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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蔡元培传》前言
周天度
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在近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是“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①
蔡元培出身科举，为清末翰林学士。但是，他没有成为清朝统治的维护者，而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毅然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成为辛亥前后的政治活动家之一。五四时期，他任北京大学校长，反对北洋军阀，同情学生爱国运动，赞美
“劳工神圣”，是当时进步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之一，对五四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和宋庆龄、杨杏佛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营救了许多被捕的革命者和爱国人士，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和战友。抗战前后，他赞助国共合作，力主全面抗战。他一生的政治生活，虽然表现有软弱的一面，有过曲折和失误，但他始终歌颂光明，憎恶黑暗，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侵略，反对封建主义的进步立场，坚决为民族解放和思想解放，为民主政治的实现而奋斗。他的一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一生。
蔡元培作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资产阶级教育家和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教育培养了一代人，影响了无数的后代人。
本世纪初年，他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时，即致力于打破封建专制教育，为反清革命培养人才。1912年他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对封建旧教育进行改革，废弃了前清教育宗旨中的“忠君”和“尊孔”的条文，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打破两千年来墨守孔子学说的旧习；并在教育中首倡德、智、体、美四育，为民主共和教育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揭开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新的一页。为了改造国人的旧思想，稳固民主共和制度，改变国家落后面貌，他极力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科学和教育思想，1915—1916年在法国创办了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号召并组织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而形成为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特别是1917年他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针对学校的腐败状况，大力进行整顿和改革。他提出了著名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和鲁迅等一些新派学者到校任教，同时对某些思想守旧但在学术上有造诣的专家也加以延揽，让各派学者在学术上各抒己见，展开争鸣，开创了学术民主的新风，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他积极进行旨在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学制改革，对学校领导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等等。经过整顿改革，北京大学面貌一新，成为一所思想活跃、生气勃勃的全国最高学府，在当时的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一些革新措施，很快为国内其他许多高等学校所采用，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级人材的培养，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蔡元培还先后主持了几次全国教育会议，对学制进行了改革。民国教育史上一些重大事情，都是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蔡元培一生发表了大量的教育论著，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这些都是重要的精神财富，其中有些对我们今天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行人才开发，智力投资，仍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
蔡元培十分关注科学事业的发展，他把提倡科学精神，普及科学方法和开展科学研究，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为了发展科学事业，改变我国科学落后状况，促进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国防实力的增长，1928年他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并且辞去其他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逝世，历时十三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延揽专家学者在一些学科中开展研究，并取得了成绩，提携扶掖了李四光、竺可桢、陶孟和、赵元任、任鸿隽、丁西林、余青松、庄长恭、翁文灏、董作宾、李济、傅斯年等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培养了不少科学研究人才，为我国科学研究事业起了奠基作用。蔡元培为振兴中华，为发展我国教育和科学事业，倾注了满腔心血，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蔡元培一生清廉正直，耿介拔俗，他的高尚道德情操，深为世人所钦仰，毛泽东曾誉之为“人世楷模”②。从他的立身处世和人生哲学中，我们也可以汲取某些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益的养料。
