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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报告
企业自由联合的一种有效形式
——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在自愿基础上搞好联合的调查报告
蒋一苇
几年来在工业改组和企业联合的做法上，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分歧：企业的联合是靠行政命令来进行呢，还是坚持自愿、互利、平等、协商的原则由企业自由联合？1980年7月1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曾明确规定：“组织联合，一定要从生产发展的迫切需要出发，坚持自愿原则，不能用行政命令强行组织。”但是这一规定实际上并未得到遵守，各部门、各地区仍然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组建了许多所谓“行政性公司”，用“装口袋”、“梳辫子”的办法，把企业强制统在一个公司里。特别是在机构改革中，许多部门和地方的政府管理机构摇身一变为“公司”，或者变为几个“公司”，牌子换了，性质不变，人员不但没有精简，反而增多，而且把政府的经费开支转嫁给企业。这种公司也有比较符合客观需要而取得一定效果的，但应当承认，多数是不成功的。因此，许多企业批评这种公司是“抽头公司”、“拿钱买来一个二婆婆”等等，意见很多。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和“简政放权”，在实践中也遇到一个放权放给谁的问题。如果说放权应当放给企业，又有一个谁是企业的问题。如果把行政性公司算做企业，把权放给这种“企业”，实质上仍然是政企不分，只是把“以政代企”变为“以企代政”。这种以公司之名行政企不分之实的事例很多。例如有的部门和地方把企业下放给中心城市，今天下放，明天宣布成立公司，通知该企业归公司管辖，一手放下去，一手收回来，表面上下放了，实际不下放。总之，企业是个小媳妇，听凭公婆安排自己的归属。
值得注意的是，几年来在国务院所确定的“发挥优势，保护竞争，促进联合”的原则指引下，也涌现了一批由企业自愿联合，因而具有极大生命力的经济联合体。以第二汽车制造厂为主体的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例子。从这个联营公司的成长，可以看到一条以骨干企业为中心，推动企业自由联合的道路。
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的发展经过和具体做法
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是以第二汽车制造厂为主体，同各省、市、自治区汽车厂及有关企业实行跨地区、跨部门自由联合的经济实体。
这个联合体的联合行动早在1978年就开始。1979年到1980年间，有各省、区的八个汽车厂与二汽联合组装生产东风汽车。当时这些汽车厂由于“小而全”，技术力量薄弱，独立生产的汽车质次价高，长期亏损，无法生存。二汽给予技术支援，并提供成套零件，由他们组装，既解决了这些厂的“吃饭”问题，又在生产技术上得到锻炼，为进一步联合奠定了基础。
1981年4月，八个省区的九个汽车厂齐集二汽，按照自愿互利原则，正式成立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公司一成立就面临全国汽车滞销的难关。他们依靠集体力量，同舟共济，通过市场调查，决定由二汽提供底盘，分工生产各种改装车，很快打开了销路，使联营公司在风浪中站稳了脚跟，坚定了走专业化、联合化的信心。从1982年起，联营公司开始发展。联合的对象从整车厂发展到零部件厂、配套件厂。公司内部，各厂进一步专业化，确定了各自的“看家产品”；从生产联合，发展到设计、试制、试验、销售、售后服务等全面的联合。参加联合的厂家从1981年的九家，发展到1982年三十五家、1983年六十六家、1984年一百零三家，跨二十个省、市、自治区。二汽成为一个辐射联系到全国的汽车工业中心。
这个联合体为什么会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自愿原则，实行多种形式联合。
二汽是一个企业，它没有行政权力强制别的企业同它联合。以二汽为主体的联营公司完全是一个自由联合体，根据参加企业的具体情况和愿望，采取多种的联合形式。发展到目前，有以下不同的联合层次：
（1）公司的核心部分
二汽总厂，下有直属的二十七个专业厂，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这是公司的核心部分。公司不搞另外的班子，以二汽总部作为公司的总部，一套机构，两块招牌，但各个职能部门都设有专管联营工作的人员。
（2）紧密联合的企业
这种企业现在有四家，公司对这些厂实行人、财、物、产、供、销“六统一”，但各厂仍保持它的独立法人地位，有很大的自主权。例如在产品分配上，计划内产品，公司支配10％，工厂也支配10％；超计划产品，公司支配80％，工厂支配20％，但销售收入都归工厂。
（3）半紧密联合的企业
这种企业现有十五家。它的特点是实行“三不变”（所有制不变，原隶属关系不变，财政渠道不变）和“四统一”（产品系列，改造规划，生产计划，管理办法）。生产经营基本上由联营公司统一管理，但工厂可以承担一定的地方任务，生产一部分其他产品。
（4）松散联合的企业
这种企业现有八十三家。它和半紧密联合企业的不同点在于，它只部分地生产东风系列产品，同时还生产其他系列产品。属于东风系列产品的生产和发展规划，由联营公司统一领导，其他方面的生产经营，公司不干预。
除了以上正式加入联营公司的一百零三家企业外，还有一百多个定点协作单位。联营公司的成员，都是自愿加入的，都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除二汽直属厂外，都是从松散联合开始，进而自愿要求半紧密或紧密联合的。
第二，坚持互利原则，实行不同的利益分配办法。
平等互利是自由联合的重要基础。参加公司的企业，多半是在生产经营遇到很大困难的情况下要求参加，从联合中得到支持和发展的。作为联营公司主体的二汽，风格比较高，有战略眼光。他们认为二汽是全国支援建成的，有责任为发展全国汽车工业作出贡献，因此想方设法为参加的企业提供各种条件，帮助进行改造，取得较大的发展。
在利益分配上，公司采取了充分照顾参加企业的办法：对紧密联合的企业，根据不同情况确定利润分成比例。对半紧密联合的企业，实行税前2∶8比例分成或税后1.5∶8.5比例分成，公司占2或1.5，但公司并不提走，而是将所得留给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作为公司对企业的投资，以促进企业的发展。在这些企业处境困难的时期，二汽提供的技术援助都是无偿的，以后则逐步实行有偿转让。对松散联合的企业，则完全采取等价交换的互利原则。
