日高潮相结合，使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并且对推动东北军、西北军走上和红军联合抗日的道路起了重要作用。有一天，张学良将军突然把澜波同志找去，问道：“你是不是共产党？”澜波同志镇定自若地回答：“我是共产党，但我不是来破坏东北军的，我是来抗日的！是来团结东北军、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张将军听后，点头称许。澜波同志以真诚的态度热情帮助他所接触的东北军官兵提高抗日觉悟，赢得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任。东北军骑兵十六团团长董道泉对红军的深厚情谊，就是澜波同志长期工作的结果。董道泉原在骑二师任参谋长时，便在澜波同志影响下接受了进步思想。1936年秋，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红二方面军历尽万水千山到达陇东，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围歼，情况十分危急。由于董道泉的密切配合，使红二方面军得以安全转移，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后来董道泉被蒋介石杀害了。
澜波同志善于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各种关系、各种方式和各种可能的机会去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宣传党的主张，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6月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陕西王曲镇创办了军官训练团。澜波同志利用参加训练的机会，广泛接触了受训军官，向他们做了很多宣传教育工作。训练团开办伊始，抗日主张还不能公开宣传，更不能讲联共。后来经过澜波同志和受训军官中的党员同志以及进步分子积极工作，军训团逐渐开展了批判“攘外必先安内”、“抗日长期准备论”以及“七日亡国论”等谬论的活动，公开地提出抗日问题。少数进步的军官还秘密讨论了抗日必须联共的问题。澜波同志还向学员教唱《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振奋人心的抗日救亡歌曲。其中，《义勇军进行曲》最受欢迎。张学良将军有一次和学员们一起唱完歌后，愉快地说：“这支歌的作用很大，胜过讲课，大家都会唱了，影响就更大了”。训练团干部连的毕业典礼，就是在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中结束的。
澜波同志和“东工委”的同志们在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在东北军军官中发展党员，向一些有进步思想的军官介绍革命书刊，并通过言传身教去启发和影响他们。在他的熏陶感染和教育下，使其中一些人不仅具有了抗日思想，而且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从爱国军官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中很多人立下了战功，有的同志已成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
为了培训部队中的抗日骨干，张学良将军成立了“学兵队”。“东工委”和平、津等地党组织动员了许多党员、民先队员和爱国青年参加。1936年“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在西安东城门楼举行的“学兵队”的开学典礼上，澜波同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的讲话声泪俱下，感人肺腑，激起全场共鸣。许多同志至今对那动人的场面还记忆犹新。经过“学兵队”短期训练，这批青年学生成为抗日军队骨干。西安事变前后，“学兵队”人员被分派到东北军各军、师中去工作，并参加接收国民党军警机关和保卫西安飞机场等许多工作。“学兵队”开始时就建立了党组织，还发展了不少党员，后来我党在东北军内建立的党的基层组织，大多是以“学兵队”内的党员同志为骨干。这些同志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我们党、政、军中的领导骨干，有的至今仍工作在重要岗位上。
西安事变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澜波同志参加了筹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简称“东总”）的工作，并担任党团（即党组）书记。澜波同志与张希尧、高崇民、阎宝航、于毅夫等同志一起领导“东总”，在大后方和敌后开展了各种抗日活动。“东总”不仅向广大的东北籍人士进行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还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合法的形式开辟了我党的宣传阵地，出版了会刊《反攻》，组织了战地服务团，进行了大量抗日文艺宣传活动。这些活动，对唤醒群众团结抗日、激励抗日官兵士气起了很大作用。“东总”先后在北平、武汉、西安开办政治学习班和军事游击训练班，向延安和敌后游击队输送大批青年干部。在国民党统治区“东总”的处境十分困难。周恩来同志指示一定要坚持“东总”这个牌子，广泛团结东北人士，坚持打回老家去、打到鸭绿江边，与蒋介石妄图以牺牲东北实行对日妥协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澜波同志主持“东总”工作，在武汉、西安、重庆等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这一指示。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东总”才停止活动。
