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欢快的鼓点
——边地记事
彭荆风
三十一年前，当我随着一支先头连队，在澜沧江以南的深山老林中迂回穿插，以急行军的速度进入阿佤人聚居的西盟山时，那是一个风冷霜劲的冬夜，夜雾低沉，一片漆黑，四周的起伏山岭间虽然有几点亮光，却是那么昏黄暗淡，也分不清是山寨灯火，还是刀耕火种后的余烬？
阿佤人的木鼓彻夜擂着，时高时低，时远时近，时缓时急，鼓声是那么沉重、悲愤、忧郁、顽强、执拗！
我们虽然还没有和阿佤人接触，但从这震撼大山的鼓声中，我已感到了这慓悍民族的力量。
以后，我们和阿佤人有了更深的交往，对于这些有着古铜色皮肤的人们，我是那么喜爱。勤劳、朴实、勇敢是他们的特色！妇女顶着200多斤重的木柴还在陡峭的山岭间健步如飞；男子汉虽然穷得没有裤子穿，腰上还系着一把雪亮的长刀。我坚信，他们虽然贫穷，总有一天会把和他们相处了几百年、几千年的破茅屋、烂筒裙、当粮食的山茅野菜，全都扫进云封雾锁的峡谷，在这高山大岭上建立一个琼楼玉宇般的富豪世界……
从那时起，我们和阿佤人一起走村串寨，一起在山野间劳动，一起在火塘边喝着泡酒，夜里伴听着那沉重的木鼓声，我们时常商量，怎么为美好的明天工作？
这正如诗人公刘1954年来到西盟山后，深情写下的：
“战士的责任叫我热血沸腾，
一个心愿油然萌生：
我要努力帮助阿佤人民，
换一套轻快的鼓点。”
我们辛勤地工作、劳动、战斗，不少同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但，革命的道路并不是那样平坦。当一个国家长时间陷入动乱中时，阿佤人纵有移山心力，又怎能从迷雾中闯出来？
1981年春天，我重访阿佤山时，我的老朋友、西盟县长随戛带着我走访了过去工作、战斗过的许多村寨，走进那还遗留着动乱岁月的贫困痕迹的竹楼，听着他们对那些年艰难的生活的叙述，我那端着泡酒筒的手颤抖了，眼泪也扑簌簌掉进了那酸甜的泡酒里……
“喝吧！喝吧！喝完了再听我说”，随戛却笑着劝慰我，“那都过去了，好日子真正开始了！”
多年来，由于“左”的干扰，这个方圆1，350平方公里，只有6万余人口的山区小县，每年却要国家运入300万斤到400万斤粮食，人民的贫困也就可想而知。1981年国家准备再拨给150万斤粮食，但，4月将过，却只用了5，000多斤，这改变是多么大！
说到这里，随戛的劲头来了，拳头一挥，“只要按照三中全会精神扎扎实实干下去，很快，明年、后年，我们要把粮食运出山去！”
这是豪言壮语。但，却是从一个有着近三十年工作经验，朴实的阿佤干部嘴里说出来的。我了解他的性格，没有把握，他从来不乱说。
这一天，我们还走了不少地方，我看到了嫩绿绿的茶树、橡胶、紫胶、剑麻、油棕、咖啡，正在往年刀耕火种造成的光秃秃山岭上成长；银光闪亮的流水正从新修的大沟中淌进层层梯田……
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和他们谈论时，我发现，在他们坚强自信的性格中，多了一种思考的习惯，这是过去少有的，也是近二三十年在坎坷的征途上摸索、追求形成的。这说明，这个山居的民族和我们国家一样，也在走向成熟。难怪他们对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政策能理解得那么深、那么透，干得那么有力，就象他们顽强、执拗地敲击着木鼓一样，只是去掉了悲愤、忧郁！
他们还告诉我，不久前，一位老将军来到西盟后，曾登上阿佤人的竹楼，细致地察看了他们锅里的吃食、床上的铺盖，深为阿佤人多年来还陷于贫困而心情不安，特意召集了驻西盟和澜沧部队的负责人，要他们用最大热情关心阿佤人的疾苦，帮助阿佤人改变山区面貌。老将军的真切感情，深深感动了阿佤人，他们感到了五十年代军民一家人的亲切关系正在恢复中，这更增加了他们的力量！
这两年，我不断接到随戛的来信，他总是用喜悦的心情，告诉我一些变化，到了去年冬天他来我家时，终于给我带来了我盼望了多年的喜讯，1982年，西盟的粮食产量从1980年的2，370万斤上升到4，050多万斤，不仅足够本县吃用，还向外地调出了150多万斤粮食，估计在1983年可调出近400万斤，这在西盟山区来说，可是亘古未有的事。
在这同时，他还为我捎来了几盘新录制的佤族音乐。不过，那不是沉重的木鼓声，是铓锣和象脚鼓的欢乐合奏，还有阿佤少女们那多情和欢悦的歌声！
呵！我终于听到了西盟山区的轻快鼓点！
第8版()
专栏：
一个小而精的调查
严秀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光明日报》头版上，有一条绝妙的农村调查新闻，它的眉题是“隆尧县对十户社员的调查表明”，正题是“自然条件基本相同，有无知识大不一样”，副题是“这十户社员，都有勤劳致富的强烈愿望，都舍得下功夫、花本钱，但小麦产量和经济效益却相差一倍至十几倍”。这则标题也实在好，它将新闻的全部内容概括无遗，虽然稍长，对读者却有很大的吸引力。
隆尧县在河北省南部，距邢台市约四十来公里。调查是县委办公室作的，它选了该县亦城大队当年小麦亩产最高与最低的各五家农户，作了细致的比较，表明：“农民的文化程度同农业经济效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劳动力的知识构成越高，经济效益越好。”怎么个好法呢？原来这十家农户每亩小麦单产最高的达九百斤，最低的仅四百多斤；生产成本更是悬殊，每斤最低的仅二分六厘，最高的却达到一角一分四厘；每亩土地的盈利相距更有天渊之别，最高的为一百二十三元，最低的仅十元。通讯指出：与此相对应，产量最高的五户社员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初、高中毕业生所占劳动力的比数要比产量低的五户高出五倍。经济效益好的五户，每户平均订阅科技书刊在十份以上，经济效益低的五户，却基本上没有科技资料。这篇报道还举了一些具体例子来说明问题，例如下种，一户社员了解自己种子分蘖性强的特点，不顾别人的反对，每亩地只下种二十三斤，结果单株分蘖达四五个，每亩产量达八百八十五斤；另一户不讲究科学种田，一味加大下种量，八分多地下种五十九斤，由于长得太密，通风透光都不好，反而减产一半。又例如施肥，一户社员了解了当地土壤的性质是普遍缺磷，就正确地施用了磷肥，结果小麦亩产八百多斤；另一户不懂得科学种田，说磷肥不过是“石头面子”，没有用，就猛施氮肥，结果籽粒不好，每亩只收了四百多斤。
