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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史札记
读《史记·货殖列传》
陈泊微
近年来关于致富问题的议论多起来了，“发家致富”、“富民富国”以及“让国家和人民尽快地富起来”等等词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街谈巷议中和报刊文章中。想想从前曾经存在过的那种以穷为荣，耻于说富、讳于说富的变态的社会心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社会进步！耳闻八十年代说富道富的声音，不由得想起了一位古人——大历史家司马迁。
司马迁不是经济专家或理财家，他的官职也与治民理财毫不相干。但是，这位地位卑微的穷史官，却偏爱说富道富。他的《货殖列传》可以说是一篇说富道富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不仅记述了中国大地上的物产资源、农工商贾的经济活动和四面八方的风俗民情，而且津津乐道地介绍了一批致力于富民富国的政治家和许多从平民百姓中冒尖出来的生财有道、发家致富的人物。文章中那些洋洋洒洒的议论以及画龙点睛式的评论，始终是围绕着一个富字，一篇不到五千字的文章，用的富字竟达四十九个之多。这位太史公就着“富”的问题讲出的一些道理，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觉得耐人寻味，启人思索。
司马迁不愧是一位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头脑的历史家，他以锐利的眼光观察历史和社会，看出了人们的经济地位的重要，看出了富的重要，而对于统治阶级视为神圣的礼义道德却并不怎么恭维。他赞赏管子的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在引用这两句名言之后，紧接着作了一段很有风趣的发挥：“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司马迁就是这样把统治阶级的礼义道德从天上降到了地上，指出礼义道德是由经济地位——富——所决定的，离开经济条件，它是维持不了的。
靠什么途径积累财货以致富呢？司马迁认为，各种经济活动都可以致富。他不象一般士大夫那样鄙视工商业。在《货殖列传》中，他将农、工、商、虞（虞是古代掌管山泽生产事业的专职人员）四者相提并论，说这四大经济部门都是“衣食之原（源）”，发展起来，都可以“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他所介绍的发家致富的人物之中，既有“好稼穑”、“力田畜”的农人，也有逐鱼盐、铁冶之利的商贾；他甚至还特别提到，就是那些贩油、卖浆、磨刀剑之类的小商小贩之中，也有因巧于经营而“起富”的富户。在他看来，一些处于社会下层的贫贱细民越出封建的上下尊卑的等级藩篱而富了起来，有了势力，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他还认为，富，并不是注定为某些人长久垄断的，因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人们可以凭着“作力”（勤于劳作）、“斗智”（智力的竞争）、“争时”（善于抓住经济活动的时机），去获得财货而致富。在他那个时代，上述这些观点可算是积极、开明的思想了。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司马迁反复阐述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老百姓向往富裕和追求尽可能好些的生活享受，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为政者决不应该逆此而行事。他说，从王侯到“匹夫编户之民”莫不“患贫”；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正因为这样，才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普遍的社会现象。他在《货殖列传》中列举大量事实来说明：农工商贾无需谁去号令和组织，他们都能自发自愿地“各任其能，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事”，这都是为的去“求富益货”；那千千万万的人，“不择老少”，“出不远千里”，不辞辛苦地到处奔波，也都是为的去“奔富厚”。这种求富奔富、趋利逐利的活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他认为这既符合于“道”，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对于人民的求富奔富的种种活动，为政者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来对待呢？在这个问题上，在古代是有思想斗争的。比如，司马迁的同时代人董仲舒就鼓吹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他把“万民之从利”看成非常可怕的事情，主张用“教化”去围堵和遏止，这种思想真称得上是“教化万能论”了。司马迁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人民追求富裕“逸乐”的生活，是自古已然，即使以精妙的大道理挨门逐户去说教，也是“终不能化”的。那么怎么办呢？司马迁有几句话：“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可以看出，他是有区别地肯定前四种做法的，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也就是：顺应自然，因势利导，正确地进行思想教育，加上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他最不赞成的是最后一种做法——“与之争”，即同老百姓对抗，不让老百姓去求富益货和趋利奔富。
司马迁就是这样通过说富论富，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对社会道德问题的看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中所含有的某种朴素的唯物的因素。正因为他在《货殖列传》中冲破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讲出了一些一般士大夫所讲不出的道理，所以他也就受到了一些正统的卫道士们的非难。例如班固就曾经指责说，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其“是非颇缪于圣人”。既然如此，我们不妨看看班固自己是怎样“述货殖”的。
班固在《汉书·货殖传》中，开宗明义就说：远古的“三代”（夏商周），赖有“先王之制”，百姓“安其居而乐其业”；社会生活方面，上下贵贱，等级分明，“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据他说，这是“在民上者，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义）而贱利”的结果。而“三代”以后呢？据他说，一切都变坏了：“商通难得之货，工做亡（无）用之器”，一批批卑贱小民居然通过从事商贾和工匠的职业而上升为富翁，这些人都属于“不轨奢僭之恶”！班固对于工商业的发展如此大惊小怪，如此憎恨，这只能说明他丝毫不懂得，工商业的繁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历史的进化，而不是历史的倒退。班固这种颂古非今、夸大礼教道德作用的思想，跟司马迁的思想恰恰成了鲜明的对照。由此可知，他对司马迁说富道富的货殖论妄加指责和讥贬，就毫不足怪了。
