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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调查研究
项南
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方法都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而是实事求是，经过调查研究，分析比较，通过群众的实践，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找出来的。
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不调查研究，解决不了问题，调查研究的方法不对头，也同样不能解决问题。
先入为主，或从主观愿望出发，先作结论，后找论据，这是主观主义的方法；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正确的方法。我们应当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调查研究。
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办法；都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而是实事求是，经过调查研究，分析比较，通过群众的实践，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找出来的。如何发挥福建省的优势，这就要找到福建自己的特点。毫无疑问，福建跟兄弟省市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但有三点不大相同，这个“不同”就是福建的特点，或者叫福建的个性。
第一个特点，福建面对台、澎、金、马。我国大陆上29个省市只有福建有这个情况。金、马本来就是福建的行政管辖区，台、澎在九十八年前也是归福建管辖的，1885年才从福建分出去，建立省治。台湾的居民大部分是福建去的，闽台两省血缘相亲，语言相通，风俗相近，福建在统一祖国工作中自然负有特别的责任。
第二个特点，福建华侨多。大概有五六百万（包括祖籍福建的华裔），数量仅次于广东，但福建华侨的资产多，经营范围广。香港《大公报》1983年7月曾登载，全世界有12个最富有的银行家，其中沙特阿拉伯占4个，泰国、联邦德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各占1个，其余5个都是华裔。这5个人中，福建籍的占了4人。把五六百万华侨华裔的工作做好，其作用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福建必须搞好华侨工作。
第三个特点，福建山多海阔。全省耕地只有2，000万亩，而总面积有1．8亿亩，海域面积又比陆地面积大得多。一个山、一个海，这是福建真正的潜力之所在。福建要振兴，必须念好“山海经”。
因为福建有这么三个特点，所以省委确定，福建工作主要抓三项：一是经济工作，包括念好“山海经”，建设“八个基地”以及利用福建海岸线长、华侨多、信息灵这些特点，大胆引进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项目，大胆引进国外的资金和人才。这是大量的、基本的工作；二是对台工作；三是华侨工作。三项工作是互相关联、互相促进的，这些就是我们对福建整个工作的一个基本想法，或者叫作战略设想。
建设“八个基地”，念好“山海经”，既然是福建的基本发展战略，怎么建设，怎么念好，就要把这作为基本的、长期的调查研究课题。搞不搞调查研究，敢不敢实事求是，是完成一项战略任务有没有基本功，是一个干部成熟不成熟的重要标志。谁不注意这点，谁就会栽跟头，碰得头破血流。
调研部门的任务是出主意，造舆论。我们不能为提意见而提意见，要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心，为了解决问题而提意见。这就要有一股热情，要有战斗的精神。
调研部门的任务是什么？可不可以概括为：出主意，造舆论。就是要抓住现实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看法和建议。当人家不接受时，你要造舆论。如果人家还不接受，就要反馈一下，你的主意对不对？如果不对，就要修改；如果对，就要不厌其烦地再宣传，把你的道理讲出来，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态度。我们有的同志喜欢讲：“意见我提过了，干不干是领导的事”。似乎他提的意见领导非得赞成不可，如不赞成、不采纳，就变成领导的责任。可是他不知道事情是复杂的，第一是你提的意见究竟对不对，第二是意见即使都对，领导看见了没有，或者看见了，但因为事情太多，没有引起十分注意。所以，对于正确的观点要反复宣传。无数事例说明，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是办不好事情的。要使思想一致，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思想一致，才能步调统一。我们不能为提意见而提意见，要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为了解决问题而提意见。这就要有一股热情，要有战斗的精神。
党政部门的研究室，主要力量是放在长远设想还是放在眼前工作上？我认为，“冷线”、“热线”，宏观、微观，长远、眼前，都不能绝对化，要看现实需要。做领导的参谋，帮领导出主意，主意有大有小，有长远的，有眼前的，都得出，要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凡领导关心的问题，研究室都要调查和研究。我认为，研究室的工作重点，中央和省市，应有所分工。中央调研部门可以侧重长远，给我们出大主意；省地调研部门应放在抓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能马上见效的、对当前施政方针有影响的意见。地、县委研究室更要以当前工作为主。我们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整天忙得要命，但对自己所管辖的工作却很少作调查研究，工农业生产存在什么问题，流通领域存在什么问题，精神文明建设存在什么问题，都了解得不多，缺少真知灼见，对外部世界新的信息就知道得更少了。做经济工作，如果不懂全国和世界的行情，怎么能做好？研究室要帮助领导了解行情，要经常跑到县委书记、县长那里，告诉他们国内市场上的商情动态，国际市场上的商情动态，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数据和材料，使他们在决策前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省委政研室对省委要起参谋和助手作用，对兄弟单位要起“枢纽站”的作用，象铁路上的编组站一样。在调查研究、出主意、制定政策等方面，成为全省的咨询中心、综合部门，要把省府、政协、社科院、社联、各部委办、厅局和地、县的调研部门都联结起来，组织起来，分工协作，联合搞调查研究。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交流经验，互相启发，把选题排排队，分分工，把各种情况和意见汇总上来。还要经常与专家、学者、有识之士取得密切联系，同他们交朋友，通过他们扩大调查研究规模，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利用起来。现在大家都觉得自己单位的调研力量不足，省委政研室的力量也有限，把周围的、兄弟单位的力量组织起来，就可使有限的力量变成无限的力量。
