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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除“左”的流毒 促进创作繁荣
袁鹰
文艺创作如何反映城市改革，这同城市改革本身一样，是一篇需要我们许许多多同志共同努力来写的大文章。这篇大文章不仅要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史上开创新的局面，写下新的史页，也将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反映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地上的伟大变革的作品，必然会超过我们民族文化史上的盛唐时代，也会超过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生长在、成熟在这个伟大时代的我国文艺工作者，是幸运的，值得自豪的。
伟大的时代呼唤着伟大作品的出现。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应该紧跟着党和人民的步伐，满腔热情地投身这场伟大的变革，努力与时代同步前进。我们文艺战线同各条战线一样，当然只能服务于建设四化这个唯一的中心，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什么中心。我们大家都要当改革的促进派，四化的促进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读到了不少反映农村变革的作品。其中一些优秀之作，可以称之为纪录农村变革、纪录四化进程的里程碑。现在迎面而来的城市改革，是我们不熟悉或不甚熟悉的崭新的事业。因此，我们都需要一个思想准备的过程。
我认为处于第一位的、最迫切的，是改革自己的头脑，改革那些不适应新的形势的传统观念，特别是要从长时期缠绕我们的“左”的思想影响中解脱出来。党中央有关城市改革的决定、政策、精神，是武装我们头脑的强大武器。没有这种科学的思想武器，就不能在错综复杂的生活现象中理出头绪，抓住本质和主流，认清历史前进的方向，也就不能真正做到与党中央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保持一致。多年以来，我们头脑里有不少自以为是符合马列主义的观念，其实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如“穷则革命，富则修”、“金钱是万恶之源”之类的糊涂观念，曾经长时期地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在看待先进人物，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也就产生一些不正确的观念，不正确的标准。6月间，我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参观访问团到珠江三角洲去访问。时间虽短，却大开眼界。深圳经济特区的同志曾经说起他们在这些年受到的种种压力，特别是舆论的压力。例如有的同志到特区参观，临走时竟说：“深圳除了一面五星红旗以外，其余都变成资本主义了。”也有一些同志表示怀疑：“特区到底姓‘社’还是姓‘资’？”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明确地肯定了特区的改革经验后，他们心里才觉得踏实些。深圳的同志在介绍这些情况时并没有多少愤慨。他们只是惋惜地说：“这些同志已经落后于我们的时代，落后于党中央的步伐，有些观念是需要改革的。”我认为，这话说得很深刻。不把那些陈旧的、过时的思想观念来一番更新，是不可能正确地、准确地认清形势的。何况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正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也需要在实践过程中改革某些已经同时代不相适应的论点和论断。
要反映改革，需要有勇于开拓的思想感情，要有改革者的胆识。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既然是一场革命，自然就要革掉那些阻碍社会发展的旧思想、旧意识、旧规定、旧方法、旧制度、旧政策，这就决定了开拓者的道路是崎岖的，坎坷不平的，甚至于举步维艰。各种阻碍改革的旧的东西，有时会象有形的或无形的网，层层地包围着他们，看他们的笑话，等待他们的失败。改革艰难，反映改革也不易。有的同志写了反映改革的报告文学，但是常常要惹来麻烦，甚至引来一场官司。但我们有的作者是有胆有识的，因为他和那些遇到困难的开拓者、革新者心心相印，思想感情一致，自己也投身于这场变革的激流中。要写改革者，我们自己也要具有改拓者的襟怀和品格，有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思想感情。
有些同志常说“改革家都没有好下场”，讲这句话的同志可以从历史上找到若干依据。但在今天党中央全力抓改革，支持改革的形势下，就不可能成为规律。改革者遇到麻烦多是事实。反映改革的作家也会遇到麻烦。他们会收到成堆的信件，会受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批评，包括打官司。这就需要坚持真理的勇气。一些同志不是常碰到
“对号入座”的问题吗？尽管你一再声明自己写的是小说，是戏，是电影，是虚构的，但有的人总是要对号入座，对这些“对号成癖”的同志，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他对去，何必没完没了地纠缠呢？“对号入座”似乎有历史渊源，鲁迅当年写《阿Q正传》时不是就遇到过“对号入座”么？鲁迅不予理睬。今天，我们不妨向鲁迅先生学习，不受这些干扰。
思想准备中最重要、最起关键作用的问题，就是进一步克服和清除“左”的流毒。在经济改革中，党中央花了很大气力，在经济领域的各条战线、各个部门清除“左”的思想影响，而且取得了成效。很多新的政策，很多正确的措施，都是在清除“左”的思想影响过程中制定出来的。如果没有这几年的大力反“左”，经济战线就不可能出现今天的大好形势，改革和开放的决策也不可能得到贯彻。但在我们文艺战线，有时形势似乎不那么明朗，忽而“晴转多云”，忽而“多云转阴”。其实，文艺战线“左”的思想影响历史很长，很深，危害严重。这是大家都亲身经历过、切身感受到的。这个幽灵长期在我们中间游荡，徘徊不去。以至粉碎“四人帮”已经八年，在某些部门、某些地区却至今不曾旗帜鲜明地批判“左”的影响。甚至出现过这样一种奇怪现象：在党中央花那么大气力在经济战线以及其它各条战线批“左”反“左”的时候，我们文艺界却不提反“左”的问题。经济上反“左”，文艺上反“右”，这是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实际的，是站不住脚的。
