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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机械工业部领导贯彻边整边改方针深入重点工程现场办公
围绕全党总目标 解决重大业务问题
万里指出，这是整党中的新气象，各行各业都应该发扬这种精神
本报讯 记者朱习华报道：机械工业部在整党中贯彻边整边改精神，以现场办公解决全国重点工程秦皇岛港煤码头一期工程设备质量问题为重点，推动机械工业部整改围绕全党总目标总任务，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和改进方法，开创机械工业新局面。
2月10日，万里同志对机械工业部解决秦皇岛港煤码头一期工程质量问题的报告作如下批示：这种精神很好，这是整党中的新气象，在机械工业系统中应发扬。各行各业都应发扬这种精神，才能把我们的各项工作搞好。
整党一开始，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在认真学习整党文件的基础上，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广泛征求部内外的意见。他们在全国机械厅局长会议期间，邀请参加会议的38个省市区机械厅、局、公司的领导座谈，并邀请一些使用部门的负责干部、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群众代表座谈，直接听取对部党组和部里工作的意见和批评，在直属企事业单位党委书记会上，还请与会者回到单位征求意见，帮助机械工业部整好党。经过这样多次地调查研究，部党组认识到机械产品质量差、为用户服务的工作做得不好的原因，就是没有将本部门的工作高度自觉地服从于和服务于全党的战略总目标，往往就业务谈业务，就工作抓工作，致使有些重大业务问题的改进缓慢。基于这个认识，部党组向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会议汇报部内整党情况时指出：这是影响机械工业部开创新局面的重要原因，应把机械工业存在的重大业务问题，提高到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
在系统学习整党文件的基础上，部党组要求本系统党员、特别是党员负责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剖麻雀，推动全局，把解决重大业务问题，为全党总目标服务，当作机械工业部整党边整边改的重点。
全国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秦皇岛港煤码头一期扩建工程，大多数成套设备是机械行业承制的。这项工程虽然已于去年年底由国家计委组织验收，但在预验收期间运输系统出现一些故障，暴露出设备和作业中的问题，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评。部党组立即派一名副部长和质量监督司长，以及有关专业局和主机、配件厂的领导、技术人员，到秦皇岛港进行现场调查。制造部门严以律己，主动揭短，并就地召开了现场技术服务工作办公会议，将包括产品质量、设计选型、使用维修、安装调试等方面的41个技术问题，逐项落实到20多个工厂，限定今年上半年解决。根据用户请求和保证使用的需要，还责成制造厂免费为使用单位开办5个技术系统的培训班，并帮助制定操作规程，解决备品备件渠道。此外，考虑到设备尚未长期运转，有些质量问题还没有暴露，会议又指定主机厂派人组成常驻现场联络服务组，负责全权处理一期工程所有技术服务问题。
从实现全党总目标的高度来处理重大业务问题，使机械工业部开始出现新的作风。一是闻风而动。《中国机械报》1月18日转来一份反映陡河电厂5号机组设备质量问题的内部材料，20日周建南部长批示有关专业局召开现场会，随即组织有关工厂的总工程师前往电厂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开展现场技术服务。电厂负责人说：“我们并没有向上级反映意见，你们怎么主动来了？”二是工作深入。为宝钢、葛洲坝等重点工程承制设备的太原重型机器厂，由于原领导班子软弱涣散，企业管理混乱，出现亏损。部里派出两名司局级干部到该厂担任党委书记和厂长，并由一位副部长和部总工程师重点帮助，发动和依靠全厂职工，经过几个月的整顿，于去年年底使这个大厂扭亏转盈，并确保了重点项目所需设备的生产任务。厂里职工说：“看来部里不光是喊口号、讲原则，而且能塌下身子干实事，这回是亲眼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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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管理改革促进了教学改革
上海交大教学质量提高科研出现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蒋涵箴、肖关根报道：春节正是学校的寒假期间，然而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实验室和计算中心里，许多教师在埋头工作，有些教师为了抓紧时间搞科研，春节都不在家吃饭，夫妻双双在食堂用餐。上海交大管理改革促进了教学改革，学校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上海交大管理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促进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人才，快出成果。现在交大的管理改革先后经过了人员流动、定编定员，制定教师工作规范和干部岗位责任制，试发岗位津贴和职务工资等试点工作，初步克服了人浮于事和吃“大锅饭”现象，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家在教学和科研中你追我赶，唯恐作不出成绩。
