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为残疾人福利事业贡献我们的一切力量
——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邓朴方
同志们！我今天主要和大家谈谈我们基金会的事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什么条件及如何提高我们自己的问题。我的讲话是抛砖引玉，想使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以便集思广益，把中国残疾人福利事业推向前进。
基金会的事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
基金会的事业，简单来说就是为残疾人服务的事业，使残疾人在康复、学习、就业、生活、社交、婚姻等方面能够取得和健全人同等的机会，在社会上发挥自己的力量，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些是残疾人的要求，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我们的事业是社会主义的事业
人类历史的发展，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层比一层更高级，一层比一层更进步。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进步的社会。从世界范围看，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不是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而是由比较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下的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入侵以后逐渐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在社会主义建设开始时，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不是落后一点，而是落后得很多很多。在这个基础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课题。具体到我们残疾人的福利事业，就要考虑作为支撑点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要有一个现实的眼光。除此之外，还要看我们怎样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工作重心从盲目强调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建设的问题上，也从过去只讲生产不讲生活的片面观点转到了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转到了发展生产是为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轨道上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福利事业被提到更重要的地位，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福利事业是非常敏感、很引人注目的问题，人们往往从它的发展水平去看一个国家是先进还是落后。我们做得好，就能为社会主义增添光彩；做得不好，人们就会说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不好。所以，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认识，我们的工作有着很强的政治性。我们的工作虽然只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但确实是社会主义事业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许多同志到过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人家的残疾人穿得整齐，而我们中国的残疾人却穿得破破烂烂，拄着破拐，坐着手摇三轮。这就是一个社会形象问题。我们一定要树立坚定的信念，去改变这个形象。
但是，一个社会形象的形成不是完全凭我们的意愿所能决定的。譬如，我们要做事，但手里没有钱怎么办？我们想提高人们的觉悟，但旧的传统观念影响还很大怎么办？我们的经济力量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许多，我们国家还存在大量的封建意识，它的影响还很深。这就向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怎样战胜封建主义，怎样比过资本主义。我们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有很多党和团的基本群众，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就有一个战胜对手、提高自己的任务。这个任务相当艰巨，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努力。
这次我到香港去，人们看到中国成立了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认为中国对残疾人重视了，很高兴。当然，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没有宣传好。我这次就宣传宣传。我对香港人说，香港没有全面的社会保障，而大陆有公费医疗，政府对社会福利事业有一套全面的制度保障，虽然我们的水平不高，但有保证。这一点是站得住的，也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地方。香港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虽然比我们高，但从社会福利事业的总体来看，我们并不比他们差。这说明，我们社会主义是有希望的。我们刚刚起步，一旦我们迈开了步伐，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的。
二、我们的事业是人道主义的事业
我们讲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从历史来看，人道主义的实质内容古已有之。从原始社会抓来俘虏就杀到奴隶社会把俘虏当作牲畜使用，从奴隶社会把人当作牲畜使用到封建社会把人当作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劳动者使用，都是一个进步。资产阶级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把人从封建关系中解放出来，更是一个进步。在封建社会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首先提出的是人文主义，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这个人道主义对战胜神权、教权、封建主义具有非常强的革命性。这是资产阶级对人类的一个贡献。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道主义的作用有所不同，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用它作为麻痹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有其现实意义，即在人道主义的口号下，确确实实有一批真诚的人道主义者实践他们的理想，做了许多有益于人类的事。