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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电影创新为什么步履艰难
夏衍
建国三十五年来,我们电影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应当充分肯定,但也必须看到,我们走过来的是曲折坎坷的道路。从建国后的十七年到所谓“文革”,由于“左”的思想干扰,每次运动电影都是首当其冲,使我们的电影创作时起时伏,徘徊不前。打倒“四人帮”之后的三年间也是步履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六年中,电影工作者逐步挣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解放思想,发挥了积极性,所以电影在数量上上去了,质量上也有了较大提高。从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电影事业能不能发展,质量能不能提高,主要要看国家在政治上是否安定团结;看党的政策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党的政策对头了,人民拥护,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电影事业就会有更大的发展。
但是,现在还不能说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已经充分发挥,电影已经繁荣了。和我们整个国家的步伐比,和改革中的农业、工业战线热气腾腾的形势比,我们电影是落后了,影片的质量还不高,经济效益很低。问题何在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同属文教部门的体育。体育所以能进步得这么快,振奋全国人心,就因为它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了。再从我们文艺界内部看,为什么声乐、钢琴、小提琴、芭蕾舞可以在国际上获奖,而电影真正要得到国际上的大奖(如果不以某些“特别奖”为满足的话)却很难呢?有些同志的解释很值得深思。他们说:古典音乐、芭蕾舞可以上去,主要因为它们与现实没有关系,与改革也联系不上,唱的是《绣花女》、《茶花女》,跳的是《吉赛尔》。而与现实关系密切的艺术形式就要被管住,管得最厉害的大概是电影和话剧吧。最近我看了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我想,如果拿它来改编电影,看来就会有阻碍。电影和文艺能不能繁荣,首先要看文艺工作者是不是真正做到思想解放,文艺事业的领导者是不是真正能执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
我认为,这两点现在还做得很不够,文艺界在思想上还没有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克服“左”的影响。如果不彻底否定“文革”,必然还有“大批判开路”、人人过关这类可怕的东西,这就难怪有些同志至今还心有余悸,依然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最近谢晋在一篇文章中说,《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这些影片,在拍摄前和放映后都有过不少波折,这就是明显的例子。这样,怎么能使文艺、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怎么谈得上提高电影质量呢?所以我认为,电影质量问题,还是一个清除“左”毒、思想解放的问题。
电影缺少好的剧本固然是个问题,但有了好剧本而不敢拍也是个问题。例如《人到中年》,几个厂顾虑重重,推来推去,结果长影拍了,得了“金鸡奖”。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领导上要放权,政企分开,让制片厂有拍片的自主权。选哪个剧本,让哪个人导演,这就象现在农民的自由种植权,愿种什么就种什么。1965年在山西搞“四清”时,我亲眼见到房东自留地里种的西瓜被生产队长拔掉,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故深知其苦。另一方面是创作人员应该自我“松绑”,不要自己捆住自己,有的戏照逻辑发展下去本应如彼,结果改为如此,这就是心有余悸的表现,不得已而为之。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更加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想起了五十多年前,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讲过:“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譬如我们学兵式体操,行举枪礼,照规矩口令是‘举……枪’这般叫,一定要等‘枪’字令下,才可以举起。有些人却是一听到‘举’字便举起来,叫口令的要罚他,说他做错。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这在电影中不乏其例。《我们夫妇之间》是1950年拍摄的影片,讲农村干部进城后,对城市生活一切看不惯,造成夫妻之间的矛盾。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传达了一种信息:在城市里工作不可以没有知识。现在看这个问题没有错,但那时拍这种片子就要受批判、被禁映。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海默的《洞箫横吹》,也是说得早了一点的信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但是城市经济改革在文学作品里表现得是比较早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水运宪的《祸起萧墙》,都是城市经济改革的先声。可是,这些作品都招来了非议,作者受到不小的压力。当党中央没有作出这个决定之前,早两年写出了这样的作品,就引起了问题。但是,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这种敏感和胆识是最值得珍视和自豪的,感觉快一点,讲得早一点,先向广大人民群众报个信息,这应该是一件好事。