在教学方面，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代之以开发学生智力和能力的教学方法；全校有四分之一的课程进行了启发式、讨论式的课堂教学；15个专业、近60门基础技术、专业课程结合外语训练进行教学；本科生已有112门课程应用了计算机的计算、设计和分析；有43门课程改变了传统考试方法。通过教学改革，明显地提高了教学质量。1983年上海市高教局组织的各高校三年级学生数学、物理、外语和政治课抽查考试，上海交大学生的成绩在同类高校中全部名列第一。
在科学研究方面，1978年以来先后有152项获得全国、省、市重大科技成果奖。1983年全校共承担科研任务725项，当年鉴定56项，研究经费达1，122万元，比1980年增加二倍以上，这是上海交大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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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济南部队抓住边整边犯典型事例
教育党员树立言行一致学风
据新华社济南2月15日电 （记者谭吉安）济南部队党委、机关在整党中抓住边整边违犯党规党法的典型人和事，进行严肃处理，教育党员树立言行一致的好学风。
司令部所属单位一个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上、桌面上高谈阔论纠正不正之风，背地里却利用职权把军用汽油私自卖给地方。司令部党委决定取消他去军事学院深造的资格，并把他的问题通报所属各单位。
后勤部所属的一个单位，违反中央规定，春节前突击花钱，滥发物资，后勤部党委除严肃批评外，决定收回所发物资。
济南部队党委和司、政、后机关党委分析类似问题认为，十年内乱以后，党内一些同志滋长了一种不好的学风，对上级指示热衷于泛泛表态，讲起来慷慨激昂，行动上往往依然如故。个别同志甚至一面学习党的完全彻底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一面争名争利，计较待遇；一面纠正建房分房的不正之风，一面又想法多占住房；一面批判以权谋私，一面又插手子女调动。这种坏学风，不仅影响了党的形象，也是整党中边整边改的重要障碍。他们以这些典型事例作反面教材，反复教育全体党员决不能重复这种坏习惯。
济南部队党委强调，整党学习从文件到文件不行，纠正不正之风从言论到言论不行，提高党员觉悟喊在口头上不行。一定要边整边改，见诸行动。
目前，济南部队机关各部门开始出现学了就做、错了就改的好风气。过去纠正起来拖泥带水的问题，现在改起来坚决果断了；一些复杂困难的问题，也顺当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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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彭真同志在绍兴参观八七一厂
勉励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为振兴我国电子工业奋发努力
新华社杭州2月15日电 （记者傅上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今天在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王芳等陪同下，专程从杭州到绍兴，访问了正在建设中的我国开发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联合体之一的八七一厂，受到工厂的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欢迎。
在已经基本建成的净化厂房里，彭真同志参观了先进的生产设备，饶有兴趣地用显微镜观看了大规模集成电路板，并听取了八七一厂总工程师吴原庆关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科研生产联合体的建设规划和目前进展情况的汇报。当吴原庆汇报到全厂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决心争取到2000年在微电子科研和生产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时，彭真同志兴奋地同吴原庆紧紧握手，并勉励他们为振兴我国电子工业奋发努力。
彭真在绍兴还参观了鲁迅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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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青联等三单位受胡耀邦委托发出邀请信
三千日本青年九月下旬来华参加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受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委托，2月初联合发出邀请信，邀请3，000名日本各界青年于今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来我国参加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
去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访日期间，在日本各界青年欢迎集会上曾代表中国人民和青年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朋友来我国访问，与我国青年友好联欢。这一邀请表达了我国人民和青年要求进一步增进中日两国青年的了解和友谊，实现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共同愿望。
