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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切悲壮 催人奋起
——文化部电影局和本报联合召开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李彤、通讯员童逊报道：由李凖、李存葆改编，谢晋导演的新片《高山下的花环》在京、沪两地试映，既以真切悲壮的深情感人泪下，又以雄浑激越的格调催人奋起，受到各界观众的一致好评。日前，文化部电影局《电影通讯》编辑室和本报文艺部联合召开座谈会，与会同志激动而兴奋地畅谈了对这部影片的观感和评价。
军事题材影片的重大突破
出席座谈会的同志认为，影片《高山下的花环》在真实、大胆地揭示现实中的尖锐矛盾的同时，热情讴歌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刚刚从者阴山、扣林山前线访问归来的总政文化部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认为：这部影片是使人心灵震动的艺术，它是军事题材电影的一个突破，把我们的电影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电影保存和发展了原小说中的勇敢精神，以广阔的视野、非凡的魄力，抓住主要矛盾，带动全局。一位烈士血洒疆场，却需要老母弱妻来还债，这个矛盾不是非常尖锐吗？这种矛盾典型地体现了这个特定时代的历史的真实。因为这种矛盾是新事物诞生的痛苦，是历史前进中的障碍，如果不接触它，就没有真实；如果不展示它，就没有深刻。艺术在发掘民族美德之井，但没有矛盾就没有人物的性格、命运、遭遇，也就没有成为作品灵魂的深刻、巨大的思想内涵。正因为矛盾揭露得深，才具有震动观众心灵的力量。文化部副部长丁峤说：这部影片艺术魅力的根本之处在于真实，真实地反映了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在悲壮的基调中昂扬着时代的精神。影片是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歌，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的军队，这支军队正是我曾经非常熟悉的八路军、新四军，但又具有八十年代的特点。影片还真实地表现了我们的人民，梁大娘是千千万万群众的代表，显示出群众对我们党是多么宽厚。影片的真实还在于表现了新的一代，小“北京”堪称新一代军人的代表，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祖国的未来。总之，影片基于生活的真实，不回避矛盾，敢于揭示矛盾，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反映生活。文学评论家阎纲说：这部影片增强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军人的自信心和艺术的自信心。他认为影片的突破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军内矛盾上有突破。为什么不可以在英雄主义的前提下大胆揭露非英雄主义、反英雄主义的东西？只在理论上说通不够，要在实践上突破。二，正确处理了英雄和群众的关系，缩短了英雄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英雄们不是高不可攀。影片很潇洒地描写了英雄的感情世界、心理活动和心灵深处的矛盾，这在以前几乎是禁区。试想，要是把靳开来性格的这一面都删掉，他还能感动人吗？三，较好地处理了艺术和观众的关系，做到了雅俗共赏。他表示，为了这些突破，要向摄制组三鞠躬！本片的改编者之一、作家李凖谦虚地说：这个戏可以说是一真遮百丑。只有真实的作品才有力量，不要害怕真实，不要怕揭露矛盾，否则作品就没有生命力。希望我们的文学、电影一定要向真实不断迈进。
表现了军人和人民的真情实感
与会同志认为，影片的成功在于编导者敢于并善于充分写情，写人的真实感情，写战士的真实感情，以悲剧的处理而给人以崇高感，其艺术感染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许多同志讲述了自己在看片时动情垂泪，看过后心潮久久难平的感受，有的同志在发言过程中激动得哽咽难言。曾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荣立三等功的某部宣传干事、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员雷铎，在向创作人员行军礼之后说：观众的眼泪不一定是一部作品成功的主要标志，但它是标志之一——作品征服了你的感情。整个影片贯穿着一种深沉的、甚至很沉重的调子，是悲剧，尤其后半部，是悲剧；又是正剧，是寓壮于悲、既悲且壮的一部正剧。悲剧和正剧内在美的感染力一面使人深思，一面又使人在悲哀、苦楚和痛切之中，产生一种振作和奋起的感情冲动。影片以真实而感人的气氛描写了那场战争，充分体现了军人的价值，将引起广大观众对军人赤子之心的理解与共鸣。影片的真实可信不仅在外部描绘，更在内在的感情抒写——对人情的大胆抒写，于是使军人与军人家庭的悲哀与豪壮紧紧地揪着观众的心。可以说，这是一部很写实的现实主义的电影，戏集中而强烈，有如浓墨重彩的写实风格的油画，大西北那高亢与哀怨的嘹亮唢呐。刘白羽同志说：艺术毕竟是诉诸感情的，但感动有轻浮的感动，有凝重的感动。凝重的感动扣人心弦，催人泪下，这种感情将化为观众的血肉、精神和生命。观众的泪水是不会白流的，悲剧唤起崇高，悲剧展示希望，悲剧使人的灵魂得到净化、升华。这不是生活的消沉，而是生活的奋起。
