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做“官”与做学问
张雨生
随着改革的进程，专家、学者、教授等学有专长的人才，进入党政领导班子担任要职的渐渐多了。过去，这些同志往往埋头在某个领域专心做学问，现在走上领导岗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同志很快适应了这种变化，领导工作做得好，学问也大有长进；也有的同志一时还不适应这种变化，被事务工作缠身，就不免渐渐与自己专长的学问疏远了。
于是有人便夸大做“官”与做学问的矛盾，说二者不可兼得，或劝说已经走上领导岗位的专家还是辞职回去专心做学问好；或以此为由，阻扰专家进领导班子，从心眼里就觉得他们不配当“官”，只配呆在书斋里做学问。
当领导与做学问自然是会有矛盾的。做学问的起码一条，是屁股要坐得住。专家们走上领导岗位，忙于开会，忙于听汇报，忙于同各方面打交道，难得象过去那样，有充裕时间跑图书馆，进实验室，静下心来想些学术问题。何况过去做学问的时候，很少有人找上门来问“关系学”，也不善于理会那些事。可是现在门庭若市，三朋四友，七姑八姨，为了一己私利，会把他堵在家里，闹得他“寝不安席，食不甘味”，那怎能不影响做学问？
然而，当领导与做学问又并不完全对立。到了领导岗位，较之身居斗室，站得高，看得远，想得多。胸有全局，眼界开阔，这于做学问是一大好处。而且，即使对个人做学问有点影响，但懂行的人做领导，毕竟要比不学无术的人高明得多，也能使更多做学问的人发挥作用。人事调动权掌握在懂行人手里，就可以对具有各种知识的人才进行最佳组合。从整体上讲，这对社会的贡献较之于他一个人埋头做学问，也要大得多。
当然，并不是说无论做什么学问与做领导的矛盾都好解决，无论什么方面的专家、学者、教授都适宜做领导工作。有的专家埋头攻“哥德巴赫猜想”，就让他安静地钻在屋子里绞脑汁好了。有的专家潜心攻古文字学，就应该让他经营甲骨金石。这些专家做学问的功力，显示在他的思维驰骋的那个王国里，若把他从那个王国拉出来，他的学问就要枯竭。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让所有的学有专长的人才都走上领导岗位。但是，任何人都不应该以某些特殊情况作借口，认定做官与做学问决不能兼顾，而阻挠知识分子进入领导班子。
如今，四化大业需要大批既会做领导工作而又学有专长的人才，许多领导组织工作亟待他们的知识去应用。走上领导岗位的专家、学者、教授，适逢其时，用得其所，又正当盛年，应该在掌握领导艺术与探求学问两个方面齐头并进。大可不必听信某些人的好心劝说而辞去“彭泽令”；也要警惕步江淹后尘，因囿于事务而落得“江郎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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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
栗乡行
学昭
古长城北侧的兴隆县，是“京东板栗”重要产地之一，栗子年产量居全国第二。在栗子刚刚成熟的金秋时节，我来到了这里。
吉普车出兴隆县城东行，穿过气势险峻的兴隆小景——一线天，沿长城边缘的八挂岭、挂兰峪一带奔驰。只见长城下面坡坡岭岭，栗树成海，巨伞一样的树冠上，结满了绿茸茸、黄澄澄的栗子苞。那一颗颗油光闪亮的紫珍珠似的栗子，洒落得满山满坡都是。身穿各式各色鲜艳衣服的姑娘们，和那刚放秋假的娃娃们，正在愉快地捡拾栗子呢！
司机同志对我说：“板栗是我们县的一宝，这玩艺儿可值钱哩，一级板栗，每斤收购价九角一分，农民捡一颗栗子，比捡一分硬币还值重呢！”
“为什么？”
“一斤栗子，个儿再小的也不足九十个呀！”
板栗在日本是很受欢迎的。特别是长城内外产的京东板栗，日本友人更喜欢它，珍贵它。每逢重要节日，他们都要拿出加工精细、包装漂亮的板栗馈赠亲友。
而燕山一带栽培板栗据说已有一千八百余年的历史。《史记》里叙述苏秦游说燕国时，曾对燕文侯说，这一带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意即不种田也可温饱）。
说话间，我们到了全国产栗子最多的冷嘴头村。
热情好客的主人立即放好圆桌，摆上了丰盛的农家午餐。
“快吃吧，同志，晌午歪了，饿了吧？”这位热情的中年妇女，穿一件浅灰色西装上衣，内衬孔雀蓝圆领尼龙衫。打扮不俗。我还以为她是位乡干部哩，她却说：“不，我是普通农民。现在我们村的姑娘媳妇们都穿得象客（音切）似的。大队长回家吃饭去了，一会儿就来。”
我不客气，边吃边说着话。
“同志，我看你怪面熟，你到我们冷嘴头来过吧？”
“来过两次呢，第一次是1976年夏，第二次是1978年春，秋天来这还是头一次呢。你真有眼力！”
“我们村比那些年可大变样了！”
“是呀，变得让我都认不得了。”