胡耀邦总书记的邀请在中日两国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各界青年组织纷纷提出申请，要求来中国访问。我国各地青年也纷纷写信给有关部门，邀请日本青年去他们那里参观访问。
这次邀请的日本青年具有广泛代表性，不仅有学生以及农业、工商业，文化、体育、宗教等各界青年的代表，也有日中友好团体、政府和政党的青年代表。他们将分别到我国北京、上海、杭州、南京、西安、武汉参观游览，同当地青年联欢、座谈，并在北京参加我国建国35周年的庆祝活动。
为了热烈欢迎日本青年朋友，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办公室特向全国各族、各界青年征集1984年中日友好联欢纪念章、招贴画的设计图案和表现中日青年友谊的歌曲。目前，有关部门在政府的支持下，正积极筹备日本青年来我国访问的接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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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际奥委会作出决定
授予钟师统银质奥林匹克勋章
据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发言人今天宣布，国际奥委会主席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于2月7日致电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通知他国际奥委会已决定授予他银质奥林匹克勋章。
电报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委会于1984年2月2日和3日在萨拉热窝举行了会议。会议决定授予您银质奥林匹克勋章。”
钟师统已回电萨马兰奇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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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干部政策＊（一九三八年九月）
陈云
干部政策，拿俗话来讲，就是用人之道。为何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同学们要到敌人占领的后方去工作，不单是当一个游击队员，而且要当干部，当领导者，而用人之道对于领导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句这样的话：“干部决定一切。”①这是通用于全世界的，不但外国通用，中国也通用；不但共产党通用，其他政党也通用。
可惜得很，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年斗争中，干部损失了十几万，没有陕北根据地②的话，连现在这一点干部也保存不了。全中国一千八百多个县，假如每个县能够保存三个党员，我们党开展工作的力量就大得多了。
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十二个字，分成四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先讲第一点：了解人。
了解人，要了解得彻底，不是容易的事情，严格地讲是很难的。就拿我们共产党来讲，是不是每个党员都了解人呢？我看还是做得不够的。最近就发现有两种毛病：第一种毛病是用一只眼睛看人，只看人家一面，不看全面，不能面面都看到；第二种毛病是只看到这个人今天干了什么，没有看到他以前干些什么，只看到他本领的高低，没有看到他本质的好坏。
只看到坏，不看到好，或者只看到好，不看到坏，这两种看法，哪一种多？一般地说，我们有些同志总是看坏的多，看好的少。有什么证据呢？如分配干部时，往往听到许多不好的话，说这个家伙自高自大，那个家伙懦弱无能，要不然，就说这个人背景复杂等等。
自高自大当然不好，是坏的，但是这种看法往往包含片面性。我们要进一步地看，每一个坏处同时也常有它的好处。这个人自高自大，但是做起事来有自信心，这种人多少有点才能，因为他起码总有点本领才敢自高自大。对这种人，我们就要用他的好处，避免他的坏处。假如你指定一个范围，告诉他正确的方向，让他尽量地去发展，他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的。对这种人，给他不十分重要的工作，使他放胆做去，发挥他的长处，在工作的过程中间，随着经验的增加，他的弱点就可以慢慢克服。经验的积累和弱点的克服是分不开的。
懦弱无能当然也不好，可是其中也有它的好处，好处是小心谨慎。因为他能力不大，所以特别唯谨唯慎。这种人不能做大刀阔斧的事，但是可以担任小心谨慎的工作，例如做机要、做调查统计等等工作。我不赞成懦弱无能，但是这种人有他的好处，我们可以用他好的一方面，小心谨慎的一方面。
再来讲背景复杂的问题。当我们发展党员的时候，凡是会说话的，有胡子的，懂得各党各派情形的，就以为他背景复杂，不敢吸收。然而这种人在社会上常常是比较有经验的，他们了解许多问题，只要他们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而且现在愿意参加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一同革命，一同前进，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拿我自己来说，我的背景就非常复杂。我先是相信吴佩孚③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④，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⑤，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我们说这种人复杂是复杂的，但他从自己的经验中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本质也是纯洁的。青年是纯洁的，但纯洁的不仅仅是青年，老头子也可以是很纯洁的。