艺术手法上的新探索
与会者对这部影片在电影艺术手段运用上的成功也给予了热情的肯定。电影理论家程季华认为：从艺术上看，这或许是谢晋同志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部影片，它留下的遗憾是比较小的。影片各方面配合完美，例如现在的完成片同文学剧本基本吻合，这很不容易，说明剧本的文学基础非常牢；演员的表演也很成功，组成了动人的系列形象，真是人各有貌，每个人都演出了各自的性格特点。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兼摄影师蔡继渭说：影片的艺术手法是朴实的，但也很丰富，有着交响乐一般的和谐性。例如闪回手法就运用得恰到好处，不象有的影片那样滥，使人厌烦；一些细节的安排也颇具匠心。
以德树人的生动教材
这部影片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共青团中央和教育部准备把它作为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生动教材，向全国青少年推荐。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在发言中说：这部影片里的人物，有一种从银幕走入人们心灵的力量。在梁三喜、梁大娘、韩玉秀、雷军长、靳开来身上，我们看到了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美德。作为社会进步的正确倡导，每个时代都要有自己的学习典型，每个时代的青年也要有他们心目中的文学榜样。《花环》是一部以情感人、以德树人的好片子，它将使青年人思考做人的准则，思考人生的价值。它可以成为全国青少年的一部生动、形象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品德教育的好教材。他还代表青年人希望有更多的电影艺术家成为这一代青年振奋和进步的先导。北京制浆造纸实验厂青年女工阿拉塔从“祖国是我的，也是你的”这句台词受到震动，表示只有把一切献给祖国，才能不辜负烈士的期望，告慰九泉之下的英灵。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朱建龙感谢摄制组为青年、为社会制作了这样一部感人肺腑的好影片，庆幸我们也有了可以和国外某些较为优秀的战争片相媲美的军事题材影片。
影片的导演谢晋在介绍了身经百战的将军和为国争光的中国女排成员的观感之后，谈了自己的创作体会。他说：我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但爱国这一条是非常强烈的。看到外国电影的艺术水平比我们高，我是很不服气的。难道外国导演的水平就一定比我国的一些导演高吗？都是因为前些年极左那一套，使我们经济落了后，艺术也落了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拍出好影片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中国出大片子的时代到了，《高山下的花环》是我拍得最顺利的一部戏，就是一个证明。过去总说中国电影表演痕迹重，原因在于演员大部分来自舞台。但这次我们的演员百分之九十都是话剧界的，为什么舞台表演的痕迹就比较少呢？这也是值得总结探讨的一个问题。
座谈会由包同之、缪俊杰同志主持。影片《高山下的花环》的摄影师之一沈杰，主要演员吕晓禾、何伟、王玉梅、盖克、童超等也出席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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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怀念和学习应云卫同志
阳翰笙
今年9月是应云卫同志八十诞辰周年。他是我国话剧运动的开拓者和组织者，电影事业的先行者。早在“五四”运动以后，应云卫就同孟君谋一起投身于爱国戏剧运动。三十年代，他是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的盟员，但不是公开的。关于这件事，夏衍同志和我都可以为证。当时，由于应云卫的社会关系多，活动面广，党组织考虑到，在严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保持他的公开合法地位对开展进步戏剧运动有利，所以同意他秘密加入剧联，对外不公开他的盟员身份。
他参加“剧联”以后最大的贡献，就是在1933年导演并组织演出了大型多幕话剧《怒吼吧！中国》。这是一个主题尖锐的反帝斗争戏。据我的记忆，在这之前，除了艺术剧社演过几个进步的革命戏剧以外，还没有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剧团演过这样大型的反帝斗争的戏。应该说，应云卫导演和组织这个戏的演出是很了不起的，我和田汉等同志看了后都感到很高兴。