司马迁的说富道富，已是两千多年前的事了，与我们在社会主义时代说富道富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司马迁所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是不是也有值得我们玩味和思索的地方呢？譬如，今天我们的社会上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个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对待人民群众求富奔富的问题呢？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为了创造更高的生产力，保证人民逐步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也可说是为了富民富国。“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民群众求富奔富所体现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有如江河的奔流，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顺天应人，拆除那种种阻遏生产力发展的“堤防”，让人民早日摆脱贫穷，尽快地富起来。当然，“教诲之”的问题也是一件大事。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越来越复杂化和多样化，这就更加需要做好思想教育，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趋利逐利、求富奔富当中不忘“大义”之所在，也就是说，能够自觉地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集体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思想教育的使命是鼓舞人民去奔四化，但是，思想领域的工作如果走歪了路，也会干扰和妨碍四化的实现。在“左”倾思想流行的那个时期，曾经发生过以“教化”作“堤防”去围堵、阻遏“水之趋下”的错误，这是应该永远引以为训的。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太史公热衷于说富道富，但并不是正邪不分地鼓吹发财致富。他指出，社会上有一种“弄法犯奸而富”的人，这就是他所不齿的“奸富”。谈到这一点，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如何运用法律规范的问题。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富，也有正邪之分，那些靠侵吞公共财产、盗窃国库、贪赃枉法、走私漏税等非法行为而发不义之财的经济犯罪分子，难道不也是一种“奸富”吗？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律保护一切正当的富，但决不容许破坏改革、为害社会的“奸富”分子逍遥法外。我们现在讲富民富国，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朝着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前进。我们正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干着一件前所未有的求富造富的伟大事业，这是古人的任何美好的富民理想也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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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这种“一贯正确”也该破除
文玉 余立
在探讨和研究理论问题的过程中，理论工作者改变或修正自己曾经主张、坚持或赞同的某个理论观点，这是常有的事情，也是符合认识规律的。以前不认识的认识了，以前认识错了的改正了。只有这样，理论才能不断发展，人们的认识才可能逐步接近真理。
当然，这种理论观点上的改变或修正，决不是轻易的、草率的，而是理论工作者根据客观实践的检验、科学的发展和新资料的发现，经过深入研究，批判地清理了自己旧的观点的结果。这是一个真正的理论工作者应当采取的科学态度。
有些人不是这样。他们对某些理论问题的看法发生变化，并不是什么深入研究、认真清理的结果，而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因而，今天他可以这样主张，明天可以那样主张，到了后天，他可能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真可谓随心所欲，谁也闹不清他到底是什么主张。
如果仅仅如此，也还罢了。一个人对于某个理论问题持某种观点（尽管他的观点随时可以变换），毕竟还是他自己的事，于人于世都没有多大妨碍。问题是，在某些人那里，过去他主张或赞同的观点，今天常常成了他批判的靶子，借以表明他的“清白”和“正确”。而在他对这些观点加以批判的时候，他并不因为自己曾经主张或赞同过这些观点而感到有什么不自在，更不肯做哪怕一点点自我批评。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历史有时候喜欢对人们开一点小玩笑。曾几何时，事实证明他现在据以批判别人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他曾经主张或赞同后来又加以批判的那种观点，倒是正确的。照理说，这次他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点了吧？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被“将”住“军”的，“我早就是这样主张的嘛！不信你去翻翻我过去写的文章！”
为了提倡和发扬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理论战线上的这种“一贯正确”论，的确也应该破一破了。不破除这种“一贯正确”论，老老实实从事科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就不能抬头。我们的理论工作又怎么能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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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反对早期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下）
