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的卓越文献
——介绍《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
梅行
一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决定在今年内出版《陈云文选》，这是继去年出版《邓小平文选》后又一件令全党和广大人民高兴的事情。在整党中间，在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中间，党内同志和人民群众需要更多的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陈云文选》的出版就是给人们提供这样的精神食粮。
《陈云文选》将分三卷出版。现在出版的一卷，收入了陈云同志的重要著作45篇，时间从1926年7月至1949年1月，长达23年。本卷所刊文稿，虽然只是陈云同志在那个时期内全部著作的一小部分，但是具有代表性的部分。
陈云同志的这45篇论著，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而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是关于党的建设部分。其中，主要是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干部政策，党的群众路线，党在白区的工作，以及党的工作方法。陈云同志的所有这些著作的论点，同《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有关文章的论点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证明，陈云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坚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应该说，陈云同志在各项工作中总结的经验和提出的主张，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作出的重大贡献一样，是使毛泽东思想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最完全的典型的一个因素。在整党工作已经展开的今天，《陈云文选》（1926—1949年）的出版，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件值得重视的大事。
二
在我们党建立了十八年并经历了两个革命时期以后，毛泽东同志1939年在为《共产党人》杂志所写的发刊词中，提出了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当时，毛泽东同志说明了提出这个新任务的理由，那就是：“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塞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塞维克化的问题。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正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这个新的任务，陈云同志用主要的精力来领导和开展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工作。
抗日战争的初期，党正处在大发展时期，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无产阶级化的党，首先要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吸收党员。或者说，共产党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算合格。1939年，陈云同志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这篇重要文章，对党员明确提出了6条标准，即：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第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第五，群众模范；第六，学习。在这里，要求每个党员：都确立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都能对民族、对革命、对本阶级、对党表示无限的忠诚，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革命的和党的利益，而决不能相反；都要把坚决地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并且严守党的秘密；必须有大无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克服遇到的困难，即使在生死关头，也必须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要处处、事事成为群众的模范，发扬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应该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同时，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向群众学习。陈云同志指出，只有具备了以上这些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才不致玷污伟大而光荣的党员的称号。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准确地提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达到的标准。这篇文章，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是党中央规定的每个党员必须学习并且对照检查自己和别人的文件之一。
现在我们重新学习上述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都会感到，我们党对党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只有经过长期的自觉的努力和锻炼，才有可能完全达到这些标准。提出这样的标准，是由党的性质、任务和中国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因为我们党在革命过程中可能而且也必须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参加到党内来，其中主要是革命的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此外还有背叛本阶级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革命分子，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带着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入党内。即使是最有革命觉悟和最有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也由于文化水平低和受社会的影响，不易顺利地接受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对党员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强调只是组织上入了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思想上完全入党。
早在1939年5月，陈云同志在《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党内接收了大批新党员，这些新党员极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他们为追求真理，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加入了共产党，我们欢迎他们。但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这就需要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意识的教育。同时，要求每个新党员自觉地在革命工作中锻炼，不断地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和习惯”。三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深刻地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那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它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达到了空前的统一，而得到极大的发展。当时参加延安时期整风运动的同志，绝大多数都认为整风中所受的教育和锻炼，是终身难忘，毕生受益的。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直到现在，还深刻地感受到那次整风对我所起的无法估量的教育改造作用。
在这卷文选中，陈云同志所写的《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党的支部》、《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党员对党要忠实》，都是建党的重要文献，是毛泽东同志建党学说的具体化、补充和发展。陈云同志的这些著作，就总体而言，就是要求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自己，确立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或者说，主要包括两方面的要求：其一是彻底去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主要是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代之以不惜牺牲个人一切去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其二是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共产党人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三
这一卷文选中，陈云同志对党的干部政策和建设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作了大量的论述。《论干部政策》、《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和《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都是这一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其中，特别是《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系统又扼要地说明了我们党的“用人之道”。除了上述各篇以外，他于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针对当时干部中首先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实际，论述了党的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必须彻底去掉居功自傲的思想，增强党性修养。这篇讲话，对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具有很重要的意义。1947年他在东北辽东地区关于《健全党内生活》的讲话，也是针对当时党内干部的思想状况和组织生活状况，提出要以严肃的原则性去克服党内某些无原则纠纷的现象。《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一文，是为端正当时文艺干部的思想而作。在为党建设一支能适应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干部队伍这一工作中，陈云同志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毛泽东同志的这些重要思想，怎样掌握和运用，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个大问题。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思想，陈云同志提出“干部在党的组织中占重要地位”的观点，指出“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
