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18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悼念粟裕同志
叶飞
初见粟裕同志时,他27岁,我刚20岁。从那时到不久前我看到病危中的他,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首往事,不胜感慨系之。

我是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才同粟裕同志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是1934年8月,那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七军团),在渡过闽江,进攻福建省会福州之后向闽浙边挺进,经过闽东地区时,我代表闽东特委和闽东红军在宁德赤溪、福安穆阳同北上抗日先遣队会师时同粟裕同志见面的,那时他是军团参谋长。再次见面是1935年10月,那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了,他和刘英同志率领突围部队组成的挺进师,挺进到浙西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浙西南新的游击区,到达闽东地区在泰顺、寿宁交界的郑家坑村和闽东特委、闽东红军会师。会师后,召开了浙西南特委和闽东特委联席会议,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军区。从此,我和粟裕同志结下了战斗友谊。
粟裕同志是很用脑子、长于思索和善于总结经验的人。会师不久,我们有一次深谈。他向我提出一个当时游击战争中非常重要的问题,粟裕同志说,他们最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丢不掉“尾巴”。“尾巴”指的是跟踪的敌人。粟裕同志问我,你们闽东的队伍是怎么摆脱跟踪的敌人,丢掉“尾巴”呢?我一下回答不出来,因为我们还没有好好总结经验。我想了一下就说,有什么经验,我说不上来,我就把闽东部队活动的规律告诉他。我说:闽东部队(即闽东独立师)是土生土长的游击队,没有本事不要根据地或者远离根据地到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横冲直闯,部队要挺进到白区活动,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新的游击区,我们的做法一般是先派人去做工作,掌握情况,了解道路,然后部队才出动。我们把这叫做:群众工作在先,部队在后。此外,我们部队到白区活动,是以根据地为依托的,当时闽东地区有四块根据地。而且我们部队活动规律是不走回头路,即从这块根据地出去活动,回到另外一块根据地隐蔽休息。我们从根据地出去到白区活动,是夜间行军,一夜走七八十里,一般敌人要到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才发觉我们部队行动,又不知道这个部队从哪里来的。等到敌人调动兵力要来打我们时,我们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又于夜间开回另一块根据地隐蔽休息,敌人不知道我们部队到哪里去了,就把要跟踪或已跟踪的敌人摆脱了。粟裕同志听了后说:“哦,这叫做‘狡兔三窟’!‘窟’,就是根据地。”他还说:“我们在浙西南就是吃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所以甩不掉‘尾巴’,部队得不到休息,伤病员也没法安置!”他这么一概括,实际上就是总结了开展游击战争要有根据地的思想。粟裕同志是从浙西南游击战争的亲身体验中深刻地领会了这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

粟裕同志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初期,运用和发展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
南方各省红色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大江南北的敌后战场,当时摆在全体指战员面前的是一个新问题:我们能不能在平原、丘陵、河网、湖泊,并且在铁路、公路、水路交通极为便捷,敌人据点林立的江南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呢?
粟裕同志首先率领江南新四军(即一、二、三支队)先遣支队进入江南敌后,卫岗伏击,初战告捷,揭开了新四军在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序幕。
卫岗处女战,证明了不仅在平原、水网,即使是在南京、镇江之间的敌人腹心地区,只要有人民拥护,也是可以“脱手斩得小楼兰”(陈毅同志诗句)的。随后,江南新四军在陈毅同志和粟裕同志的领导指挥下,在江南敌后建立了茅山地区抗日根据地,站稳了脚跟,这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不管什么地形,不管什么地方,特别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只要有群众,只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我军非但能生存,并且能发展,能建立根据地。某些条件甚至较山区更好,例如,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能给我们以更多的人力物力支援。这就是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在抗日战争中的运用和发展。

抗日战争中期,粟裕同志和苏中区党委、新四军一师其他同志一起,在党中央、华中局领导下,领导苏中军民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当时,日寇和汪精卫伪军在江南进行“清乡”的特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分期分批地即一块一块地进行“清乡”,企图以达到其彻底摧毁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强化伪政权,巩固敌占区,彻底奴化中国人民的目的。其步骤是首先在江南武进以东地区(即苏南东路地区)进行“清乡”,以后推向江北苏中沿江地区进行“清乡”,企图确保长江下游——南京至上海长江两岸地区的战略目标。敌伪吹嘘这是日寇统治台湾、扫荡华北和蒋介石十年内战“剿共”经验的“综合运用”,真是集反共之大成。
反“清乡”斗争的胜利,除了军民作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外,主要是斗争策略上的成功。“清乡”区是我军较为巩固的根据地,群众条件较好。“清乡”开始后,我军主力在“清乡”区外围积极配合。“清乡”区内,始则大力发动群众性锄奸斗争,造成“清乡”人员的动摇,瓦解敌伪基层政权。继而采取瓦解为主的政策,加强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切实掌握伪基层政权;同时对上层则巩固旧关系,建立新关系,不断发动政治攻势。为期不到一年的“清乡”被粉碎之时,200里封锁线上的竹篱笆同时举火,烧得精光。人民战争的烈火,照亮了滔滔黄海!