从上面所说的看来，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含着某些优点。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长处、毫无优点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短处、毫无缺点的，所以我们说，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
第二种毛病是，了解人的时候，只看他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只看见功不看见过，或者只看见过不看见功；只看见今天的好，不看见昨天的坏，或者只看见今天的坏，不看见昨天的好。这样就往往对于干部不能有根本的估计。这种毛病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随便提上来，随便放下去。我们共产党中也有过这种情形：今天这个干部表现得好一点，就把他一抬抬上了天，同一干部明天表现得坏一点，就把他一打打到地下去。你们看见过老百姓盖房子打桩，一上一下。使用干部不能也象打桩子一样，今天看他好，便把他提得高高的，明天看他做得不够，便把他打下去，后天又把他提起来，再后又打下去。这种一上一下打桩式的用人是不对的。造房子打桩愈多愈好，如果对干部也这样来几次，我说顶多只要三次，这个干部就算断送完了，因为他的自信力早已失掉，再也不敢做工作了。过去我们在江西苏区⑥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毛泽覃⑦同志，是毛主席的弟弟，人家说他犯了一个错误，要不得，便认为这个人不能用。后来扩大红军需要人工作，于是派他到一个区域去，结果不但完成了任务，并且还大大地超过，成绩非常好。他回来的时候，许多人又把他抬高起来，调他到闽赣边界的游击区去工作。隔了几个月，因为他说了几句似乎有些近于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正在这个时候，恰巧又派他去扩大红军，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于是又都说他不能用了。大家都不要这个人，送到这里拒绝，送到那里拒绝。一个这样的同志，竟会到处无人要，连饭都几乎吃不成了。后来红军退出江西的时候，他在战斗中勇敢地牺牲了，为着革命流了最后的一滴血。所以，我们看人不要只看一时，只看一面。对于一个人没有根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
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了解人的问题。
再讲第二点：气量大。
用人要气量大。何以要讲这个问题？现在时代变更了。1938年与1928年有何不同？芦沟桥事变⑧以前与芦沟桥事变以后有何不同？我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1932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六天，学生也只有六个。今天我们抗大⑨就有几千个学生，再加上陕公⑩、鲁艺?、党校?，在延安就有一万多个学生。一万个跟六个比一比，相差多少？所以我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子也来了。西北旅社住的什么人都有，各党各派，新闻记者，还有青年组织的参观团，等等。这些人不见得是在外面没有饭吃，要到延安来吃小米。从这种情况看来，复杂是复杂的，但是到底是复杂好还是简单好呢？从前办学校只有六个学生，倒很简单。今天各种各色的人都有，复杂得很。我看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将来领导全国的时候，情况会更加复杂。只有几个人，不要发展，才简单，但是革命一定不会成功。共产党是先锋队，要领导广大的后备军，要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它周围必然是复杂的。今天只有抗大、陕公的同志去和敌人搏斗还不会成功，要团结更多的同志和广大的群众。干革命如果怕复杂，便会愈弄愈复杂，不怕复杂，革命就好办。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几天之内全国就有十几个省起来响应。何以孙中山先生能够得到成功呢？原因之一就是他气量大，什么红枪会?、哥老会?、三教九流?的人他都要，不论党派成分，各种人都要，所以能作大事。我们也必须善于用人，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我们能不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是了不得的人才呢？不见得。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许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
同志们毕业后到敌人占领区域，到敌人的后方去工作，在那些地方用人，更要有大的气量。那里有许多从大城市避难出来的人才，躲在田野山里。你代表民族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组织游击队，只要干得好，包管躲着的人会出来归向你。那些学者、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经济家，假装成农民的，这时候都露出真面目，投奔到你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人才。山东有一处地方，只去了几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八路军干部，号召老百姓抗日，一下就来了几千人，现在已经有一万人了。
现在讲第三点：用得好。
