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改革的潮流与文艺批评的发展
谢昌余
同整个文艺界的形势一样，新时期，我们的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创作落后于生活，评论落后于创作”，又毕竟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怎样把我们的文艺批评进一步活跃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有一个新的发展？怎样提高我们文艺评论的理论水平，以适应各方面都在加速变化的时代要求呢？很值得我们思考。
改革是当前中国的大趋势。文艺要反映改革的大趋势，促进改革的大趋势，包括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在内的整个文艺自身，也面临着一个改革的大趋势。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应该在中国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科学的理论探索和文艺研究应当进一步活跃起来，这就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
我们觉得，面临改革的大趋势，文艺评论要有新的发展，就必须打开以往的狭隘的眼界。邓小平同志给景山学校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和理论研究，也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当今，随着世界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各民族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已经取代了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锁状态。每个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同世界的总格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过来又影响和改变着世界的总格局。孤立和封闭，只会使自己更加被动和落后。文学和文艺的发展，是植根于自己国家和民族土壤的。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离开自己国家的历史和现状，那是不可想象的。但中国特色，是在同世界的比较中显示出来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也是通过交流才愈见其光泽。没有广阔的视野，不能从比较中发现我们的优势和我们的差距，关起门来称老大，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要走向世界，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那是有困难的。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文艺的远景建设，除创作的繁荣而外，也有赖于理论的建树和思想的活跃。我们应该有当代的雄心和气魄，在同世界的交流和对比中，在国际性的批判性对话中，建立起自己的既能经受住实践检验又能经受住国际比较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
面临改革的大趋势，文艺评论要进一步活跃起来，我认为必须以开创者的胆略和改革家的勇气，开拓研究领域，革新研究方法。当代理论思维发展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各种学术思想频繁交流，各个学科部门相互渗透，跨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概念工具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和应用。恩格斯认为随着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大增强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各种理论学科不但研究的内容大大丰富，而且研究的方法不断更新，研究的领域无比广阔。被人们称为新兴科学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等，已经跨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界墙，进入了广泛的学科研究领域。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各种学科的最新成就和研究方法加以审慎的选择、利用和吸收，那将不但会开辟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解决许多复杂的现实问题，而且也会使马克思主义在实际斗争和运用中得到新的发展。有人以为，当代世界所兴起的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等新兴学科理论，多为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创立，因而谈不到什么吸收和利用。