现在需要调查研究的课题很多，这就要善于抓突破口。打开了缺口，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
明确了任务，还得讲究工作方法。现在需要调查研究的课题很多，这就要善于抓突破口。这跟打仗一样，打开了缺口，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江通，百川畅，这就是攻突破口的重大意义。
现在，有好多问题没有突破，工业、财贸、外经等等都没有突破，人事、工资制度更是死水一潭。农业虽有重大突破，但流通领域还没有突破。流通领域方面的弊病已经成为影响工农业生产、对外经济交流的最大障碍。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不快，对外贸易扩大不起来，都与流通领域的问题有关，同志们可不可以在流通领域方面多花点时间，可不可以拿它作个突破口。最近我到安溪县调查。“铁观音”茶叶是该县的一个优势，闻名中外。我原以为县委同志会因此感到自豪。但出乎意料，他们介绍“铁观音”情况时，就跟李清照写的词一样，“凄凄惨惨戚戚”。据他们反映，目前，全县茶叶产值，还不到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十分之一。每斤乌龙茶平均收购价太低，农民感到不上算，有的已经在刨茶树了。在香港，一级“铁观音”每磅卖价要比收购价高多少倍。这个矛盾不解决，安溪
“铁观音”的优势就发挥不了。我同他们谈了晋江县祥农大队搞紫菜加工包装、产值翻几番的做法；给他们提了一条改革设想，归纳起来有三句话：“产供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教科推（教学、科研、推广）一齐上。”这“三个一”都可以由县里搞，当然也要外贸部门加强指导。例如可以在安溪县设立中国“铁观音”茶叶公司，在香港、新加坡、东京以及北京、上海等地设立分公司，从生产、科研到流通环节，包括加工、包装、运输都是一条龙，加上改进包装装璜，做好广告宣传，经过努力，安溪茶叶的产值有可能达一亿元以上。这件事办好了，对全县整个经济工作都有影响，并具有全省性的意义。我建议把安溪乌龙茶问题作为一个突破口来抓，由省经贸委、政研室、农委、农业厅、社科院、晋江地委、安溪县委等组成调查组，协同作战，攻下这一关。
我们的调研工作就是要这样抓，选好突破口，一竿子插到底，希望同志们专心下去调查研究，搞出成果来。
做调研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具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敢于实事求是的品格；应当刻苦学习，继承文化遗产，懂得现代知识。做到博学多才，目光远大。
对做调研工作的同志应有什么要求呢？
第一点，实事求是。调研干部是出主意的人，要出好主意，本身应具备的气质和品格，最基本的是要有求实、创新的战斗精神。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一句话，敢于实事求是。不要唯领导是从，不要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论据，不唯唯诺诺，见风使舵。要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是就是，非就非，旗帜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阿谀奉承。对领导的意见，正确的要拥护，不完善的要补充，错误的要提出不同的意见。要敢于在领导面前唱“反调”。把对工作、对领导的不同意见看作是反领导，是十分错误，也是不许可的。这种做法，只能窒息民主，搞得鸦雀无声，死气沉沉。古人还提倡广开言路，从谏如流，我们为什么不能听点“反调”呢？当然，唱“反调”的结果可能有两种：一种唱对了，一种唱错了。但不要先给自己做结论，不能说你的意见都对，领导的意见都错，这也不平等。但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是搞调研工作同志的起码品格，这种品格非常重要。如果尽讲领导人爱听的，还要调查研究干什么？我们有些刚直不阿、敢说敢干的同志，虽然有的暂时不为人所理解，甚至受打击，受冤屈，受处分。但历史是公正的，是非曲直终究会弄清楚的。这种无所畏惧，坚持原则的精神，才是中国人的骨气，才是共产党人的品格，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唯其如此，社会才能进步，党风才能好转，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第二点，刻苦学习。一方面到基层作调查研究，向实际生活学习；另一方面，还要多看书，要继承人类文化遗产，懂得我们国家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懂得国内的变化、世界的变化，懂得一些现代知识，懂得一些天文地理，懂得中外古今，做到博学多才，目光远大。我国历史上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都是刻苦自励，博学多才的，所以他们能够高瞻远瞩，当机立断，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们做调研工作的同志，不应当道听途说，而要尊重事实；不应孤陋寡闻，而要学识渊博。有一批这样的同志，我们的调研工作就能打开新局面，我们的事业就更有希望了。
（本文是作者于1983年9月26日在全省调查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8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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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萧山农民运动
1921年下半年，浙江萧山县先后建立了几十个农民协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减租抗租斗争。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我国新型农民运动的先声，是贫苦农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组织起来开展斗争的大胆尝试。
萧山位于钱塘江南岸，是浙北平原上一个人口稠密、交通发达的地区。这里的贫苦农民不仅长期遭受高额地租的剥削和苛捐杂税的勒索，而且直接处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下。本世纪初以来，钱塘江改道，滔滔江水吞没了萧山的20多万亩良田，人多地少，地主乘机要挟佃户，提出收“现租”等苛刻条件，稍不如意就收地另租，使萧山农村的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萧山与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中心——上海、杭州的联系比较方便，农民受新思潮的影响比较早。这些都有利于萧山农民运动的兴起。