陈云同志详细阐述了挑选干部的标准：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与群众有密切联系；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守纪律。他说：“总之，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他指出，提拔干部必须“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才，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这个原则，不论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须遵守的。
建设一支能胜任革命和建设伟大任务的党的干部队伍，不仅有如何全面了解干部情况、使用干部的长处和经常考察、挑选干部的问题，而且有一个培养的问题。培养比之挑选更为重要，更为费力。在陈云同志的论述中，他始终一贯地要求党的干部，既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化水平低的同志先学文化），又要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逐步地学会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我们党是从长期武装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在党的组织中有大量的农民成份，他们必须通过文化学习和理论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还有大量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进来，他们必须通过长期实际工作的磨练，才能把自己从书本上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且去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总之，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唯一的途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对广大知识分子干部说来，还有一个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问题。
陈云同志一再强调爱护干部的重要性。党组织要象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那样爱护党员和干部。要使干部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就要经常关心他们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和生活上的困难。对干部要赏罚分明。有功就表扬；如果犯了错误，就应该及时进行严肃的批评，错误严重的还要按照党的纪律给以处分。但这种表扬、批评和处分，都要从爱护出发，实事求是，掌握分寸，处理适当。
党内有思想斗争是很自然的，是经常发生的，有时还是很尖锐的。因此，必须使干部养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既能严于律己，又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勇于和善于对错误的思想作风开展批评。陈云同志还着重指出：“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经常开展象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使党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保证。
在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上，陈云同志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他既勇于自我批评，又敢于批评某些不良的倾向和作风。收入本书的《辽东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教训》一文，就是他对自己在领导辽东土改中所犯某些“左”的错误的自我批评。至于批评，上面已经说到的他在党的七大的讲话中，尖锐而中肯地批评了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那种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的骄傲情绪。他还特别指明了高级领导干部，如果背上个人主义居功自傲这个“包袱”，其危险性一定大于下级干部和中级干部。陈云同志指出：任何功劳，应该第一是归于人民的力量，第二是由于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而这个次序是万万不能倒转的。他还根据他亲身的观察指出，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确有觉得个人作用大得很，超过人民，超过党，最后跌下爬不起来的人。所以，他告诫我们的同志，如果别人尊重你，说你的工作做得很好，那就要小心，否则就会摔跤。无数事实证明，有许多很有才干的人，就是因为有了一点功劳，骄傲起来，犯了错误的。
四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的唯一源泉。密切联系群众党就能取得胜利，严重脱离群众必然遭到失败。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口号，并且长期坚持了这个原则。我们党的工作路线就是群众路线。
在陈云同志的这卷文选中，有大量的篇幅是论述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收集在本卷内的他在第一、第二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写的文章共有八篇，其中多数篇幅是讲群众工作的，并提出了紧密联系群众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写了《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写了《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陈云同志始终把群众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部分。
在如何发动、组织、依靠和教育、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问题上，陈云同志总结了我党长期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就指出：“提出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还指出：“要善于找到提高群众积极性的环子，抓住这个环子来推动支部工作，推动全盘工作。”他又说：“要真正了解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为群众所能接受的口号，使群众起来为我们所提的口号而斗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同志在《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思想：要巩固党和发展党，就必须加强党组织，首先是支部在群众中的工作，推动党员到群众工作中去锻炼，加强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以此帮助党组织的巩固。他明确指出：“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党组织的巩固程度的标准之一。”随后，他在《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一文中更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指出“把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联系起来，使各方面工作都能进步，都能发展，都能健全，基本的环子就是开展群众工作。如果不把这一环抓住，克服我们在群众工作方面的弱点，便无法坚持抗日根据地，无法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
作为方法，也作为党应该遵循的原则，陈云同志在他所写的有关群众工作的文章中，反复阐明了这样的道理，群众在旧社会遭受剥削和压迫、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做群众工作，首先要关心群众的疾苦，在斗争中给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广而言之，就是应该不断改善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然后，启发和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引导群众为整体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而斗争，以此完成党提出的中心任务。陈云同志再三强调，党提出的任务，只有变为群众自觉的行动的时候，才能得到完满的实现。对这个问题，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作了如下的论述：“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样必须遵守这些原则。
五
在陈云同志这卷文选中，关于党的白区工作的论述，共有四篇。
党在白区的工作，刘少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与刘少奇同志一起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陈云同志在1933年一月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就担任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的职务。他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兼管过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党的工作。
本卷选入的《大后方党组织的彻底改组和扩大党外的活动》和《改进大后方秘密党的工作》两篇文章，是陈云同志总结了过去白区党工作的经验教训，根据新的条件和新的任务而写的党的指导性文件。在这两篇文章中，陈云同志熟练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把几组相对立的事物辩证地统一起来，作了精辟的论述。这两篇文章不仅对当时的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有助于党内同志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
