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从教授到司令
——怀念冀西抗日根据地创始人杨秀峰同志
郭峰 杨克冰 吴 杰 赵德尊
秀峰同志离开我们一年了。
抗日初期，我们曾在杨老直接领导下坚持冀西、冀南游击战争。每当念及那段难忘的岁月，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高风亮节便历历在目。
秀峰同志1930年加入共产党，抗战前是平、津知名教授。“一二·九运动”兴起，他不顾个人安危，站在学生救亡运动的前列，赢得了青年学生的爱戴和尊敬。“七·七”事变，平、津失陷，秀峰同志根据工作的需要，转移到太原。这时，正值张荫梧（国民党员）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主任（温健公是张的秘书长），张标榜抗日，网罗进步人士。秀峰同志受我党中央北方局派遣，经温健公关系，取得了张荫梧所属的冀西民训处特派员的合法身份，辖北起阜平、南至邢台共十三县，具有任免县长、组织武装等权力。北方局派二十多名干部协助秀峰同志工作，平津流亡学生闻信，纷纷慕名而来。1937年9月20日左右，冀西民训处特派员办事处在井陉成立（不久，转移到山西昔阳县皋落镇），立即向所辖各县派出工作人员进行抗战动员工作。从此，秀峰同志投笔从戎，投入开辟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火热战斗。
一
1937年9月秀峰同志从太原出发赴冀西时，周恩来、刘少奇同志向他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华北正规战失败，我党难以负责，如果游击战失败，我党则要负严重的责任；今后华北党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工作就是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他们要求秀峰同志充分利用冀西民训处这个合法机构，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建立政权，迅速打开冀西抗战的局面。
约在10月20日左右，由于敌情变化，秀峰同志率领我们由井陉向山西昔阳县皋落镇转移。途中，山西国民军官教导团李一清同志（中共党员）给我们二十支步枪、两千发子弹。当到达皋落镇时，民训处已发展到四十余人，开始组织自己的武装。同时，派去井陉横涧煤矿工作的程式兰、田润芝同志途中遇到掉队的西北军申霖普、李远训一个班（十二人，八支步枪），即动员他们参加到民训处抗日的行列。秀峰同志非常重视这支武装力量，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派大学生宋尔廉等同志给士兵做饭，并向同志们讲解，今天我们有了一个班，正是明天发展和壮大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这时杨克冰、赵进阳两同志也从河北临城县、内丘县到了皋落。杨、赵在临城动员了士绅何如愚先生。何曾任县保安队长，在当地较有名望，他愿意带领县保安队参加民训处抗日救国。内丘县年轻的保安队长邢荣杰思想进步，爱国热诚。一经动员，也欣然带队加入民训处。秀峰同志亲自主持了欢迎会，赞扬他们参加抗日的热诚，给予他们很大的鼓舞。
10月25日在皋落镇召开了冀西游击总队成立誓师大会，以申霖普班和临城、内丘两个保安队为基础编成第三、第四、第五大队，高举抗日救国大旗，群情激奋，使人民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希望。在大会上，秀峰同志说：冀西是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又是太行山的一道屏障。冀西还是发展冀南，连接冀中的重要结合部。在冀西站住脚，就能使以太行山为依托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相互支撑，连成一片。因此，坚持冀西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十分重要。秀峰同志的演说，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高昂的战斗士气。战士们纷纷表示：冀西重要，头可断，血可流，冀西不能丢！从此，秀峰同志就任冀西游击总队总队长（不久，改为司令员），中共晋冀区党委委员、党代表，负责冀西方面的工作。
1937年11月5日，秀峰同志率领刚刚组建的冀西游击队，下了太行山，进抵邢台、内丘山区，配合八路军，创建冀西根据地，开始了冀西八年抗日游击战争。
当时冀西山区残留不少从前线退下来脱离建制的溃兵。仅临城、内丘、邢台西部山区，就有数十股。他们占据村庄，向群众派粮索款，要柴拉夫。人们不堪骚扰，逃到山上避难。冀西游击队抵达邢台、内丘山区后，群众纷纷述说溃兵骚扰之苦。秀峰同志经过调查分析，认为这些溃兵绝大多数为东北军残部，虽然纪律败坏，但有亡国之痛，可以争取。此刻一二九师骑兵团邓永耀部已进至临城北部，八路军先遣队张贤约部已进至邢台浆水一带，大大压缩了溃兵骚扰的范围。秀峰同志频繁派出联络人员，争取他们抗日，反复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但是，溃兵对此将信将疑。为了表示争取他们联合抗日的诚意。秀峰同志毅然决定部队东进，并建议八路军先遣队也向平汉线挺进。秀峰同志自己则和少数工作人员及几名警卫员留在北店，处于溃兵的半包围之中。这样以诚相见，并亲自作说服教育工作，产生了极大效果，几经周折，这些溃兵终于为八路军总部派来的原东北军师长张廷枢收编，以后开往山西。
