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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朽的民族英雄吉鸿昌
——纪念吉鸿昌烈士牺牲五十周年
胡华
今年11月24日，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不朽的民族英雄吉鸿昌同志壮烈殉难五十周年。
象许多老一代的革命家一样，吉鸿昌同志走过了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
1895年10月18日，吉鸿昌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吉茂松，在镇上开小茶馆，为人正直，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吉鸿昌六岁丧母，跟着父亲在茶馆打杂劳动。劳动之余，到本乡的私塾旁听，靠自学粗通文墨。十四岁，到首饰店、杂货行学徒。他身体结实，性格刚强，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
1913年8月，十八岁的吉鸿昌投冯玉祥第十四旅当兵。因他吃苦耐劳，智勇正直，被冯玉祥赏识，后来被提升为冯玉祥手枪队连长。1919年调任冯部工兵连连长。1921年，冯玉祥任第十一师师长，吉鸿昌被提升为营长。
1924年9月，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从热河前线倒戈回师北京，逮捕曹锟，直系败北；吉鸿昌奉命到北京南苑参加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都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长，不久，又任三十六旅旅长。十几年里，吉鸿昌虽不断升官，但他一直抱着“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志愿，并且认真遵守他父亲对他的嘱咐：“做官即不许发财”。他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钱，用在扶沟故乡及其他地方办学校和救济急难。他严以律己，也约束部队不许扰民，还让部队做些修桥铺路等利民的好事。
1925年，吉鸿昌在张家口结识了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开始学到了革命理论。
1926年9月，冯玉祥所部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革命。是年冬，吉鸿昌部三十六旅扩编为第十九师，吉鸿昌升任师长，属冯玉祥部国民联军第二方面军所辖。该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宣侠父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十九师工作，吉鸿昌对他们十分尊重，亲自和士兵一起听他们讲政治课，并向营以上军官讲话强调政治教育的重要。十九师参加了攻克咸阳、西安的战斗。
在陕西期间，吉鸿昌还结识了中共陕西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当时国民联军驻陕西总部政治部主任魏野畴同志。魏野畴又通过吉鸿昌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进部队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吉鸿昌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
国民联军沿陇海路东征，吉鸿昌率部相继攻占洛阳、巩县，接着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攻克河北的磁县。奉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吉鸿昌所部被称为国民联军中的“铁军”。
1927年6月，蒋冯徐州会议后，国民联军内部进行“清党”、“礼送”，大批共产党员被迫离开部队。吉鸿昌却在十九师暗中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
1928年秋，吉鸿昌被任命为十一师师长，率领十一师到甘肃，肃清了扰民的土匪部队马仲英部，他又吸收了不少原在十九师工作过的地下党员和部分进步学生。
1929年春天，吉鸿昌率部进入宁夏，冯玉祥委任他为宁夏省主席。他提出“开发大西北”的口号，自任开发大西北总指挥，决心为民兴利除弊。他在自己的像片上写下这样几句话：“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以此为座右铭。他推行回汉合作的民族政策。在部队中，吉鸿昌支持共产党员李子纯等开展工作，办图书馆、识字班，创办进步刊物《铁军》。
1930年春夏，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所部被调往前线，他的“化剑戟为农器，舍破坏而生产”，开发西北的愿望被打破了。军阀混战把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吉鸿昌内心痛苦万分。这场战争，冯玉祥的西北军溃败。是年冬，吉鸿昌所部被迫改编为第二十二路军。接着，被派往潢川进攻鄂豫皖苏区。
