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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永南转达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邀请
胡耀邦今年将访问朝鲜
他说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正在稳固发展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今天表示，他已愉快地接受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同志的邀请，将在今年适当的时候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商定。
胡耀邦是今天中午在中南海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金永南时表示接受这一邀请的。
金永南在会见时正式转达了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邀请，胡耀邦对此深表谢意。
胡耀邦说，我访问朝鲜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中朝友谊，并向朝鲜人民学习。他说，目前，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正在稳固地向前发展，这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会见后，胡耀邦设午宴招待金永南等朝鲜贵宾。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中联部部长钱李仁、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中国驻朝鲜大使宗克文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朝鲜驻华大使申仁夏也应邀出席。
金永南一行已结束了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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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解决中国革命若干重要问题的历史文献
《陈云文选》出版
《文选》收入陈云同志1926至1949年的45篇重要著作，对发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对当前整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在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指导下，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参加审核和校阅的《陈云文选》（1926—1949年），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从本月15日起将陆续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陈云文选》将分为三卷出版。现在出版的这一卷，共21．8万字，收入了陈云同志从1926年7月至1949年1月的45篇重要著作。这是陈云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著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其中有30篇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这些著作的内容，涉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白区工作、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群众工作、革命根据地建设、经济工作以及工作方法等方面，而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是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部分。如：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问题，关于加强党支部建设的问题，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问题，关于加强党内教育、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问题，关于了解干部、使用干部、爱护干部和加强干部团结的问题，关于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认真做好群众工作的问题，关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学会领导艺术的问题，等等，会给读者尤其是党员同志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收入这卷文选的著作，是陈云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具体解决中国革命中若干重要问题的历史文献，反映了陈云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这卷文选的出版，对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学习和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发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整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附图片）
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同志在延安。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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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云文选》梗概
《文选》是陈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著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内容很丰富，涉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白区工作、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群众工作、革命根据地建设、经济工作以及工作方法等方面，而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占有突出的地位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陈云文选》梗概。在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指导下，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参加审核和校阅的《陈云文选》（1926—1949年），收入了陈云同志自1926年7月至1949年1月的重要著作共45篇，其中有30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选内容很丰富，涉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白区工作、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群众工作、革命根据地建设、经济工作以及工作方法等方面，而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占有突出的地位。文选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过陈云同志的校阅。
下面，按照历史时期，对这本文选的主要篇目作一简要介绍。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从1925年到1932年，陈云同志在上海和江苏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担任过中共淞浦特委负责人、江苏省委委员、农委书记和上海闸北、法南区委书记等职。从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起，他先后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年1月，陈云同志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主要负责工会工作和白区工作，担任过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和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陈云同志坚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为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文选》收入这一时期的著作8篇。
《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写于1926年7月。文章着重总结了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广大的同盟军是农民这个中国民主革命中最主要的问题。文章说，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占全国人口80％强的农民，是民族运动中唯一大主力。农民不参加运动，中国革命鲜有希望。文章还说，如何把成千成万的农民组织起来，如何训练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这是急迫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只看见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而看不见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一种是只看见工人同样看不见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在此情况下，陈云同志的这些见解，是十分可贵的。