当然,作家、艺术家在探索中也会有失误,但如果不是采取与人为善的方法,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疏导和帮助,而是动辄批判,采取堵塞和挑剔的态度,那么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必然会受到挫折的。《西游记》中,唐僧带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去取经,猪八戒品质不太好,沙和尚本事也不大,最能干的是孙悟空。而唐僧对猪八戒、沙和尚不太管,偏偏就管孙悟空。孙悟空当然有时候也不听话,也发脾气,唐僧的办法就是念紧箍咒。我以为,紧箍咒偶尔念一遍也可以,但天天念、时时念,孙悟空的积极性是无论如何也发挥不出来的。孙悟空的积极性不能发挥,唐僧也不可能到西天。
党的十二大报告里明确讲,要彻底清理“文革”及其以前的“左”的思想影响。其中“文革”前“左”的思想,我们这些人都有份。大跃进时,我也“左”过一阵子,过去犯过错误就应当承认,就应当惩前毖后。我们现在应该认真地学习两个三中全会的决定,因为它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同时马克思主义根据实际情况也要发展。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写在十九世纪中叶,那时还没有电气化,更没有电子计算机和航天工业。我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闭幕时讲到:列宁讲过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我想如果列宁还在,一定会讲苏维埃政权加电子计算机了。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快要完成历史任务了,从今天要过渡到二十一世纪的人,应当很好地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电影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应当清醒地认识并珍视当前我们党和国家如此之好的形势,清除“左”的影响,真正地解放思想,把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和我国电影、文艺事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实现胡耀邦同志“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要求,我们的电影和文艺事业肯定会有光明的前途的。
(本文根据作者在“新中国三十五周年电影回顾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部分内容整理而成)


第7版()
专栏:

《北国草》散论
顾骧
从维熙的长篇小说《北国草》,是一部“写给当代青年朋友们看的”书,青年朋友们的毁誉臧否,至关重要。小说出版、广播后,飞向出版社与电台的一束束书简,是当代青年欣赏作品后的反馈。青年们的热情欢迎,传递了作品得到年青一代认可的信息。
《北国草》所描绘的是五十年代中期,一群北京青年,响应团中央号召,组成一支志愿垦荒队,艰苦创业,开拓北国荒原的画卷。引人思考的是:当代青年,在五十年代先进青年文学形象中,找到了什么呢?是什么拨动了当代青年的心弦,在两代青年中架起了一道桥梁?我以为,这就是流溢在作品人物形象与当代青年身上崇高的“人的价值”观。
《北国草》从它的初稿到正式出版,积二十余年,历经坎坷。然而,维熙始终未泯对第一代拓荒年轻朋友的挚爱,始终未熄表现这一段艰苦岁月的热情;尤其是,对开垦这一片黑土的生活,他反复咀嚼和思考,因而能够开掘出生活的底蕴。他立足于历史,着眼于当代,从中抉出了“人的价值”观这一人生观的核心问题,用之烛照人物,贯通全书,实现了作者的“既有历史感,又有新时期的特色”的艺术追求。
小说出色地塑造了一代青年的群像。他们成长的过程不尽相同,认识有深浅之分,但除迟大冰这样个别败类外,都在为开发边疆,建设祖国,造福人民的壮丽事业中,找到了生活位置,选择了人生道路。邹丽梅是小说中写得比较细腻,性格有着发展的人物形象。这是一个心地善良、纯洁的姑娘。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在时代的召唤和党的教育下,渴望新的生活。她弃家出走,奔赴北疆,不正是决心与那种庸碌、安逸的生活决裂,而对有价值的人生道路的追求么?邹丽梅的形象,在共和国诞生不久的年代里,为生活中习见,很具有典型性。如果说邹丽梅的形象体现了对真正有价值的人生的追求,那么马俊友的形象,则表现了人的崇高价值的完成。作者刻画马俊友,是将英雄性格寄寓于朴实、平凡的气质之中,既使人仰慕,又令人感到亲切。在一场灾难性的大火中,马俊友舍身护麦,捐躯于他战斗的黑土地上。马俊友实践了他的理想,将生命无私地奉献给了社会主义的开创事业。在烈火熊焰中,马俊友追求的崇高的人的价值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邹丽梅曾经对幸福观作过这样的抒发:“幸福这个字眼,就是开拓,就是搏斗,就是把火热献给别人,就是把青春献给祖国。”邹丽梅所抒发的幸福观,又何尝不是她和她的伙伴们的人生价值观呢?人的价值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在社会、集体中实现的,是以对人类、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的。“把青春献给祖国”,为创业、为开拓而“搏斗”,不正是社会主义的、理想的人的价值观么?这些青年身上可贵的人的价值观,汇聚起来,形成了磅礴于五十年代初的时代精神。小说写的是一支小小青年垦荒队,但我们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一代青年精神风貌的艺术概括?这是否就是这部作品革命现实主义深度之所在呢?这是否就是最为当代青年朋友动容、动心之处呢?
