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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壮士王范
惠浴宇
1967年1月11日,中国曾发生过什么事?这一天,林彪、“四人帮”反革命帮派,盗用党中央的名义,向他们在上海叫嚣夺权的爪牙们发出了“贺电”。神州大地,象是被注射了一针强烈的毒剂,整个儿颠狂了。这是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的盛大节日。盲目的人们,跃跃欲试地涌上街头,踌躇满志地自封为“革命派”、“最革命派”,通宵达旦地狂欢,敲锣打鼓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苦难和罪恶。口号震天的喧嚣,彩旗如潮地热闹,迷失了人的理智。一层红色的泡沫,掩盖着黑色的浊流到处泛滥。就在这一天的最后一分钟,南京东郊体育学院的院长室里,一位霜盖两鬓的老人,坐在沙发里,沉稳地举起手枪对准自己……
枪响了。他微微移动了一下,端端正正地坐好。
枪声何其尖利,似刀子戳着老同志们的心;枪声何其微弱,它很快就堙没在“夺权”、“反逆流”的叫嚣声中。谁能想象得到,这枪声蕴藏着何等丰富深刻的意义?它将在十多年后激起何等巨大的反响?
那年的1月底,我被“勒令”回到南京,不久就被“军管”了。造反派们开始一件一件数落我的“罪行”。忽然,他们命令我交待王范的问题。我说:“王范是好人。”“惠浴宇包庇大叛徒王范罪该万死!”批判骤然升温,斗争也连续加场,我又多了一条“罪名”。那时几乎所有各单位的正职干部都在打倒之列,他们何以对一个体委主任格外重视?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犯“包庇罪”。虱多不痒。斗吧,一斗二斗,我说:“王范是好人。”三斗四斗,我说:“王范是好人!”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王范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红十四军暴动;担任过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的地下党支部书记;组织过上海巡捕反日大示威;他曾在延安多年从事党中央负责同志的安全保卫工作;他曾在赤峰一带领导破获庞大的反革命网,歼敌特武装两个旅;他还曾执行过护送毛泽东同志进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光荣使命……不错,他是坐过牢,他出狱时王鹤寿、李克农同志给他做的结论是:“坚定、精干”,“表现坚决”。怎么成了大叛徒?对着我高喊打倒的娃娃们的母亲还没出嫁时,他王范早就是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了,他如果不是好人,天下还有好人吗?
造反派们开始启发我:“王范已经死了,你何苦陪他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我的心格登一下:王范死了?怎么死的?陶铸同志曾经夸他是一条“壮汉莽汉”。他虽然年逾花甲,但并无老态,也没听说他生过什么大病,说话走路却劲劲钢钢的,颇有龙马精神海鹤姿的气派。他还会几手拳脚功夫,当年他就是靠武艺混进巡捕房的。依他的身体,几十场斗还是挺得住的,怎么会死呢?
忽然我转起了一个恐怖的念头:一个多月前,我还在上海养病,他来看我,说起社会上发生武斗的情况。他骂了陈伯达,骂了江青、张春桥,骂来骂去不解气。我当时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只知道外面乱,也不知道乱到什么程度,只能说些空话,劝他冷静一点。他大概不满意了,恨恨地说:“我活到六十三,够了,真想跟他们拚!”我问:“跟谁拚?”他说:“谁敢碰我就跟谁拚!”他似乎要证明他的决心。捋起衣襟来给我看他腰间的宽皮带:“别看他们张牙舞爪,他们还真不是我的对手,我的皮带飞起来,眨眼工夫就能揍死两个,一命换两命,值得!”我的身体本来就虚弱,又劝不了他,话越说越多,甚感吃力。被他这么一吼,我急得直喘,只能不住地对他摆手。他要告辞让我休息,我示意爱人拉住他。他这样的情绪,谁知道会闯什么祸;毫无疑义,共产党员要随时准备以生命维护党的尊严,也要维护个人的尊严,他和我都很看不起那些在党内生活的软骨虫。但是总不能象拚命三郎那样去单打独斗吧,更何况人家挖好了陷阱等着你往里跳呢!