1931年5月1日至3日，四个托派小组织在托洛茨基的多次催促下，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了中国统一的托派组织，沿用托陈取消派原来用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称，选举了由陈独秀（总书记）、郑超麟（宣传）、陈亦谋（组织）等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并且在上海设立了沪东、闸北（兼沪中）、沪西与法南（法租界及南市）四个区委。中央机关报是《火花》。
在几个小组织统一前后，他们除了大打派仗，互相攻击，频繁地向托洛茨基写信，以示唯我独“左”之外，主要的活动是出版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托洛茨基、托派临时国际以及他们自己写的文章、决议、宣言、声明等。在宣传托洛茨基主义，抨击几句国民党独裁统治，呼吁呼吁召开所谓国民会议的同时，把矛头重点指向中国共产党，妄图利用党内连续出现的第二、第三次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混乱和困难时机，取而代之，夺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还在1930年3月和7月，陈独秀就在《无产者》刊物上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以教条主义的口吻，引经据典，攻击党深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是对城市工人运动的“背叛”，诬蔑红军是“土匪”、“流寇”，其归宿将与历史上失败的农民起义一样。当时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曾将陈独秀诬蔑红军的文章大量印发。党的机关报《红旗》发表了李立三等人写的一系列文章，进行还击，指出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再也没有陈独秀的位置了，他已经坐到国民党改组派的位置上去了。尤其是毛泽东起草的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其中直接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及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中批判了对农村武装斗争的悲观思想），以及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等文件，为彻底批驳托陈取消派的谰言，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这时期，党与托派的另一场大斗争，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托派分子严灵峰、任曙、刘仁静等摆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架势，把托洛茨基和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已经用过的破烂重新搬出来，胡说帝国主义的入侵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把帝国主义为了掠夺中国而建立的殖民地经济、农村商品经济和高利贷，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经济，从而论证出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的资本主义社会，以此来否定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从根本上取消土地革命和农村武装斗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向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也发起了进攻，妄图扼杀革命理论和革命思想的传播。这些托派理论家的进攻，起到了反革命别动队的作用，尤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党通过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领导“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以《新思潮》等刊物为阵地，组织张闻天、王学文、吴亮平、柯柏年、潘东周（后来叛变革命）以及其他一些与党有联系的革命知识分子，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系列战斗檄文，给托派的谬论以有力的驳斥；揭穿他们采取混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以及把殖民地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的伎俩，实际上是在“左”的词句伪装下，赞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反动统治者效劳，取消中国革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运动的高潮，托派中央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和文章，妄图把运动纳入他们“国民会议”的轨道，提出把所谓“国民会议”作为“领导全国民众反日斗争的总机关”。托派华北区委在南下的学生请愿队伍中，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妄图夺取运动的领导权。有些托派分子甚至提出“我们不应爱资产阶级的国，救资产阶级的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是我们阶级的立场”等等荒唐透顶的言论。对此，党中央在《红旗周报》上发表了博古、张闻天等人的文章，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同时，党中央代表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在9月22日作出决议，提出“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特别在东北，更应加紧发动群众，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表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在我党的坚决斗争和苏区红军胜利发展的事实教育下，以及在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专政粉碎了托派所谓“国民会议”迷梦面前，中国托派日趋动摇和瓦解。不少人逐渐醒悟，纷纷脱离托派组织。有的回到革命阵营；有的不问政治，寻找“世外桃园”去了；有的则彻底投降反动派，成为残害人民的鹰犬。如被称为托派“元勋”的梁干乔和陆一渊，就在“统一大会”后不久，投奔国民党特务组织。在与党分裂时从党内拉出两个工人支部，从而为托陈派立下汗马功劳的马玉夫和陈独秀的秘书谢德盘，也先后向国民党告密，致使新成立的托派中央还未开始工作，就于1931年5月23日和翌年10月15 日两度被破获，其成员包括陈独秀在内都被捕入狱。从此，中国托派一蹶不振，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曾想尽办法帮助他们重整旗鼓，要他们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托派政党，以取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终未得逞。
