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文凭·水平·潜能
刘海起
曾几何时，南京航空学院学生董大为，放着稳扎稳打的大学文凭不要，竟然提出退学。一时间，舆论大哗，有的说他是傻瓜；有的说他是半疯；还有的至爱亲朋告诫他：“如今没有文凭，寸步难行！”然而，董大为的急于开拓事业、大胆进取的精神与魄力，却得到了团中央、辽宁省委及锦州市委有关领导的热情鼓励和支持。
1984年1月，我国自己设计并制造的一种新型小飞机问世了。许多国内外专家纷纷来信，要求拜访小飞机的母亲——锦州超轻型直升机公司经理兼总设计师。其人正是董大为！谁能料到，一个辍学的学生竟有如此大的潜能！
事实证明，没有文凭，董大为照例大踏步地前行。是的，在他及其“儿子”脚下那铺向蓝天的路，确实来之不易啊！如果不是从中央到地方，有那么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伯乐，象董大为这样一个中途退学的“早产儿”，是很难在“人才簿”上落户的。这件事给予人们的启迪可谓大矣。当然我们并不支持、更不鼓励大学生退学，但对董大为这个特定人物的退学，那些慧眼识珠的领导还是支持对了！启迪的另一个侧面则是，即使是在充分肯定文凭的今天，也不可绝对迷信文凭。
诚然，文凭是有过辛酸的遭遇。“文革”期间，在“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左言论影响下，文凭不仅不能提高人的声誉，反而成为受迫害打击的根据。
天回地转，春满人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象甘霖一般滋润着人们的心田。在新老班子交替之际，要充分体现干部的“四化”。提到专业化，自然首先想到“科班”；提到知识化，就会油然想到“文凭”。至于自学成才和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似乎就没份儿！有人说，正是因为过去把文凭贬得太低了，如今把文凭提到什么位置都不算太高。问题的症结就在两个“太”字上。中医治病还讲究“热极生寒”、“寒极生热”。回首往事，我们吃“太”和“极”的亏实在也不少！
其实，文凭之所以被看重，就是因为它是取得文凭者具有某种水平的标志。文凭和水平，一般说来是一致的。譬如，有大学文凭，一般都具有大学的知识水平。但也确有一些人水平较低、名实不符。同时，也应看到，确有一些没有文凭，却具有大学、甚至更高水平的人。正因如此，在选拔人才时，也不能只看文凭，不看水平；或重视文凭，轻视水平，那样也会造成不好的后果。
还有一种情形，一些素质好，有水平的大学生，他们很可能在专业上颇有造诣。但是，他们在社会科学和经济管理等方面，则是地道的门外汉。如果，硬是把这样的好同志拉到领导岗位上来，这不是重用，更不是用其所长，而是客客气气地强人所难和浪费人才。
总而言之，“知人善任”、“任用贤能”，说之容易，做来很难。人的能力结构是很复杂的。有的人创造性能力占优势；有的人重复性能力占优势；有的人应用性能力占优势；还有的人具有相当的潜能，只是缺少机遇，而无法发挥。
多年来，如何从政治思想上考核、选拔干部，我们确实积累了不少经验。其中多半是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然而，在技术业务上怎样科学地考核、选拔干部，实在说，还缺少更多的现成的经验。经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取得。摸索，当然不是盲目的要尊重人才规律；要讲究科学论证；要善于全面衡量，切忌偏激情绪……现实一点说，我们既要重视在手的文凭，也不能忽视实际的水平，更不可低估无法计数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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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浩然独存韩公祠
陈焕展
站在湘子桥上，背倚潮州古城，远眺郁郁韩山，俯视滔滔韩江。江水冲击桥墩，翻起了雪涛银浪，我的心头也卷起了感情的浪潮。
从韩山那边传来劈啪轰响的鞭炮声，似看见炮屑象雪花般洒落，硝烟如云絮般散开，心头竟也炸响了感情的火花。
那是潮州韩文公祠修建工程正在举行奠基典礼，这座被历史潮水漫卷而过的颓败的古祠，又将以它的原来面目重现在人民群众的面前了。
韩老夫子啊！历史而今洗却您形象上的积垢，显露出您那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了。
耳边的江涛之声忽然变成古朴深沉的“官话”：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猪—投恶谿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其无悔。”
眼前，云烟雾霭中，似见一峨冠飘髯、目光炯炯的长者，在差役的簇拥下，凭江朗读《祭鳄鱼文》，其声昂扬，其气凛然。……
潮州人民久已苦于鳄害，流过潮州东门的一段韩江里鳄鱼极多，经常危及人们生命安全，被称为“鳄溪”和“恶谿”。但古来多少官吏贵胄，有哪个曾经关心过民间的“鳄害”？因谏迎佛骨，被唐宪宗赶出京城，经历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跋涉之苦，而来到潮州当刺史的的韩愈，决计为民除害。他的那篇《祭鳄鱼文》，岂止是对鳄鱼的警告，不也是对人间那些“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的严重警告么。