吉鸿昌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部队略一同红军接触，即遭挫折，于是他按兵不动。蒋介石派冷欣任二十二路军高级参谋，督促吉鸿昌“剿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也派刘仲华通过邓宝珊先生与吉鸿昌取得联系。吉鸿昌与鄂豫皖苏区领导人取得秘密联系后，吉部遂于1931年4月22日发动了一次对苏区的“进攻”，吉鸿昌率部从光山进入苏区，在苏区绕了一圈，5月5日回到潢川，向蒋介石打些假“捷报”。他并曾化装秘密进入鄂豫皖苏区观察，思想受到很大启发。回部队后，秘密策划起义参加红军。但此时他所部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已被冷欣收买，三十三师师长也动摇。蒋介石得到冷欣密报，急调汤恩伯、陈诚等部十几个师逼近吉部。8月，吉鸿昌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强令“出国考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鸿昌向蒋介石请缨杀敌未准。9月23日吉鸿昌怀着“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的决心，出国游历日本及欧美各国，考察各工业发达国家情况，想日后为开发大西北作借鉴。
1932年2月28日吉鸿昌回上海，著有《环球视察记》一书，抒发他忧国报国的激情。在上海找到曾在西北军工作过的共产党员浦化人同志，同党中央军委的代表见了面，回天津与党中央军委所属华北政治保卫局取得联系，按党的指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8月，吉鸿昌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策动旧部起义参加红军，蒋介石急令抓捕吉鸿昌，吉鸿昌带了三十师的一个团奔向苏区，遭敌阻击，只吉鸿昌等少数人突出重围，到苏区红安的长冲，与鄂豫皖苏区负责人沈泽民、徐海东、郑位三等见了面。徐海东向吉鸿昌建议：“你不如独树一帜，自己另干起来，我们可以南北呼应打击敌人，这样比起义的作用大。”吉鸿昌同意徐的主张，回天津向党组织汇报。1932年秋，吉鸿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成了共产主义战士。
1933年1月，中共张垣特委成立，吉鸿昌奉中共北方党组织之命，联络冯玉祥，筹组抗日同盟军。他毁家纾难，拿出六万元购置军火。5月26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发出通电，就任总司令，吉鸿昌为第二军军长，兼任察省警备司令和公安局长。共产党员宣侠父、许权中分别任第五师和第十八师师长，张克侠任干部学校校长。在第二师中，团以下干部大部分是共产党员。6月15日，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选出三十五人的军事委员会，由冯玉祥、吉鸿昌、宣侠父、方振武等十一人组成常委会。
此时中共张垣特委已改组为抗日同盟军“前委”。吉鸿昌主张尽快出兵察东抗日前线，收复失地。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北征收复察东失地。22日，吉鸿昌率部收复康保城，日伪军溃逃。7月1日，吉鸿昌率抗日同盟军冒雨攻占宝昌城日伪军主要阵地，许多伪军携械反正。抗日同盟军奋勇攻城，日伪军败退多伦，宝昌收复。抗日同盟军乘胜又收复沽源县。7月5日，吉鸿昌召开前线主要将领会议，决定分三路猛攻多伦城。7日发起总攻，日伪军用重炮、飞机轰炸顽抗，吉鸿昌亲率敢死队持大刀袒臂匍匐前进，冒弹雨三次爬城。后又暗派精兵入城，里应外合，用大刀肉搏拚杀，鏖战七天后，终于12日光复多伦城。察东四县光复，全国人心振奋。
抱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竟于此时命令何应钦率大军进攻察哈尔。吉鸿昌与各将领联名通电，谴责南京政府，表示：“誓以战士之碧血，渲染塞外之秋草……四省不复，此志不渝。”
南京政府派十六个整师进攻张家口。8月4日，冯玉祥将军被迫宣布下野。8月7日，中共前委开紧急会议，决定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从张家口撤到察北地区，并以吉鸿昌和方振武名义通电反对取消抗日同盟军。
8月8日，日伪军大举反扑多伦城，飞机猛炸多伦、沽源，我军伤亡多人。按前委意见，吉鸿昌率部撤出多伦。
24日，前委在张北县二泉井村召开军事会议，成立抗日同盟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吉鸿昌被选为常委，任军事总指挥。会议决定为保存抗日革命力量，部队西开商都，然后转至陕北或南下。但到商都附近后，遭商都守军堵截。前委开会决定东进到沽源独石口与方振武部会合，然后南下。9月9日到达独石口，与方部合兵，壮大了力量。部队东进十余日后，遭国民党军堵击。10月5日，吉、方所部东进到大小汤山地区，与国民党军激战。8日，国民党军发起全线攻击，日本飞机配合轰炸扫射抗日同盟军。吉鸿昌率部奋勇抗击。11日，抗日同盟军遭国民党军与日本空军的配合围攻，伤亡惨重，弹尽援绝。吉鸿昌和方振武只得同国民党三十二军商震谈判，残部被收编。方振武、吉鸿昌先后脱险，吉鸿昌换便服到天津。
为了寻找党组织，吉鸿昌与宣侠父到上海，恢复了组织关系。按照党的指示，吉鸿昌、宣侠父与南汉宸在天津广泛联络抗日反蒋力量，为重建抗日武装而奔走。
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担任党组领导成员。在他的住宅天津法租界霞飞路四十号，设立秘密印刷所，印刷大同盟的机关刊物《民族战旗》。他的住宅也成为党的秘密工作的联络点，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按党的指示，吉鸿昌、宣侠父、李铁夫、南汉宸准备再次策动在江西的吉鸿昌旧部两个师兵变返豫，与河南地方武装结合，组成抗日义勇军，尔后转到西北，与杨虎城部队会合，形成大西北抗日革命局面。