但是，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学术界对于蔡元培这样一位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却很少研究并给以应有的重视和恰当的评价。除了1950年蔡尚思同志所撰《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一书，和后来出版了一本《蔡元培选集》之外，基本上没有发表过研究他的文章。近几年来，这种情况开始有了改变。学术界陆续发表了若干篇介绍他的思想和活动的文章，持论一般都比较客观公允。1980年首都举行纪念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大会时，出版了高平叔同志编的一本《蔡元培年谱》。《蔡元培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六十年代初，著者即曾着手收集有关蔡元培生平事迹的材料，并开始从事蔡元培传记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后因十年动乱，不得不搁置下来。粉碎“四人帮”后，著者恢复了这项研究工作，除进一步查阅了比较多的报刊书籍和有关档案资料之外，还作了点调查访问，并吸收了现有的某些研究成果，写成为现在这样一本传记专著。书稿力求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对蔡元培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脉络，作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但由于著者水平有限，同时学术界对蔡元培的研究也刚开始，有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因此本书还不够成熟，错误和不当之处，自所难免。殷切期望各方面的读者特别是比较了解蔡元培先生的老前辈们多加批评指正，以便将来进一步修改。注①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②毛泽东给蔡元培家属的唁电，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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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培养青年的历史使命感
——《文史知识》创刊四周年寄语
余冠英
《文史知识》这份杂志从四年前破土而出，至今已在刊物之林中牢牢地打下了根柢。它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形式活泼、引人入胜，为寻求知识的人们提供了周到、系统的辅导。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办成了这样一份受到社会广泛欢迎的知识性杂志，实在是难能可贵。
评说这份杂志的价值，是应当从文史知识本身的价值来谈的。当今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是否需要文史知识？答案是肯定的。加里宁曾说过这样的话：“社会主义是科学和文化的社会。要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当之无愧的成员，就应当努力地和好好地学习，获得很多知识。”文史知识就是科学和文化知识中很重要的部分，它为每一个现时代的成员所需要。那么怎样具体理解这种需要呢？一般人多从实用角度来理解。的确，文史知识在社会上具有多方面实用功能。一个作家要使自己的创作提高水平，除了多写多体察生活外，还必须多读文学史上的名著，以汲取养料、借鉴经验。现在有的同志提出作家要学者化，提得很对，怎么“化”法？并无捷径，唯有多读书，尤其是文史方面的书。对于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来说，文史知识也是不可或缺的。从事经济工作可以不了解本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么？研究法律可以撇开旧中国的法制情况不管么？即使是对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来说，文史知识也是用得上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掌握一定的文史知识，至少可以帮助你把论文写得更通顺一些、生动一些，把观点阐述得更巧妙一些、更吸引人一些。许多老一代自然科学家，文史知识修养都很深厚。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同志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的话，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这是很有见地的。对于在其他工作岗位上从事劳动的同志来说，文史知识同样是需要的。如果你缺乏最起码的文史知识，你的工作、学习、生活就会碰到很多困难，甚至连张报纸都无法卒读，写封信也辞不达意。多接触文史著作必然有助于语文表达能力的提高。总之，无论什么职业，什么行当，要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之才，能够在我们这个“科学和文化的社会”里做出贡献，受人尊重，实在是离不开文史知识的。
不过这些实用性的价值虽比较切近，却还不是最要紧的，学习文史知识的根本意义还在于使人们了解在我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曾涌现许许多多杰出人物，我们的前人曾经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取得过领先于世界的成就。文史知识是精神遗产，它能激励、鼓舞我们继承并发扬优秀民族传统，投身于四化建设事业中去。特别是对于青年人，可以从中更深刻地认识到：建设祖国、振兴中华，原是一项历史性的使命，为达此目的，我们的前人曾“虽九死其犹未悔”，也曾“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今天我们更应继往开来，奋斗不已。培养和坚定这种历史使命感，我认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青年成才的基本要素。它将给我们的年轻一代装备上一种精神能源，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不断砥砺，努力精进，从而给四化大业增添巨大的动力。