千秋功罪，自有评说。苏轼就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赞曰：“约束蛟鳄如驱羊，钧天无人帝悲伤”。意思说九天无人如公者，连玉皇大帝都为之悲恸了。1965年夏，郭老（沫若）来潮州时，听了有关韩愈驱鳄的介绍，对于当时韩江鳄鱼食人之说虽未深信，但也赞叹“韩老夫子爱民的精神十分感人”。即使不说驱鳄，单讲韩愈任潮州刺史期间重视发展生产，关心人民疾苦，热心传播中原文化诸事，就受到历代潮汕人民的景仰。北宋咸平二年，潮州开始为他立祠；而后，南宋淳熙十六年定址双旌山，即现在的韩山。……
在鞭炮的余响中，我踏着满地红字和白色的纸屑，拾级登上韩祠，在颓墙旧垣之中，看到一盘修建韩祠的泥塑模型：巍巍青山上，雕瓴灰砖的韩文公祠庄严屹立，蹬道如练抛向山下，登祠阶口，一座新的石牌坊竖立起来了，上有胡耀邦同志亲笔题写的“韩文公祠”大字横匾；原祠后山坡上有金碧辉煌的“侍郎阁”，准备陈列韩愈石雕像和有关的文物史迹；韩祠周围有四亭翼然，曰赵德亭、陈尧佐亭、丁允元亭和陆秀夫亭。
山风猎猎，松涛阵阵，又牵动了我的思绪。猛抬头，“浩然独存”、“百世师”、“最爱三唐盘硬语，齐钦八代扫浮辞”这些挂在壁上的著名书法家、艺术家廖沫沙、刘海粟、关山月等的题词赫然在目。千秋功罪谁与评说？人民！这“人民”二字，笔力是够雄浑的。
韩江，韩山，江与山俱姓韩，这并非谁的指令。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仰望旧祠正中，韩愈的塑像已初具规模。那半闭着的凤眼审视前方，是在思索什么人生哲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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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锐意求新
——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萧贺
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以下称《简史》）于今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多年来，我国现代文学史书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格式，一部文学史基本上是“作者论”的汇集。《简史》打破这种体例，把现代文学史分为“现代文学发生期”、“发展第一期”、“发展第二期”、“发展第三期”等四个时期，分别叙述各个时期文学发展的情况。例如：作者在叙述“发展第一期”时，强调鲁迅、郭沫若的奠基作用；在出现的许多流派中重点介绍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同时就散文的巨大成就、诗歌形式的探索、话剧运动的兴起和文学革命的深入等几个方面来勾画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面貌。在勾画文学史面貌的过程中，作者高瞩周览，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科学性的概括，上升到理论高度，叫人看了开眼界。比如：《简史》在叙述1927年时局动荡对文学的影响时，把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蚀》三部曲、柔石的《二月》归为一档，冠之曰“幻灭小说”；把蒋光慈的《野祭》、《菊芬》、《最后的微笑》和巴金的《灭亡》编排在一起，称之谓“愤激小说”。《简史》在叙述“成长期的左翼作家创作”的章节中，侧重讲无产阶级运动兴起以来的“‘革命的浪漫谛克’的倾向”和对它的克服；把茅盾的“《子夜》和社会分析小说”，看作是克服“‘革命的浪漫谛克’的倾向”出现的成果。在介绍解放区小说创作时，《简史》从小说形式民族化道路的这个角度，叙述赵树理的“评书体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讲“新英雄传奇”的出现与时代特征的联系。
《简史》充实了文学史的内容，写了“台湾文学”、“沦陷区文学”、“现代派”、“七月诗派”、“路翎的小说”，等等；对徐志摩、沈从文、林语堂、陈西?的叙述比较客观，既讲他们的局限性，也肯定他们在历史上的一定的地位和贡献，不搞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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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路