澜波同志进行统战工作如此卓有成效，是与他那高度革命责任感和善于联系群众的特殊才能分不开的。他热情豁达，急人所难，知识广博，作风朴实，能和各种人交朋友，善于在谈笑风生之中宣传党的主张。他同党外人士披肝沥胆，推心置腹，忠诚合作，情谊深长。所以，在东北各阶层人士中，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名字的。人们都很喜欢接近他，他成为人们心目中很有威望的人。有人说：“刘澜波身上有着磁石一样的吸引力！”“这个人身上有钩子，走到哪里就挂到哪里！”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澜波同志不仅在东北军上层军官中结识甚广，而且善于和中下层军官包括副官、医官乃至勤务兵、伙夫和马夫交朋友。他在无形中建立起来的种种关系，使党的许多任务在白色恐怖下得以顺利完成。
在长期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澜波同志时刻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安危。复杂的环境、艰巨的任务，更使他那高尚的品德熠熠生辉。
东北军中旧军队的习气很浓，澜波同志又经常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员，但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真正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当时他的收入并不多，但他总要想方设法接济困难的同志，他常说：“我的收入是革命的收入，应该全部用在革命事业上。”他还曾多次给生病的同志请大夫或把他们送进医院治疗，挽救病势垂危的同志。对于处在困境中的朋友，澜波同志也是尽力相助。董道泉团长牺牲后，澜波同志对他的家属多方照料，帮助渡过难关。诸如此类的事情，许多人至今感念不已。特别值得敬佩的是在白色恐怖下他总是挺身而出，把危险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让给同志。他曾三次被捕，都坚贞不屈地与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其中有两次，都是宁肯自己去坐牢而掩护其他同志脱险。1934年为了掩护孙志远同志，他被国民党宪兵三团逮捕，无论敌人怎样威胁利诱，他始终没有暴露孙的去向，使其安全转移。1936年8月底，蒋介石秘密派专人来西安逮捕刘澜波同志等4人，并令捕后解送南京。澜波同志闻讯，果断地让与他同住的另一位被通缉的同志躲起来，由他一个人顶着！在审讯中，他与国民党特务进行了巧妙的斗争，掩护了革命同志，保守了党的机密。
建国以来，澜波同志虽然离开了统一战线的工作岗位，但仍念念不忘那些曾与我们党合作过的为人民立过功的原东北军将士、东北民主人士以及牺牲在抗日战场和国民党反动派枪口下的党员和非党同志，特别是他曾多方打听、寻找烈士们的遗属，尽力帮助解决一些困难。对于曾被周总理称为“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将军，澜波同志是十分敬重的。他晚年在病中曾想寄语张将军，希望有生之年还能相见。遗憾的是终未如愿。他最为怀念的是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思。澜波同志和张学思结识于三十年代，以后把他带到延安。在党的培养下，张学思成为我党的优秀党员和优秀的海军高级将领。毛主席曾经关切地向澜波同志了解过张学思，并赞扬他年轻有为。张学思同志在十年内乱中死去。澜波同志对失去张学思痛惜不已，每念及此都黯然垂泪。十年浩劫中，他自己被加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而投进监狱，受尽折磨，却还在关心着别人。1972年12月20日，他在狱中曾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建议党中央追认黄显声、董道泉为中共党员。因“四人帮”的阻挠，此信未能送出，但由此可以看出澜波同志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崇高品格。“四人帮”被打倒以后他又千方百计地关心、帮助受冤枉被迫害的同志们和遭到株连的原东北军将士及其家属，积极协助有关部门落实党的政策，使他们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每当看到一个同志平反恢复了工作，他都高兴地说：“我心里又一块石头落了地！”直到病重住院，他仍念念不忘要给最早沟通东北军和红军关系的高福源烈士立个碑，并用颤抖的手亲笔为之写了碑文。1981年11月，他已不大能讲话了。听说高福源的弟弟到北京出差，他还非要见一下不可。高的弟弟到医院告诉他，陕西省委已把高福源墓移到了烈士陵园。澜波同志听后，脸上露出了笑容，非常吃力地点了点头，在场的人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澜波同志是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十年浩劫期间，他尽管身处逆境，但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利益。在被“四人帮”关押之前，澜波同志曾和原“东工委”的一位老同志谈到“四人帮”千方百计地要打倒周恩来同志领导过的与“东工委”有关的同志，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我们要不惜一切保卫周恩来同志。在那乌云压顶的日子里，他无论遭到什么样的迫害和打击，从未屈服，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绝不肯编造诬陷革命同志的假材料，也不自污，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铮铮铁骨。因此，澜波同志为“四人帮”所不容，惨遭迫害，患了严重的心脏病。