8、9月间，吉鸿昌派往安徽进行兵运工作的人员被捕，吉鸿昌在天津组训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也相继暴露。蒋介石急令北平军分会逮捕吉鸿昌等人。党组织通知吉鸿昌速离天津。吉鸿昌因经手的几批武器尚未运到，准备会面的广西李宗仁派来的抗日反蒋代表也尚未到达，决定暂时留下，于11月9日晚，转移到天津国民饭店四十五号房间。当他以打牌为掩护正在房间内与广西李宗仁的代表刘少南秘密会谈时，突遭国民党特务闯入枪击，刘当场被击毙，吉鸿昌胳膊受伤，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11月14日被引渡到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面对敌人的连续审讯，吉鸿昌“态度倔强，骂不绝口”，痛斥国民党当局卖国媚日，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
党组织多方营救无效。吉鸿昌的一些部下，准备在吉鸿昌被押解去北平时在路上劫车。吉鸿昌得悉后要求停止劫车行动，他认为这种冒险行动不会成功，只会造成更多同志牺牲。11月22日，在敌人重兵严密警戒下，吉鸿昌被秘密押解北平。
11月23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组织所谓“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为我们党的主义和政纲而奋斗。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人、为劳动群众、为全国国民、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而斗争的阵营里。我参加了为全世界历史上所未有的伟大工程，这正是我的光荣。……”
11月24日晨，吉鸿昌面对“立时处决”命令，镇静安详地向敌人要了纸墨笔砚，挥笔疾书，写了自己怎样走上革命道路，历述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在给妻子胡洪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
殉难前，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走上刑场。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对刽子手们厉声说道：
“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他象一座泰山一般巍然坐在椅子上，又向拿枪的敌人说：“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们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吉鸿昌面前举起枪时，他扬眉瞪目，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的共产党员、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壮烈地牺牲了。当时，他年仅三十九岁。
吉鸿昌同志生前曾说过：“我能够毁家纾难，舍生报国，拒绝利诱，见危授命，这样来抗日救国，这正是党给我的感召，这正是党的意志。”这话讲出了吉鸿昌一生思想发展和迈上革命道路的核心和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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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我国法学家的可喜贡献
——谈《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
张友渔
为适应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现在出版了。这是我国法学家一个可喜的贡献。在编撰这一卷时，最初曾有同志对能否编出有一定水平的法学卷有所疑虑。经过法学界几年的努力，可以说法学卷在许多方面基本上达到了百科全书应当具备的水平。
法学卷客观地介绍了古今中外各种法学派别的观点，而全卷贯彻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例如，卷中除收有“法的分类”条，从不同的角度对法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外，还另有“法的类型”条，说明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存在着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社会主义法等不同的类型，代表不同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反映不同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在“法”这个条目中，更加具体地阐述了法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和作用。
当然，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从法的整体讲的，并不是所有的法律条文都是进行阶级压迫的规定。有些条文是可以适用于各个不同类型的社会和不同阶级的人的。因此，法学卷在强调法的阶级性的同时，也肯定了法的继承性。无产阶级应当、也必然会批判地继承人类文化遗产中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例如债的问题，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前，法律就不可能不有所规定。尽管中国现在还没有制定出民法，法学卷中设立了民法分支，包括民法的传统内容，有关债的条目约占该分支的五分之一，比较详尽地阐述了债权债务关系。
