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于右任诗词集》 序
屈武
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由杨博文同志辑注的《于右任诗词集》。据我所知，这大概是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来大陆第一次出版于先生的诗集，它引起了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
1949年，我作为当时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顾问来到北平。4月15日，国共双方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反复磋商，对拟定的八条二十四款国内和平协定达成了协议。就在这天，李宗仁先生打来电报说：“16日派于右任为特使前往北平，协助代表团与中共进行谈判。”收到电报后，我们立即进行了研究。张治中先生首先表示，于先生此时不如留在南京，可以促使对这个协定的批准，一俟南京方面批准后，再请他北来主持签字；并提出让黄绍竑和我携带这个协定的最后修正案飞往南京。大家同意了张的意见，立即电复李宗仁：“请于暂缓来平。”我和黄绍竑是16日飞回南京的。就在动身的这天凌晨4点钟，周恩来同志约我谈话。他已经知道了有关于先生北来的事情，对我说，于先生现在能来北平，很好嘛！我们欢迎他来。又说，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可能性很小，将来决裂了，如果于先生在北平，那就请他留在这里，不再返回南京了。现在他既然不能来平，你到南京后马上告诉于先生，如果南京拒绝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解放军决定本月20日渡江占领南京，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平，将来同李济深、沈钧儒和张澜等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我回到南京后，立即把恩来同志的这些意见转告了于先生。后来局势的发展果如恩来同志估计的那样，南京方面拒绝批准这个协定。4月21日晨，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晋见于先生。他身穿国民党高级军官服装，带着武装卫士，对于先生说：“报告院长，共军已经突破江防，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到广州或是先到上海，由院长决定。”于先生说：“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那人威胁说：“必须马上离开南京！”没等于先生把衣服穿好，就强迫上车驰往机场。于先生要求先到上海，就这样我陪同于先生飞到了上海。在上海，我问于先生：“能不能留在上海不动？上海总是要解放的，然后再找机会到北平去。”于先生说：“我们在南京的情况你不是已经看见了吗？上海撤退，我同样会被强迫架走的。”接着于先生反过来劝我：“你也最好先留上海，然后我们一同到广州，寻找机会由广州到香港去，再转赴北平。这样还是有希望的。”我当时没有按于先生的意思同去广州，因为恩来同志在北平已将有关新疆起义的某些任务交给了我，我只好和于先生匆匆告别。不料这次分手竟成了永诀。
于先生被胁迫去台湾以后，一直怀念留在大陆的亲朋故旧，经常通过他在香港的朋友吴季玉先生与之保持联系。1961年3月，于先生通过吴季玉先生和北京的章士钊先生透露了一桩心事——“今年是我妻的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里，我十分伤心。”于先生的这种心情被恩来同志注意到了。我接到罗青长同志打来的电话说：“总理决定让你到西安去，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我按照恩来同志的指示专程前往西安为于夫人做寿。事后又将祝寿的照片托人辗转带给了于先生，并说明这是“濂溪先生”（抗战时期在重庆，于先生等人谈论到周恩来同志时，常隐称为“濂溪先生”）对他的关怀。于先生看到照片后，激动不已，他托人带来回信，让我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悃。我按于先生的意思办了，恩来同志听后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对于于先生，恩来同志一直是非常关切的。