要有什么方法用人才能用得好呢？我想没有旁的道理，只要是在你领导下的人都很高兴工作，都很积极工作，能够这样，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任何工作都是一样，你们以后做地方工作，军队工作，或者党的工作，要使每一个人都很负责，都很积极努力，都很高兴，就一定会把工作做得很好。就怕在你领导下面，常常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不安心，请求调动工作，等等。一个同志如果工作合适，能发挥所长，是绝对不会请求调动工作的。他要求调动，说明他已经不能安心工作。如果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根本的原因就是领导得不好。那末，要怎样领导才能使干部高兴地安心地工作呢？只有一条，就是上级要信任下级，下级也信任上级，上下互相信任。对领导人来说，一定要做到让下级敢于说话，敢于做事。有许多下级干部，把意见放在心里不讲出来，表面上看起来好象很服从，开会的时候你问他：“同意不同意呀？”他说：“同意呵！”“同意的举手呀！”他举手。然而，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一定要使下级敢说话，同时还要使下级敢做事，就是做错了也不要紧。如果这个下级既敢说话，又敢做事，他就一定会积极起来。
不敢说话为什么不好呢？举例来说，如果有人有某些不同的意见，又不敢说，而议案已经表决通过，这些决议案在执行的时候，就不能发生很好的效力。所以宁可争论，不要形式上的一致通过。
用什么方法使别人敢说话呢？有几点需要注意的。
第一，领导者的态度要好。如果在一个领导机关里，一个领导者别人见了他就不敢说话，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如果大家都喜欢亲近他，都爱和他说话，这个领导者一定很能团结人。如果一个领导者架子搭得很大，面孔死板板的象阎王那么可怕，一定没有人去接近他，即使和他讲话，十句话也要忘记八句。其实，领导者又何必装出很凶狠庄严的样子呢？同志们也许要问我，领导者的好坏是从政治上来看的，为什么要看面孔呢？但是很多人都要看面孔，不要说别的，就是共产党员中间也有这种习惯，所以领导者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还有，开会的方式不要刻板。开会时尽可让到会者随便、热烈的争论。规规矩矩请他们一个一个发表意见，很可能有的人就不会说出自己的意见，因为有人常常不敢在严肃的场面中间说话。
总而言之，如果下级敢说话，有话就讲，这就是好的现象，就证明了你们领导得好，因为他们觉得说错了也不要紧。
第二，少戴大帽子。比如，有一个人说错了几句话，你就对他来一顿批评，不是说他是“左”倾空谈主义，便是讲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如果随便给人家戴上这类大而无当的帽子，一个人头上戴上三四顶，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
有一些人，专门把任何问题都提到原则的高度。比如，某个同志犯了一些小错误，他就说人家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政治上的动摇。小的错误能说是因为政治上的动摇吗？把每个问题都提到原则高度是不对的，这种机械的了解十分危险。因为这是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我可以说几个故事给大家听。从前有一个女同志，她把自己的一把剪刀放在枕头下面，后来大家把它检查出来了，就推论说：“大概是她不愿拿出来给人家用吧？”于是下了个结论，批评她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与我们共产主义是多么的不相容！又有一个同志在吃饭的时候吃菜吃得很多，向来是吃菜“打冲锋”，另一个同志就批评他是自私自利。假如这个同志是共产党员的话，凭着自私自利这四个字，就得考虑他的党籍问题了。还有一个例子，陕北公学有一个学生，丢了一把洋刀，据说这是一件纪念品，所以他心里很不好过。一个同志见了他那种样子，问他什么缘故，他就说因为一把刀子丢了，于是这个同志就批评他“没有牺牲精神”，说是一个革命者连性命都要敢于牺牲，难道一把小刀还不能牺牲？这个道理好象很对，实际上，这种批评用在这件小事上未免太冤枉了人家。爱护一件纪念品，并不是不应该的事，怎么能因此断定这个人对革命没有牺牲精神呢？所以这也是一个大帽子。戴大帽子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把每个错误夸大，不适当地提到原则的高度。我们不应该机械地去看事情，一定要分出是不是错误，错误的大小轻重，不要随便乱给别人戴大帽子。
第三，当你去批评人家错误的时候，要指出人家错误的根源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批评的目的并不是出气，主要是在于真正帮助人家纠正错误。一般地说，批评的人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声势汹汹地指责人家；第二种是和颜悦色地说服人家，善意指出犯错误的原因和纠正错误的办法。只有后一种态度，才能使被批评者心服意满，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
上级领导人对下级的批评，务必要适当和正确，千万不要戴大帽子，因为上级领导人批评下级，与同级的同志互相批评所发生的影响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同级的人，他们认为大家都差不多，即使你批评他过火一点，或不大正确，还没有什么要紧，他也不会十分在意；如果是上级给他的批评，那就不同了。因为下级对上级所说的话，都是很认真的，所以不能随便地任意地批评。假如批评得过火或不正确，那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才能使得被你批评的人对你解除误会，才能使别人对他不至于蔑视。当然下级也要想到上级的出发点是好意，不要只看到态度或语气的不妥，就以为不得了。