《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是陈云同志1929年11月在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的报告。报告根据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党领导江苏农村斗争的任务和策略，特别强调了加紧武装农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问题。
《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写于1933年4月。当时，苏区党和工会对工人经济斗争的领导，存在着某些右的错误倾向，但主要是“左”的错误倾向。他们完全脱离苏区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机械地照搬只能适用于大城市的斗争内容和方式。文章列举大量事实，指出工人经济斗争中“左”的错误领导，是破坏苏区经济发展，破坏工农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文章还强调指出，党和工会对工人经济斗争的领导，不能不顾实际情况，千篇一律地抄录劳动法，也不能满足于形式上召集了几次群众会议和群众已经举手通过。为了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同年6月陈云同志到福建汀州（今长汀）考察。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领导当地工人与雇主订立了符合实际情况的劳动合同。《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一文，详细记录了这次考察的情形。
《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写于1933年7月。文章具体分析了农业工人工会一位巡视员，由于领导方式呆板，不会具体活泼地领导，以致工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事例，指出有了正确的决议案还不够，要把正确的决议运用到群众中去，成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还必须经过一种灵巧的工作方法和艺术的领导方式。文章还指出，领导的艺术在于了解群众的心理，善于找到提高群众积极性的环子，并抓住这个环子来推动全盘工作。
《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是陈云同志1934年6月为中共中央编印的一本学习材料所写的前言。当时，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白区工作遭受严重损失。为了重新建立白区工作，陈云同志强调指出，秘密工作最重要的条件是深入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和保护。文章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领导群众斗争，不在于口号提得多，提得高，而在于每个口号为当时当地群众所能接受，并立刻起来斗争。同时，要估计到斗争胜利的可能性。在斗争过程中，要不放松每个机会去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和政治觉悟，使群众去为更高的口号而斗争。
《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写于1934年
9月。当时，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进行了将近一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使红军屡战不胜，陷于被动。陈云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没有开展起来的原因，提出了如何改进的意见。他鲜明地指出，要使一切党的组织了解游击战争的重要，了解发展游击战争是现时党的第一等任务，是主力红军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文章还批评了把中央苏区所用的发动群众的方法一成不变地拿到游击区域去的做法，指出必须善于采取适合于当时当地环境的工作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
从1937年冬起，陈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间长达7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用了很大精力研究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的问题，发表过许多重要的论述。这些论述，对于建设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起了重大的作用。文选收入这一时期的著作26篇。
《论干部政策》是陈云同志1938年9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这是一篇关于党的干部政策的重要历史文献。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有计划地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是极为迫切的任务。陈云同志的这篇讲演，从了解干部、使用干部、爱护干部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党的干部政策。陈云同志提倡全面地、历史地了解干部，正确地看待干部的长处和短处，并且强调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陈云同志指出，共产党是先锋队，要领导广大的后备军，要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它周围必然是复杂的。所以，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才能成大事业。陈云同志还指出，领导者要用人用得好，就是要使下级干部敢说话、敢做事，并且要多方面爱护干部，包括帮助、支持和教育干部，很郑重很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干部存在的问题，对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等等。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写于1939年5月。文章抓住刘力功违犯党的纪律、又不接受党的教育这一典型，论述了在党内尤其是新党员中加强纪律教育的重要性。文章指出：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遵守纪律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遵守纪律首先要从自己做起，要与党内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但尤贵于与自己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在这篇文章里，陈云同志还提出了需要用极大的注意力，加强新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教育和锻炼的问题。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写于1939年5月。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越来越大，大批革命分子要求入党。为了正确地指导大量发展党员和大力加强党员教育的工作，陈云同志在这篇文章里，根据党的性质和任务，明确地把共产党员的标准概括为六条：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第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第五，群众模范；第六，学习。陈云同志指出，只有具备了以上这些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才不致玷污了这伟大而光荣的党员的称号。文章还从我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实际情况出发，详细地分析了党员的成分，既反对了关门主义，也反对了迁就主义。这篇文章，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列为必须学习的文件之一。
《党的支部》写于1939年6月。文章论述了支部的重要性、支部的基本任务以及上级党部如何领导支部的问题。文章指出，支部是党的最下层的组织，也是党的最基本的组织。党的一切口号、主张、政策，要依靠支部才能具体深入到群众中去。因此，支部不但要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核心堡垒的姿式，而且要在实质上真正能起核心堡垒的作用。
《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写于1939年9月。文章根据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着重指出，在教育党员，清除坏人，巩固党的内部的时候，应该同时加强群众工作，推动党员到群众工作中去锻炼，密切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党组织的巩固程度的标准之一。文章还指出，如果我们在巩固党的时期内，把整理党的内部与加紧支部周围的群众工作联系起来，那末，不仅党的组织可以巩固，而且群众工作也会大大深入。两者相互配合的结果，会使整个工作向前推进。