几百年来，资产阶级对人道主义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从孩子爱猫爱狗开始，到宣传爱人。爱人，在孔子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但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伦理道德，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是很广泛很深刻的。在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西方资产阶级的精神财富也没有真正地系统地进入，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存在的，不能忽视。但是同样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在我国，封建主义的影响更深更大。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起来，是更残酷的，非人道的，所以在对残疾人的看法上，中国的基础是比较落后的。我们一些顽劣的孩子见到残疾人一瘸一拐地在路上走，就跟在后面用砖头砍，要不就起哄。不只是孩子，甚至我们的一些干部也看不起残疾人。咱们基金会的一位领导同志调来的时候，一些朋友对他说：“你干什么不行，非到那里干什么？”很看不起我们这个工作。但是，和这个同志谈判的美国一个商人知道他要到基金会工作时，说这是一个高尚的职业。我们共产党一些有知识、懂政策的干部在这一点上还不如一个美国商人。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反映了我们社会人道主义的教育没有广泛深入人心。这说明了，人们头脑中的封建主义残余并没有被新的社会主义的觉悟所取代。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解放后对人道主义不正常的批判，对这种教育起了阻碍作用。事情很奇怪，我们共产党做了很多人道主义的好事情，而给人的形象却是不要人道主义。我们开始搞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不就是因为工人、农民受压迫、生活太苦了吗？不就是要使他们生活得更好吗？我们搞土改、搞合作化，使几亿农民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吃饱穿暖，这不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吗？虽然我们也讲革命的人道主义，但所指范围很窄。我们对人道主义的不正常的批判，在国际上和我们的工作中造成的影响是不好的。实际上，我们自己做了好事，却给自己脸上抹黑，把大旗让给别人去扛。
当然，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区别，或者说有本质区别。但是也有联系，有继承性。我们很多革命先驱，不就是由人道主义者进步成为共产主义者吗？列宁说：“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他还说：“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显而易见，人道主义的一些合理的部分我们也应当明确地继承下来。相反地，我们一些同志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往往不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上，而是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去批判的。即使口头不这样说，实际上也是受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文化大革命”搞的就是以“大民主”为先导的封建关系，是宗教狂热。大量的非人道的残酷行为就是在那时产生的。当时，大家却以为这是搞革命，是搞社会主义，实际上这和革命根本不相容，当然也绝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而是搞的封建主义。这是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
所以，我们这个事业作为人道主义的事业，就是要使人民群众生活得好，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都有所提高，使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特别是那些处于最困难地位的残疾人。这是我们基金会要做的事。我们不能总让人们说资本主义好，社会主义不好，要用实际行动证明共产党人是讲人道主义的，我们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我觉得，这就是最现实的人道主义。
此外，我们还有一个宣传和实践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问题。既然我们底子薄，那我们就更应该宣传，用这个武器反对封建主义。我们有很多为人民服务、舍己为人的战士，他们的行为是很高尚的。譬如说，一个人淹在水里了，我们的同志跳下去，牺牲了自己，救活了别人，这就是人道主义思想，也表现了这些同志的共产主义觉悟。希望大家都来宣传这个问题。
三、我们的事业是爱国主义的事业
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中，有很多可以引为自豪的东西。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几千年来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经过长期的封建社会，社会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近三四百年前，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生产力开始超过中国。1840年之后，中国开始了受屈辱的历史。这种屈辱一直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身上。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牢牢记在心里的。
现在，虽然已经解放三十五年，但我们很多地方还不如人家，例如社会福利事业的某些方面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如苏联。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能不能做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不是就比不上其他民族？我们有些人出国回来之后，说：“外国多好，我们中国有什么东西？”我本人就不服这个气。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奋、勇敢、有智慧的民族，我们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有能力用实际行动来为中华民族争这口气。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比别人有更坚强的毅力，付出更大的努力，进行更艰苦的奋斗。我们每个同志都要认真想一下这个问题，自己应当为中华民族做些什么。在社会福利事业方面，我们的差距是相当大的。这对于我们民族的形象有很大损害，因此我们的事业要始终以爱国主义精神来激励自己。我们大家心里装着我们的国家，装着中华民族，中国是有希望的。