我觉得这个调查实在很好，称得上小而精，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既提出了问题又回答了问题，它有力地说明了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它有力地证明了在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增长的主要渠道，恐怕还只能是政策加科学，这个例子就证明了科学技术怎么一下子变成了生产力。而且这个科学还只能是一点“小科学”，即科学常识，以后才能逐步提高。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各级尤其是县以下直接领导农业生产的机关，不懂得农业科学就不能担任农业生产的领导。
第二，这个精妙的、聪明的、科学的调查，出自一个并不著名的县的县委办公室所属工作人员，这说明我们基层是有很多有能力、有思想的干部的。再加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条，德才兼备的各级领导干部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这个调查说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仅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也解放了长期被束缚起来的农村智慧之神，这一点，是更加令人高兴的。只有用科学武装了头脑而又坚持实事求是的人，才能干得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好事。因此，看了这条消息之后我就忍不住写了上述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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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香一瓣
悼念魏猛克同志
王阑西 陈子谷
魏猛克同志离开我们去了。他逝世的消息传来，使我们感到无限的悲痛和怀念。
猛克同志是湖南长沙县人。青年时，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3年秋，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翌年秋，转赴日本东京，参加东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分盟活动。当时东京左联分盟主办了三个刊物《东流》、《杂文》（后改名《质文》）、《诗歌》，以其中《杂文》在国内影响最大。《杂文》杂志，就是在魏猛克同志和陈辛人同志，特别是魏猛克同志的倡导之下，创办起来的。
魏猛克同志尤专于政治漫画。他极推崇鲁迅先生的有如匕首投枪的文章的战斗风格，所以他倡导创办的这个杂志，目的也是为了要象鲁迅先生那样，以匕首和投枪进行韧性的战斗。
《杂文》创办之后，猛克同志的最大功绩，是除了全力主编杂志外，还把鲁迅先生和郭沫若同志的文章，同时刊登在这册小小的刊物上。一个领前，一个随后。我们晓得，当时中国文化界的这两位巨人，是互有不同意见的。能把他们的文章，同时同在一本小杂志上刊登出来，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在当时我国的文化界中，也是一件很为群众所称道的盛事。
当时郭沫若同志隐居于日本千叶县市川市，东京左联分盟的同志，经常去向他请教和请求帮助。《杂文》杂志创办时，魏猛克同志常到郭沫若同志那里去请求指点和援助。最主要的是请郭沫若同志为《杂文》杂志写文章，同时，也向郭沫若同志疏通他与鲁迅先生的关系，介绍鲁迅先生的情况。有一次，我们去看郭沫若同志，在猛克谈及鲁迅先生时，郭老表示说：我与鲁迅先生虽打过多年的笔墨官司，但从未见过面，我也晓得鲁迅先生的为人是很了不起的，我对他并没有什么意见。在使这两个文化界的巨人团结起来、一致对敌这一点上，猛克同志是做了不应被忘却的工作的。
猛克同志到达东京不久，就成了左联分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东京神田区有一个中华青年会，是东京中国留学生经常聚会的地方，左联也经常在这里举行文艺界聚会，一些有志于革命的文艺青年常来交换意见。聚会是由林焕平、魏猛克同志轮流主持，记得《杂文》第一期创刊时，猛克同志就曾在一次文艺界聚餐会上，阐述了革命的理论，扩大革命的影响。这事受到日本警视厅的注视，没有多久，就停办了。
后来他与辛人（陈子鹄同志），以后又与任白戈等同志在东京郊区合租一屋，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在屋外挂个木牌，猛克同志根据鲁迅先生的书名定为“三闲庄”，表示住着三个“闲人”的意思。语意双关，极有风趣。以后这个地方，便成为一些“左联”同人常聚会交换意见的场所。