我如此着急,还因为知道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不象有的人发牢骚时可以骂得昏天黑地,似乎他的责任就是发牢骚骂人,并不会去做一点实在的事;更不象有的人尽可以摆出一副准备慷慨就义的姿态,掉转屁股又和造反派眉来眼去投其怀抱。王范豪爽梗直,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媚骨,他敢说就敢做,决不会苟安偷生。象这样生死攸关的话,他不是随便说说的。士可杀而不可辱,他是把人格看得比性命更重要的,除非革命需要他忍辱负重。我和他曾是同狱难友。我从苏州解到南京一年多后,他也被抓到这里。我和他刚认识不久,彼此都还不太熟悉,他就对我说:“我可受不了这种气,我们要组织暴动,和反动派拚!”他自以为在小声说话,其实周围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看守也不过离我们几步远。我听了吓了一跳:在反动派的统治中心南京,在国民党的中央监狱里暴动,岂非异想天开!我们入狱时党正处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我也曾大吵大闹过一番,慢慢地悟出了拚命并不是好办法。看到他几乎毫无顾忌地四处鼓动暴动,心想他真是一条粗汉啊!后来他在狱中党的负责人刘宁一等同志的帮助下,克服了盲动情绪,做了役工。他又要挑粪桶种菜,又要挑饭桶送饭。吃苦挨累且不说,还时时充满了危险。看守就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他给难友们暗中调剂日用品,给病号偷红烧肉,为各监房互通消息传递情报。在严密的监视下,他竟做得点水不漏,几年来没有出过什么事。我清楚地记得,西安事变的消息就是他告诉我的。是他,使我们在铁窗长夜之中看到了曙光。
王范看见我急得透不过气来,连忙说:“你放心,我的命还不至于这么不值钱,我不能象造反娃娃那么蠢,他们学坏了,但还不够死罪。”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他的眼神流露出痛苦和愤懑,同时也是严肃的、真诚的。我放心了,挥挥手向他告别。难道他这番话只是为了安慰一个病人?“一命换两命……”我不敢想象那种血淋淋的惨剧……我对造反派说:“不管活还是死,王范总归是好人,死,也是你们逼的。”
或许是造反派看我实在是冥顽不灵,实在是个花岗岩脑袋,只得向我泄漏了天机:“王范写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党中央的信,畏罪开枪自杀了,你还敢包庇他?”
我沉默了。不知从何时起,政治生活中多了一条“恶毒攻击”的罪名。这是罪中之王,无论是说一句实话或读错一个字,都可能戴上“恶攻”的帽子而罹难。“文革”中,这个罪名被广泛地应用,压制民主,镇压人民,栽赃构陷,请君入瓮,简直成了野心家们的新式武器。王范从来不“恶”,也从来不“毒”,我也根本不相信他好端端的会去“攻击”什么人。“文革”刚开始,江苏揪了个小“三家村”,各系统的负责人都集中在一起听“村长”的罪行。那时还不太兴搞株连那一套,“村长夫人”还得以与会。她往会场上一坐,周围的人都忙不及地走了个净光,竟空出了一二十个座位。王范和另一个女同志,堂而皇之地走去坐在她身边,并不时低声安慰她,引得一些人侧目而视,他王范却坦然自若。这只是一件小事,但也可以看出他的凛然正气、古道热肠,有的人就是在这样的小事上出丑现形的。