萧山农民运动最早始于衙前镇，发起人是早期共产党员沈玄庐和贫苦农民李成虎。沈玄庐是萧山衙前人，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1920年他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注）。沈家父祖辈都是萧山有名的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和房屋。沈玄庐入党后，站在农民一边。1921年4月，衙前贫苦农民李成虎兄弟，因所种油菜籽被人抢收而求沈玄庐主持公道，沈玄庐当即提出组织农民协会以维护农民自身利益，李家兄弟极为拥护。在沈玄庐的启发和指导下，李成虎开始串联衙前农户，筹建农民协会。
1921年8月，沈玄庐在山北土地庙的戏台上，向附近20多个村庄的农民，发表了题为《农民自决》的演说。为了促进农民组织的建立，沈玄庐仿效党在城市中从办工人夜校入手开展工人运动的做法，约请宣中华、徐白民、杨之华等人，兴办衙前农村小学。这所小学只限于接收农民子弟入学，设立五个班，共有学生100多人，校舍和学习用品全由沈家免费供给。农村小学不仅教文化，而且以多种方式传播农民争取翻身解放的革命道理，实际上成为发动和团结衙前农民的活动中心。
经过一系列酝酿和准备工作，建立农民协会的条件基本成熟。1921年9月27日，衙前农民大会在衙前镇东岳庙前召开，宣告衙前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会上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这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第一个成文的农民斗争纲领，它提出了土地归农民的要求，反映了农民的迫切愿望，规定了农协的宗旨、性质和机构。农协严正声明“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规定只有亲自耕作土地的人才能加入本会，农协必须尽力维护会员的利益。农民大会按照章程的规定，选举了6名农协委员，并推举李成虎负总责。
衙前农民的创举，迅速传遍了附近的农村。萧山几十个村庄的农民纷纷行动起来，以衙前农民协会为榜样，先后建立了农会组织。南沙地区在发表建立农民团体的宣言中，尖锐地指出：“社会的不安宁不平等，都是有产阶级形成的结果，并且有产阶级发达一步，他们的权力也跟着发达一步。结果，使我们无产阶级的人，在世界上没有立足的地位。所以我们从今天以后，具牺牲的态度，斗争的手段，打破有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势力，叫他们有产阶级的人，在我们面前屈服！我们的肉体，是可以牺牲的；我们的精神，却是永久的存留着”。1921年秋冬，建立农会成了萧山农村的一件大事，很快形成了高潮，并迅速地波及到绍兴、曹娥等地农村。不到半年时间，上述地区先后建立了80个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把贫苦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联络进步团体，为维护农民利益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秋收以后，衙前农协联合附近几个村庄的农民组织，召开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减租抗捐示威大会，根据当年收成和农民生活水平，提出“减租四折”的要求。地主慑于农民声势，不敢下乡收租。地主高某过去曾在江西九江当过监察官，其父是萧山商会会长，仗势下乡收租。佃户依照农协规定，只交四折租，高某不答应，被农民痛打了一顿，其他地主再不敢逞强了。这一年萧山农村普遍减了租，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农民协会又组织农民捣毁了几家囤积粮食、抬高粮价的米店，维护了农民利益。农民协会还号召农民破除迷信，解放妇女，展开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
萧山农民运动震撼了江南地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萧山的地主、乡绅、官吏勾结在一起，上告到浙江省当局，攻击和诬蔑农民运动。浙江省长下令，以“煽惑顽佃，聚众抗租”为罪名，取缔农民协会，并严令缉捕首要人物。浙江省警察厅和绍兴官府派出大批军警，于12月18日包围了衙前镇，镇压了正在召开的减租大会，打伤农协积极分子数人，并逮捕了农民领袖李成虎等人，用武力强行解散了农民协会。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农民和进步人士的极大义愤，他们纷纷抗议军警对农民运动的野蛮镇压。上海《民国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把萧山农民运动称为“地主和佃户底阶级斗争的先锋”，指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摧残农人即是动摇国本。这更是国民所万不能漠视的”。李成虎被捕后，遭受严刑拷打，于1922年初死于狱中。萧山农民对李成虎的牺牲十分悲愤，专门为他举行了悼念活动，竖立了纪念碑。
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记载了这次英勇的斗争。萧山农民运动为中国新型的农民运动掀开了第一页，它是我党早期革命活动中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邵维正）
注：沈玄庐后来脱离共产党，1925年堕落为国民党右派，参加西山会议。1927年发动浙江全省的“清党”，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1928年在萧山试办地方自治。同年8月被刺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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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这两种提法矛盾吗？编辑同志：
毛泽东同志在《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一文中说：“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
胡耀邦同志在《最好的怀念》一文中说：“有同志问：能不能开出一套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成答案来？我们说，这种预先设想好的一套现成答案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两篇都是讲的中国革命的问题，一个是“图样”，一个是“答案”；一个说“须先有”，一个说“没有的，也不可能有”。这二者是否矛盾，请解答。 读者 施宝霖施宝霖同志：
毛泽东同志那一段论及“自由与必然”的文字和胡耀邦同志《最好的怀念》里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段论述，都是讲的认识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从表面看似乎不一致；实际是一致的。