曹剑属于死亡和阳光的沼泽，属于魔鬼和劲雕的悬崖，--那是英雄的路。属于玫瑰和红叶的林荫，属于彩绸和奖杯的石阶，--那是成功者的路。世上的路千条万条，世上的路千里万里，可是属于我的，——一个教师的路，却只有一百米呵：从宿舍到教室，从教室到宿舍，每天，我都这样走着，单调、枯燥，并且疲惫。然而，我知道，在现实和未来之间，我这一百米是一个轮渡；在愚昧和知识之间，我这一百米是一个桥梁。所以我就这样无休无止地走着走着……不象英雄那样顶天立地，不象体育健将那样叱咤风云；可是，我的事业平凡而崇高，沉默并且伟大，我这一百米的小路呵，通向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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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买书难问题面面观
王益
图书流通渠道还不够畅通
渠道是指图书从生产部门（出版社）到达读者手中的渠道。当前图书发行渠道，主要是从出版社到新华书店发行所，然后到新华书店基层店，最后由基层店门市部到达读者手中，或者由基层店再经过供销社、集体、个体书店到达读者手中。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图书发行的主渠道。如果光有这个主渠道，那么就是单一渠道，不是多渠道。自从出版社自办发行以来，出版社也可以直接卖书给读者，或通过集体、个体书店把书卖给读者。这样，就有了第二条渠道。个别出版社自办了发行所，有些出版社正在酝酿成立联合发行所。这样就有了第三条渠道。可惜目前后两条渠道规模还很小，集体、个体书店现在绝大部分只能到当地新华书店去进货，在货源上和收益上都受到很大限制。当地新华书店有什么书，集体、个体书店才有什么书；甚至当地新华书店有的书，集体、个体书店还进不到。一般商业部门，以在城市设批发站或贸易中心，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都可以到那里去进货；而且在批发价格上，也全部一视同仁。图书发行目前还办不到，因此妨碍了集体、个体书店的发展。这要进一步研究，谋求解决。
买书难与价值规律
在解决买书难问题的过程中，处处都遇到书价太低的问题。现在的书价，只合三十年代书价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更低（严济慈著《几何证题法》，现在定价人民币一元，三十年代定价银元二元）。我们的书价是全世界最低的，这是外国人调查后得到的结论，并作过报道。书价低，在低工资，低收入，低购买力情况下是好事。书价力求低廉，出版社只求保本薄利，是我国出版事业的既定方针。但书价不是越低越好，对读者来讲，对国家“四化”来讲，都不是越低越好。因为书价如果低到违反了价值规律，违反了经济法则，就会妨碍出版事业的发展，不利于买书难问题的解决。例如，书店和出版社备货，要负担银行利息，要负担书卖不掉时发生的损失，负担仓储费，这些如果都不计入成本，书店和出版社怎么能多备货？现在的书，几十元一部的，固然也有，但大部分书定价很低，平均一本书只三角几分钱，在商业上称为“小商品”。一般商店对经营小商品积极性都不高。供销社经营图书是作为政治任务才接受的。要提高供销社卖书的积极性，必须提高给供销社卖书的收益。要发展集体、个体书摊书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这笔钱从哪里来？要多宣传，多登广告，也会增加出版成本。要建立批发网，增加书籍流通的必要中间环节，也会增加成本。所以解决买书难的问题，可能要适当提高一点书价。但如果工作做得好，也可以不因此提高书价，或只需要提高很少。因为增加备货，多做宣传，增加批发环节等等，都会扩大销售，而扩大销售，为减低成本创造了条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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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背景
司马波音
随着岁月的流逝，“背景”一词，除去原有的含义外，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如“历史背景”，“政治背景”。“文化大革命”期间，“背景”往往可操人的生死大权。倘若某人的名字在一夜之间上了报纸或街头巷尾的“大字报”，那么其背景可能是运动有了某种“深入”，或者已查出他与某个“司令部”有牵连，甚至还有可能被江青、康生点了名。于是乎“墙倒众人推”。
经过拨乱反正，我们国家逐步走上中兴之道。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报刊、电台对少数人（包括党员）、少数单位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公开揭露批评。可也有人错误地吸取历史教训，神经敏感，风声鹤唳，动不动就问：“这有什么背景？”
这些同志不懂得，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发扬民主，坚持真理，鞭挞邪恶，有啥“背景”！
还有一些人对“背景”发生兴趣，是因为他们对报刊上的批评和揭露有所不满，摸“背景”是为了采取对策：如果这事有省、中央领导同志过问，那就赶紧“检查”，混过关去；如果这事并没有什么“背景”，那就精神百倍，或质问，或谩骂，或写信四处“申诉”、四处告状。
宣传社会主义法制，抨击违法乱纪现象和不正之风，是一项长期任务。如果一定要探究“背景”，那么，这个背景就是在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一个民主、法治的春天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