与溃兵同时出现的是民团，当时内丘的民众抗日自卫团，为张允明（又名二雄）所掌握，张原是北洋军阀孙传芳部下，曾任上海镇守使，政治反动。他标榜打溃军、保家乡，争取群众拥护，暗地却与日寇勾结，妄图投敌，统治内丘。秀峰同志决定先与张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如果谈判破裂，也可以向群众戳穿他的投降派面目。第一次谈判，张虚与委蛇，谈判后，却悄悄溜进内丘城，答应担任伪县长。该情报当即为我所获，于是秀峰同志当机立断决定除奸。即邀请张到田家白芷再度谈判，张没有料到我们的情报如此迅速，又觉得田家白芷是他的势力范围，杨先生是个文弱书生，只带几个警卫人员如期赴会。张在会场，仍坚持反动立场，当即被我逮捕，押到村中处决，并张贴出布告。枪毙张二雄，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冀西，镇慑了准备投降的地主阶级的右翼。游击队声威大振。
二
1938年初，冀西游击队武装宣传队向内丘敌人据点官庄车站附近活动，路遇东南民团鸣枪示警，不许进入。这个民团以王贞文、李茹兰等人为首，自持人多枪好，标榜保境安民，不愿接受抗日队伍节制。秀峰同志决定派杨雨民、李艺林去联络，消除误会，争取共同抗日。他写了一封亲笔信并名片一起交给艺林同志。李艺林奉命到李茹兰的家里拜访，刚进入李家室内，室外即有骂声迭起。李艺林立即拿出秀峰同志的名片和亲笔信。李茹兰战前是北平的大学生，这时非常高兴地说，我在北平训政学校听过杨先生讲课，很敬重他，随即解除了误会，并为李艺林置酒压惊。时隔不久，秀峰同志又亲自接见了王贞文、李茹兰等人，宣传民训处和冀西游击队的方针及各项政策，促使他们下决心加入冀西游击队序列，被编为特务区队。东南民团加入冀西游击队之后，进一步打开了内丘对敌斗争的局面。
1938年5月，北方局派秀峰同志去冀南，建立冀南行政公署任主任，仍兼冀西游击队的司令员，开展统战工作，扩大部队；创办抗战学院，培训干部。当时平汉路以东，民团、大刀会很多，最大的一股民团几百人，首领丁卜伍，有抗日要求，但迷信“刀枪不入”，日寇进攻冀南时，他们曾在平大公路抗击，虽杀伤了敌人，但自己伤亡很大，士气低落，徘徊不定。平乡知识分子郑拐子（国民党员）得知秀峰同志已到冀南，引见丁到南宫拜访。秀峰同志称赞他的爱国赤诚，讲解不能忽视火器威力的道理，还讲了抗日政策和战略战术，使他豁然开朗，心悦诚服。他说：“我目不识丁，是个鲁莽之夫，能为先生器重，愿在您的领导下组织队伍，同心抗日。”秀峰同志以民训处名义加委丁卜伍为冀西游击队第六支队支队长，李艺林为主任。由于秀峰同志的威望，六支队发展很快，除了农民，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参加了这支队伍。丁卜伍发现支队中有共产党活动（当时，党在部队的活动是秘密的），便报告秀峰同志，请示如何处理。秀峰同志向他们宣传，要打败日寇，必须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抗日最坚决，应该和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后来丁卜伍了解到杨先生是老共产党员，觉得象杨先生这样的人都参加共产党，就更加深了他们对党的感情，坚定了在党的领导下抗战到底的决心。丁卜伍临终前嘱咐儿子说：“我的路走对了，你们要听共产党的话。”
1939年春天，秀峰同志决定部队回冀西学习整训。但不少战士思想有顾虑。秀峰同志召开回师冀西大会，动员这些冀南子弟克服乡土观念，到冀西山区坚持抗日。丁卜伍等坚决拥护带部队回冀西根据地。秀峰同志又争取收编了来自邯郸的李东成（九宫道）武装大部，编成七支队。几个月内，部队发展到七千多人，经过整编，保留四千多人，于1940年5月正式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十一旅，成为太行山的主力部队之一。
三
随着局面的逐步打开，部队的迅速扩大，出现了新的困难：冀西山区耕地少，地方穷，农民吃的是山枣面、树叶、糠窝窝，部队迅速扩大，加重了群众的负担。秀峰同志有鉴于此，着重对部队进行遵守群众纪律、艰苦奋斗的教育，反复强调只有与群众同甘共苦，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当时秀峰同志身着从北平撤出时穿的那件灰旧夹大衣，同大家一道吃糠窝窝，与干部战士一样每月只领一元津贴费。直到现在，冀西山区仍然传诵着他当年严守群众纪律和艰苦奋斗的许多动人故事。有一次，在离开昔阳行军路上，秀峰同志亲自找到同行的李艺林同志问：“米、油、菜、柴钱都给了没有？”他得知柴钱没有给，立即命令艺林同志返回驻地，给房东送柴钱。房东激动地说：“为了几个铜板，让您跑了几十里路，杨先生的队伍真是秋毫无犯呀！”还有一次，饲养员遛牲口时，他骑的黑骡子受惊，跑到农民张善的谷地里。秀峰同志硬是让警卫员数清被踏坏的谷苗，赔偿给农民赵善。秀峰同志十分关心干部和战士。有一次县长郭献瑞汇报工作，秀峰同志看郭的衣服十分破烂，立即叫公务员拿来一套军装让他换上。有的同志见秀峰同志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便用自己的钱买了几个鸡蛋给他，他却把鸡蛋送给了伤病员。他到赞皇视察工作，同志们给他买了只小鸡，蒸了几个馒头。他批评说：“不能这样做，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他总是这样严以律己、厚以待人，以德取人，赢得人们由衷的敬仰。