应云卫同志另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在电通公司导演了影片《桃李劫》。这部影片的拍摄，夏衍、阿英、司徒慧敏同志和我都做了一些工作，不过主要是应云卫导演的。他在这部影片的导演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抗战时期，他带领救亡演剧第三、第四队沿沪宁线作抗日救亡演出。抵达武汉后，他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同时党又派他参加电影制片厂工作，拍摄了《八百壮士》和《塞上风云》。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党的领导下，站在斗争第一线，组织领导了“中华剧艺社”（简称“中艺”）。“中艺”成立以后，积极运用话剧这个武器与国民党进行斗争，演出了郭老的《屈原》、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陈白尘的《升官图》和我的《天国春秋》等大小剧目八十多个，因之遭到国民党的严重迫害。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应云卫坚决听从党的指示，团结“中艺”的同志们坚持斗争到抗战胜利。
解放以后，云卫同志在戏曲艺术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热情地帮助各剧种导演了许多戏，包括滑稽戏、评弹、方言话剧、沪剧、越剧、苏剧、京剧等，大小剧目三十余个。他把话剧方面导演、表演上的优点传授给戏曲界，提高了他们的表导演水平，为戏曲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几十年间，从上海戏剧协社开始，他组织领导了不少剧团，参加了好几个电影厂工作，培养了许多新的戏剧、电影工作者。他在戏剧教学方面时间虽然不长，但影响却很深。
我和云卫的友谊是比较深的，我们的友谊是在艺术实践的合作中，在共同战斗中建立起来的。几十年中，我和他在艺术创作上曾经合作过四次，他导演过我四个戏。我们在合作中是非常愉快的，彼此切磋，在艺术上相互都得到帮助，加深了感情。例如影片《塞上风云》的摄制。这部影片是根据我自己所写的话剧改编的，在改编过程中增加了诺尔吉娜这个角色，由舒绣文扮演。摄制队到了内蒙古草原以后，通过体验生活，了解到当时斗争的情况，云卫等几个同志把诺尔吉娜这个角色搞得更丰满了，充实了很多东西。更重要的是摄制队往返两次途径延安，对云卫来说，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更加坚定了他对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信心。所以，我认为这方面的收获大大超过了《塞上风云》艺术上的收获。
抗战期间，我对云卫同志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就拿“中艺”来说，当时在皖南事变之后，重庆的政治空气是处在“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我们决定从“中电”、“中制”、“中青”三个团体中拖出一部分人来，组织一个民间团体同国民党斗争。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一方面是政治上的迫害，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困难。当时我只给了云卫三千元办公费，对他说，这三千元只能帮助你开大锅饭，而云卫却表现得非常坚决，毅然辞去了“中制”高薪的职务，担起了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不是“艰难重担勇承担”吗？他为什么敢于挑起这付重担？应该说，这是他经过延安以后信心增强的具体表现。
应云卫同志于1967年1月不幸遭到“四人帮”的迫害而死。今天我们来纪念他，是因为他为党的戏剧、电影艺术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应该深深地怀念他、学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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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跟踪时代 放手创作
阎纲
我们现在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必将推动文学创作走向更大的繁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作家以满腔的热情，努力塑造四化建设中开拓者和创业者的形象，从而形成我国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主潮。
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他号召全国人民横下心来，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要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这，就是方向，就是大趋势！明乎此，文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原则上已经解决。