文艺战线“左”的思想影响表现在哪里，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问题，需要细致地调查研究，也需要理论家来作周密的阐述。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比如，对文艺战线形势的估计和分析，文艺界有的同志常常夸大缺点和错误。把某一个作品的失误、某一个作家艺术家的缺点，都说成严重“倾向”，以至于谎报军情，草木皆兵。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必然要导致不符合实际的判断和决策，也就会造成不好的效果，而且要花很大的气力才能扭转，这是不是“左”的思想的表现呢？又如，对文艺功能、作用的表述上，我们有时也有过分夸大之处。文艺的好的社会效果，能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它的积极作用，主要是在精神方面。在战争中，能不能代替部队克敌制胜呢？建设时期，能不能代替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呢？改革时期，能不能代替改革者和实干家呢？当然是不行的。同样，它的消极作用固然不能低估，那些不好的作品、有严重缺陷的作品，会对读者、尤其是对青年读者产生不良影响，会影响到他们的人生观、道德观和审美观。但无论如何，它决然达不到我们过去常常渲染过的“亡党亡国”的地步。由于文艺而亡国，古今中外都找不出先例。过分夸大文艺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特别是夸大它的消极作用，是否也是“左”的思想的表现呢？又如对文艺界知识分子的估计上，有的同志仍然因袭着多年以来形成的观点，不是把他们看成一支党培养多年的可爱的、可以信任的队伍，而是看成毛病最多、问题严重的异己力量，充其量是教育、改造、团结的对象。文艺队伍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都是完人。但从整体上看，我们这支队伍虽然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的残酷迫害，仍然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的好队伍。这是党中央多次明确肯定的。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同志总是同党中央的估计不一致，仍然习惯于扣帽子、打棍子。有位老同志说得好：中央一再强调不准打棍子、扣帽子，有的人却多一种：鞭子。把鞭子拿在手里，虽然不打下来，但总是在头上挥舞，“呜呜”作响，叫做“鸣鞭示警”。很可以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放下你的鞭子！》如果总有帽子、棍子、鞭子在头上挥舞，作家艺术家怎么能心情舒畅地从事创作，又怎么能实现创作的繁荣呢？
迷雾不散，难见艳阳；“左”毒不除，国无宁日。“左”的思想在文艺界的影响，决不是象某些同志所说的“已经解决了”，或者“并不严重，严重的问题是右。”而是根深蒂固，使我们长期病魔缠身，五痨七伤。中央最近强调提出文艺战线也要着重克服“左”的思想的影响，这是符合文艺战线实际、也是符合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心愿的。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剥削阶级思想对我们队伍的侵蚀，包括外来的不健康的思想影响，这是不待言的。对于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们也应该根据党中央的一贯方针，积极引导。如果发现确有严重问题，就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同志式的帮助，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而不能扣帽子、打棍子，也不必经常挥舞鞭子。只有坚决克服和清除“左”的流毒，坚决落实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发挥主动性，创造性，投身于改革的洪流，写出无愧于我们伟大变革时代的好作品，才能实现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号召和要求。
〔作者附记：本文是根据10月间在工人出版社和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召开的城市改革题材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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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汉江，记住这个夜晚》〔中篇小说〕
作者 杨贵云 载《长江》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这是一部在真实事件基础上创作的小说。一九八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夜晚，一场五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四小时内将要袭击陕南汉江边上的安康市。二十多万人的生命，几十个亿的动产与不动产，受到严重威胁。水火无情，刻不容缓。安康，经历着一场生死攸关、严峻而特殊的考验。
面对着即将袭来的“洪水猛兽”，以中共安康市委书记辛汉土、市长苏少镇为首的指挥中心，审慎、周密地组织这次全城行动。共产党人坚定正确的领导策略、对人民利益勇于负责的崇高精神和视死如归、勇于献身的英雄气概得到了充分地表现。作品还描绘了一大群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英雄形象，有杜达营长和战士们忠于职守，有辛磊、马星星等年轻一代普通的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有幼儿园阿姨林素芬、青年女工郑淑娟、精神病大夫白玉华等对人民高度的责任心和爱的美德。