在建立抗日政权方面，秀峰同志同样是一个表率。他坚持广泛发动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明确提出，在建政工作中，必须十分注意关心群众疾苦，满足群众合理要求。有一次，我们在凤居、川口宿营。秀峰同志安排大家去作宣传工作。我们宣传了大半天，但群众反映并不热烈，有的反而说：“我们这里没盐吃啊！”民训处多是平、津和当地的大、中学生，不熟悉农民工作，习惯于开大会、作讲演、贴标语、出墙报，农民发动不起来。宋尔廉向秀峰同志汇报说：“我们满口大道理，群众满脑子生活问题。”秀峰同志立即决定从行军所带的盐中拿出一些，分给最贫苦的农民。群众反映说：“这伙人不打人，不骂人，还给盐吃”传播开后，许多群众都主动接近我们，再宣传抗日，听的人就多了。
到了冀西，人员增多，群众反映军粮负担过重。秀峰同志经过周密调查，认真贯彻执行“合理负担”的政策，同时也严肃批评了工作组对个别地主派款过重的偏差。临城县赵庄有两户开明士绅打开暗室，献出清朝光绪年间的存谷，碾出的小米已经发白，却解决了当时的军粮问题。1938年初，冀西山区的群众反映，春耕在即，钢“镢头”非常困难。如果不在镢头尖上加钢，必将影响生产。秀峰同志立即指示当地政府，设法从靠近敌占区的集镇买来钢条，办起铁匠炉。就这样通过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产问题，很快把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
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秀峰同志反复强调，要以抗日与否来划分团结与打击的界限，要注意吸收开明士绅的代表参加政权。委任原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长陈紫洲先生为内丘县县长，影响很大。这种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集中打击投降势力的政策，使抗日民主政权很快建立起来，获得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拥护。秀峰同志从实际出发，认真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从而使冀西、冀南的抗日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四
秀峰同志之所以受到冀西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好的领导者，更重要的是他的崇高的共产党人品德、坚强的党性感染着周围的同志，并且以他那丰富的理论修养不断地谆谆教育着青年一代。
秀峰同志的马列主义修养很深，他始终坚持把革命理论和现实斗争实践相结合。他十分注意调查研究，既能认真执行上级指示而又善于运用理论思考和分析问题。因此，他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形势分析总是看得比较远、比较准。他处事非常实事求是。他的党的观念、组织纪律性是很强的，从不个人任意行动。他在冀西的工作是作为省委特派员，以后是作为北方局太行区党委委员负责统战工作和政权建设工作，都是认真负责，及时请示，模范地执行党的指示。他总是那样谦虚谨慎，从不自以为是，从不把自己的认识强加于人。他善于发扬民主，虚心听取大家意见。在紧要关头，他总是能够集中大家的智慧，权衡利弊得失，断然决策，而为大家所心悦诚服。
秀峰同志并不是一个好好先生。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敌斗争的严酷环境使他一丝不苟。他不能容忍任何的失职、错误和违犯纪律的行为，一经发现查明，就提出严肃尖锐的批评。同时，他对干部、战士又是爱护备至，总是那么和蔼可亲，热忱关怀、谆谆教导，谁都不觉得他的一丝不苟有什么冷酷，他的尖锐批评对自己是什么伤害。
秀峰同志在抗战初期开创冀西、冀南根据地工作中，团结和培养了大批城乡知识分子，特别是广泛团结当地乡村知识分子的工作，秀峰同志有独到之处。他根据乡村知识分子与农村各阶层有广泛联系的特点，首先抓住了他们的老师。他曾亲自动员河北教育界的名流、著名的师范校长孟夫唐、王振华等出来工作，影响遍及冀南、冀西各县历届师范毕业生。这样，一串串、一批批乡村知识分子都涌入到抗日队伍。1938年，他为培养抗日干部，专门举办抗战学院。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仰慕秀峰同志之名而来，报名的达一万多人，录取了三四千名。学院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办起来的，没有教室，没有师资。秀峰同志亲自和大家一起清瓦砾，亲自给学员讲哲学，讲持久战，教育学员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树立革命人生观。由于秀峰同志的言传身教，一大批知识分子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骨干力量。