《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写于1939年11月。文章指出，要使抗战前进一步，要使我们党的工作前进一步，问题的根本，在于开展群众工作。如果不把这一环抓住，便无法坚持抗日根据地，无法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文章还指出，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要充分发动群众，必须改善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如果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不为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置群众的痛痒于不顾，要群众热烈地起来与党与政府与军队一道艰苦奋斗，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把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列入地方党部的经常议事日程。而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因为只有群众才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有在群众中才能讨论出在当时当地解决问题最适当的办法。
《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是陈云同志1939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讲话指出，建立军队、建立党、开展群众工作是创建革命根据地一定要经过的不能截然分开的三个阶段。如果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做不好，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也就不能存在。讲话指出，我们党是有政权的党，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讲话指出，农民的一些问题，在我们有的同志看来是很小的事情，可是在农民自己看来却是很大的事情。我们不仅要帮助群众解决大的问题，也要帮助群众解决小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好，群众就会更加信仰我们党，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会越来越高。讲话还提出了在开展群众工作中，要启发和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引导他们为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而斗争的问题。
《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是陈云同志1939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讲话论述了关于提高老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提拔新干部和加强新老干部团结、干部中间的思想斗争以及纯洁干部队伍等方面的问题。在讲到思想斗争问题时，陈云同志指出，我们既不主张乱斗，也不允许无原则的和平，更不允许相互包庇，而是主张在原则问题上进行必要的斗争。党内斗争主要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采取客观态度，要先从领导做起。陈云同志特别着重地指出，领导着政权和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党员违犯了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不满。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
《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写于1939年12月。文章指出，以为只要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就算尽了对党的全部责任，这种想法是不全面的。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陈云同志1940年3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的讲话要点。这篇讲话全面论述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特别强调纪律：一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联合起来进攻革命，力量异常强大；二是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新党员中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缺乏严格遵守纪律的习惯；三是有铁的纪律的党，才能建立有铁的纪律的军队；四是中国革命处在统一战线时期，资产阶级会从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向无产阶级进攻。讲话还指出：纪律是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统一的重要武器；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遵守纪律是自觉的，又是强制的；强调纪律并不妨碍党员、党组织应有的权利。
《党员对党要忠实》写于1940年。文章指出，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政党，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言行一致。因此，在共产党内不允许有言行不一致的党员，不允许任何党员对党讲一句假话。
《巩固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的秘密组织》写于1940年10月。文章指出，巩固党的秘密组织的最重要的工作，是肃清内奸和防止内奸，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把严密党的内部与开展党外群众工作联系起来。文章还提出了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的方针。并且指出，提高质量不仅仅是洗刷落后分子，还必须加强党内教育。这虽然不是党员数量上的发展，但这种质量上的提高，远胜于数量上的发展。
《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是陈云同志1940年11月写的一份讲话提纲。提纲全面论述了干部的重要作用、挑选干部的标准、了解干部和审查干部、提拔干部、使用干部、教育和培养干部、纠正干部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加强党内干部的团结、加强同非党干部的团结、建立和健全管理干部的组织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这是一篇关于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
《学会领导方法》是陈云同志1940年12月写的一份发言提纲。提纲把辩证唯物主义具体运用于领导方法，强调领导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到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提纲指出：领导工作既要正确了解政治路线，又要切实了解具体情况；领导机关决定的计划，既要适合于路线，又要适合于客观情况，客观情况是基本的；检查工作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考察、补充和修正决议。提纲主张领导机关要区分命令和建议，并且指出，必须有命令，但在某些问题上要有弹性，允许下级根据实际情况处置。提纲还指出，工作要一件一件来，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
《大后方党组织的彻底改组和扩大党外的活动》是陈云同志1941年12月为中共中央写的一个决定草案。这个决定草案进一步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白区工作失败的教训，并且根据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条件，提出了大后方党组织的基本任务、组织形式、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彻底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孤立自己的关门主义和暴露自己的盲动主义。《改进大后方秘密党的工作》一文，是对上述决定草案所作的详细说明。这两篇文章，把唯物辩证法具体运用于当时党的地下工作，正确地指导了这一斗争。
《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写于1941年12月。文章针对当时党内在团结非党干部方面存在的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提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的具体办法。文章指出，团结于党周围的非党干部是社会各阶层的进步分子，是党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不反映党外人士的意见，党的政策就不会完全正确。不经过党外人士的传布，党的政策就不能深入群众。没有党外人士的同情和合作，革命胜利就不可能。文章强调指出，脱离党外人士的“洁身自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礼贤下士、尊敬贤能是共产党员应有的风度。
