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无事的悲剧
颂葵
一般来说，编辑很难预定每一期期刊准得发表什么文章。文艺期刊更是如此。恐怕不会有哪位作家可以象工厂似的按照用户的定货单交出写某种题材的小说、诗歌、剧本，因此编辑也很难有小说发稿计划之类。
偶然抽空翻读了第七期的《文学》杂志，发现有两篇小说大概是无意偶合，但却象编辑有意安排。
一篇是《一件米黄色的风衣》，写的是皖南某炼钢厂车间支部书记罗宝祥一件米黄色风衣引起的波澜。罗宝祥回上海老家探亲时做了一件风衣，只穿出去一次（仅仅一次），就引起了麻烦。管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科长不指名而指明地兴师问罪，批评这是件“怪模怪样的衣服”，“生活作风”不妥，“上梁不正下梁歪”云云。于是引起一场家庭风波，差点闹到衣毁妻散。等到事实证明这件衣服正常人也可以穿得时，衣服却已被箱里的虫子咬坏了。
一篇是《光头》。四个小伙子觉得头发长了不方便，或发奇想，剃了光头。结果影响深远，钦佩、赞赏者有之，惊叹、玩笑者有之，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厂党委副书记因此找此四位进行了“诚恳、坦率”的谈话，说“标新立异”，“畸形的东西，只求惊世骇俗，引起一阵轰动，就会把思想搞乱”，甚至提到珍视好不容易得到的安定局面和是否“表示对社会不满”等等上头来。
读完这两篇带苦笑味的小说，我想起鲁迅那句话：“几乎无事的悲剧”。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家买了一件风衣，剃了一回光头，端的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但是，不仅小说里有人管，实际生活里也有人对这类事情特别感兴趣。不是有的领导机关就皇皇明令禁止披肩发和高跟鞋，并且见诸报端了吗？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领导干部老是对这类事情十分感兴趣，不惜耗费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假如这些同志把精力用在该用的地方，例如售货员的态度怎样变得好点，公共汽车夹人的事怎样减得少点，走后门的事怎样堵死，工厂的经营管理如何进行改革……岂不更好？百废待兴，而他们却去干涉别人穿什么衣服，剪什么样的头发！
这种情况，不仅反映一种领导水平，而且首先反映文化水平。中国是文化古国，但是文化却并不发达。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因此，一件好事，常常被一些对于这件事（或这个词）并没有闹明白的负责人搞得走样得出奇。压根儿还没有闹清什么叫做资本主义，却去反资本主义，那结果当然会把一些同资本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大反一通，比堂吉诃德同风车作战还要让人感到离奇，他却正儿八经地以为这才是真正的“思想政治”工作。既然现行的衣服是中山装，那么，风衣就应归入“奇装异服”而加以反对；披肩发是“精神污染”，剃光头影响“安定团结”，自然也得禁止。一份材料说到，某市的民警殴打个体户，律师被委托去找公安局长讲理，结果吵了起来。律师有条有理地根据国家法令指出个体户的做法符合国家的法令、规定，公安局长却大言不惭地说：“那东西我都没有看过，我不知道！”让不懂法律的人去执法，会是什么结果呢？怎能做到“执法必严”呢？
鲁迅曾经指出尽先输入名词而不介绍这名词的涵义为可怕的现象。因为那确实是会把人闹得昏昏然的。这番意见，看来不止适用于文艺界，而且不仅限于输入，还应包括制作和推广。
第8版()
专栏：
新疆行
刘尊棋
从8月15日到9月5日，三个星期内，全国政协参观视察团访问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除乌鲁木齐外，我们还到了建国后的主要垦区和新兴的工业城市石河子，也到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低于海平线的吐鲁番，以及南疆的重镇喀什。短短二十天中行程五千公里。同行的同志们说，这是“飞马看花”，一点不错；如果不是借重民用加军用的飞机，只怕半年时间也看不完这么多地方。
从小学时代起，我脑海里的新疆形象就是：常年雪顶的天山和广袤无垠的戈壁。这次去新疆前，看了看地图，才知道它的面积为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即十五六个浙江和江苏，或十个山西，也等于三个法国。看了看占天山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沙漠名叫塔克拉玛干，问了人后，知道它的意思是“进得去出不来”。这么一块大得惊人的国土，倘如不是亲临其境，确是很难真正意识得到的。