秀峰同志一身正气，对党忠诚，一辈子想着党，想着人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几十年如一日，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献出一生。他的崇高思想和品德正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他在生命垂危之际，想的仍然是党的建设，并关心法制，弥留时断断续续地说：“一定要把党整好。”这句话凝结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对人类解放事业的无限关怀和期望。我们只有铭记他的教诲，学习他的党性，严肃认真地完成整党任务和四化建设大业，告慰长眠地下的秀峰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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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抗战时邓宝珊将军在延安
金城
1938年5月的一天傍晚，我接到延安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及其随行人员已经到了延安，住在城里的骡马大店里。
听到这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再三问公安局的同志消息是否确实。他们说，起初他们也不知道，是在公安人员到骡马大店查询过往客人的情况时才发现的。我感到奇怪，邓宝珊这样一位党的老朋友、有影响有地位的爱国将领，为什么到延安来不通报一声呢？
对这些问题，当时我来不及多想，急忙打电话给毛主席和中央统战部请示。
毛主席在电话里指示我，一定要予邓宝珊一行以热情的欢迎和优待。我放下电话，没敢多耽搁，在交际处（当时还是交际科）作了布置以后，当晚就来到邓宝珊住的那个旅店，地址在延安大街南头，与交际处隔街相对。
我刚走进旅店院子里，就见一位年纪四十出头的军官迎面走过来，问我“有何贵干？”我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问对方的尊姓大名，才知道这人是邓宝珊的副官长于浚都。于是，我对他说：
“邓军长远道而来，我们没有得到通知，有失迎迓。我们边区政府有几个招待所，房子虽然很小，但总比这个骡马大店好一些。我们欢迎邓军长和诸位到招待所休息。”
于浚都并不向邓宝珊报告我的邀请，而自作主张，回绝我说：“邓军长明天就要赶路回榆林，现在既然已经在旅店住下了，就不再惊扰贵党和政府了。”
我又说了许多热忱欢迎、恳切挽留的话，但都被于浚都挡了驾。我只好回到交际处，再打电话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指示：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多住几天。
第二天早餐前，我又来到旅店。走到门口，恰好又碰到于浚都。我上前要求面见邓军长，转告毛主席、边区政府要我再次前来挽留之意。于浚都还想挡驾，这时邓宝珊闻声走了出来。
他身材高大而健壮，满面笑容，十分和气。他慢声地对我说：“这次过延，时间仓促，没敢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
我说：“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您能在延安多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
盛情之下，邓宝珊不再推辞了，答应当天不走，和我党政军领导人见面。
上午，毛主席和肖劲光来到了旅店，与邓宝珊见了面。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融洽。接着毛主席请邓宝珊及随行人员吃午饭。由交际处在机关合作社食堂摆了几桌酒席，李富春、肖劲光、周小舟等出席作陪。席间，毛主席和邓宝珊更是谈笑风生。谈话中，毛主席亲自挽留邓宝珊多住几天，到延安各处去参观、指导。邓宝珊被毛主席的真挚情谊所感动，欣然决定改变计划，多住几天再走。
邓宝珊在延安整整逗留了一个星期，到毛主席住处回访了毛主席，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出席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在延安的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也到邓宝珊的住所与他会面。