对大事,王范就更不肯马虎含糊了。他只知道忠于职守,说实话,办实事,不懂得左顾右盼,左右逢源。他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时,针对一次运动的扩大化倾向,在大会上明确指出:“你们不能象猫儿爪子就知道抓人。捕错了一个,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要连累全家。”他主持制定了几十条纠正扩大化倾向的措施,急令下属单位执行。结果,他被斥责为“严重右倾”,“下放”到一个公社去做党委副书记。公社书记才二十多岁,他们合作得很好。到了大炼钢铁时,他又一蹦多高,到处反映呼吁:叫农业公社去炼铁是错误的,指标根本完不成,必将造成严重的损失浪费……幸好大炼钢铁摊子收得快,否则,说不定还得把他再“下放”去做大队副支书呢。这次,只是把他调到江苏来任省体委主任,就算完事了。在说假话被誉为“紧跟高举”的年代,敢说真话的便都有了“恶攻”的嫌疑。王范这样的人,曾在血与火中为争取和保卫人民的利益出生入死,曾以专政的铁腕镇压过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对于敌人的卑鄙残忍,对于敌人的活动规律,他有很强的警惕性和很深的了解。长期的对敌斗争锻炼了他的应变能力,对突发的反党反人民的阴谋活动,他必然见义勇为,理直气壮地迅速反击。那种假中央名义发表的“贺电”之类的东西,可以欺骗一些人,可以吓唬一些人,却骗不了也吓不倒王范。他采取反击行动是理所当然的。
说王范“畏罪自杀”,我不信。无罪有功之人,畏从何来?但他究竟为什么要死呢?我猜来想去无法揣测。依他宁为玉碎、宁折不弯的钢性,是否一时冲动做了什么蠢事?或者仅仅是不甘忍受精神屈辱和肉体痛苦?……渐渐地自杀的人多了,我便也渐渐地麻木了。偶一念及他,哀痛之余,还会有一点淡淡的惋惜:活得很艰难时,选择死并不能证明自己的勇气。生,要生得有价值;死,也要死得有价值。这价值便是:为人民!日子长了,关于王范的事,传说很多,但需要认真动脑筋想一想的事越来越多,也就无暇去细想他了。
直到1978年,我负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他的遗书绝笔放到了我的面前。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读着读着,周身的热血奔涌向上,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从桌边抬了起来,我绕着房间踱了几十圈,总是难以平静。他的绝笔有三封,都很短:
“望你带了孩子长大成人,誓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彻底干净消灭救中国,我力尽致死为党尽忠。”(给爱人李仲培)
“我的斗争失败了,希你们继续努力。”(给体委全体同志)
“跟党走了四十一年没有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真正做到无亏于人民、无亏于党。现在通行着一条极端错误的路线,被坏人利用,我尽到最后的努力,洒尽我最后的热血为党尽忠。”(给党中央领导人)
言简意赅,句短心长。人人都说王范是条粗汉,他的绝笔却象不灭的火炬,闪现着真理的光辉。有的心肝肚肠九曲十八弯的人,反而精明过了头,干出了卖身投靠的勾当。可见得能否掌握真理,并不在于性格的粗和细,这里需要的是党性和良心。
我不禁为自己对王范的死做过种种不准确的揣测而汗颜,当五壮士从狼牙山的峭壁上纵身一跃时,谁能够责怪他们的轻生呢?
正是党内外一大批如王范这样杀身取义的志士仁人,以他们的生命,为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和成熟,做了养料和催化剂。
民心所向,历史必然。今天,人们可以痛快淋漓地大讲彻底否定“文革”了。我们怎能忘记,在1967年1月王范就用枪声否定了他所见到的“文革”!
这是何等的大智大勇啊!
千秋忠义,壮哉王范!


