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17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我的根在中国》中译本序
韩素音
1961年,我有意根据父亲周炜(映彤)的家庭经历,写一部“家史”或不断展开的故事。1903年,四川省派遣一批青年学生到欧洲留学,我父亲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去学铁路工程和采矿工程的。
开始,我的想法不很明确。对国外读者来说,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既浑然无知,更不用讲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了。因为要使这部书引人入胜,我必须把书中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而且使得西方读者感到与他们是如此“贴近”。我怎样把这样一个故事,写得能使国外千百万读者发生兴趣呢?
美国的出版人要我把这本书集中写我的外国母亲和她在中国的生活。但我不能同意这样的写法。因为我认为,如果以我母亲作为主角来写,并不能使千百万国外读者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
这也是一种个人的问题。我正在寻找我自己的根——我的感受和心绪的根源——而这一切,无疑都是在中国。
我从1964年动笔写这部家史,一直到1979年才得以完成。全书共分四部。每一部里包含历史、传记和自传。这也是部社会情况和历史事件的记录,以及这些情况和史实对我父亲、我的家庭和我自己的影响。
全书四部里的每一部,都可以分开阅读,无须相互参考。有些内容纯属个人私事,其它则不尽如此。各部涉及的岁月,也长短不一,并各有其不同的风格与繁简。一本书只有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使之成为一件艺术品,这样的作品才是值得一读的。
一位作者是他所描写的那个时代、人物及社会的见证人。他是一个历史家、艺术家,又是努力传达他作品中人物的感受与激情的人。但是作者却不是一个审判官。他必须让读者从他的作品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所以他的作品必须是真诚的;而要做到这样,他只能申述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如果他申述有误,那末他也必须认错。
一位作者又是一个研究者,探索他一己的内心和灵魂。他受到许多事物的影响。有时,他了解是什么在影响他,有时则毫无所知。
如今我知道,给予我勇气来写这部书最重要的影响,来自1956年我回国时,以及以后几年和周恩来总理及邓颖超大姐见面的谈话。
周总理和邓大姐给我一些如此宝贵、如此有价值的启示,是我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新中国的远景;这种远景使我理解中国伟大的意义所在。他们对我的关怀和挚情激发了我的创作力。于是我感到自己必须把中国革命的情况,以及使这一革命成为可能的中国人民,告诉给全世界。我在写这几部书时,也显示了我一己的斗争、怀疑以及对中国的热爱。
我对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大姐致以感谢之忱和崇高的敬礼。
我对英雄的、坚韧的和高贵的中国人民表示感激和挚爱。他们的历史是光荣的,他们的未来目标充满了希望和保证。我经常以自己至少是半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我还要向国内的许多朋友致谢。若干年来他们一直在帮助我完成写作。我感谢三联书店的编辑,他们的热情鼓励了我。还有我的朋友冯亦代,是他第一个“发掘了”我的这几部作品,而且推动把这些原来用英文写的书译成中文的工作。我向几位辛勤劳动的译者致意。他们的工作和我的写作是同样重要的。
原书是为西方读者写的,他们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或根本一无所知,因此我必须在书中加以详细叙述。但这些历史材料,在国内早已有完整的著作,并为国内读者所熟悉,所以我完全同意这次中译本出版时予以全部删节。这既无损于原作的意图,也无损于故事的完整。这些材料只是对西方读者才有用。