陈云同志对大后方党的组织及其工作，首先提出了“党内小党外大”的方针。由于党在大后方是完全秘密的，必须短小精干，才能避免遭受破坏；但如果只靠人数很少的党员，就不能开展工作。因此，应该利用大后方空前广大的革命的社会基础，放手团结和组织思想上同情党的人和党外的共产主义者。这样的人不怕多，因为党的同情者和党外共产主义者越多，党的工作就会越发得到开展，我们党的秘密组织也就越能隐蔽，越有力量。因此，“党内小党外大”的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针。
陈云同志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方针，就是大后方党的工作，包括吸收党员，不应只限于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而应面向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层和上层，应广泛、大胆地与中上层的社会人士进行广泛的合作，并吸收其中的革命分子入党。他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上层活动有决定意义。上层的推动往往是下层工作开展的便利条件。而且，上层活动愈是广泛，则愈能深入社会，愈能扩大革命的阵地。这个方针，改变了过去教条主义者传统的做法。在教条主义者看来，在大后方，只有下层工作的开展，才能推动上层工作，而否认加强上层和中层工作的作用。他们不懂得，加强上层和中层的工作，不仅不妨碍而且大有利于下层工作的开展，并使党的活动有广大的回旋余地。
在组织形式问题上，陈云同志指出切忌呆板一律，必须“杂乱无章”。这里所谓“杂乱无章”，就是形式的多样化，如个别联系的党员一律不编入支部，党员转移地址不转党的关系，凡是已暴露或可能暴露的干部使其一时脱离工作等等。从一般组织原则看来，这些做法都是不易理解的，但在大后方，在敌人千方百计企图一网打尽我党组织的具体条件下，这种“杂乱无章”正是保存和发展党的力量，等待时机，广泛开展党的工作所绝对必要的。
在这两篇文章中，陈云同志反复强调大后方的各级党委要对国民党的各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工作，成为“国民党通”，并且在工作中团结国民党内的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我们党在这一方面工作的成功，是众所周知的。这一工作的成功成为革命迅速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六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云同志奉中央之命，赴东北工作。当时，我们能不能在东北站住脚，背靠苏联，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战胜当时占很大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对于取得解放战争全局的主动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需要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规定明确的方针。根据党中央的战略决策，陈云同志于1945年11月30日主持起草的给东北局和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按：指沈阳、长春、哈尔滨），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这个唯一正确的方针，不久即被中央接受。毛泽东同志于12月28日代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对东北地区的斗争方针作了更加明确、更加具体的规定。
由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竭尽全力与我争夺东北这一最重要的战略地区，我们在东北地区的斗争是异常复杂和艰苦的。只是由于东北局坚持了中央的正确方针，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才逐步从被动转到主动。经过三年多的苦战，最后解放了全东北，为解放全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过程中，陈云同志不但一直参加东北局的领导工作，而且先后在北满地区和南满地区亲自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指挥作战，对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和东北全境的解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当东北战争即将全胜的时候，陈云同志及时把注意力转到财经工作方面。1948年8月，他总结两年来接收铁路、矿山、电站、邮电、轻重工业工厂的经验，写了《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同时，他还提出，要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并要求在财经工作中克服浓厚的盲目状态，加强计划性。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对新解放城市的政治安定和生产恢复，也起了重大的作用。
七
在本卷文选中，有两篇是专门讲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散见在其他文章中的还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陈云同志对每件工作、每个问题，都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的观点、意见都是从实际中来的，同时又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陈云同志在1940年底写的《学会领导方法》的发言提纲，虽然只有一千多字，但提出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观点：只有对政治路线有正确了解，同时对具体情况有切实了解，才能保证政治路线的实行，主观和客观要一致，而客观情况是基本的，主观决定的计划要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新发展要从旧阵地出发；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至关重要，上级要吸收下级的经验来改善领导，并且除某些必须严格执行的命令以外，某些问题应允许下级根据实际情况处置；检查工作要“兜底查”，即深入基层，并抓住典型；工作要抓住中心，照顾其他；主要工作和次要工作，中心工作和经常工作，既要区分，又要统一安排；大刀阔斧要与精雕细刻相结合，先抓住，后消化，工作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工作要一件一件来，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这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1943年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所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当然后者更为集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把党的正确领导归结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陈云同志自己说过，他学习掌握实事求是这一基本原则，不但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而且向马克思主义学习。他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就亲自带领周围的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哲学著作。最近几年，他还多次谈到：延安时期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和帮助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益处极大，对在以后工作中少犯错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这句名言，就是他鉴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错误路线的教训，同时在延安学习哲学和进行整风后所作的概括。唯实就是实事求是，就是科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统一。
现在，不仅在一部分青年学生中间，缺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即使是党内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也还有人认为学不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无关紧要，这种现象应该引起严重注意。我们是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取得胜利的最有效的武器，放弃这一武器，我们最终会遭到失败。当然，我们学习理论，是联系实际地学，不是教条地学。教条主义的错误学风不应重犯。
毛泽东同志生前再三再四号召我们党的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要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方法，来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避免各种失误。他曾多次指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我们在工作中造成许多严重失误的主要原因。我们党的干部，首先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干部，只要经常地而不是时断时续地、认真地而不是马虎地、高度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首要的是哲学，坚持唯物主义，掌握辩证法，就一定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在工作中少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使党的事业得到更快更顺利的发展。
陈云同志是我党具有很高威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从参加革命工作到现在，已整整六十年了。他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形成我们党的领导核心，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缔造了新中国。建国开始，他一直领导经济建设工作。他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科学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有别于一般空洞概念的结论，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在这一方面的功绩不仅为全党所熟悉，也为国内外有识之士所称赞。他的另外两卷文选，最主要的篇幅都是论述经济问题的，也将陆续出版，在全国公开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