第5版()
专栏:

在彭总身边保健的日子里
张愈
1955年9月的一天,中央保健委员会负责人傅连暲同志找我谈话,通知我给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当保健医生。我一听,顿时心里就象敲小鼓似地咚咚跳起来。我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毛娃娃,去给威震中外的前志愿军司令员彭老总当保健医生,能行吗?但考虑到这是组织分配的工作,也不能推辞。傅连暲同志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彭总的健康情况。他说:彭总没有什么大病,但长期紧张艰苦的战争生活,还是给他留下了一些慢性病。比如:失眠、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神经性皮炎、肠功能紊乱、低血压等等。他一再叮嘱我说:“保健工作很艰巨、很重要,希望你一定要干好,保证好我们彭老总的身体健康。”
下午,我随傅连暲同志和彭总的老保健医生张福静同志一起乘车,前往中南海彭德怀同志的住处。当我们来到彭德怀同志的办公室时,首先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满墙的军事地图。彭德怀同志正在办公桌前,戴着老花镜,聚精会神地阅读文件。在这之前,我曾听人说过彭老总很厉害,搞不好会骂人。因此,我心里很紧张,很害怕,站在傅连暲同志身后,大气不敢出。彭老总见我们进来,立即取下眼镜站了起来。他那严肃的神态和标准的军人姿态,使我肃然起敬。他和我们一一握手。傅连暲同志把我介绍给彭总。这时我的心好象提到了嗓子眼,我生怕彭老总嫌我年青不满意。只见彭总略微打量了我一下,然后亲切地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哪个学校毕业的?多大年龄?我一见彭总那亲切面容和那和蔼的态度,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我知道不能多耽误首长时间,就用最简单的话,回答了彭总的询问。最后,彭总对我说:“我没有什么大病,有事我就叫你,没事你就不一定来了。”
后来,同志们告诉我,彭总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即使是身边工作人员,也不轻易麻烦。从此,我就留在了彭总的身边。
凡是熟悉彭总的人都知道,彭总严厉,主要是对一些领导干部。官越大,他越不客气;对我们这些下级,他一般是不发火的。那时中央保健局规定,保健医生每天都要看首长,了解首长的身体情况,但不是靠问,而是靠观查首长的饮食起居、精神状况等。每天,我到彭总身边,他不论多忙,总忘不了说一句:“你来了。”然后又去忙他的工作。
彭总在战争年代,由于长期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造成的失眠症很顽固,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而且常靠安眠药入睡。我就注意观察他有没有眼睑“卧蚕”(即眼睑下水肿)。一有“卧蚕”,我就知道他又没有睡好觉。于是,我就告诉警卫参谋景希珍同志,要注意督促彭总休息。
彭总一不爱看戏,二不爱看电影,而习惯于长时间地工作。看到彭总这样繁忙劳累,又不注意休息,我们很着急。所以每当看他坐的时间长了,我和小景就拉他出来活动活动,打打拳。所谓“打拳”,实际上就是伸伸胳膊,踢踢腿。
彭总貌似粗人,但心很细。记得我到彭总身边不久,就随彭总乘飞机南下,视察鹰厦铁路工程。乘的是苏联伊尔—14飞机,噪音比较大,起飞降落时,人的不适感很明显。我是第一次乘飞机,心中不免有些紧张。彭总看出来了,就对我说:“你把嘴张开,用两手堵住耳朵,这样就好得多。”我按着彭总的话做,果然好多了。
彭总的严厉,世人皆知。但他对士兵的慈爱,也是大家所公认的。一次,我随同彭总去海南岛榆林视察。彭总看到战士们战备训练搞得很好,很满意。吃饭的时候,彭总很高兴,吃得很多,还夸奖炊事员菜烧得好。可是,第二天,彭总突然不肯吃菜了。原来,彭总知道了当时部队蔬菜和水都奇缺,战士们常常几天吃不上一顿菜,有时喝水都困难。他的眉头蹙成了一个大疙瘩,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叫人马上把军长找来。军长来了,他当着众人的面,立即大骂起来:“把八千名士兵交给你,是要守住我们祖国南大门。士兵没有菜吃,没有水喝,身体垮了,怎么守。老百姓把子弟交给我们,让我们这样带啊?有什么困难不能想办法克服,你们还坐得住?”