第三，以二汽为主体，发挥它在联合体中的骨干和龙头作用。
东风汽车工业联合公司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二汽这样一个技术先进又善于经营管理的企业作为主体，发挥它的骨干与龙头作用。二汽不但可以提供优质的零部件，支援参加企业组装或改装出优质的汽车产品，而且帮助参加企业在技术上进行改造和克服难关，建立全套的生产和经营管理方法，并为各企业培训生产技术与管理人才。在公司统一领导下，根据参加企业的特点和优势，实行专业分工。目前，在有些联营单位中，已开始以二汽为龙头，联合设计，联合开发新产品，不但加快了产品更新的进程，又锻炼了参加企业的技术力量。这一切，对各参加企业有好处，对二汽产品的发展同样有好处，起了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作用。这是这个联合体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
联合的效果和发展的前景
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从1981年到现在三年多的时间，联营的范围达到二十个省、市、区，一百零三个企业，共有职工十五万多人（其中二汽五万四千人），去年工业总产值达二十八亿元（其中二汽十六亿元），实现利润四亿四千万元（其中二汽二亿八千万元）。
从经济效益看，以较早参加的十四个企业为例，1983年与1981年比，二汽产值增长了59％，十四个参加企业增长了253％；二汽利润增长了121％，十四个参加企业1981年有盈有亏，盈亏相抵，共亏三百三十五万元，1983年全部盈利，共盈利二千八百零六万元。全公司1983年六十六个企业也全部实现了盈利。
几年来，以二汽为龙头，依靠全公司的协作，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东风系列产品得到迅速发展。他们联合设计和试制了大客车底盘、装甲车、三吨半越野车、三吨轻型车、柴油车、高原车等新产品。东风改装车、专用车由1981年的四个品种，目前已发展到一百四十个品种。参加企业从“小而全”的生产方式，逐步转变为专业化协作的大生产；公司整体则从单一品种生产转变为多品种、系列化生产；从生产型转变为经营开拓型的联合企业。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极大地鼓舞了以二汽为主体的东风联营公司的职工，也鼓舞了各地发展经济横向联系的积极性。最近，三省（湖北、福建、四川）五方（加武汉市、二汽）在二汽召开会议，决定依靠集资和引进技术及资金，扩大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的规模，有计划、有组织地分工协作，拟在“七五”计划期间年产二十万辆中重型车，并建成年产三十万辆轻型车的能力，为实现我国汽车工业大发展作出贡献。
根据他们的初步计划来看，以二汽为骨干，运用三省五方的现有条件和自筹资金，加上有很大可能争取到的外国公司的资金与技术，采取总体规划、分批建设、分批投产的办法，这一计划是可行的。它不需要国家投资，依靠“外引内联”的经济合作，进行国家所需要的重点建设，将充分体现经济联合的威力，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
几点体会和建议
通过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的建立、成长和进一步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发展经济联合的一些客观规律。
第一，企业的联合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发展趋势。但是，这种发展有它内在的客观规律。首先，参加联合的企业，应当是技术经济有密切联系，有相互需要的单位，不能把在技术经济上互不相干的单位硬合在一起。其次，联合必然要体现出更高的技术经济效益，使联合的单位都得到相应的利益，不能采取“劫富济贫”、“抽肥补瘦”的办法，合在一起吃“大锅饭”。联合是否有必要，是否都有利，只有企业本身最清楚，因此坚持企业自愿原则是企业合理联合的最重要的前提。那种行政性的撮合，对工厂夺利的撮合，迟早是站不住脚的。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了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增强企业活力首先是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在法律上具有法人地位。拥有自主权的法人企业，就必须有自由联合权，有加入联合体或按协议规定退出联合体的自主权利，没有这一权利，也就没有最基本的自主权。凡是依靠行政命令组建的公司或其他联合体，应当允许被强制归并的企业有退出的自决权。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真正合理的联合。
第二，企业的联合可以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在内容上，可以是生产、技术的联合，可以是供销、经营的联合，也可以是资金的联合。在形式上，可以是松散的联合，半紧密的联合或者紧密的联合，而且一般的规律是从松散走向紧密。这些内容和形式应由参加联合的企业自由选择，自然发展，不能用行政手段强制实行。
第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必然要有竞争，没有竞争就不会推动企业的进步。社会主义企业在竞争中将优胜劣汰，除了少数企业在竞争中失败而被迫关停外，多数企业必然走联合的道路，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然出现的现象。为了保护竞争，促进联合，不宜于用行政手段组建全行业的全国性公司。国家为了进行行业管理，可以设置精简的行业管理部门，按照政企职责分开原则，对企业实行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的管理，允许企业打破部门、地区的界限自由联合。象汽车工业这样的行业，通过自由联合在全国自然形成若干个公司，在竞争中求发展，肯定比统在一个公司里发展要快得多，效果要好得多。
