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乌江感怀
王若望
最近去马鞍山参加城市改革题材创作座谈会,乘便拜谒了采石矶畔的太白楼和太白墓;在江北岸,便是乌江,此处是项羽最后战败自刎之处。他的政敌刘邦在他死后还降旨在这儿筑庙祭祀他,称“霸王庙”,原有九十九间半屋(据说,再多半间屋就是正统帝王的规格了)。我来此凭吊时,这儿已成一片废墟,只有半个石狮子还露在地面上,当地人沉痛地诉说,这是毁于那帮“造反”英雄之手。没想到成者为王的刘邦,对其死敌尚且如此宽厚大度,时隔两千多年后,“造反派”对我国历史上真正造反起家的祖师爷之一却如此仇恨和刻毒!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国的历史界评价两千年前的楚汉相争双方的代表人物:刘邦和项羽,常用的也是唯成份论的模式,刘邦出身较好,贫下中农,他的造反是代表人民大众的,所以获得成功;项羽是贵族出身,据说代表了已趋没落的奴隶制云云,所以他必然失败。到了十年动乱时期,项羽则定为企图复辟奴隶制的“顽固的贵族”。于是,乌江畔的霸王庙成为革命的对象,就难逃其被毁的命运了。
我们还得感激司马迁为项羽和刘邦等人描绘了栩栩如生的真实的历史面貌,对项羽的惨遭失败,他倾注了无限的同情,不过他不同意项羽在自刎前的绝望的呼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批评这位失败的英雄:“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即缺乏自我批评),过矣。”
其实,霸王最终演出了“别姬”,接着又在乌江自刎,其“过”不在“天亡我”,也不是他出身成份不好。韩信在项羽处做过郎中,他后来投奔刘邦时,向刘邦陈述项羽不能霸天下的道理,说:“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勉强服从之意):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韩信对项羽作如此评价,一是得到了历史事实的验证;二是他亲自体验的第一手材料;三是韩信知人论世,较他的同代人的水平皆高一筹。因此,不必再加什么唯成份论的添加剂,韩信的这几句话就道出了霸王一定要演出“别姬”的内在原因,这是可信的权威的论断。
用现代语注释韩信的话,“喑恶叱咤,千人皆废”,即个人独断专行,声势显赫,残害人民和不尊重部下的意见。项王诈坑秦卒二十余万,这是他最大的失策。范增是与项羽一起造反的知识分子,出了许多好主意使楚军连战皆捷,可算是个有胆识有才能的战略家,刘邦的心腹之患就在范增身上,必欲除之才能战胜楚军。他的谋士陈平略施小计,使项羽猜疑范增是叛徒特务,项羽果然中了陈平的反间计,不再信用他了。范增大怒而离开了他,愤愤地说:“你快要得天下,就用不着我了,看你一个人去干吧!”司马迁是带着激情写出了范增的“被谗见疑”的怨言,为的是他自己也曾被君主加了叛徒和为敌人游说之罪而得了腐刑之惩罚呀!
韩信本是项羽的部下,此人是文武全才,足智多谋,但他在项羽那儿却未见重用,曾献策于项羽,羽不用。项羽不能知人善任,不肯礼贤下士,韩信在那里一直郁郁不得志,在数学上好比把积极因素化为零,一旦韩信跑到刘邦那里,那么,项羽这边,数学上就表现为负一或负三、负四了,这就注定了项羽的失败。我们看《史记》里记载的楚汉相争的各个战役,韩信几乎成了举足轻重之人物,当我们看到韩信在项羽那里未能施展其抱负,怫然而去,不禁掩卷为项羽叹惜。而萧何则演出了“月下追韩信”的光辉篇章:刘邦起初脑袋里也被旧的门阀、资历等教条所囿,几次拒绝委韩信以重任,但他还比较地尊重部下的意见,不是僵化和半僵化的脑袋,他终于批准给韩信登台拜将。这个仪式须皇上亲自斋戒、设坛场向被封的大将行礼,这对一位君王来说,能够这么做需要何等胸襟、何等样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的内容,是凭萧何对汉王直率的批评才被透露出来:“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要重用知识分子,要人才为你所用,仅仅不答应外调或给予官职还不行,如果不改掉对他们轻慢无礼的作风,知识分子仍然处于“如呼小儿”的奴才似的地位,这还不行,还必须充分信任,充分尊重,真正给他们有职有权。这就是汉刘邦之所以王天下的关键,却跟刘邦的“半无产者”的出身并无关系。汉胜楚败,败在轻才,而不是“沽名”,历史的对比何等鲜明!司马迁的不朽的史笔总结得多么精当,在以后的两千年的历史长河里,许多史实反复证明着上述这条真理,即不善发掘人才,轻视知识分子甚至迫害知识分子者,这是迷信匹夫之勇的帝王将相最易犯的通病,犯了这种毛病的,最后难免要演一出“别姬”的悲剧来。