围绕着全城大疏散、大转移，作品展示了气势磅礴、雄浑悲壮的历史画面，以深沉的笔力，描绘了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各色人物的不同表现，既有对崇高的讴歌，也有对丑恶的鞭挞，连那种利欲宵小，作者也投之以辛辣的讽喻。在九万余字的篇幅里，作品展示的是一幅社会的众生相，一幅震撼人心的世俗图。
力求高度凝重的概括，在宏大的结构中铺展丰厚的生活内容，是作品的一个特色。一个夜晚里突发的事件，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掬浪花，在须臾间展示出各种人物的不同性格际遇，凝聚着于生活偶然之中孕育必然的逻辑联系。作品有大开大阖、风起浪涌的场面，也有精细雕刻的玲珑小景。
而作品力图昭示出一种“曾经蒙上过灰尘的”极可宝贵、极有价值的东西，在洪灾之夜里的闪光，使那些人与人关系中纯真、友善的情谊得到升华，是撼人心弦的精彩之笔。
据说，作者正在致力于下部的写作。让人们记住那逝去的灾难，也让人们从这里得到新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以真实事件为背景的小说令人耳目一新。（毕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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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胡桃坡》到《长歌行》
王颖
还是在1965年，我到新华书店里去买书，顺手翻到了王致远的长篇叙事诗《胡桃坡》，一下子被清新的带着陕西关中乡土气息的风格吸引住了。长诗写的是关中地区人民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故事，刻画了母亲胡桃娘、女儿冯灵秀和为革命出生入死的游击队长同飞虎等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也许是作者对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和信天游的民歌形式太熟悉了，因此写起来得心应手、驰骋裕如。
继后，我十分注意这位作家的创作，直到新近，才看到《胡桃坡》的续篇《长歌行》的出版，而时间，却越过了漫长的十九年。
当我读完这一部长歌，深感到作者笔未老、情犹浓，过去的那些特色，都继续作为特色存在于诗中，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又有所探索和掘进。
《长歌行》撷取了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从周恩来总理逝世到粉碎“四人帮”。当年同飞虎与冯灵秀生下的孩子司马国生，已成长为村里的支部书记。以他为代表的新一代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展开的坚决斗争，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线。
通常的理论认为：诗应以抒情为主，叙事诗也不例外。因此，必须寻找和选择那些包裹着浓烈情感的故事，而故事的线索和情节，却不可太复杂化。这部长诗却相反，不仅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由这两者衍生的人物矛盾关系，也如藤萝瓜蔓，四处伸延。选择这样一个题材，可以说是诗家之大忌。但作者却有意为之而压上这个“险韵”。他说：“我认为，凡是小说和戏剧能够结构的故事，也都可以写成叙事诗，我们的叙事诗应当向小说去争夺题材，这样，它的表现领域就广阔了。”
也许，他的这一议论还可有商榷之处，但我觉得，作者在这部诗作中的探索却是较成功的。
诗贵有情。作者并没有忘却抒情，只是他没有把抒情铺陈开来，而是将感情浓缩在精萃的短句中去了。他写对周总理的哀悼，借助写景，一句话就把深情托出：“不是白雪满地飞，老天撒的呀是骨灰！”他写冯全有的悔恨，也只用了两句话就入木三分：“眼见不平闭眼过，我怀揣这良心做什么？！”这些诗句，既明白易懂，又寓意深刻，读后令人长久品味。
但我觉得，这部长诗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对人物个性化的刻画。
那个在《胡桃坡》里还私心极重的中农冯二农，在这场新的斗争面前却异常地坚定。当他得知自己那个紧跟“四人帮”为非作歹的儿子冯三江开大会闹批判，要砍掉胡桃园时，他“单脚一跺房门颤，英姿勃勃正当年，门后提起老棒棰，端正正放在大桌沿。一碗老酒双手端，一腿跪在棒棰前”……干什么？他要祭棒棰。“老酒下肚眉双飞，手提棒棰起风雷：‘他开会，我开会，试看谁的大会开的美！’”他冲进了儿子的厨房，把锅碗瓢盆全砸了个稀巴烂。他的想法简单而直率——“你夺众人碗，我砸你的锅！”这正是一个没有文化又挚爱社会主义事业的老农式的“批判”。刻画“震”派人物冯三江，也是几句话就一针见血，“哎，听说你是官秧秧，提上个铜锣拴门梁，你出来进去哟，响当当！”“见你搜尽九花肠，知你心头梦黄粱，称称那骨头没分量！”对于党中央提出的要警惕的那“三种人”，这既是概括，又是绝妙的特写。用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个人的外貌和精神气质，正是这部作品的特长。
《长歌行》同《胡桃坡》一样，使用了大量的对话语言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感情，由于这些对话不但符合人物身份，又有大量的比喻、象征，因而读来其味隽永。
这部长诗从1981年开始写了四年，可见作者推敲得是很苦的。但它还是生逢其时，对于今天我们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有着很现实的教育意义。
（《长歌行》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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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中央组织部召开
故事影片《这样的人》座谈会