忽然，耳边响起摩托车声，一个小伙子载来了一位朴实而精明的中年男子。那人下了车，他就是大队长李恩。
他张罗着沏茶，我说：“别啦，时间不多，咱们到山坡上走走，看看栗树。”他欣然同意了。
我们登上一个小山包，四面眺望，满眼全是栗树，我们被包围在栗树之中，这个五百多户的山村，竟有栗树八万余棵，每户平均一百六七十棵呢。
李恩说：“这八万多棵都是能结果的，不算老树和幼树，要算上那些十万株还多呢！”接着他兴致勃勃地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有些树是老祖宗留下的，我们也要给后人留下一些遗产。从去年开始，我们新栽幼树三万棵，今年秋后还要栽一万棵，逐步更新换代。”说着他指指前面的特大栗树，对我说：“你看，那棵树有两搂粗，快二百年了，栗树到二百年该‘离休’啦，锯掉它做木材，新栽的幼树就又长上来一茬。”“有远见！”我心里称赞着：这不仅是自然规律，不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吗？
当吉普车开出冷嘴头村时，长城和长城上的烽火台已映在夕阳里了。长城，你是历史的见证，你见过哪朝哪代的栗子花开得这么香，果实结得这么多，人民有这么甜蜜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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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豪情
夏小雨
十一月初，得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请柬，由京飞返蓉城，参加《民主青年协会革命斗争史稿》座谈会，纪念“民协”成立四十周年。出席座谈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会员代表及当年并肩战斗的老战友共三百数十人。十一日，又在“民协”诞生地文殊院大联欢，到会近千余人，颇极一时之盛。诸人烽火余生，劫后幸存，叙别情，谈坎坷，慕烈士，抒壮心，高歌怀旧，赋诗言志，意气豪情，不减当年。有感盛会难逢，遂起而效公孙大娘，舞剑寄兴，并即席口占五言一首纪之。
好音从天降，展柬喜欲狂。
乘风返旧地，重聚锦水旁。
相对不相识，乌丝竟成霜。
回忆斗争史，伤逝泪沾裳。
浴血迎天曙，今始国运昌。
放歌文殊院，试剑旧战场。
岁月何云晚？壮心慨而慷。
愿得五色笔，豪情传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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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那是四月西湖的夜晚
马瑛瑛那是四月西湖的夜晚，数不清有多少个生命在伸展，猜不出有多少个爱梦在飘动，朋友，请别大声喧哗，也别鲁莽地到处乱闯。请别惊扰柳枝上纯真的梦；请别惊扰湖水里的情波；难道你忍心在这无限柔和中，留下一丝儿不和谐？星星都在醉意朦胧地淡逝，就象少女闪烁梦幻的眼睛，淹没在摇曳的嫩柳丛中。朋友，请坐在湖边的长椅上，请躺在新鲜的草地上，任随湖波温柔地拍打着堤岸，任随恋人的细语轻轻飘过耳边，任随自己和万物一起畅饮春的美酒，或者拉起你心爱的小夜曲，让湖波般甜柔的旋律去深情地拥抱这四月西湖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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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我热爱电影音乐指挥工作
上海电影乐团首席指挥 陈传熙
问：人们都说您是“银幕上出现名字最多的人”，是电影音乐艺术的“不露面的指挥员”。请您谈谈您是怎样爱上音乐、又是怎样走上电影音乐岗位的？
答：我从童年时代就酷爱音乐。当时我的故乡广西省，正处于军阀混战的局势中，为了避难，全家曾旅居越南的谅山市。那时法国殖民主义者的驻军，有一个乐器齐全的铜管乐队，每逢星期六的傍晚，都打着火把例行地吹奏着进行曲绕城一周，以丰富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我逐渐成为这支军乐队的忠实听众之一。每当吃过晚饭，总是尽早地跑到军营门前，等候军乐队出来演奏，以最大的兴趣尾随着他们绕城一周，听他们且行且奏。时间久了，便也能随着乐队的声音，哼出几句他们所吹奏的曲调。我幼小的心灵，深深地被这些美妙的军乐所感动，并沉浸在雄壮的音乐气氛之中。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音乐。