我把亲身经历的事情写在这里，或许有助于本书读者了解于先生其人。如所周知，于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出身贫苦，早岁追随中山先生，投身于推翻清廷的辛亥革命；其后又参加了反袁和护法诸役。在1924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拥护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何香凝、经颐渊、陈树人诸先生发起“寒之友”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四·一二”事变后的腥风血雨中，他虽然未能砥柱中流，力挽狂澜，但仍然是“有所不为”，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赞成团结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胜利之后，他反对内战，赞成和平；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愿意留在大陆，都不是偶然的。
于先生是南社诗人之一。后来他以草书名于世，诗名几为书名所掩，其实他的诗、词、曲写得都很好。杨博文同志辑注的这本诗词集，收集了于先生1898年至1964年所作的600余首诗词，有些篇什记述了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可以当诗史来读。这本诗集中所收的第一首诗《杂感》，就是于先生青年时期所写的。诗中寄托了他对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感慨，表达了他要拯斯民于水火、登祖国于衽席的宏图大愿。到了晚年，羁留台北，身居闲曹，心情落寞，怀念大陆。辞世前一年，于先生发出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的哀叹，这种强烈地怀念故土亲人的感情，摧肝裂肺，撼人心灵，表达了去台人员的共同心声。
于先生一生历时久，历事多，他的有些诗作，非加注释不易看懂，而前几年台湾出版的于先生诗集，竟然一条注释都没有。这本集子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再者，于先生的一些重要诗作，如1926年赴苏会晤冯玉祥将军时所写的诗以及晚年客居台湾时所写的一些怀旧诗，在台湾出版的集子中都被漏掉了，这是很不应该的。这本诗集则把它们都收集进来。因此，这本即将出版的《于右任诗词集》收罗较比完备，注释较比得宜，并配有一些珍贵的照片，是一本有自己特色的书。
屈指算来，于先生撒手人寰已经快二十年了。他辞世前欲回大陆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他的灵柩也只能暂厝异乡，这种生不能骨肉团圆，死不能安息故土的历史悲剧，一定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现在，于先生的诗先回到了大陆，倘若先生地下有知，他一定会高兴的。
是为序。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袅袅《乡音》
——影片《乡音》观后
钟惦棐
电影编剧王一民、导演胡炳榴、摄影梁雄伟继《乡情》之后，又拍成《乡音》。“乡”味更浓，“乡”情更深，一片南国风光，几个和泥土结下不解情缘的男女，撩动起人们对乡土的怀念。
《乡音》只写了一个农家的日常生活。一对青年夫妇，丈夫余木生终日摆渡，妻子陶春操持家务。山村是宁静的，唯一震动河谷的声响是油房木桩的冲撞声。木生是诚实木讷的壮汉，很得过渡者们的喜欢；陶春把自己的幸福溶解在丈夫和儿女们的幸福之中，每遇肚疼，就服一包木生为她准备的“仁丹”。