第四，以一个骨干企业为中心，吸收自愿参加的企业，按平等互利的原则组成各种形式的联合体或联合公司，是企业自由联合的一种有效形式。所谓骨干企业不一定都是大型企业，联合的范围也不一定都面向全国。一个名牌自行车工厂是中型企业，可以和本地或外地自行车厂联合成自行车公司；一个名牌服装厂是小型企业，也可以作为龙头，和本地、外地的服装厂联合成服装公司。以一个先进的骨干企业为主体，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发展成联合公司，有骨干厂为主导，这种联合体容易巩固并较快地发展。但也不能作出联合必须有骨干厂为主体的规定，应当允许各种联合形式的存在和发展，在竞争中会自然形成一些有生命力的联合形式。
为了打破部门和地区的界限，促进自由联合，当前有几个问题需要在政策上或法律上作出规定。
一是企业的隶属关系问题。
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后，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除了通过综合职能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行使外，对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必须有主管部门进行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归口对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及任免企业主要负责人等等。企业实行跨部门、跨地区联合后，如何处理隶属关系，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联合公司中属于紧密联合的所属单位，隶属关系应归公司。不论所属单位在什么地方，应视为公司的直属单位，人事由公司任免，指令性计划由公司归口下达。党的关系可在当地，财税上交也在当地。
联合公司本身的隶属关系，按照中央和省不管辖企业的原则，一般的联合企业可由中心城市主管。当然，主管也是推动他们发展联合，而不是限制他们的自愿联合。对于象东风联营公司这样特大型的联合企业，全国为数不多，计划由国家计委单列，主管部门似应由国家经委设置“直辖企业局”管理。
二是产值和税利的划分问题。
目前计划体制，还按地方考核产值指标，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后，这种考核有无必要，值得探讨。计划管理实行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分开以后，如果要考核，也只能考核指令性部分的产值。联合公司归哪个中心城市或地方主管，指令性计划就由哪个城市或地方下达；要考核，也就考核指令性指标的完成。直属于联合公司的工厂，指令性任务可由公司归口下达，同时对公司进行考核，不应对工厂所在地方再进行考核。
实行利改税后，税收原则上应在当地交纳。联合公司实行跨地区的内部协作，应当实行增值税。从机械工业试行增值税的情况看，这样做并不影响当地的税收。对国家来说，税收不论在什么地方上交，都进入国库，是没有影响的。但目前中央与地方分享税收的办法还不十分完善，如何合理处理联合公司与所属各地工厂的分别纳税问题，使其既有利于跨地区联合，又能照顾地方利益，需要财税部门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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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企业活力与商品经济
王志平
经过五年多的改革，农村经济活了，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也活了，现在主要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没有搞活。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全民所有制企业如果活不起来，就会影响农村经济和集体企业，也难以进一步活跃整个国民经济。
如何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涉及方面很多。问题的焦点在于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规律实行计划经济。我们过去长期实行的，是以削弱、限制以至逐步取消商品关系为主旨的计划经济，结果弄得企业没有活力，国民经济没有活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很好发挥出来。国内外的历史经验表明，离开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计划工作无论怎样“完善化”，也解决不了增强企业活力和国民经济活力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在搞活农村经济和集体企业方面成效卓著，就是因为冲破了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体制，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办事。
对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来说，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实行计划经济，首先就是在国家同企业的关系上真正承认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地位，使企业确实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同它们提供的商品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每个企业都千方百计地捕捉经济技术信息，调动各种生产经营手段，提供物美价廉、时新适用的产品，适应国家和消费者的需要，并不断增加企业盈利。我们的许多文件和法规，都载明企业有“经营自主权”和“相对独立性”。但是，如果企业没有这种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进取精神，经营自主权和相对独立性都不会起多大的实际作用。要使社会主义企业具有这种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进取精神，具有这种活力，就要创造条件使每个企业对它提供的商品负起完全的经济责任。就是说，使企业的经济状况和职工的报酬完全以它的商品为转移。这当然一下子很难做到。实行利改税第二步，从分配关系上打破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企业完成计划，税后自负盈亏，已经使它开始关心自己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了。再加上搞好政企职责分开，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搞好物资、财政体制和价格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企业将会更加自觉地精打细算，把产品生产同价值形成尽可能好地统一起来。那时，企业在生产方面就获得了更多的商品生产者的经济人格。