这一次初交以后，邓宝珊每次到西安、重庆去开会，途经延安时，都要逗留几天乃至旬日。每次来，都受到交际处的优厚款待，安排他参观、看戏，并与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林伯渠主席、贺龙司令员等亲切会面。毛主席和邓宝珊的信使往来和礼品互赠也很频繁。
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胡宗南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对邓宝珊施加很大压力，逼迫他反共。邓宝珊不得不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
1943年11月下旬，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于浚都、杨令德，由西安返榆林，再次经过延安（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延安）。时值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不久，整个解放区反蒋情绪十分强烈。对邓宝珊的处境与动态，我们是掌握一些情况的。但我们仍然坚持积极团结、争取、帮助他的方针。这一方针，是毛主席亲自确定的。
在邓宝珊来延安之前，我们把正在延安柳树店养病的续范亭接到了交际处，以便请他去做邓宝珊的思想工作。一次，毛主席来交际处看续范亭，我陪同在场。毛主席指示我们对邓宝珊应继续坚持大力争取的方针。他说：邓先生是国民党里面联共、抗日的进步人士，我们对他的帮助、团结方针不变。假如他有困难的话，我们应按照党对国民党军队区别对待的原则，给他以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坚定了我们对邓宝珊所采取的方针。所以，在邓宝珊一行来到延安，下榻交际处以后，我们一如既往，给予了热情款待。安排他们参观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会，出席劳动英雄大会和文艺晚会。邓宝珊对我党政军民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十分赞赏。
一天晚上，我们专门为邓宝珊一行安排了一台文艺演出，周恩来、林伯渠陪同观看。当时边区还处在反对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余波中，内部的审干运动尚未结束，所以在文艺舞台上表演的节目，大多是反映这两个运动的，例如，抗战剧团演的《血泪仇》、延安部队艺术学校演的《保卫边区大活报》、鲁艺演的《赵富贵自新》等。演出中，邓宝珊坐在下面显得很不自然，对每一个节目，他都不鼓掌，但又不得不随着群众的鼓掌而表示赞许。杨令德看到活报剧中蒋介石从桌上倒栽下来时，说：“这样的节目对我们压力太大了。”
事后，周副主席和林老批评了我们，说：你们为什么弄这些节目给他们看？明天另外搞一台戏，再请他们一次。
第二天晚上，我们组织了一台延安平剧院的演出，都是老戏，其中有一出《棒打薄情郎》。戏演到金玉奴被其新考上官职的丈夫莫稽推下水后，就结束了。后面金玉奴被淮南转运使许公救起，又在许公的帮助下与莫稽再度团圆一节，统统删去了。邓宝珊看到这里，称赞说：“这出戏改得好，阶级调和改成了阶级斗争。”
邓宝珊经常向我们谈起于右任先生赠给他的“百寿字幅”。1943年邓宝珊五十大寿（虚岁），于右任先生为给他祝寿，用不同的字体写了一百个“寿”字，百字百样，无一重复，确为珍品。邓宝珊在延安每每拿出来向来看望他的人夸耀。
邓宝珊因长期劳顿，偶感风寒，突然患病。毛主席对他的病况非常关心，除亲自慰问外，还请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诊脉、处方，并委托我把十张最好的狐狸皮，作为大衣料赠送给他。为这件事毛主席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把狐皮亲手交邓宝珊，可惜这封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现已找不到了。在毛主席和我们的关心照料下，邓宝珊的病很快就好了。
一天，毛主席派人到交际处接邓宝珊、续范亭二位将军到他的住处去谈心，我也一道去了。到了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里，看见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也在里面，于是大家一道坐下来谈心。
邓宝珊在延期间，还单独同朱总司令、南汉宸同志会面谈了话。他在同南汉宸谈话时，南汉宸的夫人王友兰同志也在场。
邓宝珊一行在延安逗留了半个月，于12月初离延返榆。
解放战争后期，邓宝珊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全国解放以后，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与我们党竭诚合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邓宝珊不愧为杰出的国民党爱国将领、与我们长期合作的民主人士和我党多年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