去年有一段时间，有同志提出对“无罪推定”等条应当重新审定。经编委会讨论，认为原稿可用，不必删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反对封建司法专横的“无罪推定”等口号，应当肯定它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因此，卷中在“资本主义法”这个条目中，肯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本主义法的进步作用，同时也指出了资产阶级统治后期资本主义法的反动本质。
由于百科全书是知识性的工具书，法学卷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同时，对资产阶级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和一些压迫工人阶级的法律，甚至是最反动的东西，也有所介绍。例如对“塔夫脱一哈特莱法”、“反社会党人法”、“南非种族隔离法”以至“法西斯主义法律思想”等，都收有专条，作了评述。
依据马列主义编撰百科全书不自中国始。法学卷还体现了中国百科全书自己的特色。
由于篇幅限制，中国法制史在法学卷中只占有不足十分之一的篇幅。怎样才能编好？编委会进行过专题讨论。大家认为在全书第一版中，首先要恰当地反映中国法制史的全貌，纠正过去认为中国法制史只是刑法史的看法，全面地组织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诉讼法各方面的条目，否则就无从说明中国过去诸法合体、刑民不分，而且行政法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完备的。中国法制史分支中，有些条目阐述比较精确。例如究竟什么是“以礼入法”、“出礼入刑”的“礼”？法学卷中“礼”这个条目，写得就比较深入浅出。卷中同时还收有“礼治”以及提倡礼治的“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和反对礼治的“法家”及其代表人物等一组互有关联的条目，读后对“礼”的了解可以有一个基本轮廓。
中国的法学家对中国当代的法律更为熟悉。在编委、分支学科主编及作者中，有人参加了1982年宪法的修定工作，有人参加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试行）的制定工作，有人具有长期司法实践经验。他们撰述的条目能结合实际，说明问题。
国际法分支也具有中国特色。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专条，既指出我国对国际法的贡献，也反映了第三世界的利益、要求和主张。在战争法部分，国外读者比较熟悉1946年的东京审判、伯力审判、纽伦堡审判，而不甚了解1956年的沈阳和太原审判。法学卷选收了“沈阳和太原审判”条，是很有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的。这个条目是根据原始档案撰写的，充分反映出对日本战犯区别对待、保证其合法诉讼权利、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精神，用事实说明这些战犯为什么终于成为加强中日友好、维护世界和平的积极分子。
参加《法学》卷工作的共有二百余人。但全卷编撰队伍是一支整体的力量。编委会对全卷书稿要求集体审改、集体负责把关。1982年夏，编委会执行这一决议，对全卷书稿进行了一次总的审查，为期将近两月，使一些分支得以定稿，一些分支得以提高，一些分支明确了修改补充的方向。同志们都深有感触地说，审稿会实际上是学术讨论会，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具备这样优越的编撰百科全书的条件。在依靠集体力量的同时，法学卷还贯彻了“双百”方针，对各家之言兼容并蓄。就经济法而论，有人认为它是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而必然产生、发展，并具有广阔前途的一个部门法；有人则认为它不过是分属于行政法和民法分支的涉及经济方面的法规。正因为它还没有定型，法学卷立足于介绍知识，设立了这一分支，并取得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的指导协助，使卷中经济法条目体系与中国经济立法体系接近，远远超过了传统商法的范畴。
法学卷的出版只是编撰中国百科全书法学条目的起点，也是中国法学界研究社会主义法学的一个新起点。它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法学卷对古代和外国法学多所介绍，对我国当代法学介绍则相对不足，而这正是法学界应当着力研究的重点。这个情况反映了客观现实。法学研究应当适应当前立法工作的需要，中国法学界的确任重道远，大有可为。我希望、也相信我国社会主义法学研究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因而我希望、也相信将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法学条目将会编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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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