为此,彭总专门召开了一次会,研究解决部队的吃水、吃菜问题。那几天,不管部队领导怎么劝说,彭总就是不肯吃菜。他说:“战士们没菜吃,我怎么吃得下啊。”
彭总信服中医,有病,总爱请中医看。当时,北京有个姓孙的老中医,用扎梅花针治疗神经衰弱。彭总就请孙老扎梅花针。几天以后,彭总对我说:“小张,你跟孙老学学,以后你就给我扎。不要老麻烦人家了。”我是学西医的,不大相信中医,就说:“这东西能行吗?”彭总立即很认真地说:“中医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医学,我们老祖宗的医学不能丢啊!”打那以后,我也学着用梅花针给彭老总治疗了。
除了梅花针外,彭总也喜欢用针灸治疗。有时工作晚了,他为了不麻烦我,就让他的夫人蒲安修同志或护士用艾条给他灸烤。
彭总虽然喜爱中医,但却从来不用那些名贵的补药。他常说:“用这些补药干什么?我身体好,不需要,浪费。”其实,他是怕国家多花钱。
五十年代的保健工作很严,保健医生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开的处方,都要经过傅连暲同志亲自过目签字,才能给首长用药。有一次,彭总晚上感冒了,我给他开了点治感冒的药,要去找傅连暲部长签字。彭总怕影响傅连暲同志休息,就对我说:“你不用让他批了,给我吃就是了。”“我不敢,明天傅部长知道要批评我的。”“他批评,就让他批评我好了,你们傅部长就是框框多,不要听他的,听我的。”
我当时考虑吃几片感冒药问题也不大,就给彭老总服了。
第二天,傅连暲同志知道了,把我找去,好批了一通,说我无组织无纪律。
我怀着满腹委屈,找到彭老总诉苦:“我说要挨批,你说听你的,我可倒了霉。”
“不要紧,不关你的事,我去跟他说。”
我知道这两个老战友,完全是出自互相关心才这样做的。
彭总每年深入部队、深入基层做调查研究工作。我每次随同彭总出差,按保健局规定还要兼做食品检验工作。彭总的所有饭菜,饭前、饭后都要留样检验。这些工作完全都是背着彭总进行的,他知道了不会同意。有一次,在一个单位,厨房地方很小。我不得已,在院子里摆了一张桌子,用带来的器皿进行食品检验。我正在专心致志地工作,彭老总散步碰上了,他一见坛坛罐罐摆了一桌子,就问我在干什么?我只好如实说了。他听了后立即说:“又是傅连暲叫你干的,这个傅连暲尽是些鬼名堂。”他叫我不要检验了,对我说:“他不相信群众,只相信自己。要相信群众嘛!”
我听彭老总骂傅连暲同志的时候最多,可他对傅连暲同志,也最关心。他几次和我谈到:傅连暲这个同志不简单,参加革命前是福建汀州医院院长。他参加革命时,正是革命最艰苦的时候。傅连暲抛弃了自己优越的地位、舒适的生活,关闭了自己的私人医院,带着大批医疗器材、药品,投奔了共产党。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整天为别人的身体操心,而他自己的身体却累垮了。后来,当彭总听我说,傅连暲同志患骨质增生,弯腰困难,卧车太小,上下车很不方便时,立即亲自批给了傅连暲同志一辆大的苏联吉姆车。
彭总出身苦,没读过多少书,对知识分子一向很尊重,很爱护。1955年,钱学森同志冲破重重障碍从美国回到祖国时,彭总听到消息很高兴。他不顾自己正住院治病,立即会见了钱学森教授,和他谈了很长时间。当时,陪同会见的有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同志。彭总就要他安排好钱学森同志的生活。彭总还多次向我讲,钱学森同志是个人才呀,是国家的宝贝!
