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文学作品专页
为了下一个早晨〔报告文学〕
杨匡满
黎明还没有来到这所被雅称为燕园的著名学府。楼群、塔影、湖光、松林，连同长满连翘、丁香和刺梅的路边土坡，无不沉浸在朦胧的夜色里，象是泼在宣纸上已经濡开了的淡墨。它们都在默默地等待着雄壮的晨曦。
朗润园地处偏僻，比起燕园的其他角落更加静谧。四点钟光景，朗润园一座楼下的灯亮了，一位老人起床了。一二十年来，他都是这个时间起床。简简单单地抹一把脸，他便走到了靠窗的书桌跟前，准备开始他一天的工作。
偌大的一张书桌，堆满了前一天就摊开的各种中外文书籍、报刊、夹书的纸条、各色的卡片。桌面的空地小得只能容下两叠稿纸和一个水杯。
老人戴上眼镜，时而翻阅那一堆堆书刊，时而抬头凝视开始发白的天幕，时而握笔疾书。窗台上摆着三四盆常见的花草：文竹、仙人掌、萝卜花……花盆也是最常见的那种粗糙的青砖色的。
忽然，他象想起什么，弯下腰拿起脚边一个瓶子，站起来，身子向前探去。原来，他连浇花的水壶都没有置备，那酒瓶里盛的便是浇花的水。细细的水流把花叶洗得发亮，他微微笑了。
他离开了藤椅，坐到一张小马扎上。就在书桌旁边，是两个大木箱，箱盖上同样堆满了各种中外文书籍、杂志、夹书的纸条、各式的卡片……不同的是除此之外几乎没有空地了。……原来，他在写作一篇学术论文的同时，还在进行另一个翻译项目。在另一个房间里还有一张书桌，同样摊开着各种材料。那里还有他的“第三战场”。近年来，他习惯在两三个“战场”同时作战。他计算着剩下的时间，紧迫啊，每一分都不能白白放过。
这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屋子里，除了书桌、一张单人床和作书桌用的木箱，竟然放了11个书柜或书架。靠墙的几个书架还全部是“顶天立地”的，要踩着高凳子才能取书。于是整个房间内可供人活动的空间只剩下一条宽不足一米、长不足三米的走廊。
门被轻轻地推开，老伴出现在房门口。七点整，她叫他吃早饭。牛奶、花生米、烤馒头片——他爱吃烤馒头片。他象个老农，让老伴烤了盛在一个布袋里，放在他的工作间，饿了好就着茶吃。
七点十分，他走出了门，走过弯弯的湖边小路，走过条石搭起的小桥。微风把水浮莲和青草那种清香而又带涩味的气息送到他的鼻孔里，他深深地吸着，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这是他三小时紧张工作后的一次体育锻炼。
不，这是他去系里上班。东语系的办公楼是一座中国宫殿式的建筑，飞檐画梁，巨大的屋顶显示着一种古老的庄重、幽深和神圣。然而，这位老人的办公室在这座楼里相当于传达室的位置，同整座楼的威严可极不相称。
同屋的年青人也早早地到了，那是他的助手。年青人一面向他汇报，一面把一大堆文件、信件、杂志交到他手里。老人点着头，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桌上已经堆放着许多别的书籍、材料。哦，这里是他另一处战场，他每天要在这里工作三四个小时，处理系里的教务、行政方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回答国内外学者的各种询问，指导学生、研究生和教师的各种课程和研究项目。
他穿着一身快褪色的灰蓝布中山装，从来没有熨过，皱巴巴的。两个袖子因为老是在桌子上磨，显得有些油亮。他年青时穿长衫，也总是压出一身褶子，从不想到要挂起来。
“里边有人吗？”有一次，有人推开了这间“传达室”的门。他把眼镜往上抬了抬：是个毛手毛脚的小伙子，看样子是个新生。
“老师傅，我把行李放门口，请你照看一下。我去办个手续就来。”
“行行行。”老人答应着，继续埋头做事。
迎新大会上，那个小伙子发现看门的“老师傅”坐在主席台上，他呆住了。
他岂止是象守门人，他实实在在当过守门人，那是在十年前，他一月中有几天被派去学生宿舍的传达室看大门。他象做学问一样认真履行他的职守，为学生们分信分报，楼上楼下地传呼电话。