早期中国托派覆灭的历史，从一个侧面，雄辩地证明了托洛茨基主义此路不通；证明了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及其战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通过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局面，才是完全正确的革命道路。
（唐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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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全国首届左宗棠历史评价学术讨论会
11月13日至16日，苏州大学历史系和江苏省史学会发起召开了全国首届左宗棠历史评价学术讨论会。到会七十多位专家、学者和青年史学工作者，围绕着左宗棠的思想脉络，左宗棠镇压农民起义，左宗棠与洋务运动，左宗棠收复和建设新疆，左宗棠与中法战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和讨论。
对于左宗棠的总评价，同志们一致认为，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人物。他一生有三个关键问题：一是镇压农民起义，二是倡办近代工业，三是率军收复新疆。前一个问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左宗棠的过；后两个问题则适应了时代潮流，符合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是左宗棠的功。比较起来，左宗棠一生功大于过，是个值得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有原则区别，不宜再把曾、左、李相提并论。大多数同志认为，左宗棠在中英鸦片战争中坚决主战，在洋务运动中独树一帜，在新疆危机中毅然统兵西征，收复了约占今天我国领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在中俄伊犁交涉中采取强硬态度，在中法战争中坚决抵抗。收复新疆和中法战争中的镇南关大捷，是中国近代史上仅有的两次辉煌胜利，都与左宗棠分不开。在中国人民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丰碑上，理应镌刻上左宗棠的名字。但也有个别同志认为，左宗棠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镇压农民起义，在太平天国晚期，他附和“借兵助剿”，因此，给左宗棠戴上爱国主义者的桂冠，尚须斟酌。
在论及左宗棠与洋务运动时，较多同志认为左宗棠从事的洋务活动应予肯定：第一，左宗棠办洋务的指导思想，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内容，如兰州机器局所造枪炮，主要用于消灭阿古柏，收复新疆；第二，左宗棠倡办的企业，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特别是福州船政局，培养出一批本国的技术骨干和海军将领；第三，左宗棠晚年提倡“商办”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他支持兴办的徐州利国驿煤矿，就是明证。有些同志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一、左宗棠提倡“商办”的实质仍是由官僚控制，利权并不下移；二、左宗棠鼓吹“本富远胜于末富”，实际上是强化小农经济；三、左宗棠不重视学习西方，而是抱住封建理学不放。在涉及整个洋务运动的评价上，形成了两派观点：一部分人主张不宜贬低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认为洋务运动实质上是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先驱。当时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必然要走这条曲折的道路，否则就不会有以后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对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应当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其中至少左宗棠是爱国派。另一部分人认为，洋务运动的主角是李鸿章而不是左宗棠，李鸿章对外妥协，办企业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压制私人资本。所以，尽管左宗棠办的洋务是爱国的、进步的，应予肯定，但以此肯定整个洋务运动，理由仍嫌不足。无论持哪种论点的同志，都认为对左宗棠评价的突破，对于进一步研究洋务运动史，以及进一步研究中国近代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左宗棠的思想脉络，较多同志认为，左宗棠之所以能对社会历史发展起促进作用，能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熏陶分不开。传统文化中有糟粕，但更多的是精华，这些精神养料孕育了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安内攘外”的思想。左宗棠师承了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思想，属于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其思想特点是“爱国忠君”；而曾国藩、李鸿章等则是理学经世派，其思想特点是“忠君而不爱国”。个别同志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左宗棠的思想不是象龚、林、魏那样向往封建制度的改革，而是和曾国藩一样，主张强化封建统治，应该列为地主阶级经世派的右翼代表。还有同志指出，左宗棠镇压农民起义心狠手辣，杀人如麻，这种对农民群众的凶狠残暴，对封建朝廷的竭忠尽诚，只能说是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会议还就左宗棠是否“亲法派”、“军阀”，左宗棠在新疆的经营和建设，左宗棠的少数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左宗棠的军事思想和教育思想，以及西北回民起义中某些人物和政权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取得了基本一致或相近的看法。 （王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