粉碎“四人帮”之后，澜波同志一面为党和国家振兴有望而十分高兴，一面为“左”的思想没有得到纠正而深感忧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他由衷地欢呼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在被任命为党中央纪委常委和任电力工业部部长期间，他更加焕发了革命青春，为发扬正气，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做出了巨大努力。他不顾重病在身，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今天，澜波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但他作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作为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杰出战士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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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杨勇同志在新疆
贾那布尔
杨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但回想起他在新疆辛勤工作的年月，他的高尚品德，他对我的关怀、教育和帮助，不能不引起我对他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文化大革命”已经持续了七年的1973年，当时的新疆同全国一样，各项事业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生活极度混乱。在那全中华民族都陷入灾难的岁月里，人民内部不团结，各条战线问题成山，积重难返。就在这种形势下，毛主席、周总理十分关心新疆各族人民，派杨勇同志来新疆工作，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
杨勇同志来新疆以后，不顾“四人帮”的压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形势，坚持真理，领导各族干部和群众，批判派性，增强团结，解放干部，进行整顿，加强部队建设，为消除动乱局面，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出了巨大努力，使新疆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当时大批干部还靠边站的情况下，杨勇同志认为只有解放干部，团结干部，使用干部，依靠干部，才能造成安定团结的局面。因此，他对遭受打击迫害的各族干部关心爱护，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使一些在运动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同志得到温暖和解放。记得1974年5月，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委负责同志汇报到干部受批判、生产没人抓时，他理直气壮地说：“那怎么行！不搞生产人们吃什么！穿什么！今年你们全州能生产三亿斤粮食，我去向你们祝贺！”秋后，这个自治州粮食总产量超过三亿斤，畜牧业也获得丰收。他因忙于工作，特派我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州干部群众祝贺和慰问。
1976年2月，“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为了篡党夺权，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连篇累牍地刊登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那时我分管宣传工作，当这股逆风刚刚开始刮起的时候，为了把握宣传的方向，我去向他请示，他说：“一句话，按党中央的文件办。”过了几天，在自治区党委的一次常委会议上，有的同志坚决主张地方报纸宣传要跟《人民日报》。他严正地指出：“报纸宣传要按党中央的文件办！”会后，他语重心长地暗示我说：“贾那布尔同志呀，现在情况很复杂。遇到问题可要动脑子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千万不能盲从啊！现在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要辨明方向，可不能象有些人那样盲目跟着跑啊！”听了他这肺腑之言，我的思想豁然开朗。在当时“左”的路线的高压下，他能说出这样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中，当时在新疆，有人要印发“四人帮”爪牙们炮制的《清华大学大字报汇编》，杨勇同志知道后义愤填膺，斩钉截铁地提出：“不准印发！”接着，清华大学派一些人来新疆进行所谓“传经送宝”，他听后很生气，毅然决然地提出：“不能组织这些人散布那一套！”这些人中有的回去告状，他却无所畏惧，一笑了之。