四、我们的事业是改革的事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提出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正确方针。这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改革。不实行改革，社会主义就无法存在和发展。这个观点已逐渐为所有的中国人所接受。作为基金会来说，没有三中全会，就没有它的存在。按以前的政策，基金会是不会成立的。三十年前有个“救济总会”，后来还不是消失了。三中全会之后，我们认识到，解决人民生活的困难，光靠政府不能完全解决，不能把各方面都照顾到，也不能发挥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作用。基金会从萌发到成立，就贯穿了改革的思想，就是要动员社会力量，把残疾人的福利事业搞上去。因此，我们的事业是紧紧地和三中全会的精神联在一起的，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改革的形象。
此外，我们基金会的整个工作程序也和原来的群众团体不同，把基金会的工作做好，这本身就是改革。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考虑怎么走，使基金会的工作既有活力，又有秩序。我们每个工作人员都应该成为改革事业的一员，成为改革者。
总起来讲，我们基金会的事业是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人道主义的事业，是爱国主义的事业，又是改革的事业。这个事业值得我们付出自己的一切。
基金会的人员应当具备什么条件
我在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过：“我们基金会工作需要建设一支有觉悟、有干劲、有知识和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的队伍。”首先是有觉悟。就是要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有事业心。我们作事要热心、真心，对自己的工作和各种社会现象才能有所觉，再认真地有条理地想，才能有所悟，有了觉悟才能更加自觉地做事，而不是让别人催促着去做。其次是有干劲。同志们都很有干劲，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这股干劲。不只是一时有干劲，要长期有干劲；不只是顺利时有干劲，遇挫折时更应有干劲。第三是有知识。我们不仅需要大量的专家、教授、工程师和各方面的专业人员，而且每个人都要有知识。就目前来说，基金会的素质和知识水平（包括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还有待于提高。我曾劝许多同志要多读点书。书本里有知识，工作实践中也有知识。要使每个同志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就必须用知识来武装。须知，知识就是力量。第四是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要作到全心全意，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得1958年“大跃进”时，人们真是全心全意。当然那时路线不对。但就群众来讲，那种奋斗精神却是可贵的。残疾人是社会中最困难的人，他们需要我们的全力帮助。只有树立了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我们才能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这个要求比较高，但我相信大家是能向这个方面努力的。
除了这四点之外，我要特别强调几个问题。
一、要有献身精神。
不论是什么社会，具有献身精神的人都是该社会的强大支柱。古今中外，不论是神话传说还是真实的社会历史中，都有大量具有献身精神的志士。女娲补天力竭而死，就是为了造福人类。为了给人类寻找食物，发展农业，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西方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把火种盗给人间，而自己却被镣铐锁在高加索的山崖上，每天被鹰啄食他的肝脏。这些都是献身精神。历史上有献身精神的人更是多得不可胜数，尤其是在共产主义事业中，为人类解放事业献身，已成为每个革命者的义务。从对敌斗争的英勇牺牲，到和平时期的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无不体现了伟大的献身精神。这一切都应当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强调献身精神，是因为我们这个事业特别需要这种精神，需要我们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一意地为残疾人工作。我在康复中心讲过，资本主义国家受宗教宣传的修女都可以把自己的一生贡献出来，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比修女差吗？基督教的思想基础是原罪论，宣传人生下来就有罪。为了赎罪，要受神的召唤，神叫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唯心主义。而我们共产党人是搞唯物主义，为人类的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而献身。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与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我们应当具有这种精神。
二、要有科学性。
有了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的思想，还不能使我们的工作走上正常的、高效率的轨道，这里有个科学性问题。要讲科学性，首先就要讲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最具有科学精神的，就是不说假话，不凭主观意志办事，而是根据事实办事，根据客观规律办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的同志办每一件事，都要考虑方向及计划性、条理性，还要考虑周密的实施措施，这些都要求有科学性。科学性还包括科学的管理、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有了科学性，我们基金会每个同志的能力就会大幅度提高。
三、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
这在我们工作人员守则中已经写了，现在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全国人民和国外的人都在看着我们，看我们到底干什么，而且通过我们看我们的党。还因为社会福利事业本身，就应当具有高度的廉洁标准。香港宗教组织救世军的一个成员在弱智中心当院长，每月生活费两千港币，而副院长的薪金是一万多。这里面有基督教的献身精神，也有廉洁的一面。因而搞社会福利事业，为残疾人服务，被看成高尚的事业。搞救济、福利而谋私利，在封建社会都是不能允许的。大家都知道陈州放粮的故事，那是要杀头的。我们每个从事残疾人福利事业的同志应该自觉约束自己的行动，严格执行廉洁奉公的纪律。
当然，我们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还要讲原则，讲纪律，讲团结，讲谦虚谨慎。