《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是陈云同志1942年10月写的在延安军事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提纲对各类干部的优点、缺点以及当时存在的思想问题，逐一作了分析，并且提出了要求和希望。这对于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是陈云同志1943年3月在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讲话中肯地批评了在一部分文艺工作者中存在的“特殊”和“自大”两个倾向。讲话指出，我们党是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不是“各界联合会”。党员的分工，不能作为特殊化的根据。一个共产党员，按照分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他尽了份内应尽的责任，丝毫值不得骄傲。如果工作做得不好，就是失职，就是不及格，就应该进行自我批评。陈云同志在谈到文艺工作者要不要学习政治这个问题时指出，学习政治不但于创作有好处，于作家为人也有好处，所以大家要努力注意学习政治。
《怎样做好财政工作》是陈云同志1945年2月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工作检讨会上的讲话。当时他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他在这次讲话中，明确地提出财政工作的方针，应该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讲话还提出做好财政工作，应该注意的三个问题：一是既要解决问题，又不浪费。所谓不浪费，就是用钱要节省，要适当。钱要用在刀口上，不要用在刀背上。二是力量要集中，不要分散。并且要留有后备，以备救急。三是要用民主协商的办法，在收支关系上，求得思想一致。
《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陈云同志194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一部分。他在发言中批评了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阐述了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功劳和错误的问题。他指出，假如你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头一条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所以，有了功劳，一点也不能骄傲。他还指出，有错误当然不好，但只要态度正确，也不要紧。假如你有错误，人家讲了，就请教请教，纠正一番。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有的时候你愈要面子，将来就愈要丢脸。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陈云同志赴东北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南满分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等职，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解放全东北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陈云同志还参加了对全国职工运动的领导工作。1948年10月，他当选为全国总工会主席。文选收入这一时期的著作11篇。
《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是陈云同志1945年11月主持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央的一份电报。电报根据当时东北敌强我弱的形势，提出东北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而是应该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把主力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扫荡土匪，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包围并各个歼灭大城市之敌，取得全局的优势。在这份电报中，还预见到东北斗争的艰苦性，提出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东北的想法，同时，应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
《东北的形势和任务》是陈云同志1946年7月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一个决议，简称“七七决议”。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决议针对当时干部中许多人不认识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以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强调城市轻视农村的观点，是与事实和要求不相符的。决议还指出，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因此，要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作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这个决议，坚持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澄清了干部中的混乱思想，明确了斗争任务，为迅速扭转当时东北面临的敌强我弱的困难局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一文，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会议上传达“七七决议”精神的报告要点。
《健全党内生活》是陈云同志1947年4月写的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提纲的一部分。提纲针对当时辽东党内存在着组织生活不健全的状态，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是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二是党内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三是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但又必须有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提纲指出，“大广播”比“小广播”好，正面讲比背后讲好，是否是事实，一见面，就清楚了。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遵守纪律的重要，恰恰是在自己意见不被通过的时候，或者是有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是陈云同志1948年8月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一个决定。决定分析了当时新接收的公营企业中的工人和职员的情况，提出了首先发动工人、同时又团结改造职员的方针。为了正确处理工人与职员之间的关系，决定提出了两条原则：第一，工人是企业中基本的生产力量，但职员也是企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为了提高生产，改造企业，必须使体力劳动的工人与脑力劳动的职员合作，并发扬两者的劳动热情和工作积极性。第二，必须根据日寇、国民党统治时期企业内各种职员与工人之间关系的不同，恰如其分地解决存在的矛盾，既提高工人觉悟和劳动热忱，又团结改造职员，达到员工团结、员工互助的目的。
《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是陈云同志1948年8月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这个报告提出了全国工人阶级要紧密团结全国人民，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迅速实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为了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满足人民的需要，报告特别指出，在解放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已经提到了重要的地位。报告还指出，在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中，要加强计划性，首先公营企业都要经过调查研究和全盘筹划，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生产；军火工业、重工业、轻工业各搞多少，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改善经营管理，主要是贯彻企业化原则和实行管理民主化。报告强调，我们干革命是内行，但办工厂是外行，要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
《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发表于1949年1月。这篇讲话提出，应该从解决当时工人群众关心的改善生活的问题着手，把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大家挑起担子，忍受暂时困难，共同把生产搞好，积极支援前线，彻底消灭反动派，建设幸福的将来这个大局上来。讲话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群众路线。
收入文选的这些著作，是陈云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具体解决中国革命中的若干重要问题的历史文献。从这本文选中可以看出，陈云同志在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对于他所负责的工作，都努力按照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切实、正确、有效的方针和政策，并且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本文选也反映出，陈云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毫无疑问，这本文选的出版，不仅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整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附图片）