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吸收运用这些学科理论和方法，似乎会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抵牾。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且不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方法，本来就包含着丰富的系统论和信息论思想；就算这些新兴学科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产物，又怎么能成为我们拒绝吸收和利用的理由呢？列宁说，“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既然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吸收和改造了过去时代一切有价值的思想和文化成果，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继续发展需不需要吸收和改造当代人类一切有价值的科学和文化成果呢？我们承认不承认，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者之外的思想家和学者，是否也创造了一些有价值的精神和文化成果呢？既然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仅仅因为现代某些思想理论是出自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就拒绝加以吸收和利用呢？
文艺评论要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要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进一步活跃争鸣探讨的空气，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在这里，既要克服多年来所形成的“左”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又要敢于和善于对可能出现的其它错误倾向进行有说服力的批评和疏导工作。除此而外，对广大评论工作者来说，正确的思维方法，严肃的争鸣态度，认真的探讨精神和训练有素的学术修养，也是十分重要的。比如，为了活跃评论的空气，提高争鸣的水平，习惯于不同观点的争鸣，就应该成为一个评论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良好素质。我们有些作家和评论家，个人钻研和著述的劲头是很足的，但相互展开批评性的热烈对话和探讨则十分缺乏。有些人甚至反感批评，讨厌反驳，把理论和学术中必不可少的争论和辩论看作是危及自己学术生命的灾难。其实，理论受到反驳，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它至少从一个方面证明，这受到反驳的理论，是值得与之对话的理论。
真正有价值的批评和反驳，必须建立在对争论双方有充分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并且用自己的论点和论据去同对方进行富有实效的较量。在理论斗争中，优势地位不是来自理论以外的力量，而是依靠理论本身的正确、深刻。如果一种理论要靠自身以外的力量来维护它的优势地位，保障它免遭失败，那么，这不但说明不了它的优势，而恰好证明它的失败。当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一种思潮和学派而发展成为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时，当鲁迅以他的如椽之笔同黑暗腐朽势力展开所向披靡的战斗时，那些依靠自身以外的力量来维持地位的理论学说终于不得不纷纷宣告破产，不就是这种命运的写照吗？
树立马克思主义的良好学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使理论发展和前进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锋芒，甚至也不是为了进行自我辩护的，而是对人对己都持革命的辩证的批判态度。当代精神生活的发展过程，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不但在同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发挥作用，在同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辩论中发挥作用，而且也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论争中发挥作用，在对自己的审视和总结中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者个人不能保证自己没有片面性和不犯错误。我们的力量正在于能批判地对待自己，当着我们犯了错误的时候能够公开承认并修正错误。明知错误还要坚持，或者为了表示自己一贯正确而对别人的意见采取排斥性的拒绝态度，那又怎能推动理论的发展，怎样追求真理呢？因此，树立批判的风格，贯彻辩证的思维，对推动理论的活跃至为重要。批判的原则不仅要辩证地运用于批评对象，而且要有勇气运用于自身，并且把批判性的争论和对话看作是减少自己片面性的重要保证。