他便是闻名中外的学者季羡林。从1946年起，他便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的主任，一级教授。1978年之后，他担任了北京大学副校长。
作为语言学家、民族学家、作家、翻译家、史学家、教育家……他涉猎的领域太广了。他的博学在国内外学者中是罕见的。他精通英语、德语、拉丁语，精通古代印度的吠陀语、梵语、巴哩语，懂得俄语、法语。他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能读懂古代中亚、新疆一带的吐火罗语的学者之一。他还是印度史、佛教史的权威。因此，科学院的语言所、宗教所、文学所、外文所、考古所、历史所、南亚研究所，大百科全书，各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系……都跟他的工作有密切关系。管事也好，顾问也好，挂名也好，他兼任着大小五十个辞也辞不掉的职务，人们对他实行着“轮番轰炸”。唉！谁让他是个大杂家呢。
不时有人推门进来向他请教。他中断手头的工作，耐心地解答着。来人一走，他马上又埋头潜心工作……了解他的人，总是把话尽量说得简明扼要，尽量少占他的时间。但即便是一个人几分钟，十个人加起来，也就够可观的了。
……他沿着来时那条小路走着。正午的阳光刺得他眼球发胀，浅浅的湖水蒸腾着一股热浪。他不觉得热，在那间阴凉的“传达室”里坐久了，这暖和的阳光、流动的空气恰好能使他放松一下疲惫的身体。回家路上的这十几分钟是他一天中第二个三小时紧张工作后真正的休息。
老伴准备好了午饭，简单的三两样家常菜。他基本食素，偶尔吃点牛羊肉。来客人时，才让炒两个肉菜。他从不提什么要求，至多要一根辣椒、一根葱什么的，山东人嘛。
午餐一般是三个人：他，老伴，还有他的婶母。他在这个家庭里竟是年龄最小的。三个老人相依为命。80多岁的婶母还很健康，有时同70岁的侄儿开着玩笑：“老师傅回来啦？”
儿女和他们的孩子大都参加工作了，他们在节假日来看他。平时要来，他就无法工作了。那本来就挤的三间堆满了书的房子也盛不下。
他过惯了清苦和安静的生活，那样最便于他集中精力，在他热爱的那个天地里纵横驰骋。自1946年他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东方语言系主任之后，一直让贤惠的妻子在济南老家同抚养自己长大的叔叔婶婶作伴，自己却只身住在北京一个挨着坟地的冷清的小院里，饿了，同人力车夫一起光顾路边的小吃摊；渴了，捅开炉子烧上一壶水。暑假里他才到济南家里看看，没等开学又返回北京了。以后住到西郊中关村，他还是一个人。用大茶缸子把从食堂里打回的饭菜放到火上一烩，就是一顿饭。有一次他发高烧到40度，起不了床，系里发觉他没去上班，也不知原因。他的一个在城里工作的孩子来找他，差一点儿连门都没有敲开。直到1962年他的叔父病故，妻子才同婶母一起搬到北京来住，他的生活也才有了照顾。这时他已是快50的人了。
……各色各种的书籍散发着淡淡的气味，清香的或带潮味的，异国的或古旧的。他习惯在这种气息的包围中躺到他的木板单人床上。那是他的唯一可以歇脚的岛屿，四周便是浩瀚的书的海洋。经过凌晨以来紧张的脑力劳动之后，他利用中午时间闭上眼睛喘息一下，以获得重新去海浪中搏击的力气。他睡着了，有时还会做梦。也许梦见童年时住的屋子，黄土屋顶黄土楼，一片芦苇和水的清光……也许梦见了莱内河畔哥廷根的金城，那是他青年时代度过了整整十年的地方……
1934年夏天，他靠着在黄河河务局当小职员的叔父的接济和他的家乡——原清平县给的奖学金，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了。次年秋天，他这个农民的儿子又考取了清华和德国交换的研究生。到了著名的哥廷根，那是座培养出许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蜚声世界的大学城。在那里他度过了并不平静、舒适的漫长的十年。