我们知道，人的实践、人的劳动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根本的是人的实践是自觉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而蜜蜂的劳动只是一种动物的本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劳动的目的、计划和劳动的结果的关系。目的、计划都是观念的东西。那么，建筑师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自生的，而是从前人的经验中得来的。他要学文化、学科学，学习前人关于建筑设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才能根据当代的需要，设计出新的图纸，建造出新的房屋。如果再追问一下，前人盖房的经验是从哪里来的呢？只能说是从实践中来的。远古时代，本没有房屋的。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人们开始只能是简单地利用自然的洞穴避风雨、挡严寒。后来，才有意识地挖洞或用树枝搭一个隐身之所。只有经过几万年的实践才发展成房屋。这就是说，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又使认识不断丰富、充实、提高。
同样，中国革命是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来的。但是，中国革命的初期，人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的。只知道要革命，怎么革法，先革什么，后革什么等，都很模糊。革命也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如果思想意识合于客观实际，那么革命就会成功，反之，则要失败。教条主义者照抄照搬外国革命的经验，使革命连遭损失。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认识中国革命，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等重要战略，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革命就是一个大蓝图，开始这个蓝图很粗，经过许多年的革命实践，才逐步具体化，有了明确的蓝图。这样，才最终完成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伟大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也就不会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建立后，要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个大蓝图，但是怎样进行建设，却没有实践过。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之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这都是大蓝图。这个大蓝图是从实践中提出来的，是提得对的，没有这样的大蓝图，就没有目标，不能引导社会主义建设走向胜利。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具体答案即一套现成的具体办法、具体结构等，目前阶段是不可能有的。胡耀邦同志说的没有现成的答案，就是这个意思。必须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实践中，把这个蓝图不断补充、充实，加以具体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经济搞活，在农村实行经济责任制等，都是具体化的重要环节，都是在描绘小图样、分图样。只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努力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我们最后一定能找出这个问题的科学答案。而一旦找到这个科学答案，我们就一定能够把我们的目的变成现实。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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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出版
本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和历史地位，并侧重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以及构成这一科学体系的一些基本方面，并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说明了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大意义。 （王恩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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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做合格的共产党员》出版
吕澄、朱固同志编写的《努力做合格的共产党员》一书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分十二个专题，着重分析新党章新增加的内容，针对党的现状，论述整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世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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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与黑格尔》出版
姜丕之著的《马克思与黑格尔》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本书叙述了马克思青年时代如何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并以一个黑格尔辩证发展学说的拥护者积极投入战斗，以及后来他怎样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影响而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如何把经过批判地改造的黑格尔辩证法成功地应用于社会和经济领域，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丁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