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中国的改革事业和改革实践正在扣击文艺和理论的大门，在我们无处不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新科目和新课题的现实面前，我们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应该有一个新的发展，也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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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
本报讯 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在上海举行。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产生于一千四百多年前我国齐梁时代的一部杰出的文艺理论批评著作。据日本学者考证，这部著作在公元七世纪左右就可能传到了日本。目前已译成多种文字。日本已出版了三种日译本，美国出版了一种英译本，法译本也即将出版，此外还有不少外文的选译本。日本有不少汉学家都从事《文心雕龙》的研究。《文心雕龙》的研究已被称为
“龙学”。近年来，中日学者就《文心雕龙》研究已经开始交流并派出代表团互访。这次学术讨论会共交来论文四十余篇，是一次更广泛的学术交流。
参加学术讨论会的学者指出，《文心雕龙》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也是人类的精神财富。日本代表团团长、八十高龄的九州大学教授目加田诚说：“五十年前在中国留学时，鲁迅先生对我说过，为什么不更多地理解中国呢？通过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和交流，我确实更多地理解中国了。”中国学者指出，日本学者在研究《文心雕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有突出的贡献，很值得我们学习。
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日本学者还有伊藤正文、古田敬一、小尾郊一、户田浩晓、冈村繁、竹田晃、兴膳宏教授和今浜通隆、安东谅、坂田新副教授等，中国学者周谷城、王元化、伍蠡甫、杨明照、王季思、饶宗颐（香港）、周振甫、徐中玉、王运熙教授等。美国、法国的学者及中国部分高等院校的教师列席了会议。讨论会是由教育部委托复旦大学主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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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诗意似春水
臧克家
晏明同志把今年初出版的两本诗集一齐送到我的眼前。朴素雅致的封面，充满诗意的名字，我心里有一种欣喜的感情。打开《故乡的栀子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开头一篇是《春之歌》。另一本诗，题名是《春天的竖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青春的大地，青春的祖国，晏明同志的这两本诗里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诗人抒发了青春的感情，对解放后祖国的河山唱出了优美的赞歌。
晏明同志把他诗集的大半篇幅让给了山水的描绘，风云的舒卷，爱情的歌唱。他头已半白而神爽体健，天南海北，游踪处处。去黄山，看云海；到漓江，挹春色；大海边，听潮音；赶歌墟，听恋歌；回故乡，抒情怀……他写风景的诗，大都短而精，小而美。对着眼前大好风光，诗人用眼观照，用心剪裁，好似一个园艺师，用艺术之手，艺术之心，培植成功精美的花卉盆景，干的曲直，枝的繁减，角度的正与斜，都是用审美观点做尺度的。一首风景诗，不是自然的模写，而是心灵的再创造。字句无多，而韵味丰足，明丽而又精炼。有的句子象古诗，有的句子象词，有的句子象民歌，汰繁杂，去一般，求精，追美，少量字行，付出了大量心血。
我喜欢这样有韵律、有情味、有美的内容与美的形式的诗。
在这两集诗中，除了览山川之胜、抒对祖国情思的作品之外，再就是写旧地重游、今昔对照的了。诗人回到了一别数十年的故乡，捧出了纯真至诚的赤子之心，倾出了对母亲的热爱之情。他深情地写了《老屋的夜》、《我家的菜园》、《元宵的夜》。月夜，炊烟，池塘，摇篮，连儿时和弟弟赏玩的小路旁边的小小蒲公英，也没忘记写上它一笔。这些情景，作者写来笔下有情，读者读来很受感动。
晏明同志在《春天的竖琴》的后记里说：“诗言志，抒情，是感情的抒发，美的创造”，他在追求诗的“内容美，形式美”。他以自己的作品证明，这种追求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读了他的这两本近作，使我想到1942年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我们在山城重庆以诗抒愤的种种景况。那时，我正中年，晏明是青年。他不但写诗，而且还创办了一个诗刊。当年的诗作，以及解放后头十七年所写的诗，时代感较强，艺术表现上可能不够成熟。于今年过六十，越写越精美，真是“老来渐于诗律细”了。记得“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人缄其口，笔结冰花。晏明同志熬过了严冬。春天到了，他的诗意似春水，内心充满了欢乐的柔情，心美，诗也美。可是，我觉得，柔美，在晏明同志的诗中表现突出，但大气磅礴，令人奋发的壮美之作，却太少了。每个诗人有自己的气质、情趣、艺术风格，不能使其弃此就彼，失其本色。但是，时代所呼唤、人民所迫切要求的是声调高昂的“大江东去”！希望诗人面对崭新的现实生活放声歌唱。愿与晏明老友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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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感录