本书每章中的小标题,系原书所无,而是由编辑加上的。我完全同意这样的处理。编辑的加工,完全是便于国内读者的阅读,毫无改变、歪曲或生造原作所没有的任何事实。相反,译本是完全忠实于原作的。
在我写作原书时,我有意改换了若干人物的姓名,为的是要保护这些人物,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或麻烦。但,无论如何,本书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作者“杜撰”的。所有的人物都实有其人。
我切盼国内读者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
〔编者附记〕
韩素音自传《我的根在中国》的前二部《凋谢的花朵》及《伤残的树》,已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部《无鸟的夏天》亦将于4月中出版。作者以优美的笔调,率真而亲切地回忆了少年时期作为一个欧亚混血儿的辛酸生活、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斗争,以及她父母因中国与西欧社会不同风习所引起的困境,旁及中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所遭受的自然浩劫、军阀战祸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动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苦难。而她在本书中始终镌刻着一条不渝的信念:她是中国人,她爱祖国和祖国的人民。虽然她写的原旨是让千百万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但对中国读者也会起一种今日的幸福生活得来不易之感。上面发表的是作者为此书在国内出版写给致国内读者的中译本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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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龙虾之乡
沈仁康
这天,我们从湛江港出发,到?洲去。当我们来到岛的东海岸的南新大队渔村时,真仿佛走进了绿色的仙境。木瓜、荔枝、龙眼、番石榴、洋桃等果树,与木麻黄、苦楝树、桉树、古榕等防风树,枝条交织在一起,把整个村庄覆盖在浓荫之中。
大队支部书记老梁早在等候我们了。他40来岁,脸色黑红,声音宏亮,这些都是海边人共有的特点。
他告诉我们:大队的主要作业是捕龙虾,捉鲍鱼。可是以前产量不高。这几年来,搞了生产责任制,产量上来了;国家收购龙虾的价格提高了,收入增多了,一个劳动力每年平均收入1,600余元,高的3,000多元。人们富起来了,新房也盖多了……老梁停了一停又说,“不过,我们上交国家的渔产品也是逐年上升的。”接着,他翻着笔记本,念起逐年的报表来。大约因为我们是新客人,怕我们有什么误解,急于表白这个大队的富与对国家的贡献是成正比例的。对此,我们报以会心的微笑。
老梁领我们在村里走走。啊,几乎每一户都盖了、或者正盖、或者准备盖新房子。原来珊瑚礁垒的漏风墙、甘蔗壳盖的茅寮顶,不时兴了,要改朝换代了。村子里人不多,妇女们大多去地里劳动,男人们出了海,不过鸡啼狗吠,肥猪哼哼,鸽子在头顶飞动,倒也十分热闹。
出了村子,到了海边。海岸上全是黑色岩石。
老梁说,潜水到海底里看,石缝里有游鱼,有海藻,有海贝,有石斑鱼。鲍鱼附在岩石上,龙虾守在石洞口,眼睛象一对发亮的红宝石。龙虾喜欢浪大石多的地方,这一带海域就成了它们的家乡。
捕龙虾有三种办法:潜水捉;用钩钓;用网捕。一只船一天捕几十斤,就算高产了。捕上来的龙虾,只只活蹦活跳,投入水舱,可以养好几天。出口港澳,几十元港币一斤。
“最大的龙虾有多重?”
“有一本书上说,龙虾最重的有八斤。我们这里捕到过一只十二斤重的,虾腿上全是蚝壳,颜色黑里透青。它还不算龙虾中的寿星。我们村里有人在海南岛捕到过一只,重三十多斤。眼睛比大拇指还大,触须几尺长,身子象一条大狗那么大。龙虾是虾族中的巨人,它又是龙虾中的大汉。”
我们不禁惊呼了:“啊,那要长多少年?不成精了!”