这种历史使命感，在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身上，在一些优秀知识分子当中，表现是非常自觉的。抛头颅，洒热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为的是什么？置国外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于不顾，冲破重重阻碍，回到一穷二白的故土来搞科研、办教育，又为的是什么？曾有一些青年人，对于这些似乎相当隔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所知太少，头脑里没有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令人欣喜的是，社会各界近年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了，各种形式的读书活动开展起来，激发了广大青年的学习热情，大家学政治理论，学科学技术，也学文史知识。通过读书学习，一代青年在成长。而《文史知识》就成为人们了解文明古国精神遗产的一个窗口。我想，它在培养广大青年的历史使命感方面所起的有益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文史知识》作为一份杂志，所能起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不过编者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们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四年来，他们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介绍了一系列祖国文史知识菁华，这里有国家从分裂到统一的曲折过程，有历代爱国英雄和先进人物可歌可泣的奋斗事迹；有社会经济文化的盛衰发展，有民情风物的演变递邅，还展示了许多文学艺术珍品。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一条基本宗旨，那就是增进读者对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了解和热爱，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文史知识》的编者自己就具备了历史的使命感，因此才能脚踏实地、兢兢业业、“我行我素”地来办这样一份既活泼又严肃的刊物，从事精神上的能源建设工作。现在看来，编者的用心没有落空，刊物不但没有受社会的冷遇，而且在读者中的影响迅速扩大。想到获益的读者——不止是青年人——为数日增，那末付出了艰辛劳动的《文史知识》的编者和撰稿者理应感到自豪，连我这个文史界的老兵也感到十分欣慰。
适逢《文史知识》创刊四周年，书此以表达我的祝贺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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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上海沦陷区人民的反日斗争
1937年11月12日，日军侵占上海。具有光荣反帝传统的上海人民，不畏强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八年反日斗争。
“八·一三”闸北战火一起，上海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就蓬勃开展起来了。以“救国会”为基础的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上海抗敌救国后援会等相继成立。工人、店员、学生纷纷奔赴前线，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演剧队、保卫团、难民收容所等，同仇敌忾，保卫大上海。暴日铁蹄蹂躏上海华界时，沦陷区工人、职员用撤退、拒不上工的行动，抵制日军的“接收”；在租界里，上海人民继续坚持抗日救亡运动。
在日军的四面包围中，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孤岛”。尽管租界当局宣布中立，日伪势力仍能渗入。1937年12月4日，日本陆军五千余人闯入租界耀武扬威，一位爱国者奋不顾身，向敌群投掷炸弹，壮烈殉国。南京沦陷翌日，日军竟对租界里的各华报实行“新闻检查”，《申报》、《大公报》等立即停刊；很多正直的报人不顾敌伪迫害，保持了民族气节。日伪企图“接管”海关，广大职员和海关上层人士一致反对，影响遍及租界，掀起一场颇具声势的护关、护邮、护院（法院）运动。
在反对日伪的斗争中，涌现出许多爱国的志士仁人。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就是其中之一。抗战开始后，刘湛恩担任上海各界救亡协会理事和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积极从事救亡工作。1938年初汉奸温宗尧为了拼凑“维新政府”，企图用“教育部长”官职拉刘下水，遭到严词拒绝。日伪恼羞成怒，竟指使暴徒杀害了刘湛恩。
为了巩固上海人民高昂的抗日情绪，同敌人展开长期较量，中共上海地下党坚决纠正过去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根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利用英美租界当局与日本的矛盾，开始了一场韧性的战斗。
各界救亡协会用“联谊会”、“俱乐部”、“读书会”、“同学会”等组织形式在租界内取得合法地位，成立歌咏队、剧艺社、诗歌会，举办文化补习班、职业夜校、消费合作社、互助储金会、图书室；召开座谈会、聚餐会、联欢会，吸引和团结广大群众，争取包括租界工部局华员在内的各界知名人士的同情支持，开展抗日教育和救亡活动。