其次，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内部关系，也要同它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的特点相适应。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是共同经营和使用国家交给该企业的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他们在企业中既是主人翁又是劳动者，他们同企业之间自然没有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每个人提供自己的劳动，得到一份与他的劳动相当（实行社会扣除以后）的报酬，简单说，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关系。但是，由于企业是商品生产者，要对它的商品负完全的责任，每个职工提供的劳动一开始便参加了价值形成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对职工劳动的最终评价就不是在企业大门内进行的，而是大门敞开，接连着市场进行的。职工劳动虽然努力，如果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卖不出去，他们花费的劳动还是得不到社会承认，不能形成为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这里，按劳分配规律同价值规律连接起来了。
因此，国营企业职工的报酬制度，必须考虑企业生产的商品在市场上的状况这个因素。过去那种不管产品出厂以后如何，企业工资奖金照发，劳动耗费的评价同商品价值的实现完全脱节的现象，将会消失。价值规律将更加直接地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现在许多企业实行的分层承包的经济责任制，只要定额的指标比较科学，就能起积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经济责任制将更加完善，并会出现新的形式。看来，各种经济责任制的推行，会给全民所有制企业内部关系的调整积累更加丰富的经验。
再次，为了更好地利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搞活企业，在宏观经济方面还要改革计划体制。计划体制的改革，最主要的就是从削弱、限制和排挤商品经济的计划体制，转变为自觉利用价值规律，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计划体制。这不是削弱计划经济，恰恰是为了加强计划经济。具体地说，就是要逐步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除了同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属于国家经济命脉性质的产品实行一定的指令性计划外，根据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状况，从供大于求、供求持平的企业和产品开始分批实行指导性计划，或者完全由市场调节。国家可以通过投资分配和投资政策、信贷政策和利息杠杆、定货合同等，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发展。还有就是必要的行政干预和健全的经济立法。这里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投资和信贷，要同利用货币流通的整个机制来调节国民经济密切联系起来。长期以来，我们比较重视财政在组织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中的作用，而不太注意货币流通的调节作用。重视财政当然是对的，但忽视货币流通，不充分利用它调节国民经济的职能，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最后，对于改革计划体制和增强企业活力极为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没有合理的价格体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便不可能健康地发展，企业也不可能搞活。过去那套计划经济模式，一面把价格搞得很死，一面把指令性计划搞得很大，实际上是用直接分配的行政办法取代了商品流通。再加上“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长期冻结物价，形成了一个价格严重脱离价值的很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既不能起正确核算国民经济的尺度的作用，又不能作为正确分配投资和计算投资效益的尺度，也不利于企业在正常再生产下进行补偿，更谈不上利用价值规律鞭策落后、鼓励先进。而且，往往使一些企业从中取巧，得到不应有的过多收益。这种限制商品经济正常发展的价格体系，不进行改革不行。由于价格改革涉及每个企业和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是个很复杂、很敏感的问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和周密的部署。这几年，农村经济搞活，集体企业搞活，从一些地方的实践看，价格在工农业生产增长形势下即使有些变动，仍然保持了物价稳定和市场繁荣，群众实际收入有所提高，整个经济反而更有活力了。我认为，只要条件具备，价格改革应该有步骤有计划地抓紧进行，使价格真正成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增强国民经济活力和企业活力的强有力的杠杆。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有可能走上投入少、效益高的良性循环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