有一次,我跟随彭总去视察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到了会场,我发现会议桌上摆满了糖果、烟。彭总一向最反对招待,我顿时有些紧张,担心彭总又要发脾气了,于是悄悄告诉工作人员,彭总不喜欢这个。这次参加会议的大都是有名望的专家教授。彭总说: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国宝”,今天要破这个例。
我为彭总做保健工作,业务上没有什么大事。彭总为了不使我的业务荒废,力主我去进修。他说:“你的知识学来不易,丢掉了可惜。我这里没有什么大事,你到医院去看病人吧。”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半天去首都医院查房看病人,半天在彭总身边做保健工作。
1959年庐山会议,我没有随彭总去,所以那里发生的一切,我当时都不知道。一天,保健局领导人找我谈话,说:“我们党内出了一件大事,就是你的病人,彭老总犯错误了……”我当时听了心中一沉,跟了彭老总这几年,我是深知彭总为人的,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坦率、耿直,肝胆照人,能犯什么错误呢?当时自己对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一下子也理解不了,纪律上也规定我们不能过问首长的事。因此,只能在内心里感到不安。那位领导人对我说,彭老总最近心情不好,要注意他的身体,药不能随便给了(指安眠药),每天给一次量。
我从保健局回到彭总的住处,看到彭总回来了,人瘦了,“卧蚕”非常明显,精神也不好。他坦率地对我说:“小张,我犯错误了。以后没有什么事了,你不用每天来了,谢谢你这几年对我的照顾。”
我说:“首长,我以后每天还来访视送药。”
“不用送了,把药留给有工作的同志吧。”
我心中一酸,赶紧走出了彭总的房间。以后,我依然每天去看望彭总,但药是按领导的规定给一次的量了。彭总似乎看出了什么,对我说:“小张!你放心,我不会自杀,也不会当反革命。”
后来,彭总主动要求搬出了中南海。搬家前,他把上级配发的所有家具、办公用品、衣物等统统上交了,只留下几件旧的黄军装,染成了黑色。以后就一直穿着这几件旧军装,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彭总搬到京郊吴家花园以后,领导上规定我每星期去那里巡诊一次。开始去的时候,我看他整天忙碌碌,在院子里开荒、种地,种小麦、菜,光着脚,淌着汗,不停地锄草、浇灌、上肥、捉虫。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种试验田,看看一亩地究竟能不能产万斤粮。开始,他很少和我们谈什么,以后时间长了,他的精神好一点,和我谈的话就多起来。“小张,你知道妇女病(子宫脱垂)是怎么引起的吗?”大多数妇女下水田劳动,营养差,休息不好,过重体力劳动造成的。“我到农村调查过,女人们很多有妇女病,男人们很多都浮肿。他们整天劳动还是吃不饱啊。”
“到处都在放卫星,亩产一万斤的,二万斤的,我不信。那么高产,怎么还吃不饱啊?”
“我花那么多力气,种了一分地,丰收了,才打九十多斤。亩产一万斤,怎么可能?”
有一次,他谈到有人逼他承认“军事俱乐部”时,非常生气地说:“什么军事俱乐部,我不懂,也根本没有。”
后来,我到彭总那里时看他常在读书。他说:“我没有学问,这几年不工作了,正好多读点书。”他还建议我读读《辩证法》、《平凡的真理》。他还对我说:“我不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学问大,中国革命胜利,多亏了毛主席……”以后,他又不停地写。据警卫参谋说,他是在给毛主席写信。
我到吴家花园,一般都是下午去。除了工作人员,一般人很少到那里。所以,我每次去,彭总都显得很高兴,还是那句老话“你来了”。然后,拿出糖果来招待我,和我一谈就是一个下午。我常在他那里吃了晚饭才回去。我知道彭老总在这里很寂寞,有个说话的人不容易,所以每次都听他把话讲完了才走。有时,彭老总要送我去公共汽车站。我不让他送,他执意要送,警卫人员就给他带上大口罩,围上一条长围巾,去送我。每当这个时候,我发现他心情是比较愉快的,一路上常给我介绍附近农村情况。
彭总去大西南时,我不在北京,没有给他送行。此后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直到1967年在海军大院的一次批斗会上,我才见到正在受批判的彭总。那天在批斗台上站了十几位挨批斗的老首长,都是将军以上的老干部。我站在台下人群中,看见彭总比过去老多了,也憔悴多了,心里一阵阵发痛。尽管这样,彭总依然腰板笔直,挺胸昂头。在那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的年月,我知道,彭总前面的路更难走了。等待着他的,也将是一场又一场更残酷的劫难。我在心里默默地呼唤,敬爱的彭总啊,请您多多保重身体,有机会,我还愿意为您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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