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惊弓之鸟”与“惊鸟之弓”
于铁
胡耀邦同志号召文艺界要“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说得好极了！没有文艺工作者的大鼓劲，大团结，就不可能出现文艺的大繁荣。而文艺队伍的素质，文艺人才的质和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对文艺繁荣与否又起着决定的作用。
打倒“四人帮”，砸碎
“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精神枷锁，文艺工作者都热烈欢呼“第二次解放”，这个解放感，首先就是精神上的解放。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文艺界“心有余悸”的问题解决了许多，那种被称作“惊弓之鸟”的精神状态确已有了改变。
但是，也毋需讳言，在我们文艺界，过去长期形成而在十年动乱中又达到登峰造极的“左”的思想和作法似乎还未完全破除。可以说，至今在我国的文艺领域中，还有着两个方面历史遗留下来的惯性：一为文艺工作者怕的惯性；一为“左”的观点和“左”的作法的惯性。二者都影响着大鼓劲，因而也就正在阻碍着大繁荣。
今年9月17日新华社关于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报道中，引人注目地指出：“当前，在贯彻执行文艺政策的领导工作中，要着重克服和防止‘左’的影响。”这话完全符合实际。如果“惊弓之鸟”的鸟和“惊鸟之弓”的弓算一对矛盾的话，其中的矛盾主要方面当然是弓。弓总是拉着，鸟能不惊吗？
弓是什么？就是长期存在过的“左”。从建国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文艺界中政治批判加上组织处理一直持续不断。十年大动乱，从始至终被称之为“文化大革命”。一个“文化”，一个“革命”，一个“左”，三者紧紧联在了一起。即：打着“革命”招牌的“左”，斗争矛头，常是最先指向思想文化界。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所谓“‘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宁‘左’勿右”，一直发展到“对资产阶级（当然首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全面专政”，如此长期形成、长期存在的“左”，怎么可能一个早上就会突然消失？
至于“左”的惯性，表现也是多种多样。我初步想到：一是对文艺的支流问题看得过重；二是对文艺工作者所犯错误（“左”的错误自然除外），看得过分严重，惯于上纲，动辄就扣上政治性质的帽子；三是对文艺队伍，尽管口头上承认是好的，理应受到信赖，其实思想感情并未真正扭转，心灵深处总是对这些人放心不下；四是不适当地用行政手段对艺术问题横加干涉。
还有个对解放和发展“文艺生产力”的认识问题。这个认识问题不解决，就很难破除长期中形成的“左”的思想和习惯做法。
长期以来，我们曾一直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现在虽然不提这个口号了，但这种思想认识的惯性，却不是一下子能够扫清的。“文艺的唯一功能就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文艺的唯一功能就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这些简单化的认识不仅残存于一些文艺领导者的头脑中，也残存于一些文艺工作者的头脑中。这种认识，在实践中必然导致对文艺必须满足十亿人民需要的忽视，导致对解放和发展“文艺生产力”的忽视。
党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我们党在执政后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服务。”这是极其重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指导思想。根据这个基本指导思想，我们的文艺领导工作就必须高度重视“文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努力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大繁荣，使我们的文艺能多方面、多层次地最大限度地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需要。——我认为，必须如此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文艺的优越性。
可惜，有些担任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至今似乎还未明确认识解放和发展文艺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在工作中还仅仅满足于“政治把关”，“当哨兵”。“政治把关”，“当哨兵”，当然很必要，但仅限于此是不够的。我们要注意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发展文艺生产力。倘若只是“把关”，只当“哨兵”，总是一个劲儿地拉着弓，却不考虑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情绪和积极性，这也不是一条社会主义文艺的正路。没有大鼓劲、大团结，是绝不可能出现大繁荣的！