这个胜利是总结了苏南东路(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地区反“清乡”斗争的经验,并运用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西、闽北、闽东、浙南等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中斗争策略的经验,把人民战争的斗争策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粟裕同志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及时地领导部队实现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把部队锤炼成正规兵团。
新四军一师的前身是南方各省的红色游击队,在频繁的反“扫荡”实践中,锻炼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加强了部队素质。对日寇作战主要是游击战(团、营、连规模的战斗),但到了抗战中期、末期,对日寇作战也逐步由游击战上升为相当规模的攻坚战和运动战了。1944年春的车桥战役,就是集中了新四军一师的主力,采用攻点打援的战法,歼灭日寇大佐以下465人,创当时敌后战场生俘日寇48人的最高记录,标志着苏中部队向正规化兵团的跃进。
在抗日战争时期,反摩擦战斗更锻炼部队向运动战的转变。新四军一师主力在1940年进行的黄桥战役和1945年春进行的第三次天目山(孝丰)战役,就是两次大兵团作战的战役。
新四军一师和苏中部队就是经过抗日战争时期运动战的锻炼,逐步培养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的劲旅的。五
粟裕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发挥了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才能。
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同志和谭震林同志一起,指挥了苏中战役,七战七捷,蜚声中外。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以后,他协助陈毅同志指挥了著名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战略反攻以后,粟裕同志协助陈毅同志指挥外线兵团转战中原地区,最后由他指挥进行了著名的豫东战役;并参加指挥淮海、渡江战役,功勋卓著。
粟裕同志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特点是大胆、机动、果断,尤其善于使用迂回包围,大胆使用部队向敌人纵深进行穿插,实施分割包围战术。宿北战役中,命令我纵队于夜间,从峰山以南、晓店子以北楔入敌人纵深,在敌心脏夺取十余庄子,控制了一条长约6.7公里、宽约1.2公里的狭长走廊,构成向北、向西、向东南的三面防御,割裂敌整编六十九师与整编十一师的联系,达成战役上的合围。其时,嶂山镇未攻克,峰山争夺激烈,整编十一师由宿迁北援,企图接应被我军包围之敌整编六十九师突围,我纵处在敌纵深,时时有被敌人封死口子,遭敌围攻的危险。我纵浴血苦战,击溃十一师北援,扭转危局,与友邻部队一起,全歼了整编六十九师和预三旅。孟良崮战役更是以五个纵队的兵力,从敌人中路兵团中将七十四师强行分割开来,加以围歼,宛如虎腹掏心。
莱芜战役中,粟裕同志协助陈毅同志指挥华东野战军,仅以两个纵队钳制南线敌军主力,而以七个纵队挥师北上,全歼李仙洲集团。这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战场实行大踏步进退,进行大规模运动战的著名战役。
粟裕同志的卓越军事指挥才能,正如朱德同志《寄南征诸将》诗赞:“南征诸将建奇功,胜算全操在掌中”。悼念粟裕同志就要学习他长于思索,善于总结经验,学习他在实践中领会、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习他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精神,以创造性的劳动为四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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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
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1月27日签署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颁发全军执行。
命令指出,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是根据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精神制定的,它是全军维护纪律、实施奖惩的依据。这个条令的解释和修改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说,1975年11月25日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和1982年7月20日发的《关于奖惩问题的暂行补充规定》即行作废。
《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分总则、奖励、处分、控告和申诉、特殊问题的处理、附则共六章。条令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是建立在政治自觉基础上的严格的纪律,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和完成一切任务的保证。全体军人必须自觉地严格地遵守军纪,不论在任何艰难危险的情况下,都应忠诚地履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人民的神圣职责,坚决执行命令,不允许有任何违反纪律的现象。
条令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的基本内容:一,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的宪法、法律、法令;二,执行军队的各种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三,执行上级的命令、训令和指示;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条令对奖励和处分的目的、项目、条件,奖励和处分权限,以及如何实施等作了具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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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提出