本报讯 最近，中指委办公室、中组部召开电影《这样的人》座谈会。该片是根据空军政治部话剧团创作演出的话剧《火热的心》改编的。话剧公演时曾引起广泛重视，被称作是“整党的好教材”，“一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好戏”。电影在保留原剧作的精华的基础上，在运用电影语言塑造人物方面又有了新的创造。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指出，《这样的人》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好影片。在新时期中，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如何对待自己、对待群众，如何做一个合格党员、优秀党员？看了这部影片将会受到启发。
（左荣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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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和提高通俗文学
——天津市文联举办通俗文学研讨会
本报讯 记者解波报道：天津市文联理论研究室于1984年11月24日至28日在天津市举办了“通俗文学研讨会”。
会议交流了通俗文学的信息，并对近几年来通俗文学的勃兴、发展、地位以及如何加强引导，使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等等进行了座谈研讨。
通俗文学的现状 近几年来，通俗文学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了一股令人瞩目的势头。首先表现在通俗文学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一些通俗文学刊物发行量动辄突破百万大关。其次表现在通俗文学作品占有了相当多的园地，这类的刊物、出版物越来越多，有些专门发表艺术文学作品的刊物也开始发表通俗文学作品。三是通俗文学作品大都出自业余作者之手，近年来有些著名作家也开始重视并尝试通俗文学创作。
同时，大家觉得，目前通俗文学概念不清，创作处于散漫自流状态，作品没能超过历史上通俗文学已经达到的水平，也没能产生有全国影响的通俗文学作家和作品。少数作品格调不高，迎合了某些低级趣味。
会议呼吁：要注意和重视通俗文学的发展，加强理论批评工作，给通俗文学以应有的地位，并引导它向健康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通俗文学勃兴的原因 原因多种多样。有历史渊源：我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小说，大多是通俗小说，故事有头有尾，情节跌宕曲折，语言通俗易懂。这就造成了我们民族传统的审美习惯。
有政治原因：由于政治清明，文艺上贯彻了双百方针，使各类文艺，其中包括通俗文学有了发展的可能。
也有社会原因：随着经济改革，带来人们的劳动强度增大，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更加需要劳动之余的休息，需要娱乐和消遣。一些娱乐性、趣味性很强的通俗文学作品应运而生。
也有经济原因：由于通俗文学作品读者广、销路大、盈利多，因而受到出版者的重视。
通俗文学的发展方向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通俗文学要提高，要沿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不能不考虑通俗性和时代性，通俗性和文学性的关系。
当前的通俗文学创作有思想和艺术都比较好的，但是也有不少作品题材陈旧，格调不高，语言老套，沿袭着晚清和三十年代拙劣的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的旧路，艺术上缺少高尚的审美趣味。
通俗文学决不能停留在目前的水平上，要对它的发展加强引导。通俗文艺创作要开拓新的题材，努力表现时代精神；要在艺术上进行探索和创新。尤其要倡导通俗文学切入当代生活，力求反映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大家建议，对少数荒诞不经、诲淫诲盗的作品要进行批评和予以取缔。
会议决定天津文联每两年召开一次通俗文学研讨会，并和有关部门协商出版通俗文学研究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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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动态
文化动态
△中国作协江西分会、江西文艺研究所和《星火》编辑部十月下旬在南昌联合召开了“陈世旭小说创作讨论会”。
陈世旭是以《小镇上的将军》获奖而成名的青年作家。他的新作中篇小说《天鹅湖畔》和系列短篇小说《惊涛》等，也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座谈会上，大家热情地肯定了作者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近距离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与此同时，大家也对他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弱点和不足，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彭广丽）
△由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出版社和香港百乐门印刷有限公司联合编辑出版的四川美术学院学报《当代美术家》于十一月正式创刊发行。该刊反映美术思潮，传递美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信息，对当前美术界关心的重大理论、创作问题进行探讨，该刊接受国际友人投稿。（陈铁军）
△国内研究比较文学的学术性刊物——《中国比较文学》已正式创刊出版。它的宗旨是：介绍国内外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努力促进我国比较文学专业研究队伍的形成。该刊由季羡林主编。
（海立）
△朱狄著《当代西方美学》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评述了当代西方十个主要美学流派的十五位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另外，还就美的本质、审美经验以及艺术美学诸问题，介绍了当代西方美学家的观点和看法。（任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