“写中心”与“写人心”
杨志杰
生活中的强者向文苑中的强者提出挑战：问他们敢不敢用自己的力作去表现改革者的力作？许多作家坐不住了，迎上去了，写起来了，于是一篇篇激动人心的中短篇小说接踵问世：蒋子龙的《燕赵悲歌》、陈忠实的《初夏》、潮清的《单家桥的闲言碎语》、贾平凹的《九叶树》，及义夫的《花花牛》、徐朝夫的《夏天，桥堡来了个田老板》、石定的《牧歌》、尤凤伟的《望着田野》……还有不少反映改革的长篇。
这是不是象有的人所说的那样，有点儿“写中心”的味道呢？不！这些作品不是“写中心”而是“写人心”，是生活中那些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人物震动了作者的心，促使他们提起笔来去讴歌这些新人物的心！因为作者们从这些人物所从事的事业中看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社会的必然”。作家赵树理曾经说过：他写小说，都是和材料走得碰了头，想不拾也躲不开。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这位作家一直深入到人们心中，他的心和农民的心时时都在产生共鸣。当前，改革之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也吹进了每个人的心田，只要你投进生活的激流，同样也会和材料“碰头”！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当改革之风劲吹的时候，反映改革的文学，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有人乐观，认为春风送暖，能促进文艺百花的繁荣；有人忧虑，觉得闻风而动，会导致一哄而起的弊病。应当说，这两种意见各有各的道理。反映改革的作品，我们提倡多写，但是反对滥写。要做到“多”而不“滥”，就要划清“写中心”与“写人心”的界限。
“写中心”的口号出现于五十年代，在其影响下的确出现过一些图解政策、配合中心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这口号本身有片面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写中心”者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政策条文出发。一句话，违背了艺术规律。文艺固然能起到宣传的作用，但并非一切宣传全是文艺。“写中心”的口号虽然意在强调文艺的教育作用，“写中心”的作者虽然很想为具体的政策服务，但由于忽视了文艺本身的特点，其结果反而降低了作品的质量，当然也只能事与愿违。然而，说“写中心”的提法有片面性，并不等于说作家可以无视“中心”甚至离“中心”越远越好。实际上，世界上许多优秀乃至伟大的作品，都是因为迅速及时地反映了现实生活，都是由于作家真正深入到生活的“中心”，形象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而才能激动当时和后世的“人心”的。对于反映改革的文学作品，也应作如是观：只要深入生活，写不写“中心”都可能打动“人心”；如果脱离生活，专门写“中心”也不能打动“人心”。反之亦然：不写“中心”的作品未必高明，表现“中心”的作品未必粗浅，关键要看作家是否能钻进生活的深处，是否能在人物的心灵深处有所发现。
当然，我们提倡写改革，决不是重复“写中心”的口号，不是要求大家都来写改革。写改革，也应该是百花齐放、多种多样的。因为生活中的改革本来如此。这就为小说创作打开了广阔的道路。可以运用多种笔墨，写出多种色彩。可以是气吞山河，也可以象《九叶树》那样娓娓而谈；可以象《花花牛》那样，掀开生活的一角，通过三个农村妇女合作饲养奶牛走上致富之路，展示她们心灵的窗户；也可以象《初夏》那样，截取生活的一段，通过父子两代的矛盾冲突，表现农村改革的艰难曲折；还可以象《单家桥的闲言碎语》那样，摄取生活的一点，通过一个从冷冷清清变成车水马龙的山区小镇，提醒人们：在奔腾前进的改革洪流中，也有乘机泛起的沉渣……总之，只要你热爱生活，熟悉生活，写起改革来，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我们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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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追赶飞鸟的庄户人
——评话剧《女儿行》
林克欢
话说老世年间，有个穷庄稼汉，从财主家借了半袋高粱种。种了半个月后，二亩地只长了一棵高粱苗儿。原来黑心的财主把高粱种上锅炒过了，只有一粒掉在锅台上，没着锅。那穷汉子把一年的心思、一年的汗水都用在这一根苗上。当高粱长得粒粒玛瑙红、粗壮得使大锯的时候，半空中飞来一只大鸟，衔下高粱穗，大鸟飞呀飞，穷汉追呀追，追了七七四十九天……