肥猪养成了，两人去到集市上卖了一百零八块五毛四，零头给了陶春。陶春先给木生买了两包带锡纸的“前门烟”，为女儿买了圆珠笔，为儿子买了小木枪。来到一家百货商店前，看见门口挂着件浅棕色的尼龙衫，心里是喜爱的，一问价钱，竟超出了木生给她钱的总数！这时，木生找来了，说有个猪崽，要五块多，陶春便会心地把剩下的钱给了他。
后来陶春又肚疼了，疼得直冒汗。村里人把她送进县医院，当木生赶来时，被秘密告知是癌……
山村的生活一切依旧，只是油房搬到河对岸新建的厂房里了，由此消失了唯一显出活力的撞击声。
出院后的陶春渐渐觉出异常——她原是等着木生一进家门，往门边的小竹椅上一坐，就提着个木盆放在他身前，而后端来一盆热水。但自她从医院回家后，这样惯常的事也不叫她做了。当两个人躺在床上时，她问木生：“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木生进而问她还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她说了，她想到山那边看看火车。影片的结尾就是陶春坐在一辆吱吱扭扭的独轮车上，而远处响起了汽笛和车轮滚动的声音。
一个用重彩写成的“乡”字，贯穿了整个影片。山的墨绿，水的闪光，渡船的嘈杂，木桩的单调。陶春在丈夫面前有句口头语是：“我随你”。声音是温顺的，柔软的，没有虚饰，更非屈从。木生的表情就是没有表情，其中有“当家人”的威严，更多是成年男子的习惯势力，恶意是没有的。他所看见过的父亲是如此，父亲的父亲也是如此。生活有它的不成文法，如果不是天崩地裂，就还可以世代相传数千百年！但生活毕竟在前进，这个偏僻的山村也不例外。《乡音》可以说是农村风景诗，也可以说是古体加白话的混合物。
这种混合物，还表现在油房小伙子明汉的红绒衣，和编织斗笠者的孙女杏枝的小辫。倔强的杏枝和温顺的陶春，热烈而爽朗的明汉和不苟言笑的木生，静穆的和激荡的，温顺的和骄傲的，水墨和重彩，作坊和工厂，火车和独轮车……镜头可以跳接，而生活却是濡染。《乡音》感人之深，正是它摒弃一切五光十色，从生活中寻求它的历史纵深。银幕上的“大景深”、“深焦距”，在求诸镜头之前，先求诸电影文学家对生活脉络的深切感受。
浮泛是我们当前电影的重大弊端。浮泛由于趋时。作为电影，总有一些趋时之作。趋时容易讨好。在现实主义的汤锅之中，趋时犹如油脂，明光锃亮，但未必中吃。一部《保密局的枪声》，引出一系列的“地下斗争”；一部《琴童》，又一部部的琴歌之声不绝于耳！自然也还有另一种现实主义，侧重于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小者如交通事故，房子分配，大者如“回归热”等等。作为创作动机，未始不是可贵的，而且也未必写不好，如《邻居》之于房子，《血，总是热的》之于体制改革等。作品当然要写事，但事是由头，人是核心，写事是为写人，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人的意识、情操、志趣，仍是第一位的事情。有人以为当前问题的重要性决定题材的重要性，其实不确。当前很快就会成为过去。只有能从当前看见过去并呼唤将来的艺术，才能经得起时间的冲刷。《乡音》之可贵，便在于它显现在我们眼前的人，是社会的人，是历史的人；它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社会在前进中必须注意的问题。社会作用于电影，经过典型化，又作用于社会。
由张伟欣扮演的陶春这个角色，和她在《飞来的仙鹤》中扮演的舞蹈演员，绝然是两个人。演舞蹈演员属于创作的成分较小，陶春则是演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才能达到的自己，创作的难度要大得多。穿上农民的服装并不就是农民。农村人在城市能被识别，正如城市人在农村更能被识别一样。这“识别”的标志，正是不同的生活方式留给他们的印记。陶春活在今天，却半是中国旧时妇女的化石。《伤逝》中的子君和《乡音》中的陶春，是两个不同类型的女性。子君渴望自由，但冻僵的小屋和无法饲养的油鸡，最后使她不能不再回到决意出走的旧家，自由成了她的殉葬品。陶春不同于子君的是，她劳动，丈夫也劳动，自由首先表现为自由的劳动。木生也并不象涓生那样自己去到有火炉的地方，而置子君于瑟缩之中！但是因袭的重担，使木生几乎就是个未来的老爷子！生活以不同质的方式在前进，思想怎么能以《女儿经》为蓝本呢？