把民政工作纳入为新时期总任务服务的轨道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陈雁、本报记者于国厚报道:2月17日在北京闭幕的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提出,要以整党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协调步伐,把民政工作纳入为新时期党的总任务服务的轨道。
这次会议是2月11日开始的,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部门的100多名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交流了一年来各地民政工作中的新情况、新经验,总结了1983年的民政工作,研究确定了1984年民政工作的要点,并用整党的精神对民政部党组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民政部长崔乃夫在总结报告中说,民政部门的工作涉及面广,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他要求做民政工作的同志牢牢围绕党的总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起到党委和政府的参谋和助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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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里亚新任大使向李先念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七日电 利比里亚新任驻中国大使约翰·克利斯托弗·里克斯今天向李先念主席递交了国书。(附图片)
李先念主席接受利比里亚新任驻中国大使递交的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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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战线一尖兵
——记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青年民警刘宗琦
本报通讯员 袁建玉 本报记者 刘振宗
住店旅客众多繁杂,投宿时间短暂。要从这些出入莫测的人员中,迅速而又准确地获得罪犯线索,确有困难。然而,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青年民警刘宗琦却在查店时连续查获一个个犯罪分子。
刘宗琦今年二十一岁,1980年从公安学校毕业。他好学上进,虚心请教,不懂就问,很快就能独立工作了。
一天晚上,忠实里铁路旅馆来了一个叫赵军的人。在登记住宿时,他精神紧张。此人自称是黑龙江省望奎县社办企业经销公司工人,路过北京去广州买东西。刘宗琦没有轻信,经过了解,发现他身上仅有300元现金,甭说去广州买东西,就连往返食宿和路费也不够。在揭穿其谎言后,这个假“赵军”终于原形毕露:他叫曹成祥,是黑龙江省兰西县福新公社邮递员。因撬锁盗窃现金2,000元、手表4块,畏罪潜逃,在北京落入法网。
还有一次,刘宗琦到延庆街旅馆查店,对一对“年青夫妇”进行查访。男青年叫李燕林,女青年叫魏宝侠。二人诡称新婚之后外出游玩,先去广州,后来北京。刘宗琦问:“什么时候登的记?”二人所答日期不一;又问:“在什么地方登的记?”这两个连结婚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登记的假夫妻,怎么能够骗得了刘宗琦。经查,发现他们携带的旅行包内装有8捆人民币,共8,000多元。李见事已败露,被迫交待:他以收购兔毛为名,从会计手中骗出现金10,000元,带女友到广州游玩,后又来北京。
刘宗琦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也得到了荣誉。今年1月6日,崇文公安分局召开大会,给他颁发了先进工作者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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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谦会见缅甸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今天晚上会见了缅甸新任驻中国大使吴拉瑞,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外交部部长助理刘述卿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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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格里申离京回国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苏联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外贸部副部长伊·季·格里申在签订了中国和苏联1984年换货和付款协定之后,今日乘飞机回国。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代表陈洁前往机场送行。
苏联驻中国大使伊·谢·谢尔巴科夫也到机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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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贴小字报蛊惑人心制造混乱
宁夏银南地区石民被清除出党
本报讯 通讯员刘长宗、记者黄翊明报道:中共宁夏银南地委和银南行署最近作出决定,将“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最近又两次书写张贴匿名小字报制造混乱的原银南地区工会办事处副主任石民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审处。为此,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通报全区,要求各级党组织利用这个反面教员,有效地加强思想、作风、纪律、组织方面的整顿工作。
石民是1952年参加工作,1954年入党的干部,原任宁夏银南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机构改革中,将其职务调整为地区工会办事处副主任,石民对此不满,对区、地有关领导同志怀恨在心。1983年8月18日和12月9日,他两次变换笔体书写匿名小字报四张,在其妻和亲属的参与下,先后两次在晚上将小字报分别张贴在银南地委所在地吴忠市委大院对面和银川市的自治区委党校、区党委家属院等处。这些小字报捏造材料,罗织罪名,用极其下流的语言侮辱、诽谤自治区纪委和地委的负责同志及无辜群众,攻击地委领导班子,甚至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宁夏区党委和党中央,蛊惑人心,制造混乱。宁夏区党委负责同志对此事极为重视,当即责成自治区、银南地区有关部门联合查处。鉴于石民的所作所为已触犯刑律,吴忠市司法机关受理了这一案件。