放下那张过时的破弓，让鸟儿在社会主义蓝天下展翅飞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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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没有花环的高山下
——读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
冯牧
两年以前，部队作家李存葆所创作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给我们的文学创作带来过一阵强劲的冲击波。直到现在，《花环》里的那些令人感奋的人物形象，仍然在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激发着人们的深情。人们也常常在询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读到李存葆的新作呢？在他的新作中，将要为我们展示出怎样一些艺术形象和生活天地呢？
感谢《昆仑》编辑部的同志们，他们不但回答了我们的这个“悬念”，发表了李存葆的中篇新作《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载《昆仑》1984年第6期，以下简称《坟茔》），而且给了我先睹为快的荣幸。现在，我想用简短的文字，谈谈我读完后的初步的印象。首先，我想对那些关心李存葆的创作同时也关心军事文学现状的读者们说：这位部队作家果然不负众望。他奉献给我们的，是一部具有激动人心的悲剧力量的佳作，是一部不仅以其悲壮深沉的思想内涵而发人深思，同时也以其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而动人心弦的作品。我不想简单地把这部作品同《花环》所达到的艺术成就一较短长；因为李存葆在他的新作里为我们所展示的，是一些和《花环》完全不同的题材、主题、人物和情节。在这部作品里，有许多新鲜的、具有启迪性的、在以往的军事文学中还很少有人接触过的生活和形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严肃的、有胆识的作家对于我们的历史和现实所作的深刻的思考和勇敢的探索，可以看到那种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如此可贵的对生活的真知灼见和艺术家的勇气。正是由于这种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艺术家的勇气，才使得这部篇幅不大的作品，具有一种足以使人惊心动魄、悲叹浩歌的悲剧史诗的气势和色彩。
《坟茔》所集中描绘的，是一支英雄部队在十年动乱时期所发生的一场悲剧：这支部队，奉命修建一座以“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表忠心”为目的的国防工事。在“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忠”字运动的驱使下，一批可敬可爱的、在战斗中曾是无坚不摧的英雄战士，不得不承受毁灭性的打击，成为“左”的错误路线的无谓的牺牲品。作品围绕着这支部队中一个英雄连队的一批具有不同经历和不同性格的人物命运和遭际，围绕着他们在一个荒诞的年代出现的一个荒诞事件中所展开的行动和冲突，表现了一个可以振聋发聩的悲剧性主题思想：以“革命”的名义而出现的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以及使这场运动得以恶性泛滥的“左”的思想和作法，给我们的革命事业和革命军队带来了何等灾难性的影响！在这样的广泛而深重的影响下，即使是对于一支英雄部队，即使是对于那些忠诚坚贞、英勇顽强的英雄战士，也会带来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后果。而这支英雄部队，这些在正常环境下本来可以爆发出无限创造潜力和战斗威力的英雄战士们，这些纯朴、正直、善良、勤奋的人们，这些来自生活底层、在祖国的胸怀中哺育成长的忠诚儿女们，不得不在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的重压和侵蚀下，使自己的意志和信念受到打击，灵魂受到扭曲，幸福受到摧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悲剧。这种悲剧在十年动乱中曾经遍布全国。从《坟茔》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了这个历史性悲剧的一个真实可信、撼动人心的缩影。就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坟茔》可以说是一曲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壮美的悲歌和战歌。