整整三十年前，我在火车中一个夜晚穿过三个国境——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这一次在飞机上几个小时两次越过天山，只不过遨游了半个新疆！
我们这次看到的新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好新疆。随着全国的解放，新疆各族人民从三座大山的重压下解脱出来，不仅摆脱了地主、农牧主、土司、头人的压榨，也从近百年来没有间断过的军阀官僚如杨增新、金树、盛世才之流扰攘纷争、残酷荼毒中解放出来。特别是自1949年以后，各民族之间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和睦相处，共同过着太平盛世的生活。胡耀邦同志提出的“两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已经成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共同守则。
同北京、上海相比，新疆人民生活水平还是比较低的，物资、商品比较欠缺。不错，吐鲁番旅馆装有空调，喀什也有咖啡馆，但我说的是“水平”整个说来比较低。尽管如此，葡萄沟的农民有了自己的摩托车，南疆疏附县一个普通维吾尔农家十六岁的女儿巴哈尔古丽腼腆而自豪地说，刚刚接到乌鲁木齐的通知，她今年参加全区高考，已被录取；问她第一志愿是什么，她说：“新疆大学数学系”。如果不成呢？第二志愿是“新疆农学院”。她说的时候摆摆长长的辫子，闪烁着两只大大的眼睛，抿着嘴唇微笑的神情，给我多大的喜悦呵！
石河子，当1950年7月王震将军沿着玛纳斯河西进时，见到的只是一片无边的荒滩，现在除了市中心区还留下他露宿过的一个钉马掌的铁匠炉外，全是崭新的林荫大道和隐约显露在白杨深处的多层建筑。全市十三万人口已有七百多个工商业网点。
建设兵团改变了石河子和全疆的面貌。“胼手胝足”远远不够形容他们的辛苦。在那缺衣少吃的岁月，成十万大军在四十摄氏度的烈日下，在荒沙中开辟绿洲。党、团与妇联组织在六十年代动员了五万以上大龄妇女到新疆才使他们成家立业。
我们在伊宁拜访了边防战士。隔着干涸的伊犁河床，清楚地看见苏联那边的村庄。现在平静的边界，每月进行一次双方驻军代表的互访。这也是二十年来的新鲜事儿。
唐诗曰：“春风不度玉门关”。而今天，包产到户的“春风”却已吹遍天山南北。几十万建设兵团的战士，在征服大自然的斗争中的确建立了不朽的功业，但是“一大二公”却形成了“一死二穷”的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逐步加快的改革，使石河子二百多万亩垦区的十八个大型国营农场，几乎全部变为家庭农场。包产后的哈萨克牧民也个个欢天喜地，上缴的皮、毛、羔子增多了，世世代代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们有了大量的牧产品投入市场，开始准备定居了。
掩映着新疆粗犷而丰腴面容的轻纱已经揭开。去年到过吐鲁番的外国旅游者超过一万人。当我们到达喀什那天，几十个香港来的青年男女和几车西方人、日本人前后下来。博格达峰下神话般的天池湖畔挤满了人，临时木板房不够住了，搭起了蒙古包接待旅客。“丝绸之路”焕发了青春，香妃墓前游人如织，英姿勃发的哈萨克马上的女郎追逐嬉戏，胜过阿尔卑斯的天山常年滑雪场地，吃不尽的无籽白葡萄、西瓜和哈密瓜，喝不完的奶茶……能歌善舞、丰富多姿的新疆各族人民正在登上现代化的舞台。
第8版()
专栏：
他走进我寻觅的取景框
刘英民带着从农村跟来的太阳，他，在公园，弯弯曲曲地徜徉；徜徉，走进了，我寻寻觅觅的取景框。他永远不离土地的影子，走走停停，角铁般固定着满足和向往。追求，曾经那样单纯而原始，但又那样令人惆怅；他只好一次次，把残存的侥幸，储蓄进党旗下的信仰。今天，自己的脚，才由自己支配，每一步都落在自己心上。突然，他扶起一个摔出哭声的
孩子，又用微笑，把我和他，心与心的焦距，调成最高的清晰度。刹那间，我摄下一条足迹，汗涔涔，很长很长。六十多年，从贫窭到富庶，到这都市公园——美的橱窗，象根纤绳，紧紧拉来搁浅的理想。镁光中，我还惊喜地发现，一个壮观的景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天空，两块巨大蚌壳里，共和国，正孕育一个圆润的希望。
第8版()
专栏：书林一叶
中国文学在挪威
——介绍奥斯陆新出版的《中国文学精选》
裴显亚