那么,项羽自封西楚霸王,他为什么挑选这么一个难听的称号呢?古代霸字的意思本来并不坏,盖诸侯之长者曰霸,有强大称雄之意。故春秋战国时代有五霸七雄之说;《文心雕龙》里也有一句“文采必霸”,是指好文章一定有卓越的独特的风格。古人取名也有以霸字相称者。靠武力和行政权力称雄一方者谓之霸,如果靠财力和智力取胜者则不称霸,而称豪,特别有钱的叫富豪,特别有才学的则称文豪。这种区别很严格也很有意思(虽然有“文霸”之称,因文霸依恃的仍是诗文以外的势力而称霸一方,与上述的规定并不抵触)。凡手头滥用武力或权力者,往往在国际关系中侵犯弱国;在人际关系中则仗势欺人,骑在众人头上称王称霸。这“霸”字的原意便渐渐演化成霸道,恶霸,以及霸权主义,这种异化是符合其发展逻辑的。历史上项羽第一个以霸王自居,确有气吞六合之雄心,无奈他后来发展为霸气十足,“千人皆废”,使人人自危,部下见之不敢仰视。霸王未成其霸业而自刎于乌江,这就表明恃匹夫之勇的霸天下,是不会长久的。我以为,不称霸这个提法不仅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用于人际关系上也未始不可。
以刘邦项羽的成败作比较而论,不妨这么说:多一点霸道和霸气,反而成不了霸业;要是摒弃异化了的霸道作风,倒促成了众望所归的一统天下,事物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我怅惘地站在长江边的乌江岸上,看着这儿的荒草残垣,从滔滔东流的江水里,我仿佛看见古代的那位英雄流洒在江里的血;追寻两千年前从这儿流过的江水和鲜血,告诉了我多么丰富、多么沉痛的历史的信息呀!我还听到了“我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的悔恨和绝望的浩叹,这句惨绝人寰的临终遗言仍不愧英雄本色,很遗憾的是,一切追悔都已晚了,可悲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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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土地爷的“有求必应”
黄志伟
小时候,在农村听说过土地爷的有趣故事。说是有一次土地爷外出,要求儿子们把祈祷人的话记下。来了四个人,船夫祈祷快刮大风,果农祈祷切莫刮风,农民祈祷赶紧下雨,行路人祈祷千万别下雨。这一下急坏了土地的儿子们,不知怎么办才好。土地回来了,便运用自己的神通,批了四句话:“刮风莫刮果树园,刮到河边好行船,白天天晴好走路,晚上下雨救良田。”结果皆大欢喜。
当时听了这个故事,总觉得老子比儿子强。现在细想起来,却对我们还有许多启迪。土地爷的神通在于,处理事情没有“一刀切”,而是根据各个不同的需要,把刮风的地点错开,把下雨的时间错开。他能这样做到“有求必应”“皆大欢喜”,也真不枉受用人间香火。
由此联想到现在的有些领导干部,当人民群众提出各种要求遇到矛盾和困难的时候,不是积极地主动地去研究解决,而是绕着走,常常叫苦连天:“矛盾太多,困难太大,工作难做呀!”象这样的领导干部,正象万里同志所指出的,即使是两袖清风,群众也是不欢迎的。
在北京,近来有关部门很注意解决群众在生活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了。过去是什么状况呢?北京一直存在着买东西难,做衣服难,喝牛奶难,上厕所难……“难”者,存在矛盾和困难也,但这些“难”又必须解决,因为穿吃拉撒是人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说实在的,这些“难”也并没有达到“难于上青天”的程度,只要冲破旧的规章制度,避免“一刀切”的作法,许多问题是可以逐步缓解的。例如让王府井有些商店晚上延长营业时间,试办九处夜市市场(这是错开服务时间);成立了“上门做衣”的服装服务公司,并准备在各区县成立分公司(这是增加服务地点);在郊区大力发展奶牛生产;市长亲自抓厕所修建问题等。这些好的作法,受到了群众的热烈赞颂。
现在正处在改革时期,在各个方面,旧的矛盾和困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和困难。比如农村丰收了,农民叫喊“卖粮难”;山里水果多了,果农嚷着“运出去难”;城市人口多了,闹着“住房难”……这个“难”,那个“难”,都亟需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解决。
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初期一再教导我们:“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鲁迅也强调,遇到问题“要运用脑髓”。人世间当然不会有什么土地爷来显神通,但我们的领导干部如果从关心群众生活出发,随时随地注意讲究有效的工作方法,并采取得力的措施,那才会真正神通广大哩!做到有求必应,群众自然交口赞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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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塞外情(二首)