《坟茔》用或繁或简的笔触，为我们刻画了八九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这是难能可贵的。在这些人物身上，大都闪耀着我国革命人民和革命战士所固有的那种英雄主义的光彩。他们当中有的人，比如曾经三次被撤职的营长郭金泰——一个在革命战火中锻冶成钢的硬汉子，他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清醒地意识到了压在自己身上的历史重负，他为我们部队的传统被破坏被侵蚀而痛心疾首，他身上的每一根血管都和人民的利益息息相通，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同“左”的流毒进行了顽强斗争。但是，他无可挽回地失败了，他不可能顶住那种在“突出政治”和“革命化”名义下铺天盖地而来的“左”的势力的重压。为了捍卫革命利益，为了抢救自己的战友，他终于献出了（更确切地说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而他，在一种正常的生活航道中，本来是应当成为一个成熟的、可以为祖国国防现代化事业发挥出巨大作用的优秀指挥员的。他们当中有的人，比如在作品中着墨最多同时也是塑造得最为完整丰满的英雄人物——连队的模范班长彭树奎，这个来自农村的贫苦农民的儿子，在经历了坎坷命运的磨难之后，终于在人民军队中找到了自己合适的岗位，他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坚强无私的、为革命利益不惜贡献自己一切力量的战士。他从营长郭金泰身上找到了自己做人的楷模，从他身上汲取了智慧、毅力和信念。他没有郭金泰那样的政治敏感。他忍辱负重，不计得失，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他生活的神圣准则。然而，在日益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中，他逐渐模糊地意识到：他所全力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和理想，同他上面的和身边的某些人所追求的并不一样，他为生活中许多有价值的美好的东西却被无端地摧毁而感到惶惑和痛苦。直到那个同他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革命集体突然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而自己终于成为一场无谓牺牲的大悲剧当中的一个幸存者时，他才最后醒悟过来，懂得了人对自己的命运不应当是逆来顺受的和无能为力的。革命者应当根据自己的信念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终于摆脱了自己身上的负载，和同他一起饱受苦难折磨的爱人一道，去寻求新的生活道路。
作品中的另外一些人物，如象那个来自农村的孤儿，参军后才使自己产生了美好的憧憬，最后却累死在工地上的“五好标兵”孙大壮；如象那个出身“右派”家庭，只是因为自己的美丽单纯才得以参军，一直诚惶诚恐地为“忠”字而工作，最后却成为“忠”字的牺牲品的宣传队员刘琴琴；如象那个来自城市的青年画家，由于一个无意中的“事故”而被下放当兵，却对于那种被颠倒和扭曲了的生活持有清醒看法，并因此而成为“现行反革命”的学生兵陈煜……，他们都是悲剧性的人物，从这些真实而又富有个性的人物的生活遭际、思想感情、心理活动以及他们置身其中的尖锐矛盾冲突中，使我们看到了广阔的时代历史背景，看到了在一个荒唐年代里所呈现的令人感叹的严峻的历史真实面貌，使我们听到了虽然沉重悲怆、同时又给人以强烈“道德震撼”的壮美浩歌。
作品还塑造了两个可以作为反面借镜的人物——师政委秦浩和连指导员殷旭升。前者，是一个政治野心家、极左思想狂热的追随者和力行者，一个为了个人目的而冷酷地制造了龙山工事悲剧的人物；后者，则是一个“活学活用”的“假典型”，一个由于私字作祟，不惜以别人的血泪为自己建立利禄的阶梯，而在最后展开的美与丑、善与恶的生死搏斗中，终于有所悔悟的另一种类型的悲剧性人物。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被描绘得有声有色而又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在作者的笔下，时刻都被置身于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而这些被安排得既独特又合理的矛盾冲突，常常又是同一些富有典型意义和生活气息的细节和环境描写细密地交织在一起。这样，就使整个作品带有一种朴素而真挚的历史感和生活感。这部作品中的矛盾冲突，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冲突，而是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两种社会力量和两种历史趋势相互消长的尖锐斗争。作品的悲剧性，主要是通过这种带有历史特征的矛盾冲突表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作者在如何创作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这个新课题上，为我们做出了富有开创性和建设性的实践和探讨。