《乡音》并没有过多地批评余木生，而是启迪如余木生者从结了疤的遗习中觉醒过来，从“洗脚盆”式的幸福中解脱出来，少一些俨然，多一些生趣。影片也没全盘歌颂陶春，不断重复她的口头语“我随你”，多是贬意的。对陶春可以有两种意义的歌颂，一是作为“贤妻良母”来歌颂，希望她在生活中多一些“我随你”；一是作为中国劳动妇女善良品德来歌颂，勤劳、实际、和善、克己，全力为他人贡献自己。陶春不仅对自己丈夫是好的，对亲戚、邻里也是好的。陶春的性格，是多数劳动妇女的性格，不足也是多数劳动妇女的不足。不足在于她是自觉自愿地降低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以顺从为美德，这就仍是人身依附的残留，是另一种家务奴隶的遗存。爱是彼此的，真正的爱是平等的，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是可以互让的，一旦失去前提，互让或献身便是无谓，是不值得提倡和歌颂的。影片不是希望多一些陶春，而是希望出现更完满意义的陶春。
因此应该承认，《乡音》比《乡情》对生活的开拓更深。从对一个小小农家的描绘，向我们提出了历史的惰性力问题。这种惰性力是个“无网之网”，使人世代生在其中，而不知自己便在网里。因此《乡音》在建设“精神文明”这一课上，具有启蒙价值。
导演胡炳榴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导演之一。由《乡情》而《乡音》，可以看出他“新”得很有点榕树的性格：主干在泥土里，枝条也向下深入泥土。《乡音》中的陶春就是从泥土中提炼出来的几乎伸手便可触及的典型。典型不是非此即彼，陶春按她所理解的行事，至于她不理解的，即使是坐到了独轮车上，也还是没有理解。对陶春这个人物的创造，导演无疑付出了极大的心力。导演如果不是在这点上表示出执着的信念和周密的运筹，演员的步伐就不可能这样稳健。而摄影梁雄伟在总体构思上保持了格调的统一与完整，展现了牧歌式的令人神往的静态世界。
《乡音》的疏忽，在于影片从陶春病发之后，情绪就转向生离死别。它更加动人，却偏离了主题。把复杂的社会现象，作了生理的和病理的处理。也就是说，提出社会问题，却用非社会的方式去解决。比如那个端了十来年的洗脚盆，妈妈住院了，女儿接着端，这一笔本极深刻，但父亲立刻止住了她，并痛切地告诉她以后再不要如此。何以如此？现在我们只能理解为妻子的病触动了他。那么不病的妻子呢？这种处理和影片立意要提出的问题是不相称的。
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个漫长的历程，在物质无限丰富的同时，我们的灵魂也处在不断地净化过程之中。我国历史的悠久，也包含封建主义积习之深。因而我以为《乡音》的主题，即使在若干年之后，也不会过时。
第7版()
专栏：
从《路障》到《无声的雨丝》
——读达理作品随感
丹晨
1981年优秀短篇小说《路障》获奖的时候，作者达理还不为广大读者所熟悉。但是，时间刚刚过去二三年，达理的作品不仅数量骤增，艺术上也有了显著进步。不久前发表的《无声的雨丝》和《卖书》，也许可以视为作者思想艺术上日臻成熟的标志。
当年《路障》的获奖，当然并非偶然。小说描写一个负责城市建设的市委领导干部，为了铺设一条新的公路，竟然遭到来自人民内部的有形无形的重重阻挠。对于这种社会矛盾，有的作者是不愿涉及的：或为了求得“安全保险”，或为了求得自己作品的“永世长存”，他们宁可写些市井琐事、杯水风波。《路障》的写成正是出于作者对于某些社会弊病嫉恶如仇的义愤；作品中的市委书记秦越火辣辣的性子，也正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改革的一片热情。但是，由于作者早期从事戏剧创作，常常有意无意利用过分戏剧化的语言、情节、结构来构思小说，使《路障》在粗犷简练的描写同时，也残留着某些匠气，缺乏对于生活细节的逼真的细致的描写；它更多地注意事件的过程和人物外在行动的表述，缺少对于人物内在性格和心理的生动刻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于所写内容的了解还未必深入，理解也嫌不够深刻。
近两三年来，作者广泛接触各种新鲜的生活，在艺术上努力探索，孜孜以求创新，创作了为数不少的小说，其中不乏富有光采的作品，如《海的召唤》、《白帆》、《让我们荡起双桨》、《墙》等。有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有的富有戏剧性的跌宕的情节。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描写手段、语言表达、艺术想象等等方面的才华和文采，但又感到这些作品或多或少还有趋赶时尚之嫌。因此，我以为这是一些得失各半的作品，是达理在艺术实践过程中艰苦摸索的记录。