批评的时候还要注意到：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参加共产党久不久，革命的历史长不长。因为对于老党员批评，态度和方式好不好，没有多大关系。对新党员就不同，因为他们刚刚加入，他们的意识观念与老党员有差别，所以对他们批评，宜于采取温和的方式去劝导、说服。
总结起来，就是要使人敢说话。要人敢说话，就不能给人戴大帽子，不能把每个微小的错误都提到原则的最高度。要能善意地、诚恳地批评人，态度要好，还要指出犯错误的原因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
用人用得好，还要使人敢于做事。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脾气，喜欢在你领导下的人遇到任何一个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情，都要向你请教，先征求你的意见，你才觉得很快活，很舒服，觉得自己才象一个领导者，这种脾气对工作妨碍很大。一个人能有多少力量、多少时间？即使你的精力很强，“天下第一”，也要有天下第二、天下第三的人来帮助扶持，你才会成功。假使没有他们，你一个人也第一不起来。领导者犯了这种毛病，会降低干部的责任心，妨碍下面同志的工作自信力和积极性。比如一件事情做得很对，他说这是上面叫我做的，一件事情做错了，他也说这是上面叫我这样做的，他完全不负责任，事情做得对不对与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下面的干部没有责任心，工作一定不会做好，还会降低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妨碍他们工作能力的发展。
也许有些同志要说，你这种让下面的干部发挥主动性的领导方式不大好，恐怕要生出许多错误来。然而我看，错误虽不可免，但也不必怕。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不犯错误就不会进步。一个人犯了一次错误，同时也就是得到一个教训，不断地取得教训，方能不断地改进自己。正确的东西常常是从错误中得来的。科学家发明的东西，那一件不是从试验和错误中得来的？今天流线型的汽车漂亮得很，灵活得很，但是到博物馆里去看一看最初发明的汽车，笨得要命，真不好看。由从前的不好，进步到今天这样好，这中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试验和失败，才得到成功的。一个同志犯了一点小错，并没有什么关系；真的犯了错误，只要老老实实吸取教训，他的经验一定会增加，能力一定会提高。所以，不要怕下面干部犯错误，要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总结起来说，使干部敢说话、敢做事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干部的积极性，使干部很安心地工作。假使你说一他就一，你说二他就二，那他就等于电话机，不能发挥他的才能。一个单位，干部不要求调动工作，而且有主动性和创造性，领导必定很好；如果干部都不安心，要求调动工作，领导一定有些什么毛病。以后大家出去做领导工作，能做到使下级敢说话、敢做事这六个字，工作效果一定会好的。
最后讲第四点：爱护人。
这里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一、使用干部不要今天拉起来，明天又放下去，好象打桩一样，这是我前面讲过的。如果你要提拔这个干部，首先就必须全面地估计他的政治品质和能力，看他各方面是否合适，要详细考虑一番。既然提拔起来，要经常留意他的工作，到他实在不能支持的时候，就要想办法，不要等他塌台以后，再来追究责任，撤换他的工作。
二、对下面干部任何不安心问题，都要想法子去解决。我住在那个山上，有时候也烦得很，刚刚看文件，就会有人来找你，到底会不会他呢？很犹豫。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人家热心来找你，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所以还是应该会一会。有时候正在写一件东西，一个不速之客，事先不打招呼就跑进来了，你不能还是直挺着腰板坐在那里不睬人家，只得放下笔来，倾听他说话；谈话的时候，还要聚精会神，耐心地郑重地解答各种问题，这样才能满足人家的要求。如果花了几个钟点，替一个干部把事情办好，也还是值得的。做干部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不怕麻烦。除非不接受人家的要求，既然接受了，就得彻底替人家解决，花一些时间，决不是白白浪费的。
三、当着解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往往对于肉体生命并不重视，对于政治生命非常重视，他宁愿牺牲一切，却不愿被党组织开除。如果在政治上发生这种问题，他就会认为他的前途没有希望了。所以不是到了必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要开除党员的党籍。
常常有许多被开除党籍的同志来中央组织部上诉，或者写上诉书。这里举个例子：有一个人还很年青，因为有人的口供说他是托派?，被开除了党籍；这个人后来虽然解决了党籍问题，但是七年来光荣的历史完全不算了，同一个新党员一样。这个人要求把问题弄清楚，证人是有的，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延安，一个在一二九师，还有一个在外国，就一一写信去调查。经过比较长的时间，直到最近，各方面复信收集齐了，才知道以前是弄错了，我们承认了他过去的光荣历史。于是这个人由过去一个“死人”，只想“我还是到前线去牺牲掉算了”，现在变成活人了。调查时间花了两个月，值得不值得呢？我看是很值得的。因为两个月绝对培养不出一个干部来，花两个月挽回一个干部再值得没有了。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男一女，有人告发他们，说男的是托派特委委员，女的是托派分子。他们到这里来读书，要求进党校，进训练班，便来找我想法子，但是人家已经控告了他们，于是我就照实告诉他们：有人说你们是托派，这年青的一男一女听了我的话，马上就惊异得哭起来了。我便保证替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来的时候一跳一蹦的非常活泼，走的时候都哭了回去。后来只花了两个星期工夫，查清他们不是托派，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很值得吗？