作者用有力的形象表明：在社会主义文学当中，悲剧仍然是需要的，它可以以其特有的深沉强烈的力量给人以艺术感染和思想启迪。而这种感染和启迪，往往是其他题材和体裁的作品所难于达到的。作者还以自己的实践告诉我们，作家只要能够以真诚的革命感情和生活热情来看待历史，看待生活，并且把自己的激情倾注在代表正义的社会力量方面，只要他能够以清醒的社会意识和历史意识来把握和剖析生活中的矛盾，并且把人物时刻都放在矛盾的焦点当中去塑造，他就有可能成功地塑造出新时代的悲剧性人物的典型形象来。恩格斯曾经认为：悲剧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是旧时代的悲剧。但是，如果一个坚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作家能够在他创作的全过程中都倾注着自己对于生活的热情和信念，那么，他的作品就有可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在悲剧冲突中，尽管先进社会力量的代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毁灭了或暂时失败了，因而会带给人们以某种压抑感；但是，他的整个作品却不但不会使人悲观颓丧，反而会有力地帮助我们树立一种坚定的信念。《坟茔》给我们的正是这样的信念——为了死者和生者，为了使我们革命事业不再蒙受玷污和耻辱，为了使那些郭金泰、彭树奎、孙大壮、刘琴琴、陈煜式的祖国儿女们能够不再走上痛苦的悲剧之路，我们都必须从我们的内心深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再不让那些有可能萌生滋长的极左的幽灵再来干扰和破坏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地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四化大业。
我认为，《坟茔》就是这样一部虽然看来使人沉重，却从始至终都响彻着壮美崇高的音调的足以令人回肠荡气的好作品。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盛开的鲜花，甚至也没有看到象征悲悼的花环，然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境界，却有如巍峨高山，雄伟地屹立在我们面前。
1984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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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从现实的变革中汲取诗情
——评张志民新作《“死不着”的后代们》
杨匡汉
改革的风涛在向作家和诗人们发出热情的召唤。作为艺术的反馈，小说、报告文学已有一批写改革的作品赢得读者赞许，最近，诗歌也开始跟上来了。张志民的新作《“死不着”的后代们》（载《北京文学》1984年第9期），就以历史感和现实感的融合，乡土气息、时代精神的交汇，质朴明快、亦庄亦谐的风格，及时地发现和歌颂了与生活潮流合拍的“田野上站起的新一代”。这是老诗人可喜的新收获。
三十七年前，张志民曾以写出中国农民的苦难历程和翻身解放的长篇叙事诗《死不着》、《王九诉苦》而饮誉诗坛。这首以“农村访问记”形式出现的叙事诗新作《“死不着”的后代们》，堪称《死不着》的续篇，为我们展示了农村的巨大变化和一代新农民在经济上、精神上的解放。
要从总体上把握农村现实的变革，就不能仅仅满足于铺陈变革的过程，或者只求对农村变化作表层的现象性描述，而要注目于开掘改革给农村生活带来的更深刻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信条和道德标准等方面的悖逆“常规”的变化。《“死不着”的后代们》正是从这一视角去着力，让读者通过这个窗口，看到了农村的蓬勃生机。你看，当年的“死不着”以“分给我三间大北房，河套里五亩黑土地”为满足；他的后代们则一有摩托、二买“小面包”、三要逛京城；当年的“死不着”要穿留着血斑的“翻身衣”，他的后代盖了二层小楼还得内设客厅；尽管政治上早已翻身，但二十年来仍然穷困得仅求果腹的“死不着”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能有这些近似“妄想”的观念吗？如今，勤劳的“死不着”的后代们，终于在八十年代敢于砸碎“祖传的马勺儿祖传的锅”，产生了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新的欲望和追求。一代新农民心理结构的种种顺乎潮流的变化，为我们的诗人敏感地跟踪、捕捉与传送。这表明，诗人所信奉的“感应的神经”的原则和为人民歌唱的责任感，在《“死不着”的后代们》中化为切实的艺术实践。