当时的猛克同志，完全置身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并从事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他也深恶痛绝地反对一些无耻的帮闲文人，特别如杨邨人之流的“第三种人”。他的战斗旗帜是鲜明的，他的言论深刻有力，足使敌人望而生畏，因而也更为我们的同志所崇敬。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长沙、武汉、重庆等地文艺界作了很多抗敌救亡工作，此后在云南、江苏、台湾、浙江等地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一面从事文艺理论活动，一面还担任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的教授，后又担任湖南省文联和省文化局的领导职务。由于生活条件困难，他身体向来瘦弱，以后又长期患病，但他还是坚持长时间的工作。
他长期患病之后，还非常怀念着北京。一定要找机会到北京来看看。前年全国文联开会时，由他的夫人周微林同志陪同到北京来，他还想到北京各处走走，但是他已力不从心，只能在天安门前站了一会，走了几步，照相留了一个最后的纪念。猛克同志这一生为革命作出了可能作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沉痛的记忆，尽管他还遇到很多困难和种种打击，但他的革命意志，始终不变，永远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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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面子
人都要面子，本无可非议。但有些人太看重面子，以至于高于一切。凡有伤他面子的话就听不进；对有碍于老上级、老同事、老部下面子的话，明知不说不对，也少说为佳，甘当“老好人”；还有的人竟拿面子去做交易，今天你给了我面子，明天我也给你面子。
现在有些地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难，其症结恐怕就因为不敢撕破面子的关系。陈云同志早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就指出：“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破除面子当然难，但只要服从真理，也就不难。《国语》上有个“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大意是鲁宣公不顾时令，下网捕鱼，大夫里革当场割破鱼网，强行劝阻鲁宣公捕鱼，并陈说以利害。鲁宣公听了以后说，我有过错，里革便纠正我，这太好了。并让主管官吏把破鱼网收藏好，以便自己永远不忘里革的规谏。你看，这面子不是打破了么！ 刘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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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灵气
一位回乡探亲的同志归来，诉起鼠害之苦，说是鼠辈猖獗已经“立体化”了：地下的花生，地上的玉米，树上的枣子，没有不遭殃的。而猫在那里已经绝迹。黄鼠狼、猫头鹰、蛇等老鼠的天敌，也已很少。猫头鹰俗称夜猫子，据认为是不祥之鸟，历来惹人厌恶。黄鼠狼可以卖钱，又认定是偷鸡贼。蛇呢，说是美味；况且，“见蛇不打三分罪”嘛！
由此想到我住的城市，现在的城市上空，除去鸽子之外，看不到什么飞禽了。以前，喜鹊和乌鸦是常见的，乌鸦甚至成群结阵。夏夜雨前，燕子十分活跃，蝙蝠也常盘旋，啄木鸟的声音亦不时听到。现在却空落落的。
人们爱说：“人为万物之灵”。这自然对。但人对自然界和客观事物，多有未能认识或误解，经常干出错事和蠢事。人之“灵”更重要的应表现在能总结经验，知过而改。 铁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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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印象
法国著名画家莫奈，有一次到英国伦敦画了一张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画：教堂在雾中隐约可见，画极精美。这幅画展出后，却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在这些人的印象中雾是灰色的，而莫奈却把它画成紫红色。因此，他们嘲笑“这是天大的笑话”。那些人却不知道伦敦雾的特殊情况。原来伦敦一带的房子是红砖砌的，使雾映衬成紫红色。嘲笑者单凭印象，主观推测，随便下结论，结果是自己闹了笑话。
人和客观事物一样，一个人总要对周围的人形成各种各样的印象。其实，这种印象只不过是一时一事的感觉罢了，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凭印象观物会闹出笑话，凭印象用人就会压抑人的积极性。张中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