这期间有两篇作品值得注意，它们是达理创作中开拓的新的生活角落，但却描写得比较成功。这就是《卖海蛎子的女人》和《除夕夜》。《卖海蛎子的女人》描写一位善良淳朴的渔村妇女，在“四人帮”时期生活贫困，以卖蛎子糊口；近几年因为渔业队政策落实，副业发展，生活富裕起来。作品用极晓畅自然简朴的笔墨着意描写了这位普通妇女的形象，突出地展示了她那热诚待人、坦率纯朴得犹如明镜般的思想性格。故事几乎没有一个严谨连贯的情节线索，却通过许多平凡的生活片断的叙述，使作品充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又以第一人称的我——一个知识分子心理上的猜疑、轻蔑和潜在的优越感，与卖海蛎子女人那种襟怀坦白、至诚至善的品行形成强烈的对比，收到了情绪上的跌宕的良好艺术效果，使人感受到了：谁的心灵更美好纯洁些呢？谁的心灵在有教养的外衣下掩藏着许多灰尘和污垢呢？达理过去创作中曾经有过那种斧凿的匠气，以及感情上的造作、知识上的炫耀等不自然的东西在这里消失了。《除夕夜》写一个经营小饭馆的个体户崔明在除夕夜坚持开业，想借机多赚一些钱。但当他看到来饭馆取暖吃饭的都是冒着严寒坚持工作的人们，他开始隐约感到人们这样忙碌并不仅仅是为了拿双工资，而是被一种美好的愿望所驱使，这就是要使更多的人过得更加幸福愉快。他感到自己工作的意义也升华了，好象也汇聚到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洪流中去了。整个作品从略带一点悒郁柔和的色调渐渐沁透出明快、喜悦和对生活的信心的情绪，感情节奏有层次地递进和深化，使人们从平凡的生活画面中看到了更为深刻的、耐人咀嚼的人生的意义。
但是，我以为真正显示了作者对于社会生活有创见的思考、开掘的深度和艺术上的独创的是《无声的雨丝》以及《卖书》。
《无声的雨丝》描写航空港里的几个平凡的水暖工的生活，他们大概是这个显赫华丽的世界里最不惹人注意、以至被人看作干“最下等的活儿”的人了。年轻的女工柳茵与丈夫李潜是在艰难岁月、困苦环境里相识相爱的，那时的李潜是诚实的单纯的。但当李潜的父母从受迫害的“阶下囚”重新回到优越地位，李潜自己也成了研究生的时候，因为职业的不同、社会地位的升降，他们之间的感情关系也就随着大起大落。柳茵在这个家庭里几乎没有自己的位置。作者怀着强烈的嫌恶的心情描写了李潜和他的父母那种高踞于普通劳动者之上的矜傲的优越感，他们那种轻蔑、歧视、冷漠的态度足以使柳茵感到一种沉重的压迫、屈辱和酸辛。但是他们是用非常自然的彬彬有礼的温文尔雅的方式伤害别人的。作者通过细致的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和对话的描写，纠正了时下流行的某些偏颇的观念：以为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人们脑子里就一定没有封建等级思想，以为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人们就一定会有更丰富纯真的感情。不是的，当庸俗的市侩气和极端自私的思想侵蚀这些人的头脑中的时候，他们会表现得更加伪善可鄙。小说描写了柳茵在李潜家的三次吃饭的不同情景作了生动强烈的对比。当李潜和其父母有求于柳茵时，他们表现出一种谦恭多情的媚态；但当李潜母亲出国归来时，那一副踌躇满志的倨傲派头，几乎没有觉得柳茵的存在。所谓夫妇、亲属的感情就是这样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中。作者把包在极端自私、虚伪的封建等级观念之外的令人尊崇的职业的光圈撕得粉碎，作了无情的鞭打。但是，故事是在不动声色的平静描写中进行的，却又那么激怒人心。这正是这个作品不寻常的艺术力量所在。
