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言）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周恩来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为什么会这样呢？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敢想敢说敢做，八大二次会议更正式提出，敢想敢说敢做要同求实精神结合，建立在科学预见之上。但是，事实上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想得、说得、做得偏了一些是难免的，这并不要紧，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纠正。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的话，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话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这就要允许批评。一个人不要给自己打保票。奉劝作家同志，你们也不要企图一挥而就。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严肃的。毛主席经常说，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是精心修改的。毛主席自己也是这样，他写的东西很多是几易其稿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风气，我们所发表的意见，都允许大家讨论、商榷。
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注1〕，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但不可能什么都讲对了，有些问题是可以商榷、批判的，主要是引起同志们的共同讨论。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我今天的讲话，你们做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
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象我今天的讲话，只有两天时间考虑，是不成熟的。当然，讲话里有些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但不少是根据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做准备的。如果把这次讲话比作人形，那就只是一个胎儿，甚至是不足月的胎儿，能不能长大成人，现在还不知道。你们提出意见来，就可以使我在下一个场合讲得好一些。我们要学习毛主席。毛主席对每一个问题总要反复讲多次，我们常常听他反复讲一个问题，而每次都有新的发展。他希望我们提出意见，吸收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改。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学习毛主席，就要学习他的这种作风。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才能树立好风气。总之，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允许有不同的意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有心情舒畅，实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造成这样一种空气，收到这样一种效果。
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其实人家也还在想，只是不敢说不敢做。人又不是石头，哪有不思想的道理。现在我们要使人们把所想的都说出来做出来。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对《达吉和她的父亲》，认为是“温情主义”，先立下这个框子，问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其实关于人性论的问题早在二十年前就解决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可是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定框子，一个框子把什么都框住了，人家所说所做不合他的框子，就给戴帽子，“人性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等都戴上去了。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而这些都是从主观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挖根子。一是联系历史。不论讲了几句什么话，都要联系历史检查，这叫人怎样办呢？二是联系家庭，挖出身的根子。我们认为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不能不问效果而只从动机上去推测。追根子，联系历史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今天的表现；联系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也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本人。历史和出身可以作连带的研究，因为我们从旧社会来，旧社会使我们身上带有旧的东西，有毛病，这必须承认，但不能随便联系，主要应根据今天的表现、本人的表现去判断。先定一个框子，拿框子去套，接着是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就不好了。
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有的是大框子。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框子该有多大！我们还要改造自然，这又是多么大的框子！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科学、最伟大的世界观，拿过去的种种世界观同它比较，都渺小得很。只有我们才能改造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揭示未来。我们有的是最伟大的框子。把这个伟大的框子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我们也不一般地反对抓辫子，我们要抓大辫子，抓那种政治上反动的大辫子，那种“白发三千丈”的辫子。例如一九五七年对于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云压城城欲摧”，于是抓住辫子予以反击〔注2〕。对于根子也不是不要研究，上面已经分析过，应当对历史和出身作连带的研究，但主要还是看本人、看今天。戴帽子，如果确是右派，就要戴帽子，只是不可乱戴。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即使他错了，只要他愿意改也还要允许他改，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不能随便开除党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我们还是要“一看二帮”嘛！所以，我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可以不要框子，不抓辫子，不联系出身、历史，应该戴的帽子也不戴，应该执行处分的也不处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种错误的、不适当的东西在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一来就“五子登科”〔注3〕，这种风气不好。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但反过来并不能推翻那些大框子、大辫子之类的问题。比如出身、历史，就应当交代，使大家知道。大家帮助自己改正错误，错误的东西光靠个人在那里想，是不容易改掉的，要靠众人帮助。所以，那些大的原则还是应该坚持的。只有把那种坏的、不好的偏向去掉，正风才能建立起来，才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首先从我们领导者改起，提倡这种正确的风气。
〔注1〕指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周恩来邀请文艺界中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在中南海紫光阁座谈时所作的《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见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三次讲话》，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1—5页。
〔注2〕指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党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
〔注3〕“五子登科”原指五代后周人窦禹钧五个儿子相继都考中进士（参见《宋史·窦仪传》）。这里借用这个词来说明当时在文艺工作中存在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等错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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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我们自己的实践回答新问题
孙长江
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说，要用我们自己的实践回答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这个提法从一个新的角度表达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短短的几年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许多在过去是连想也不敢想的。现在，我们不仅想了，而且做了；不仅做了，而且受到了实践的检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这是我们党恢复并且发扬光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光辉成果。
我们面临的历史关头
每当社会处于急剧变动的时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知与行的问题，就要被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人们总是习惯于用已有的原则和观念来对照、衡量所发生的事物。而实际上，生活已经向前发展了。当着社会处于急剧变化的时刻，这种旧观念与新事物的矛盾，有时会表现得相当尖锐。列宁甚至把这种时刻叫做历史关头。1917年12月，俄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在革命者的面前，摆着许许多多各式各样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列宁指出：“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可以这样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现在也面临了这样的历史关头。