有的同志常常怕连累自己，不敢正确地替别的同志做证明人，所以领导人遇到这类政治历史问题，更要慎重办理，否则有些人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使被嫌疑的同志冤沉大海，这实际上是损害党的事业。这一点，无论是领导党的工作，领导军队，都要十分注意。
同志们！做父母的爱护他们的子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共产党爱护党员也并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任何一个人犯了错误，都应该帮助他纠正。如果他犯过的错误非常严重，甚至是很大的罪过，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看他过去有没有功，如果有功，就要把他功过比较一下。再作处理。如果一个人从前犯了错误，现在还在犯错误，这样的人，经过批评，只要赶快觉悟，下一个决心，回头是岸，将来能够转变得好，也还可以将功赎罪的。我们共产党是讲公道的。犯了错误只要自己觉悟，只要能够切实改正，在革命队伍里就应该允许人家继续革命。今天犯了错误，以前的功劳可以拿来相抵；若是今天有错，以前也有错，可以将来赎罪。我们共产党要尽最大努力把有错误的人挽救回来，因为这样做对于革命有利。
四、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只说他的好处。如果对于下面干部只说他好，掩饰他的缺点，以致养成他自高自大，工作不求实际，这样只会害干部，而不是帮助干部。
干部中间也有些人很喜欢别人说他的好话，说他好就感到舒服，不然他就生气，很不乐意。其实光说好话的人都是拍马屁的，拍马屁决不是件好事；不客气批评别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够得上是革命同志。有些干部常常不了解这一点。俗话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每个同志都要注意这一点。
总结起来，爱护人很重要。凡是提拔干部，得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既提拔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当牵涉到一个干部政治生命问题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地处理。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的爱护人。
我就讲这些。但是有两点必须申明：第一，同志们不要引起这种感觉，以为革命纪律这东西也可以不要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一个革命的队伍必须有铁的纪律，来保障完成革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如果没有铁的纪律，也就不会存在，不可能发展到现在这样。革命的纪律一定要遵守，希望同志们不要违犯革命的纪律，我这篇讲演不能帮助那些违犯纪律的人。第二，有的同志过去受了什么冤屈、处罚，不要使用我这篇讲演来打反攻战，今天乘机来反攻、报复，这样就不好。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谁能够不做一点错事？只要改正了，就算很好。同志们的气量要大些。
我的讲演完了。注释：
1 见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页）。
2 这里所说的陕北根据地，即陕甘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北部和甘肃东北部地区。1932年至1934年间，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先后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和第27军，开辟了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7月在粉碎了陕、甘、宁、晋四省敌人“围剿”之后，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同年9月，红26、27军与由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突围到达陕北的红25军会合，组成红15军团。这时，根据地发展到近20个县，90多万人口，成为中央红军和二、四方面军长征的落脚点。
3 吴佩孚（1874—1939），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1918年一度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南北议和。五四运动爆发后，以“爱国军人”姿态，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支持曹锟控制北京政府。1923年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败。1926年又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同年在湖北被北伐军打垮，后逃至四川。1939年死于北平。