作者在《无声的雨丝》中着力描写的是普通水暖工柳茵的崇高朴实的灵魂。她“凭自己的力气，凭自己的汗水生活”，为社会作出不平凡的贡献。她在家庭中虽然默默地吞咽着苦痛和酸辛，但仍真诚地对待势利的婆婆和丈夫。作品从工作环境、家庭生活，从公婆丈夫、一起工作的伙伴“狗子”、莎莎等各个侧面对比衬托，写出了柳茵的温顺性格中寓含着坚强的意志，在踏踏实实工作生活中涌动着清醒的自豪感，在脏污的劳动环境中保持着崇高的人格。当她站在候机大楼四楼平台时，“她胸中充溢着一股无名的喜悦。就象小时候在田野上看到日出，看到晚霞，她爱看这自己亲手建设的航空港。爱看这望不到边的碧树的海洋，爱看象鸟儿一样栖息在停机坪上的机群……”。正是这种美好的感情使她在那些衣冠楚楚、经常聆赏《圣母颂》等高级音乐文化的人们面前显得高大坦然而自尊自重，在那个自轻自贱、浅俗的莎莎面前，显得思想感情丰富深刻。这篇小说并无复杂的纠葛和冲突，主题主要是通过柳茵内心的情绪变化，意识的流动，借助回忆倒叙和思考加以展现的，但是语言的酣畅清新，感情的充沛凝重，思想深刻而富有创见，对生活独特的发现和开掘，却构成了一篇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
《卖书》这篇作品也很有特色。它描写一位耿直清贫的老知识分子身后遗下大批珍贵的书籍，成为儿女们争论不休、风波迭起的根由。小说写了几个人物，但几乎谁都不是主要的；小说写了几次纠纷，但几乎没有一个中心的完整的故事情节。即使这样，几个普通知识分子、市民的复杂的精神面貌、言谈举止却得到了活生生的表现和逼真的描绘。达理在这里似乎换了一副笔墨，用白描的手段勾勒了一幅幅人物的肖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当前某些社会风气，从而丰富和深化了这个貌似琐碎平庸的故事的思想内涵，给人们留下了思索的余地。如果没有相当的艺术功力，是难以写得如此从容平易的。
达理是马大京、陈愉庆夫妇共用的笔名。他们出身在知识分子家庭，自己受过大学教育，对于这个生活圈子里的人情世故尤其谙熟；他们经历坎坷，其他阶层的生活也都有可能进入他们的艺术视野，因而写出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他们在艺术上勤奋的踏实的追求，对现实的历史的社会生活的深入思考，使他们创造了可喜的实绩，也表现了他们不容忽视的艺术潜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将会取得更加引人注目的硕果。
第7版()
专栏：
《风雨故人来》观后
童道明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最近上演的《风雨故人来》（白峰溪编剧），很有艺术特色。它着力于写人，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它不以情节复杂曲折取胜，而是以感情细腻深沉动人。
剧中的抒情气氛很浓。“月光溶溶，秋风瑟瑟”，“风打梧桐，雨滴蕉叶”，“风声、雨声，伴随着房中两个沉思的人”……。为抒情而抒情，当然是不可取的；滥用“顿歇”，更有节奏拖沓的危险。但在《风雨故人来》里，这些自然界的色彩与音响，并非是无意义的外在点缀，而是烘托人物心理活动的有力手段；风声、雨声、琴声，乃是剧中人物心声的伴奏；即便是长时间的静场，也往往暗示着人物的内心深处正掀起巨大波澜。
《风雨故人来》里虽然也有人物之间唇枪舌战的精彩场面，但戏剧冲突主要还是表现为心灵与心灵的撞击。剧中最感人的地方，也正是主人公们内心活动最剧烈的场合，正是在他们回味生活乐趣或抚摩心灵创痛的时候。《风雨故人来》的戏剧冲突尽管十分尖锐，但严格地说，剧中并没有一个我们可以特别加以谴责的反面人物。真正的反面角色没有写进人物表里，它就是无往而不可憎的“男尊女卑”思想。今天的妇女当然不会再发出类似《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章》中那位齐人之类的浩叹：“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丈夫是我们依靠着过一辈子的人”），但象剧中莫瑾推销的“女人一强，家庭就和睦不了”的生活“哲学”，却还很有市场。《风雨故人来》令人信服地向我们揭示，在消灭了人剥削人制度的新中国，还没有根本铲除的“男尊女卑”的旧思想，是一种可能给人（特别是妇女姐妹）带来莫大痛苦与不幸的社会祸害。夏之娴和彭仑当年离异的导火线，是彭仑的这么一句话：“我只要你做我的妻子，不要你当什么名医！”而二十年后，程康在阻挠银鸽出国深造的时候，居然也“激动之下，脱口而出”道：“我并不想高攀什么女科学家，我只要求一个永远忠实于我的妻子。”但问题的尖锐性还在于，无论是彭仑还是程康，都不是一脑门封建意识的庸俗之辈。我们甚至相信，程康说自己“一向藐视世俗”，也是出于真诚。这就不能不使我们这些凡人反躬自问：我们的头脑里难道就没有这类早该送进博物馆去的封建思想残余？于是心地敞亮的观众就能在认识和解剖剧中人物的同时，认识和解剖他们自己，从而获得灵魂上的净化。