一般的中国文学选集，大都以“五四”为界；但挪威的汉学家们却认为，要对中国文学进行一次“认真的”介绍，就得把两千五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传统”来考虑。因此，1984年6月在奥斯陆出版的《中国文学精选》，就既选译了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庄子》《列子》《论语》《孟子》《世说新语》《艺文志》摘录，司马迁、柳宗元、蒲松龄等人的作品和《西游记》《水浒》《金瓶梅》等章节），又选译了我国现代作家的作品（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茅盾的《春蚕》、叶圣陶的《城中》、老舍的《开市大吉》、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冰心的《冬儿姑娘》、沈从文的《萧萧》、萧乾的《皈依》、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这个集子也选译了我国四十年代的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秦兆阳的《沉默》、马烽的《我不知道它吗》，以及当代的作品如茹志鹃的《关大妈》、胡万春的《在他一生的秋天》、潘宝汉的《老二黑离婚》、王蒙的《说客盈门》、浩然的《半磅芝麻籽》、赵本夫的《卖驴》）。
这也是挪威汉学家们第一次直接从汉语翻译的中国文学选集，不是从其它文字转译的。编者在书前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尊崇，说：“直到两百年前，大约中国印刷的书比世界上其它国家印书的总和还多。”他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广博的天地中选出这本集子来的，故称之为《中国文学精选》。
这部选集的另一特点是它既选译了中国大陆作家的作品，也选译了台湾作家的作品，把海峡两岸的作家都当成是中国的作家，把海峡两岸的文学同归属于中国的文学宝库。这也是很值得注视的。因此，在这一选集里，可以读到台湾乡土派作家黄春明（《鱼》），王祯和（《嫁妆一牛车》）和陈若曦（《坑道》）。同时，集子还选译了侨居英伦的三十年代女作家凌叔华的《写信》。对于和我国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建立了外交关系的挪威来说，一个中国早已是磐石般的事实，但通过这部选集的编辑，更鲜明地表现了这个友好国家对我国和平统一事业的支持。
这部选集是在中挪建交三十周年这一可喜的时刻问世的。它无疑也具有推动两国文化交往的重要意义。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书记生病
两三年前，孝感地区某县一个主管组织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生病入院，县委机关和认识这个副书记的一些人，都带着各种礼品先后来医院探望他。一时间，医院门庭若市，病室内外热闹非凡；病人的桌上床下堆积的礼物累累，书记的家属只好用担子往家挑。然而，当这个副书记确诊患了肝癌以后，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医院内外骤然冷冷清清，直至这个副书记去世前的三个月内，除家人之外，几乎再无人来“问津”，更不必说送礼物了。
我听到这件事后，很有一些感触。那些探视的人固然不免太“势利眼”了，但那位县委副书记有没有“以权谋私”的嫌疑？假若是个“清官”，为什么诊断为绝症之后，就再没有人去巴结讨好了呢？
宋吉水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虫与龙
有位副教授谈到人才问题时说：“一个人在这里可能是一条虫，可在那里也许是一条龙”。
这使人自然地想起两千年前的晏婴和他的“水土说”：“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一些本来是“龙”的人，在某处之所以“缩龙成寸”，成为“虫”，主要就是因为“水土”不适。这种“不适”具体说来有：学非所用，或大材小用，用而多疑，待遇恶劣，或受打击、迫害、压制、非议，等等。
人事制度的变革，为困在浅滩的“龙”向深水处游动，开了一条道。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关键的，恐怕还是得全力改善“水土”，使“龙”们感到无处不相宜才是。
葛 宏
第8版()
专栏：
山乡雪景〔中国画〕 刘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