在我国，由于过去搞“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搞得十分混乱。十年内乱，更是登峰造极。几年以前，当“四人帮”刚刚被粉碎的时候，摆在人们面前的是大量被颠倒了的政治上的、理论上的是非亟待拨乱反正。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却出现了“凡是”的理论。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党的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党正确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抛弃了“凡是”这个精神枷锁，解放了思想。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实现了伟大的转折，带领着全国人民全心全意地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现在，我们干什么呢？就是搞四个现代化，发展生产力。一切工作应该以“四化”作为衡量的标准，搞建设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过去有许多经验，但是，我们不能在今天的条件下简单重复这些经验。道理很明白，今天的形势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在新的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照抄照搬，更不能用削足适履的办法，以过去的经验和观念来剪裁甚至于制约今天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我们面临的正是这样的历史关头。因此，一切都在于实践。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实践来回答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这是客观形势使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否则，我们就寸步难行。
做出经验比论述经验更愉快更有益
在今天，在中国，再没有比投身到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更重要的了。关于投身到革命实践中去的喜悦心情，列宁有过生动的描绘。当十月革命前夕，由于形势的发展使得列宁正在撰写的《国家与革命》第七章受到了“妨碍”的时候，列宁在这部著作的《初版跋》中写道：“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因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
没有理论是事务主义者，会变成乱碰乱撞的鲁莽家；不深入实际，是空谈家，搞空头政治，列宁叫作“吹牛家”。列宁强调实践，当然不是轻视理论。同样的，我们今天强调自己的实践，当然也不是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以往的经验。恰恰相反，这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总结以往的经验而采取的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这里遵循的是：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新鲜而复杂的问题。
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许许多多的新事物新问题，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是书本上根本没有的。我们不能用古代经学家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不能用这种迂腐的态度对待千百万群众的社会实践。闭门读书，师心自用，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这是连古人都不取的。强调实践，所轻视的只是这种“理论”。
用我们自己的实践回答新问题，当然也不是看轻外国的经验，恰恰相反，只有把外国一切有用的经验吸收和借鉴过来，在我们自己的实践中加以消化，我们才能很好地回答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回答科技革命时代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这里也有一个是从概念出发还是从实践出发的问题。例如“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第三产业”、“新产业革命”以及“第三次浪潮”等等，这些当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概念。但是，如果因此就统统加以拒绝，不介绍，不研究，那么就可能把一些概念所载负的信息也一起抛掉。这样，要想把握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就很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在当前，如果还想把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封闭在一个小天地里，那就无法回答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写道：“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成语来比喻勇于实践和在实践中追求真知的道理，实在是贴切得很。这不仅准确地说明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而且反映了一种革命者的乐观精神。在本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夕，一些人曾经提出，中国革命是很复杂的，不先把握革命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并且找到可以解决的办法，冒然地谈革命，那会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当时孙中山先生说，“维新变法”是不能“先知”的，如果“中国之变法，必先求知而后行，而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期也”。他指出，要了解革命的问题并且找到解决的办法，唯一的途径就是投身到革命当中去，“行其不知以致其知”，即使有什么风浪，也要勇往直前。这正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然而，最能体现这种精神的还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实践并且善于从实践中获得真知的范例，是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这几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对长期以来在经济体制上形成的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僵化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同时，对由这种僵化模式形成的固定观念以及1957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正面的论述。《决定》在理论上有许多重大的突破，确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例如，关于不能“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观点，关于“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的观点，关于不能“把竞争看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的观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决不应以限制和排斥其他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发展为条件”的观点，关于“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和“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的观点，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老祖宗没有讲过，只有在我们自己的实践中才能提出并且给予回答的。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如果没有这种进取精神，我们就不可能突破那些一向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老观念，就不可能提出和肯定曾经被当作“异端邪说”和“糖衣炮弹”而其实是被误解了的那些好经验和好办法。那样，我们就只能在老框框里打转转，而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好局面。研究四个现代化，投身到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去，是今天我国最大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空谈理论，就要落后。这也是客观形势使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沿着《决定》指出的方向，努力实践，通过实践解决改革中的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取得经济体制改革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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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华大词典》（修订本）出版
郑易里、党凤德、徐式谷等修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华大词典》最近出版。这是一部建国以来国内所出版的同类词典中收词较多、篇幅较大、内容较新的英汉词典。
旧版《英华大词典》编成于解放前，一九五○年出版。一九五七年以来经过四次不同形式和规模的修订。新版《英华大词典》收词量从八万条增加到十二万条，篇幅由三百五十万字扩大到六百万字，语言信息成倍扩大。
新版本《英华大词典》在收词上除保留旧版百科性条目和俚俗语较多的优点外，增收了反映近一二十年来英语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发展情况的大量新词。全部词目和绝大部分派生词都划分音节，以利于读者掌握读音和移行规则。词源不同但拼写形式相同的词，分立条目。全部词目和大部分派生词都有注音，并采用通用的国际音标。对释义和义项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若干重点词全部改写。对习语与复合词作了一定的增补与调整，例证力求简明并注意语言质量。汉语译文尽可能做到规范、准确和流畅。在编排方式和规格体例方面，新版也作了不少方便读者的改动，如十六开本并印制书边标目，便于读者翻检。
（宋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