然而，我们更能从剧本所讴歌的主人公身上，汲取鼓舞我们向上的精神力量。产科专家夏之娴在事业上的献身精神，可以使我们想起中国医学界那位最杰出的女性。对于夏之娴来说，家庭内部纷争的事儿再大，和产房里的“一朝分娩，两条人命”相比，也不过是“小事一桩”。夏之娴的高尚更表现在她比起其他人来，和传统观念决绝得更为彻底。少一块封建的阴影，就多一分心灵的亮色。她的那句振聋发聩的话——“女人，不是月亮，不借别人的光炫耀自己”，简直是中国妇女“自强、自爱、自尊、自重”的“独立宣言”。
但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夏之娴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事业上的成功，毕竟不能完全补偿生活上的损失。所以，临到戏的终了，当“故人”（彭仑）从“风雨”中回来的时候，她终于喊出了积郁心头多年的感慨：“一头是工作，一头是生活，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两副担子真能把人压垮呀……”夏之娴自己也知道，她无可奈何地只挑“一副担子”的独身生活，不是生活的理想，她引导着我们去寻求更合理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去探索对“两副担子”都能胜任愉快的途径。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一定会认真听取夏之娴经过几十年生活磨难之后发出的忠告：“你们既然相爱，就要连同对方的事业、信仰一起爱”，“没有伴随着牺牲的爱情，就不能算真正的爱情”。也就是说，不仅需要妇女的“自强、自爱”，还要有男女双方的“互敬、互爱”。经过这样的处理，夏之娴的形象也更丰满了，生活哲理的总结也更全面了。
夏之娴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可以说是为《风雨故人来》的全剧成功奠定了基础。而郑振瑶的内心体验充实而又不流于自然主义的表演，更增强了夏之娴这个人物形象的亲切感和吸引力。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夏之娴，同时也意识到，我们是在欣赏一个好演员的精彩演技。这是真正的艺术享受。王培导演也把握住了剧本抒情而凝重的风格。由情绪从容不迫的开场，到韵味悠悠不尽的收尾，显示了他对艺术的追求，而且获得了可喜的成果。
但在这个成功里面，似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在开挖主人公的心灵深处的时候，人物有时显得过分的柔弱；在展现心理抒情场面的时候，偶尔也流露出些许多余的感伤。当然也应该指出，在心理色彩浓烈的戏剧场景中，这是较难掌握得恰到好处的艺术分寸。还有一个遗憾是，彭仑这个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剧本没有能对他作出性格化的揭示，这也影响了他那些箴言式的台词的感染力。
第7版()
专栏：
北京举办建国三十五周年文艺作品征集评奖活动
据新华社讯 （记者朱述新）北京市文联决定举办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文艺作品征集评奖活动。
这次活动，旨在提倡文艺作品反映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推动文艺工作者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振奋民族精神，促进四化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做出更大贡献。征集、评奖的作品体裁包括：小说（小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剧本，电视剧剧本，广播剧剧本，曲艺脚本；美术作品；摄影作品；音乐作品；舞蹈作品；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