《陈云文选》书影。 新华社发
1951年3月，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
陈云同志 1961年在河北省龙烟铁矿参观。
1982年，陈云同志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黄克诚（右）、常务书记王鹤寿一起交谈。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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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目录
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1926年7月）
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1929年11月24日）
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1933年4月25日）
怎样订立劳动合同（1933年7月2日）
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1933年7月5日）
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1934年6月7日）
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1934年9月14日）
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1936年10月1日）
论干部政策（1938年9月）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1939年5月23日）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939年5月30日）
党的支部（1939年6月10日）
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1939年9月18日）
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1939年11月3日）
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1939年12月10日）
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1939年12月10日）
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1939年12月）
论游击区的一个重要斗争形式——游击小组（1940年1月22日）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1940年3月19日）
党员对党要忠实（1940年）
巩固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的秘密组织（1940年10月1日）
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1940年11月29日）
学会领导方法（1940年12月23日）
关于党中央系统直辖各校学生使用原则的决定和通信（1941年2月13日、14日）
党员要积极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1941年5月1日）
大后方党组织的彻底改组和扩大党外的活动（1941年12月）
改进大后方秘密党的工作（1941年12月）
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1941年12月）
到什么地方学习（1942年3月24日）
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1942年10月7日）
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1943年3月10日）
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1944年12月3日）
怎样做好财政工作（1945年2月1日）
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1945年5月9日）
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年11月30日）
北满根据地建设的进展状况（1946年4月20日）
东北的形势和任务（1946年7月7日）
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1946年7月13日）
健全党内生活（1947年4月22日）
辽东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教训（1948年4月16日）
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1948年8月1日）
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1948年8月3日、4日）
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1948年8月）
接收沈阳的经验（1948年11月28日）
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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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叔弢逝世
在他患病期间，邓颖超曾委派孙起孟专程看望
新华社天津2月14日电 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叔弢因病于1984年2月14日凌晨在天津逝世，终年93岁。
周叔弢还是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他生于1891年，原籍安徽省东至县人。他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曾任天津市副市长等职。
在周叔弢患病期间，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曾委派全国政协常委孙起孟从北京专程来天津看望。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敬礼代表民建中央主席胡厥文和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前来探视。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再旺，市委书记、市长李瑞环，市委书记吴振、谭绍文，市政协主席陈冰等先后去医院探望。（附图片）
周叔弢同志遗像。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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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席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首届大会
黄华率人大代表团离京赴新德里
他在机场对记者说，会议讨论人口增长如何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将有助于促进亚洲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率领中国人大代表团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新德里，出席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首届大会。
黄华在机场对新华社记者说，这次我国人大代表同亚洲其他国家议员、国际组织、专家和关心人口问题的人士共聚一堂，讨论人口增长如何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将有助于促进亚洲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目前，亚洲多数国家面临人口自然增长率过高的问题。因此，各国议员如能积极推动、支持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适当措施，更好地协调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必将有利于亚洲各国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亚洲各国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也会对世界的人口趋势和经济形势产生良好的影响。
他希望亚洲国家的议员、政府和有关人口的组织及人口学者，就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和专门问题，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及学术交流。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先楚等到机场送行。
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萨仁山也到机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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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耀邦会见金永南。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