“说不准长了多少年!不过,龙虾生长是很快的,一年能长五斤左右。”
“龙虾越捕越少,怎么办?”又有人问。
“过去龙虾靠自然繁殖,有这个可能。现在已经试验成功人工繁殖了。?洲岛周围有很广大的养殖面积。”
中午,老梁煮了一堆龙虾招待我们。一只只长须、大头,火红颜色。我们当中,有人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硕大无比的虾类中的“虾王”。我们挑大的拿,一斤多重的虾,大脚有小手指粗,虾体象香蕉般粗。
老梁只是笑,他自己挑小的吃:“外行挑大,内行吃小,其实,半斤重一只的最好,膏多肉嫩。”
嗬,原来这样!又长了一层见识。
下午四点来钟,我们望到南海海面上许多黑点向海岸射来。渔船归航了。这些浅海船都不大,都是机船,航速很快。不一会,海上,海边,机器声,叫唤声,联成了一片。
老梁坐不住了,挥挥手,“走,海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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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飞鸟与黄金
胡冰
印度诗人泰戈尔叹息过:有的鸟原该飞得更高更远,却由于翅膀系上了黄金,再也飞不起来。号称“珍珠大王”的门摩西,便是这么一只鸟。
门摩西原是一位在珍珠综合利用上作出成就的技术员,曾被选为省级劳动模范,担任珍珠实验厂厂长职务,一年多以前还曾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报纸上,一年多以后却因勾结不法港商走私珍珠,贪污受贿近五万元,而被逮捕法办。
类似门摩西这样被金钱乃至什么别的什么东西系在翅膀上因而断送远大前程的飞鸟,还可数出几只。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但总结他们的教训,是有益处的。科学和艺术,是高尚的活动,是老老实实的工作。如果没有献身的热情,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李四光、华罗庚等科学家恐怕早就改行干别的了。他们是扶摇直上,志在万里的雄鹰,无燕雀之小志,无名缰利索的纠缠,飞翔起来,轻松自在。他们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斗争的幸福和创造的欢乐。
相比之下,门摩西者流就不免形秽了。水果、鲥鱼、蜂蜜、人参、灵芝酒乃至袖珍式收录机、彩色电视机、电子手表,以及优质珍珠和数万元不义之财,使得有能力、也有才华的门摩西心醉神迷。可以说,他一度得到的是“荣华富贵”,而失去的却是自己的灵魂和事业上的前程。
法国有位思想家说过:“钱能买到的东西都不贵。”此语初闻朴素,继思则余味无穷。最可贵的,是人的高尚情操和事业心,这是金钱所买不到的。中外许多科学家不为虚名实利所诱惑的美谈,是市侩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
一个正直的科学工作者,决不应该把科学研究视为谋求个人私利的手段。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人,更应如此,概莫能外。有幸能够以自己的才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应该珍惜这个机会,珍惜人民给的荣誉,好自为之,争取作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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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克拉玛依的小姑娘
圆小铃
汽车象是沿着地球的边缘驶向西北,薄薄的窗纱挡不住强烈的阳光,汽车载着热浪穿行。
我认识的一位维族“老石油”,曾把天山石油新村39号的地址留给了我——此时他在家里做什么?
当太阳沉沉西落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石油新村。
出来迎接我的是一位十四五岁的维族女孩,她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嫣然一笑,便把我引进一间挂着壁毯、铺着地毯的房间里。她不会讲汉话,我们相对笑着,只靠意会,没有言传。
电视正转播着电影,她到厨房去了。我不时望着窗外的夕阳,有点兴奋,也有点焦躁不安。
我终于也到厨房里去。她正在那儿抻面,我知道,她给我做维族人喜欢吃的拉条子。我想说“明天我就没时间来了,我走后你能告诉你爸爸我来过了吗?”但我没说,因为她听不懂。她突然拉着我的手推开了院门,带我到附近一个建筑工地上。我明白了,她是请人给我们当翻译的——她告诉那维族老工人,妈妈九点才下班。她问我是谁。我高兴极了,向那临时翻译做了自我介绍,我们才算有了语言交流。那女孩亲热地直往我身边靠,几个维族工人也围拢着我们,蹲在路边。工人们告诉我,她爸爸病在乌鲁木齐了,哥哥昨天去接他,还没回来。我可以和她住在一起等他们,明天她陪我把克拉玛依市转完,她会做许多好吃的东西。说完,她使劲要从表情中寻出我的态度。多么聪明可爱的小姑娘!夕阳里,她的头纱象燃烧的火炬。她拉着我的手,跑跑跳跳地回到家。又是相对无言。我们隔一会儿便笑一阵。我还是第一次体会到,语言不通,心也是可以相通的。
从那天离开她家,我再没见到那女孩,我本打算与她合影留念,并送她些小礼物,可这些都没有能做到。返回北京后,我时常想念她,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微笑。克拉玛依,太遥远了,如果将来还有机会见面,不知她会长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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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海油田〔油画〕 胡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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