4 国家主义是以抽象的国家概念来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盛行于十九世纪的欧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一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也曾鼓吹国家主义，当时被称为国家主义派。由于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曾经一度蒙蔽过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向导》和《中国青年》为主要阵地，对国家主义派散布的谬论进行了批判，把真正爱国的青年争取了过来。
5 三民主义即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旧三民主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1924年1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6 本书中的中央苏区、中心苏区、江西苏区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
7 毛泽覃（1905—1935），湖南湘潭人。192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历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中心县委书记、红军独立师师长、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闽粤赣军区司令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4月在江西瑞金与敌作战中英勇牺牲。
8 芦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芦沟桥距北京城10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9 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到陕北后称为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
10 陕公即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1937年9月在延安成立。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给以短期的革命教育。1939年，陕公的一部分并入华北联合大学；一部分仍留延安，1941年并入延安大学。
11 鲁艺即鲁迅艺术文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文艺工作干部的学校。1938年4月在延安成立。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迁往东北。
12 这里所说的党校，指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对领导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校。前身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3年3月13日在江西瑞金成立。长征以后，1935年冬在陕北瓦窑堡复校，改称中央党校。1937年初迁到延安。
13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且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
14 红枪会是带有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组织。起源于山东，渐流行于河南、陕西以及其他许多省份，因以红缨枪为武器，所以有这个称呼。中国共产党对红枪会的政策是启发和帮助他们，使之成为革命的力量，免遭军阀、土豪的利用。
15 哥老会是民间的秘密团体。成员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退伍军人和游民，也掺杂有地主分子。辛亥革命时期，接受革命党人的影响和领导，多次参加武装起义。
16 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和农家。三教九流后来泛指宗教和学术的各种流派，旧社会中也用来泛称江湖上各种各样的人。
17 托派是托洛茨基派的简称，原为联共（布）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列宁主义的一个政治派别。这里指中国的托派。1927年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从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1929年11月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结合，于1931年5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陈独秀被推为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逮捕，这个组织遂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仍然继续进行活动。
＊ 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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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振国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