他到达德国时，正值希特勒上台后的第二年。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德国的成丁男子几乎都从军了。各种食品开始实行定量供应，而且越来越少。有几年几乎天天挨饿，甚至饿到象果戈里《钦差大臣》里一个饿汉喊的“简直想把地球一口吞下去”的程度。
在战火和饥肠辘辘之中坚持学习，需要何等的毅力啊！他选的是梵语和巴哩语，同时学习南斯拉夫语、俄语，整日同这些枯燥的文字打交道。没过多久，他的导师、德国著名的梵文学家瓦·斯米提教授被征入伍，论文没人看，文凭拿不到。他又随已经退休的国际著名的德国西克教授读波颠闍利的《大疏》《梨俱吠陀》《十王子传》和吐火罗语，学这后一种语简直象猜谜，全世界能读通的人不过寥寥几人。他争分夺秒地苦读着，终于成为斯米提教授的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
当他躺在郊外的林中躲避空袭，嚼着发着腥臭味的面包，听隆隆的轰炸机群编队而过时，祖国的、亲人的音讯均在千山万水之外，一片渺茫之中。最长的一次，他三十二个月同家里失掉了联系，他甚至想到亲人们可能都已死在日寇的刺刀下。绵绵无绝期的乡思使他得了无法根治的失眠症。他在梦里寻找着母亲的面影，他哭着醒来。他绝望过，以为今生肯定是客殇异乡，再见不到亲爱的祖国了。
直到1945年的深秋，德日法西斯垮台之后，他跟几个中国同乡到达瑞士，又辗转了大半年，才于次年夏天回国，结束了漫长的流浪生活。
……他醒来了，刚刚两点。他不过睡了一个小时。电话铃响过两次了，老伴推门进来。还有人在隔壁房间等他。他看了看书桌和箱子盖上那两摊子东西，走了出去。
找他的人得挂号、排队。他的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远到一年内各地开的各种会议，近到一周内系里或南亚研究所里的各项工作。好心的朋友或学生劝他有些事不必管，有些会不必参加，参加也不必听完。可他认真惯了，答应参加的会他都要善始善终。而许多会都是非他出席不可的。
有一天晚上，他已经躺下了，电话铃响了。
“季副校长，我们这楼停水了。”“我家里也没水。”“那请你赶快反映反映吧！”
“行行行！”
谁让他没有架子呢？别人什么都愿意找他。
有人在他的桌上发现过这样的纸条：“学生开饭时间有十一点一刻，十一点半，十一点三刻三个方案，据学生反映，倘十一点一刻开饭，晚下课晚去就吃不上好菜……”
这是这位一级教授亲笔记下，准备在校长办公会议上发言用的。他生气地感慨道：“就一个熄灯打铃问题，讨论了几年还没有解决。”
除了凌晨那三个小时属于他自己，他的时间可以说是以分秒计算的。几十年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好坏，总得思考点什么，写点什么，决不让自己的脑筋投闲置散。上下班的路上，散步的时候，他打着腹稿，不知什么时候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旧日历、卡片、旧讲义纸甚至是烟盒之类记上几句。等公共汽车的时候，他想起了什么，会买上一份《讽刺与幽默》之类的小报在空白处书写起来。外出开会参观，别人自由活动，他往往还得开会，可他常常能带回来一两篇散文。
七大卷印度古典史诗《罗摩衍那》就是这样挤时间译出来的。从他在学生宿舍当名副其实的看门人时起，他每天给自己规定定额，今天一张纸条，明天一张纸条，一行一行地译，一节一节地抄。在看不到国家和个人前途的年月，这项极其庞大、艰难而且旷日持久的工作，象微弱的但真实诱人的光芒照亮着他，支撑着他，使他不致完全丧失对生活的信心。这部汉译文达五千页、九万行的巨著，历十载风雨，呕十年心血，这需要怎样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啊！
他在《罗摩衍那》译后记里写道：“我现在不敢放松一分一秒，稍有放松，静夜自思，感到十分痛苦，好象犯了什么罪，好象是慢性自杀。”
会议结束了。客人告辞了。夕阳西下了。他走下台阶，站在窗前的梧桐树下。那么多年，他竟没有留意这两棵梧桐属于什么品种。