王恩茂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主持新疆工作时，从新疆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五好建设”的方针，即“好条田、好渠道、好林带、好道路、好居民点”。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天山南北农村“五好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周恩来总理和陈毅、贺龙副总理的赞扬。十年内乱时期，“五好建设”横遭批判，被迫中断，已经取得的成绩，受到严重破坏。1976年夏，杨勇同志风尘仆仆地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农村调查研究时，看到大量的树木被砍掉，生态平衡遭破坏，他痛惜地说：“真是以粮为纲，树木砍光啊！”他问当地干部：“植树造林有什么罪？树木也有修正主义？！你们怎能容忍这种乱砍滥伐的行为呢？！”他一边走，一边同干部交谈，要大家认识王恩茂同志提出的“五好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并对自治州的绿化事业和“五好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在那令人齿寒的“文革”年代，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党的民族工作遭受严重破坏。当时，在新疆有人说什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名字太长了，叫新疆自治区就行了”，“自治州、自治县是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现在社会主义了，还讲什么民族！”等等，妄图从根本上取消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民族工作。杨勇同志针对这种错误论调，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言简意明地阐述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他的话音刚落，会场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为了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得以实现，他竭尽全力，做了大量工作。
我们哈萨克族有句谚语：“没有团结，前进路上灾难多。团结的可贵，在敌人面前才有深知。”杨勇同志在新疆工作期间，总是象保护眼珠似的珍惜民族团结。他讲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时，总是强调团结是党的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大局，团结是胜利的保证。他还说，在新疆要搞好团结，党的团结，干部的团结，军民团结，军政团结，核心是民族团结。他要求把是否注意民族团结作为衡量是否好干部的标准。他还提出要不断地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再学习，要求干部群众共同打破资产阶级民族观，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坚决同破坏民族团结的现象作斗争，把民族团结推进到新阶段。他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却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每逢节日，总是亲自登门拜访。
杨勇同志对新疆民族文化教育和出版工作非常重视和关注。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出书难、买书难的问题在新疆十分突出，造成严重的书荒，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字的大、中、小学教材更是严重缺乏。1975年6月2日，在自治区召开的兄弟民族文字图书翻译出版规划会议上，他那语言诙谐而含意深刻的讲话，我至今不忘。他说：“在新疆，各兄弟民族与汉族的人口比例，兄弟民族占60％，而兄弟民族的文字图书出版发行数量，只占总数的16％。因此，新疆的出版发行工作，必须贯彻以兄弟民族的文字图书翻译出版发行为主，逐步做到各兄弟民族与汉族文字图书出版发行量，与兄弟民族和汉族的人口比例相适应。”他还说：“汉语的文字图书少一些，兄弟省市自治区可以支援，少数民族文字图书没有从哪里来？”会后在伊犁和喀什先后筹备成立了两个出版社，他又指示有关部门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以帮助和支援。这两个出版社成立后，编印翻译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字的书刊，对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学习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4单4月，组织决定把我从基层调来区党委工作。当时我经验少，怕工作做不好。杨勇同志充满激情地鼓励我：“不要担心，要大胆去闯，你情况熟悉，在中央党校已学了几年，要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中间去，会做好工作的，好好干，我会帮助你的。”在工作中，他对我严格要求，细心指导，耐心教育，诚恳帮助。他不只一次的给我阐明过学习的重要性，学习和工作的辩证关系。他说：“一个人学习得不好就工作不好，工作得不好也就学习不好；不但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有一次，在北京我们见了面，他还再次向我重复过这段话。
据我所知，在新疆，凡是和杨勇同志接触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受到教育和鼓舞。人们总是希望听他那娓娓动听的说理，都把他当作师长、挚友，都愿向他一吐心中的疑问或喜悦或抑郁之情。当人们向他求教的时候，他总是给以圆满的解答。他非常重视听取少数民族干部的意见，以商量的态度同大家一起求得问题的解决。当人们对某些问题认识不清的时候，他又总是循循善诱地进行说服。表现了一个高级干部应有的成熟和风度。“人的尊贵在自己，人的身份在语言”，他在新疆各族干部和群众中深孚众望，绝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