1935年我在广西省立南宁高级中学毕业后，已经具有启蒙音乐知识的初步基础，乃决心报考当时我国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这个学校是我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于1927年所创办，由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保姆萧友梅先生艰苦卓绝、惨淡经营，培养音乐专门人材的场所。我很幸运地被录取了，我所学的主课是钢琴，副课是双簧管。毕业后进上海市交响乐队（即抗战前的工部局交响乐队）任演奏员，并在国立上海音专、南京国立音乐院设在常州的少年班任副教授。解放后继续任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1952年被上海交响乐团选拔为乐队指挥。
我走上电影音乐指挥的岗位是1958年的事。那时上影乐团缺少指挥，有关领导决定要调我到上影乐团任专职指挥。当时我的思想产生了激烈的波动。众所周知的上海交响乐团是我国历史最长久、演出水平也较高的交响乐队之一，它经常演奏中外著名作曲家们的典范名曲，接受国内外著名指挥家的访问演出，并有较多的机会参与接待外国艺术团体进行文化交流访问等活动。这种条件，对一个乐队指挥来说，是十分优越的。让我从面向观众的音乐会舞台上走下来，到银幕后面去专搞从属于电影的音乐录制工作，实非个人的志趣所在。但是经过思想斗争，我还是服从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并且安心、愉快地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二十七年。
问：这些年您指挥配乐的影片有多少？您在这项“幕后”劳动中体验到哪些甘苦？
答：这些年来，我所指挥过的电影配音影片，大约在三百部以上。其中著名的故事片有《林则徐》、《聂耳》、《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枯木逢春》、《红日》、《老兵新传》、《李双双》、《阿Q正传》、《燎原》、《陈毅市长》、《曙光》、《苦菜花》、《天云山传奇》、《邮缘》等，美术片有《牧笛》、《大闹天宫》、《小号手》等，科教片有《不平静的夜》、《邱财康》、《无影灯下颂银针》、《世界屋脊》等。
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使我越来越热爱电影音乐这项工作，对电影音乐的录制工作越来越具有充分的信心。在工作中，我体验到了一个电影音乐指挥的最大快乐。每当我往指挥台上一站，喊一声“实录”，录音棚里立即鸦雀无声，大家严肃地工作起来，这时我的欣悦之情远非笔墨所能道述的。每当我完成一段音乐录制后，得到作曲家和导演同志的点头赞许时，我就更加欣慰无已。记得十年浩劫之前，我指挥影片《红日》先期录音的主题歌《谁不说俺家乡好》，片拍好后审查时提出要改动歌词，因影片已拍好，重录歌曲就要把工作程序颠倒过来，既要对长短，还要对拍好后演员唱歌的口形，我在乐队和独唱者的通力合作下，喊了一声：“请大家跟着我的指挥棒！实录！”就这样，一遍就顺利完成了。顿时博得同志们的掌声和欢呼。我真有点象英雄班师回朝似的，心头充满了骄傲与喜悦。每当我想到我有那么多的“知音”——天南地北、海内外的亿万热心的电影观众们，我便感到万分欣慰。虽然我未能在银幕的画面上和大家见面，但观众常在字幕上看到我的姓名，而且热情地尊重我的这点滴劳动，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和鞭策。当然，有时工作中也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挫折，如某段音乐我本来已经感到满意了，但作曲者又提出新的要求，或者导演同志又想出什么新点子来，这时我就感到真有点象侍候几个婆婆的“媳妇”，满心有意见又不便拒绝演奏，只好认真地再重来一遍。
我从事音乐学习和工作已近半个世纪了，目下我已是一个满六十八岁的人了，但我还决心要把仅有的余热贡献给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的音乐事业做更多的工作，这将会使我感到最大的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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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城新貌〔套色版画〕 王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