当然,这部作品之所以能扣击现时青年读者的心扉,还必须从今天青年的社会思潮与审美流向中去寻找共鸣的思想感情。鲁迅说过:“是弹琴人么,别人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当代青年身上包容了罕见的历史内涵。他们从动乱的年月里走来,曾经有过迷惘。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祖国出现了新的腾飞中兴的局面。如今一代青年已告别了“伤痕”,摆脱了怨尤;从沉沦中奋起,从幻灭中觉醒,正在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中奋斗、拚搏。青年社会思潮的演变,由迷惘到奋起,其中贯串着一条对人的价值问题的思考、探求的线索。所不同的是,由于他们痛恨“四人帮”对人的价值的蹂躏,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因而早期的探索中较多地追求实现人的价值的客观条件,要求人的价值得到尊重,这无可厚非。但也确实有极少数人,撇开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不论,以个人为中心,一味追逐个人利益,当作人的价值实现。这是支流。随着历史的前进,愈来愈多的青年,把他们人生道路的选择,与振兴中华的远大理想联结,矢志为改革大业而拚搏,而贡献自己的青春。这是当代青年思潮的主潮。目前,一批青年“回归”题材小说的出现,就是这个主潮的文学表现。正是在这个纽结点上,《北国草》能使当代青年“觉得这个作品所表达的一切正是他早就已经想表达的”(托尔斯泰《艺术论》)。立志改革的八十年代青年,从五十年代立志创业的青年形象中觅到了知音,受到了鼓舞,汲取了力量。
《北国草》也写了另一种人的价值追求者,这就是迟大冰。我觉得迟大冰这个反面形象的意义,不止于体现了对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批判,更在于这种个人主义染有“左”倾色彩。晴朗天空里也会有一小片翳云,对生活里某些“左”的暗流的揭示,正是作品的历史深度。迟大冰混迹垦荒队,表面上一派正经,而追逐的是个人地位、权力。他心术不正,心胸偏狭,妒贤忌能。此人专爱唱高调,动辄给人扣帽子,打着“革命”旗号,用不正当手段整人。但是,在党和社会的健康力量强大的条件下,这一切并没有能得逞,最后只落得一个逃兵的下场。迟大冰的典型形象,颇有值得思考的认识价值。
作者早期作品师法孙犁。此时作者涉世未深,作品未免稚嫩,但追求诗情画意,风格明丽清新。当他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二十多年,对人生有了深刻体味之后,文风一变为雄浑沉郁。处于过渡期孕育的《北国草》,格调兼及二者,既有清新明丽的笔墨,也可以见到作者近几年来创作中常见的撼人心魄、深沉感人的悲剧性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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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
玛拉沁夫
从建国初期起我就在少数民族文学战线上工作,所以我有充分的根据这样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几年,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得最快,文学新人出现得最多,创作水平的提高最为显著的一个令人鼓舞的时期。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近几年内取得巨大的成绩,诚然社会生活与政治形势是根本的因素,但如从文学创作的自身规律中寻找原因,我认为在创作实践中能否解决好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这一课题,是关键所在。浓郁的民族特色与强烈的时代精神相结合,也可以理解为文学创作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思想的共性与艺术的个性的统一。综观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凡是把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结合得好的作品,既受到本民族人民的欢迎,又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赞赏。
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是生长在本民族文化传统与现实土壤中的花朵。民族特色是本民族人民的生活(经济条件、历史情况、地理环境等)所赋予的,同时又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领域的特殊的心理素质及其表现形式)的陶冶下形成的。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民族特色,不是人为的,外加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它的存在是每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传统与社会变革所决定的。
我们少数民族作者常说,民族特色是我们的创作优势。我想再补充一句:民族特色只有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相结合的时候,它才会真正成为我们的创作优势。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民族特色的问题。我们不能把民族特色理解成为是停滞的、保守的、永不变化的、游离于时代与生活之外的一种东西,更不能把那些愚昧落后、早已被生活所淘汰了的东西充作民族特色。现在有些作品所表现或追求的所谓民族特色,一写蒙古人就是套马、拉骆驼;哈萨克人就是刁羊、“姑娘追”;朝鲜族就是踏跳板,荡秋千;南方少数民族就是男女青年圩上对歌、月下幽会……我们承认所有这些习俗风情,都有一定的地方或民族的特色,在作品中描绘这些当然是可以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社会主义的少数民族文学,离开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旋律和节奏,基本趋向和内容,老是拿那些生活表面的东西充作民族特色,而又以此为满足,那样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还能拨动同时代人的心弦吗?还能在不断创新、提高中产生具有深刻感染力和绝妙艺术魅力的精品佳作吗?