对基金会工作人员的要求，我想到的就是这些。大家还可以再提。如果要求不是过高，那就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的工作人员守则是每个人必须做到的，希望大家遵守，没有打折扣的余地。
怎样提高我们的素质
我们的工作水平的提高，要靠提高我们每个工作人员的素质和工作能力。怎样提高？无非是两条，一条是学习，另一条是实践。首先，每个同志都应认真学习政治，学习政策，学习文化，提高自己的修养和专业水平，提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所以，我希望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都要多读点书。第二，要在工作实践中提高。如果我们注意这个问题，每做一件事都总结一下，就能提高；如果做完事就睡大觉，那一定不会提高。这就是主观努力不努力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在学习和工作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那就是我们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和残疾人保持密切的联系。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有意识地交一些残疾朋友，为他们服务，从他们中汲取精神营养。英雄安泰失去了大地母亲的支持，也就失去了力量的源泉。这点大家切切不可忘记。
我相信，大家经过努力，一定能取得长足进步。
（原载《三月风》杂志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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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蒙古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
中国蒙古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于1984年10月4日至10日在青岛召开。来自北京、新疆、内蒙古、青海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蒙古史专家、学者，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关于散居于中原各省和云南、四川、青海等地蒙古族的来源问题
对散居中原各省和西南地区的蒙古族研究，是以往蒙古史研究中未曾引起足够注意的问题。提交本届年会的有关对河南省境内四万余名蒙古族来源的调查文章，引起了充分讨论。同时，与会者还就现散居于云南、四川、青海、江苏、浙江、湖北和山东等地的蒙古族来源和他们的历史状况，进行了广泛探讨。一些同志认为：蒙古史研究的地域范围不能只限于北方地区。蒙古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曾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组织力量对散居全国各地的蒙古族历史状况进行调查研究，这对推动我国蒙古史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二、关于西蒙古史的研究
对西蒙古史的研究，也是我国蒙古史研究中近年发展的新课题，从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中俄关系史和清史研究的深入，逐渐发展成为蒙古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会议就西蒙古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专题学术交流。讨论中对清代前期准噶尔在西北地区建立的强大政权与当时畜牧业生产发展的关系；对清代西蒙古的畜牧业生产以“和屯”方式放牧的特点与漠南、漠北地区当时主要以迁徙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的对比，对卫拉特蒙古的族源，瓦剌与中原的政治、经济关系，卫拉特各部与清政府的关系，以及卫拉特法典、卫拉特蒙古的世谱等问题，广泛交流了各自不同的观点。
近年来，从新疆、青海等地挖掘、搜集到的《咱雅班第达传》、《内齐托音传》、《四卫拉特史》、《和鄂尔勒克历史》、《蒙古根源史》等托忒文、藏文资料，对推动西蒙古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大家认为，在继续深入挖掘、整理蒙文、托忒文、藏文等文献史料的同时，充分重视对外文著作、史料的翻译、出版，是推动西蒙古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环节。
三、关于清代蒙满贵族联盟的问题
围绕清代满蒙贵族联盟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有的同志在论文中提出：满蒙汉封建上层的“联盟”关系，是有清一代满族统治者为笼络蒙古贵族和汉族封建地主阶级，在处理民族关系中奉行不替的宗旨，也是清朝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长达二百六十七年统治中贯彻始终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有的同志认为：满蒙贵族的联盟关系是清代政治的特殊产物，清帝国的勃兴，得到了它的支持和推动，它的衰败和破裂，也加速了清帝国的崩溃和灭亡。还有的同志发表不同看法：认为是清帝国走向崩溃，才造成了满蒙贵族联盟的破裂。
四、关于蒙古社会经济和民族关系问题
对蒙古社会经济和民族关系的研究，是以往我国蒙古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这次学术交流中，对元代马业发展和马政制度的实施，明代蒙古社会经济状况等进行了讨论。通过对蒙古社会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具体分析研究，进一步揭示出蒙古族与中原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之间取长补短、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
此外，在这次会议，还就《元史》和《蒙古秘史》的研究，十三世纪大蒙古帝国对外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及蒙古军队的特点，对待降将的政策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新材料，引起与会代表的兴趣。
（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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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社会科学》即将创刊
吉林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将从1985年起，创办《青年社会科学》杂志（双月刊），主要选登研究生、大学生及各界青年撰写的社会科学研究论文，同时特约国内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撰文，介绍治学经验与方法。 （文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