他绕湖信步走着。遇到相识的师生或工友，他主动地停下来打招呼，聊上几句话。这是他一天之中第三次真正的休息。
他继续往前散步，眼前是大图书馆了。5月的草坪绿得象涂了一层油，显得鲜嫩又成熟。小片的空地广场上，有年青学生在那里打网球、羽毛球，跑步、踢足球。用功一点的，早早背着书包进馆了。大门口挤满各种各样的自行车。
他羡慕这些年青学生，羡慕他们赶上了一个民族振兴的好时代。五十年代，他常跟学生一起布置会场；八十年代了，他还硬跟学生一起去远郊植树。他觉得年青人思想活跃，敢于提出新问题，因而主张把研究同教学结合起来，把研究所设在学校里。他赞赏现在一些年青人的才华，喜欢跟年青人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解答他们的各种提问，勉励他们刻苦攻读；他还给他们出研究题目，象批改作业一样一字一句地帮他们校订大厚本的印度教经典的译文；他甚至亲自替学生查找资料。曾有不相识的青年给他来信，对《中国大百科全书》某些条目提出意见，他都亲笔回信。他主张年纪大了就应下来，让中青年上，服从新陈代谢规律。最不好的是不退而休。他坚信科学是无私的，只有无私的人才能真正推动科学前进。
他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作为一个弱国的青年寄居头号法西斯国家，那里的人民却从没有歧视过他。他的房东老太太几乎把他当亲儿子那样照顾，临别时痛哭不止。他更怀念他的两位导师：西克教授和斯米提教授。他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想法、资料，无保留地交给他这位苦读的异国青年，对他极严格又极亲切和蔼。这不仅仅使他得以完成学业，而且给了他精神上以极大的安慰，给了他勇气，坚持到法西斯帝国的垮台。
他是一位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从科学实验中接受唯物史观，从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1956年，他加入了共产党。他以一个新党员的朝气和真诚，以过节一般的心情参加党的每一次组织生活。有一次要开支部大会，正好周总理请他赴宴，急得他到处找支部书记请假。
他觉得自己是到晚年才真正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种了解成了推动他前进的动力。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象春蚕一样吐丝不止。
……远方落日的余晖衬托着燕山山脉黑色的廓影。上弦月悄悄地走向中天。燕园的黄昏空气格外纯净。他绕着湖滨，又踏上了回家的小路。
自然，生活在变化，他也在变化。他不再象人们说的那样“清心寡欲”，只知道扎在书堆里。他开始看点电视新闻、动物世界、科学与技术，喜欢跟孩子玩玩。并把这些看作是接受外界“信息”的一种途径。
他还是个重友情的人。每逢春节，他都要去看望他的老乡和老友、诗人臧克家。1946年他从德国回到上海等待招聘时，曾得到臧克家夫妇的关照，睡在他们家的“榻榻米”上。不久前，他写信给克家说：“你也老了，我也老了，我们还能见多少次呢？我希望一年能见两次吧……”
他出版了数百万字的专著和译著，将大笔稿费交了党费，捐赠家乡的学校，购买国库券……
他正在进行的工作有：主编八十万字的《印度文学史》；撰写《印度佛教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译注吐火罗文本《弥勒会见记》等等。他觉得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了，要尽量为后人多积累点资料。
朗润园里，静静的后湖边上，那盏橙色的灯又亮了。他又开始伏案工作了。不过，他不会睡得太晚，为了下一个早晨，为了再下一个早晨……
1983年夏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