这是三幕话剧《女儿行》（刘锦云、王梓夫编剧，金犁导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中薛老根给儿孙们所讲的故事。它形象生动地告诉人们，无论是严酷的处境，还是贫困的生活，都无法破坏农民对土地、对劳动的信念，无法抑制他们对理想的追求。追赶大鸟，就是追求幸福。
《女儿行》写出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但是，编导者没有把自己的任务局限于向观众介绍农村经济形势的好转，以及由穷变富的喜悦上，而是着力描绘饱经忧患的庄户人正在变化着的精神世界，他们那建立在劳动上所获得的自尊、胸怀和淳朴的人情，他们的追求、激情与思虑。戏剧倾其全力，表现三代农民各自不同的追求，以及彼此之间的矛盾。
大运河上善良、倔犟的老艄公薛老根，从河神庙拾来养女薛亚珍。解放后，日子过得舒心了，老根心中只有一桩心事，便是期望着拾妹子亚珍和他的儿子薛万堂的美满姻缘。不料万堂却爱上了与他一起演小戏儿的同村姑娘苏凤秋。薛老根认为儿子忤逆，一气之下跟拾妹子离乡别井，远走深山。二十多年后，亚珍的大学毕业的儿子海春，爱上了万堂在山村当民办教师的女儿二月。老根满心欢喜，想在这对小人的婚姻上了却自己这一生一世的心愿。没有想到，亚珍出面阻拦了这桩婚事。老根气愤生活又一次愚弄了他，他放声长号，“拾丫头，我的知冷知热、吃亏让人、有情有义的拾丫头，没啦……”在薛老根看来，重要的是在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中建立起来的情和义，要是把情、义、人心都放在秤盘上争斤掰两，就失掉了庄户人的本分。看着如今不乱了、不受穷了，然而人心却七裂八半，他喃喃自语，摇头叹息，“运河滩上的票子，就是没人深，把我老骨头埋起来，我也不闭眼哪”。
年轻、拧性的山姑娘二月，却把人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她心目中的大鸟，就是庄户人的尊严。当亚珍提出把她接到家里，豁出一年时间考大学，毕业后再完婚时，她沉静地反问：“我要是考不上呢？”二月是没住过高楼，没有毕业文凭，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村人，不过，“山姑娘也是人！容不得你们用一根橡皮尺子量来量去。”她不愿意拚死拚活地去争当高楼上人家的儿媳妇，也不愿跟着父亲回到风吹票子满地滚的运河滩，决心把感情倾注在山乡的教育事业上。
争强好胜的薛亚珍，一生也在追赶着她心目中的大鸟。她得知万堂与凤秋领了结婚证，不胜惊诧与怆然。从此，她远走他乡，争气去，要强去。三十年中，她从铁姑娘队队长当上公社的妇联主任；又在县城里当上了农工商联合公司的副经理。随着地位的改变，她的眼界宽了，不愿让孩子再在土里刨食儿。当她反驳众人的诘难时，不无道理地说：“你不愿意他离开这祖祖辈辈憋屈了多少年的山沟，去见一见山外的天地吗？”
三代庄户人各有自己不同的追求。他们的追求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似乎又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戏剧没有将生活简单化，也没有将人物绝对化，而是努力去揭示农村社会发展中不同层次复杂的思想矛盾，揭开了家庭、婚姻的这层纱幕。亚珍与老根、二月的矛盾与冲突，是离开了土地、开创出一番事业的农民与依恋故土、始终与土地相厮守的劳动者的矛盾。后者重义，前者重理，各有各的追求，又各有各的缺憾。
编导者是敏锐的。他们对庄户人的生活经验、社会心理和历史传统有着深刻的了解。在农村经济变革方兴未艾、新旧生活方式的交错与连接呈现十分生动的形态时，他们就提醒人们注意，在薛老根这老一辈农民轻财重义的道德基础中，蕴藏着宝贵、闪光的东西，这是任何经济变革都不应丢弃的精神财富。编导者以一种抒情的格调，努力挖掘农村的简朴生活与庄户人的淳朴性格中所饱含的诗情画意，思索着如何发扬并丰富我国人民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传统美德。但编者过于忧心忡忡了，对农村传统道德的变化忐忑不安，因而过分地苛责了薛亚珍。薛亚珍从一个半文盲的童养媳，成长为一位了解现代经济信息的公司副经理，不能不说是一种惊人的进步。这个从自己的经历中深知知识差距与城乡差别的母亲，干预儿子与山村姑娘的婚事，除了现实的考虑外，是否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呢？一味将亚珍当成无情无义的人加以贬斥，就略嫌偏颇了。
在经济改革与技术变革的巨大冲击下，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包括传统的伦理道德，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新的道德伦理观念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萌生出来，它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的精神解放，开辟了令人鼓舞的前景。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至于如何确认农村经济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历史合理性，如何处理好农村变革过程中创造性因素与破坏性因素的相互关系，如何继承我们民族传统道德中积极的一面而又扬弃其中的糟粕，这是现实生活摆在我们全体人民面前的严峻课题。我们应该积极地投身到变革现实的伟大斗争中去，深入地了解今天的社会变革，了解农民的行为和思想，与他们一起去追赶那展翅凌空的飞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