实事求是地估计，当前文学创作的形势的确很好。短篇小说创作仍在持续发展；中篇小说猛进之势不减去年；长篇小说大为改观，佳作迭出。反映改革的长篇小说创作的兴起，是近年来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创作经验的滋养和艺术准备的结果；长篇小说创作优质高产，又会为史诗性的作品的出现准备条件。
蒋子龙的中篇新作《燕赵悲歌》，高速度、高效率地传递了农村改革的最佳信息；塑造了一位既不同于闰土、阿Q，又不同于朱老忠、梁生宝和陈奂生的农村怪杰——与传统农民告别了的、八十年代农民企业家的高大形象。而《燕赵悲歌》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国也盛，民也盛，文也盛！
但是，总的看来，文学在现实生活面前显得逊色。生活发展太快了，只有熟悉生活、理解生活，用唯物史观点鸟瞰生活，才能使自己的文学创造跟踪时代，或者走在生活的前头。现在还是“放”得不够。我这里所说的放，是思想解放的放，百花齐放的放，放开手脚搞写作的放，放手发动文艺群众的放，放宽政策的放，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放。为了“放”，必须着重克服“左”，获得对艺术规律认识上的创作自由。在这些方面，我们该有多少工作可做啊！方向要把严，道路要放宽；只有“放”，才有自由，才能鼓励创造，真正开创文学艺术的新局面。
当务之急是文学的改革。我理解的文学改革，不但是文学体制、文学管理的改革，而且是文学生产、文学观念的改革。经济的改革不冲击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体制的改革不冲击传统思想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迫切地希望文学界加强团结。在举国一致搞四化、文艺战线迎接创作大繁荣的奋斗中，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顾全大局，搞五湖四海，相濡以沫，克尽厥职，实现大目标，这是新时期共产党人成熟的一种表现。总之，要大鼓劲、大团结，实现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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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视剧艺术在走向成熟
阮若琳
在我国的艺术之林中，电视剧最年轻，最幼小。但它吸取了电影与戏剧的营养，又加上现代电子技术的装备，在传播手段上有穿堂入室之优势，因而以其特有的魅力，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现在，电视剧已被公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文艺形式。
电视剧生产周期短，能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塑造时代的新人，反映时代精神。在1983年的“飞天奖”和“金鹰奖”评选中，所有获奖剧目几乎全部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这些电视剧在反映现实生活时，不回避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的尖锐、复杂的矛盾，敢于面对现实，揭示矛盾，让主人公迎风搏斗。它们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生活，分析生活，起到了引人奋发、催人上进的作用。比如《女记者的画外音》的摄制组，就是陪着步鑫生度过困难，迎来胜利的；而《高山下的花环》则是在云南边境的隆隆炮声中完成摄制任务的。最近播出的《今夜有暴风雪》，在思想内容的深刻和艺术形式的探索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电视剧的制作者们和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共享战斗中成功的欢乐与奋战的艰辛。
电视剧吸引观众的又一个特点，是题材、品种、风格的多样化。大千世界多姿多彩，作为植根于群众之中的电视剧，把色彩斑斓、古往今来的生活呈现在观众面前，给观众以知识，以启迪，以艺术的享受，这就是电视剧艺术工作者所刻意追求的目标。今年国庆前夕播出的《小木屋》，以电视报告文学的形式出现在观众面前，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其它还有如投枪匕首一样短小精悍的短剧和小品，也有篇幅浩大的长篇连续剧，其中包括一部分根据古典名著改编的剧目。当然电视剧中更多的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单本剧，这其中有正剧，有喜剧，也有儿童剧，其中不乏有影响的作品。