河南省史学会和《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于11月上旬联合在郑州市召开了首次全国性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同志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方法，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文化的定义，中外学者众说纷纭，相应地对历史上的文化现象也作过各式各样的分类。比较普遍和通行的，是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有的同志指出，这种分类法有它的意义，但也存在着太泛和含义不够确定的缺陷，应该重新考虑更具体一些的文化分类。大致可分成三大类：一、观念形态，包括哲学、政治思想、宗教、道德观念、文学艺术、科学等等；二、传播和反映这些观念形态的方式和手段，如文字、教育、新闻、出版、图书馆等等；三、群众日常活动中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生活要素，如风俗习惯、饮食、居住、礼仪等等。有的同志则从总体构架上把文化分为五类：思想史（包括宗教、道德）、文学史、艺术史、科学史、社会史（包括机构、制度、风尚）。这五类既是独立的专史，又是文化史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也有的同志认为，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模糊概念，它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精确的标准归属，文化史则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因此，文化史的研究不是将各门专史简单混合起来，不是拼盘，也不是补差，而应该是综合和概括这些专史，从横向展开，研究它们之间互相作用、影响、渗透、演变的历史，从而探索它们共同的特质、形态等规律性的表现，是从横向角度综合研究纵向发展的历史。从外部关系说，要探究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阐明文化怎样反映政治和经济，又给予了政治和经济以何种影响和作用。
近代中国的文化领域斗争激烈，变化复杂，颇具特色。有的同志用“古、今、中、外”四个字来概括它的特征。“古”和“中”都是指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今”和“外”则是指由于外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形成的近代文化。近代文化既有传统文化的遗产，又有西方文化的影响，集“古、今、中、外”于一体。它们之间相互渗透、融合、斗争，形成了多样性、变化性和复杂性的历史特征。有的同志认为，民族形式和中西揉合是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近代文化是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萌芽、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近代资产阶级为了振兴中华，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文化，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中西文化揉合的新文化。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与会的同志也进行了讨论。有的同志指出，提起中国古代文化，人们都觉得有辉煌成就，丰富多彩，谈到近代文化，则感到落后贫乏。究竟如何，需要实事求是地估计。近代文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文化，而且还吸收了世界先进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它比古代文化发展了，丰富复杂了。如近代的思想、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等，都比古代有新的发展和提高，许多新领域、新学科以及报刊、出版、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都兴起发展了。在近百年的革命斗争中，新的思想文化几乎无例外地充当了每次社会变革的思想理论先导，对革命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近代文化的地位与作用不能低估。与会者指出：近代文化也存在种种弱点和缺陷。这些问题限于历史条件在当时无法得到正确的解决。中华民族文化的真正复兴，只有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才有可能。
在研究方法问题上，一些同志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也可以借鉴国外的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诸如系统论、计量法等等。要尽快改变文化史研究的落后状况，一定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埋头苦干，开展多样性的研究。既要注意宏观的整体性的综合概括，又要进行微观的专题性的剖析探讨，还要注意人才的培养，丰富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有的同志还提出具体的研究选题，强调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史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