据有关部门调查,石民是一个“文革”中参加造反,以后坚持帮派思想并怀有政治野心的人。“文革”初期,他曾利用职权搞刑讯逼供、抄家、亲自动手打人,甚至把人用酒灌醉搞假材料,被整的其中一人曾一度精神失常。1975年秋天,在银南地委工作时,石民抢先在地区机关贴大字报点名诬陷攻击邓小平同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石民骗取一些领导同志的信任,被提拔为银南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同时,他还编造学历,积极钻营,企图长期留在党政重要部门,以谋取更高职位。
宁夏区党委通报指出:石民是潜藏在党内的“三种人”,对这种人确实不能手软。要按照中央有关政策,结合宁夏“文革”中的实际情况,重点清理隐藏埋伏下来的“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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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受贿搞投机 知法犯法罪难容
深圳市依法逮捕前市委常委、政法委员会主任郝敏
本报讯 据《工人日报》2月17日报道:深圳市前届市委常委、市政法委员会主任郝敏利用职权进行索贿受贿、贪污公款、投机倒把等犯罪活动,共牟利折人民币万元以上,已被依法逮捕。
现已查明:1979年6月,郝敏为社员黄某批办下海证和通行证,并违反规定,批准黄从非开放口岸出入港九“做生意”。郝与其子迟焕洲从中索要电视机、收录机各一部,及一辆旧奔驰牌小汽车。1981年郝又通过为港商陈某的父亲代办户口迁移证和出港证,受贿三组合音响设备一套、录音机一台和大白鲨牌小汽车一部。郝将音响和录音机转手倒卖,获利880元人民币。郝还通过办理证件受贿电视机、录音机、电风扇、照相机等大批物品和1,300元港币。
1980年4月至1981年5月,郝敏与深圳市政府行政处副处长张奎炳从外地某单位套买大批建房材料,由张指使“老部下”伪造假发票后,又由郝卖给深圳市某单位,两人从中获利12,000余元,郝得款4,100元。此外,郝敏还有倒卖汽车、电器,私拿罚没物资、贪占公款等一系列犯罪行为。
中纪委、广东省委和深圳市委联合工作组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努力,终于初步查清此案,并发现了数起相关连的重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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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某部五班荣立集体二等功
本报讯 担负天安门广场上升降国旗和警卫国旗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某部五班,热情为人民群众解忧排难,向游客和首都少年儿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被人们誉为:“精神文明的传播者”。2月16日,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总队发布通令,给五班记集体二等功。
张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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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航局致电朝鲜民航部
祝贺中朝航空运输协定签订二十五周年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中国民用航空局打电报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航部,热烈祝贺中朝航空运输协定签订25周年(2月18日)。
电报说:“中朝航空运输协定的签订,中朝航线的开辟,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作出了可喜的成绩。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朝航线将日益巩固和发展。”
电报祝愿两国在民航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加强,祝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航事业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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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麻风病学家代表团离京赴印度参加第十二届国际麻风病大会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以卫生部顾问马海德博士为首的中国麻风病学家代表团一行十人于今日离京赴印度出席第十二届国际麻风病大会。
卫生部长崔月犁致电会议主席,热烈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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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更生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农牧渔业部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前党委书记、顾问、离休干部王更生,因病经医治无效,于1984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
王更生同志出生于安徽省萧县,1928年7月参加革命,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生前曾任河南省信阳地区专员、广东省农业厅厅长兼党组书记、中国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中国园艺学会理事长、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党委书记代院长等职。
王更生同志参加革命50多年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无论是在顺利时期或者处在逆境之中,始终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于1982年12月离休以后,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带病写了15万字的革命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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