方纲(蒙古族)
瀑布飞泻的小院悬挂着匹匹凉丝丝的银瀑,悬挂着根根颤巍巍的银线,艳阳看见木桩紧绷的搭绳笑
了,把光的金瀑也倾向小院。金色的瀑布,银色的瀑布,无声地舒展着流畅的主旋;地上的银线,天上的金丝,编织着生活的节奏和情感。乡镇的粉坊又晾粉了,晾出了一块被砸的牌匾,晾出了一家祖传的手艺,晾出了一片明净的春天……
小厂落成快把我们的牌子举起来,交给这只粗粗壮壮的铁钉,挂起一派灿烂的阳光,挂起一个充满希望的姓名。虽说刚刚落成,却显示了特有的威风,二层楼式的加工厂房,使古老乡镇透出一角年轻。不要指标,不用转正,用自己的艰苦开拓,无愧地向历史递交一个立体的工作证明!不借助鞭炮的声势,不借助锣鼓的闹腾,我和马达的歌唱,就足以证实乡镇已完全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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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字室短歌
黄琳莫不是一座神奇的军营?集结着千百个坚毅的士兵。一个个排成整齐的方阵,静静地等待出征的号令。听:“哒哒哒”、“哒哒哒”……战士们一跃而起,迅猛冲锋。为消灭假丑恶、捍卫真善美,蓝色的阵地上留下了勇敢的脚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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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范滂的形象
刘耀祖
历史人物总有他的局限性,这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地位和封建制度、旧礼教的思想等历史条件的局限所造成的。但是,当当权派的代表者已经堕落到严重黑暗腐朽,并极端损害人民的利益时,在当权派中就会涌现出主持正义,勇敢揭露黑暗腐朽,慷慨赴难的豪情之士。东汉末年的范滂就是这样一个正直豪壮的历史人物。
东汉末年是政治昏暗、贪污横行的年代,皇帝和宦官合伙贪污,设卖官所在皇宫西园。四百万钱买小官,两千万钱买大官。如果赊买的话,上任后加倍还钱。因此买到官职的人,一上任就加紧搜刮民财。
范滂从小以清高廉洁闻名于乡里。他被朝廷任用为冀州按察的使者,在上车登程赴任时就表露了自己要澄清地方的志向。而原任冀州太守的大官员呢?自知贪污罪行累累,听说“执法无私”的范滂来察访,必被揭发纠举,因此赶快乘范滂未来到前,就解下印绶弃官遁逃了。
范滂在太尉黄琼手下担任查访的官员,他听取民间反映的情况,揭发检举了二十多位官俸到了二千石的刺史大官员的贪污罪行。尚书某对他检举人数甚多曾加以责询,范滂则说:
“正象田间耕耘,农夫除去杂草,五谷才能丰茂;忠臣尽力除去奸邪,国家才能清宁。我担保揭发检举没有不实之词,如有,甘愿承担重罚。”
范滂的高洁名声为世所知,因此太守宗资请他去担任功曹职务,有主持用人之权。他在用人上,重视品德操行。他清除掉品质恶劣,犯纪违法的人;擢拔节操高尚而位置低下的人。范滂自己的外甥李颂,依附宦官被乡里人唾弃。宗资为讨好宦官,要任用李颂,范滂坚决反对。宗资自知理屈,不敢强迫范滂,却去鞭打草写任免文书的小吏朱零。朱零说:“范滂在用人上公正无私。你即使打死我,我也要照他的意见办。”宗资竟也无可如何了。
在宦官和贪官主持朝政的情况下,范滂等“清流人士”被诬为结党反对朝政,曾遭到两次搜捕。
范滂第一次被捕时,看到入狱者大都有病在身,将要遭受拷打酷刑,范滂就挺身而出请先受刑,并仰天慷慨陈辞说:“我为国修善,死而无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与古代义士相比。”主审者竟无词以对,改变了面容,给被捕者都解开了刑具。
但三年后(在汉灵帝建宁二年),宦官又促使皇帝下诏捕杀“党人”。负责拘捕范滂的督邮,因知范滂行为正直,到县后不忍心就去捕捉,竟在公舍抱着诏书落泪。范滂为了不连累别人,毅然离家,自行入狱赴难。在和老母诀别时,他母亲支持他慷慨就义,说:“你能与清高人士齐名,死亦何恨”。当他和幼年孩儿诀别时,他表明矢志牺牲,激励孩儿奋发向善。他说:“倘若我愿你长大走堕落的路,那我苟且偷生,丧失气节无不可为了。既然我愿你走上为善的路,我绝不能有恶行玷污,只有慷慨赴难。”过路的人们,听到他的这些话,无不感动得落泪。
范滂死时仅三十三岁。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中记下了他的节义言行,写出了他与贪官作斗争的高洁的风范。(苗地 插图)(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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