几年来，电视剧发展的成绩是可观的，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毕竟是稚嫩的，在思想、艺术方面都还存在很多不足。节奏缓慢拖沓，概念化、公式化、简单浮浅的平庸之作也不少。如何进一步提高电视剧的艺术质量，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发展电视剧的首要问题是明确创作方向，端正创作思想，狠抓电视剧文学剧本的创作。我们要坚持以现实生活题材为主，特别要密切地关注当前农村和城市的伟大变革。同时还要坚持“百花齐放”。“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只要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各种题材都可以出现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
在这样一个总的前提下，我们要狠抓电视文学剧本创作。剧本的质量上不去，不可能产生出优秀的电视剧目来。有的作家看不起电视剧，不愿为它写剧本；有的把电影厂舍弃不用的本子拿给电视剧；也有时电影、电视几家同时抢一个好剧目，造成“撞车”现象。电视剧是一种以视觉造型为主的艺术，它除了和电影有共性的一面，还有它屏幕小，又是家庭艺术的特点。我们热诚欢迎文学家、剧作家研究电视剧的特性，为拥有最多观众的电视剧提供剧本。近年来，一些作家很关心电视剧，热情地为它提供脚本，这是很好的开端。我们非常希望专业作家能投入到发展电视剧艺术的行列里来，为广大电视观众服务。与此同时，也要大力培养我们自己的懂得电视剧创作规律的专业作家和编辑。这支队伍应当和电视剧的摄制组一起摸、爬、滚、打，熟知摄制电视剧的全过程，摸出电视剧与其它艺术品种的异同，掌握电视剧的创作的特殊规律。
其次是要着力培养一支全功能的电视剧摄制队伍。二十六年来，我们已经有了一支队伍。但发展不够快，力量还是十分薄弱的。目前，有相当多数剧组还是处于每逢开拍，东拼西借，拍完散伙，各奔东西。这样就很难积累经验，培养起一支有经验的业务骨干队伍来。随着电视系统的机构改革，我们应当着眼于组织一支相对稳定的全功能的摄制队伍，只有这样，事业才能发展，经验才能积累，质量才能提高。
三是要加强电视剧的评论和理论研究工作。目前，电视艺术的评论队伍很弱，虽然也有些对电视剧质量提高有益的严肃认真的评论文章，可惜数量很少。有的评论，由于缺乏组织引导，草率从事，时而捧得很高，时而讽刺挖苦，缺乏中肯的见解。这就很难总结经验，接受教训。电视剧作为一种最年轻的艺术，如何开展对它的基础理论研究，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要打开电视剧的新局面，必须要抓改革。一方面要打破吃大锅饭的状况，同时，还要在开源节流上挖潜力。除了国家投资外，应当利用我们自身的条件去开辟财源，装备自己，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这就要在我们的队伍里选拔一批敢于顽强拚搏的开拓者，培养一批有胆有识的创业者。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电视剧创作必将在改革中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子，取得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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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创作与时代精神
黎之
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这个三中全会的主题是整个城市的改革，包括工业、商业、科学、文化等，范围更广了，我们要开拓新的局面。我相信，这次会议在将来的历史上会表明他的重要性。”
今年夏天，我们在烟台召开了长篇小说创作笔会，讨论了长篇小说的时代精神问题。我想，今天的时代精神主流是振兴、起飞、改革。这个精神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时代镜子的文学，自然应该鲜明地表现这个时代精神。
文学创作要不要以及怎样迅速地、直接地反映我们的时代，是个有不同意见的问题。解放初期曾有个口号叫“赶任务”，后来又提出什么“写中心”。现在看来都不妥当。但是，这绝不是说文学创作离开实际越远越好。有位作家最近提出，作家要努力与时代同步，我看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精神状态。在改革成为举国上下亿万人关注的大事的时候，文学能起到呐喊的作用，鼓吹的作用，推进的作用，褒贬的作用，能够把更多的人吸引到改革这个宏伟大业中来，是最光荣的。过去曾批判过“距离论”。当然，今天我们提倡写改革不能重复过去的错误，让所有作家都来“赶任务”，“写中心”。但是应该迅速赶上发展的时代，应该反映时代精神，这不是过分的要求。
我是一个编辑，近些时，读了不少以改革生活为题材的稿子。感到不少作品停留在写改革的过程，领导班子的调整，新技术的应用，而不注意写人，写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们的精神世界。有的作品虽然注意到刻画开拓者、创业者的形象，但有点高大全的味道，好象这样的人物一出来，一切矛盾、困难都迎刃而解了。其实生活中远远不是这样，他们面临的矛盾、困难是不少的。作家应该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塑造这类新人丰满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