民族特色必然随着生活的发展、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地发展、变化与变革;只有这样的民族特色,才有可能与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脱离时代精神,或与时代精神相悖的那些“民族特色”,将不会成为我们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优势,相反,倒会成为束缚我们的手脚的创作劣势。在文学创作中应把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同时提出,并力求使二者在作品中得到和谐的统一,才是可取的。
这一条创作经验,在近几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和发展。藏族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壮族陆地的《瀑布》、彝族李乔的《破晓的山野》、维吾尔族柯尤慕·吐尔迪的《战斗的年代》、哈萨克族贾合甫·米尔扎罕的《理想之路》、朝鲜族李根全的《老虎崖》和蒙古族扎拉嘎胡的《草原雾》等长篇小说;回族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土家族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蒙古族佳峻的《驼铃》等中篇小说;鄂温克族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土家族蔡测海的《远乡的伐木声》等短篇小说,都在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方面,做出新的探索和创造。
这些作品的创作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必须熟悉和热爱本民族的一切优良文化传统,要让自己创作的根,深深扎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的沃土之中。熟悉和热爱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它,发展它,因此要解决好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我们既不搞民族虚无主义,又不搞民族保守主义。少数民族作家多居边远地区,客观条件比较闭塞,文学信息不够通畅,尤其需要提倡解放思想,善于学习,大胆创新,加强与内地和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交往,加强与外国的文化交流,特别是需要继续肃清“左”的影响。依我的看法,当前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保守思想和“左”的影响,仍然是我们大踏步前进的主要障碍!
正是因为我们有些少数民族作家思想不够解放,探索与创新的锐气不大,所以不少作品缺乏强烈的时代感。其主要表现在有些少数民族作家还没有用心力、笔力去触及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冲突,或者说触及得很弱,很不大胆。同样,对社会生活的新形势、新趋向以及在各条战线上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人物和新的精神风貌,缺乏及时捕捉并加以艺术再现的敏感性。我读过一些少数民族同行们的作品,总觉得艺术视野过于狭窄,思路不活,文笔也没有放开;再加上对民族特色缺乏从发展、变化与变革的观点去理解,就使得我们未能发挥民族特色这一创作优势。然而,我们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定会很快出现新的面貌、新的突破和新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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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版动态
△《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由该论丛编委会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专门发表国内外学者探讨文艺思想史的学术论文。第一辑已出版。(康)
△福建省文联主办的《当代文艺探索》(双月刊)明年元月创刊。该刊研究当代文艺理论和创作,介绍台湾及海外当代文艺思潮的新信息,广泛团结文艺批评家,扶植评论新人,促进文艺评论队伍的壮大和发展。(捷)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中国电影报》经过一段试刊后,将于明年正式创刊。该报以青年读者为主要对象,向他们提供电影信息,传播电影知识,开展电影评论。(京生)
△探索我国古典诗词艺术成就的《诗词抉微》,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艾治平,多年从事古典诗词的教学和研究。本书是他的另一专著《古典诗词艺术探幽》的姐妹篇。(仿粦)
△陆贵山编著的《艺术真实论》一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
△由湖南省政协和湖南省出版局联合主办的旧体诗词季刊《湖湘诗萃》已由岳麓书社出版。本刊设有“盛世新声”、“海天酬唱”、“雏凤清音”等十多个栏目。周谷城、肖军、夏承焘、俞平伯等为创刊号撰稿。(湘岳宣)
△《郭沫若创作论稿》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探讨了郭沫若文学创作的成就。(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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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召开业余文学创作座谈会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省文联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二日,在石家庄召开了全省业余文学创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多是近年来新涌现的业余文学作者和文学社团的代表。
河北省委负责同志高扬、高占祥召集部分业余作者座谈。高扬在讲话中提出要努力学习,尤其要注意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学习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掌握“望远镜”和“显微镜”,提高洞察力。他勉励大家要有雄心壮志,有条件的同志争取三五年时间学会一门外语。
高占祥指出,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对精神生活有了新的追求,这就是富而思文、富而思乐。文学社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省委领导同志对沧州地区尹圈大队“朝花”农民诗社给以热情支持,推动了文学社团的蓬勃发展。目前河北省广大农村、城市、工矿、学校,已经成立文学社团四百多个。特别是广大农村,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文学社团,确是一件从古以来罕见的新鲜事,它反映了新时期人们建设新生活的新追求。文学社团是培养文学新人的苗圃,一批批文学新苗正在这里茁壮成长。
高占祥指出,要实现活跃、繁荣、振兴河北文学艺术的目标,关键在于培育人才,要把当前工作同长远规划结合起来,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用战略眼光,扎扎实实地建设文艺创作队伍。他说,业余作者不一定都能成为一个作家,但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党所需、民所喜的作者,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艺术素质。业余作者要处理好“业”和“余”的关系,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不仅是自己的天职,也是创作的需要。只有把自己和群众溶为一体,在思想感情上息息相关,才能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高占祥要求各级领导要成为百花园里的育花人,要在组织建设、培养训练上花大功夫,并要给予必要的精神和物质支持,以促使文学新人更快地成长。
(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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