《“死不着”的后代们》截取横的断面（联产承包），选择特定场合（接待来客），通过一个“社会细胞”里人与人关系的内情的披露，形象、具体地展现了人生活剧和社会史剧。我们看到，在“死不着”家族的庭院里，老爹的苦处已经成为过去，但“过去”仍然积淀在“现在”中；有的人告别“过去”敢闯敢干，有的人囿于“过去”而墨守陈规。诗中的老大和老二，就在如何评价往日和肯定今天的问题上，发生了思想交锋和心灵冲突。当“包田、包山、包鸡场”、“庄稼人的日子要重新过”的时候，兄弟俩都走到了命运的岔道口。老二揭了“招贤榜”，“不惜工夫不惜汗，‘经理’、‘会计’一人担”，成为农村改革中抢尖的芽儿。老大呢，经历了太多的坎坷而畏畏缩缩，踟蹰不前。“岁月逼人不由己”，亲兄弟分家各自干开了。诗人没有忘记他俩的心理状态乃是复杂社会关系的投影和复杂社会环境的反映，从而取此一端，生发开去，既向横的方面扩展，写了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的种种变革；又向纵的方面延伸，写了“冬去春来人换运”的历史转折。这样，《“死不着”的后代们》就以一个“社会细胞”的活动方式，以新的观念溶进人物血肉、化成人物行动的生活画面，折射出农村现实世界的新的信息与丰富内涵。让我们从现实的变革中汲取诗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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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神剑》杂志即将创刊
由神剑文学艺术会创办的综合性文艺双月刊《神剑》将于明年二月初正式出刊。
《神剑》以发表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为主，兼及美术、摄影、书法、篆刻等，它将向全国人民展现国防科技工业战线为实现国防现代化努力奋进的精神风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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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批评家》将创刊
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主办的文学评论刊物《批评家》，将于明年四月出刊。它除对全国和山西省的重要作家、作品进行及时的评论外，还要加强对评论的评论，加强对年轻的评论工作者的扶植和培养，辟有“争鸣台”、“评论的评论”、“批评的方法与流派的研究介绍”、“评论处女地”等栏目。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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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特区人》等三出话剧在京公演
本报讯 广东话剧院所属实验剧团和儿童剧团来京公演，给首都观众带来了三台风格不同的节目。
实验剧团将演出反映特区生活的《特区人》和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实验剧团即原广东话剧团普通话演出队，创建于五十年代初期。主要演员姚锡娟、简肇强、张家齐、宋蓝波等，曾为电视剧《排球女将》、《霍元甲》、《海蒂》、《血疑》配过音，北京观众对他们是熟悉的。
《特区人》是剧作家林骥深入特区后创作的，由乔毅导演。全剧围绕开发公司希望大厦的筹建和落成展开故事，展现了改革中特区人的苦恼、艰辛、幸福和欢欣，着力塑造了以总经理武鸣、女翻译罗丹、助理工程师肖树刚为代表的特区拓荒者的群像。
儿童剧团这次来京演出的是大型童话剧《神镐》。该团创建于今年3月，是三十五年来广东省第一个专业儿童剧团。这出戏由日本儿童剧作家多田彻和关矢幸雄合作创作，张仁里、贾学宏导演。故事叙述在东方古国里，一位叫铁石头的打铁少年，为保护国家地下财宝的象征——神镐，在珍宝姑娘、水婆婆、大地公公等的帮助下，制服了魔王子。全剧融人、神、魔于一台，给观众美的艺术享受。（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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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话剧团演出话剧《命运》
本报讯 山东省话剧团十七日起在京演出四幕话剧《命运》（翟剑萍、茅茸、刘庆元编剧，丁冬、沈元骥导演）。该剧着力刻画市委书记罗毅山一家，把罗家三姊妹的命运、事业、爱情、道德观念同社会变革纠葛在一起，揭示了我们时代正在经历的伟大转折。这是该团继《决战》、《沉浮》、《苏丹与皇帝》之后来京演出的又一出新戏。 （闻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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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大庆的话剧《黑色的玫瑰》
本报讯 大庆市话剧团十七日起在京公演七场话剧《黑色的玫瑰》（杨利民编剧，肖致诚、邹学东导演）。剧作描写了一个名叫黑燕的女采油队考核员，在一场造成油井停产的重大事故面前，敢于坚持原则，向社会各种惰性力量和恶习进行斗争，并经历了爱情波折、战友误解、甚至家庭破裂等考验，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在经济改革洪流中，八十年代新油田的风貌，以及新一代采油工人的精神世界。此剧在大庆曾连演六十余场。（戈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