在党的领导下，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大力宣传抗日言论和爱国文化，鼓舞“孤岛”人民的斗志。以外商名义创办的《译报》、《导报》以及《民族公论》、《文献》、《上海周报》等经常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杀敌战果，谴责日军暴行，揭露汪伪汉奸卖国嘴脸。生活书店、读书书店以及由胡愈之、周建人、郑振铎等发起的复社等进步书店，印行了《资本论》、《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等大批进步读物，受到上海和大后方人民的欢迎。在这些进步报刊和书店周围，集合着许多作家、戏剧家、翻译家、诗人，从事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杂文、译文的创作，为上海人民的反日斗争助威呐喊。
上海人民的反日斗争突出地表现在上海人民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援助。
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上海市民组织两批慰劳队，到敌后慰问抗日将士。当上海人民从慰劳队那里得知浴血奋战的新四军战士缺衣缺药时，立即发起“节约献金”、“劝募寒衣”的活动。鲁迅夫人许广平携儿上街义卖纪念徽章，还特地买了一百只手电筒捐赠新四军。《文汇报》发起“文艺作家义卖周”，号召作家义务写稿。永安公司职工决定每逢爱国纪念日全天素食，把节省下来的菜金集中上缴。在“劝募寒衣”的斗争中，二十九岁的女共产党员茅丽英（上海江海关职员，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积极组织捐募队，深入大街小巷。她还推动“职妇”和各界群众团体发起“劝募寒衣联合大公演”和“物品慈善义卖会”。日伪特务先是寄来附有子弹的恐吓信，继而暗中阻挠义卖会，扬言要捣毁会场。茅丽英视死如归，坚持斗争。1939年12月12日晚上，茅丽英在回家的路上，遭到汪伪特务的暗害。但是烈士的血没有白流，由于全市人民慷慨解囊，各大公司踊跃捐献，1939年一年中，上海劝募机关共收到十七万余元，大部购买了棉布、棉背心、胶鞋，送到新四军手中。
在“孤岛”斗争时期，上海大批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人数不下三四千人。上海失陷不久，一支由煤业界几十名职工组成的救护队，开着十几辆由资本家捐献的卡车，集体加入新四军，成为军部兵站的运输队。1938年夏天，地下党在赵朴初主持的上海难民救济机关配合下，以动员难民去浙赣开荒自救的名义，把近千名失业工人和青年学生送往新四军。1939年为了配合新四军东进，又有大批工人、学生下乡，分别到市郊和苏南、苏中地区开展游击战，参加“江南抗日义勇军”。在上海郊县游击队配合下，新四军某团一度深入嘉定境内，夜袭日军占领的虹桥机场。皖南事变后，上海人民接待、掩护和护送了许多从皖南突围出来的新四军指战员归队。活跃在浦江两岸的淞沪游击队，也根据党的指示，逐步编入新四军，加强了华中敌后的抗日武装力量。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大批进步文化人、青年学生和技术工人，从上海辗转到苏北、淮北参加根据地建设，帮助筹建了江淮大学、鲁艺华中分院以及新四军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印钞厂等。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员和抗日人士，在法西斯恐怖下，开展“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活动，分散隐蔽地战斗在敌伪心脏，竭尽全力支援新四军和根据地。他们通过各种关系，争取一些进步工商业资本家，秘密去皖江地区指导新四军贸易总局的经营业务。医药界也有专家、技术人员到苏北，帮助新四军卫生部门检验药品质量，改进医药条件。
当时，日军在上海下令“取缔”战时物资的运输，妄图切断上海人民对新四军的物质援助。地下党员冒着极大危险，同日伪斗智斗勇。1943年日伪对苏中、苏南根据地加紧“清乡”，新四军急需一批制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我秘密交通先后几次进入上海，在地下党和群众帮助下，完成了钢管采购、加工、储运任务。其中一批钢管利用日军雇佣的船只，在敌海军码头装货，硬是从日军的眼皮底下抢运到根据地。
抗日战争后期，为了迎接最后的胜利，党领导的游击队，在人民支持下，重新在上海郊区活跃起来。1945年春，游击队正式编为新四军淞沪支队。与此同时，上海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工人地下军，向日伪夺枪、夺粮、夺金，准备配合新四军，里应外合夺取大上海。
上海人民的反日斗争，是抗战时期城市地下斗争支援配合敌后农村武装斗争的典范，是中华民族不可征服性格的象征。
（胡正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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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普及宣传讲话
窝藏、包庇罪
窝藏、包庇罪是指用藏匿或者作假证明等方法帮助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刑事犯罪分子逃避侦查、审判的行为。构成这种犯罪必须具备以下特征：
一、窝藏、包庇的对象必须是已经实施了犯罪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包括作案后畏罪潜逃的犯罪分子和被逮捕、关押后又脱逃的已决犯、未决犯。这些犯罪分子犯的是什么罪、已经或者可能判处什么刑罚，对构成窝藏、包庇罪没有影响。但刑法对窝藏、包庇反革命分子还是窝藏其他犯罪分子，分别规定了轻重不同的刑罚。
二、窝藏、包庇的行为就是为犯罪分子提供条件，帮助其掩盖罪行，逃避法律制裁。所谓窝藏，是指为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寻找藏身处所，以躲避司法机关的追捕、侦查、审判。帮助犯罪分子改名换姓、迁居别地，或者资助犯罪分子使之转移、逃窜，也是窝藏行为。所谓包庇，是指替犯罪分子作虚假的证明，为其掩盖罪行，使之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虽然没有直接向司法机关作虚假证明，但帮助犯罪分子消灭罪迹、毁灭罪证，使其逃避法律制裁，也都是包庇行为。
三、窝藏、包庇罪的行为必须是在被窝藏、包庇的犯罪分子犯罪之后才实施的。也就是说，必须是行为人和被窝藏、包庇的犯罪分子事前没有通谋。如果事前就有通谋，即事先就答应犯罪分子作案后给以窝藏、包庇的，应按共犯论处。
四、窝藏、包庇罪必须是故意才能构成，即行为人明知道对方是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刑事犯罪分子而仍加以窝藏、包庇的，才构成本罪。如果根本不知道对方是犯罪分子，而为其提供住处、资助钱粮，或由于不明真象而作了否认其有犯罪行为的证明，不能认为是窝藏、包庇行为。
窝藏、包庇与知情不举不同。知情不举是明知某人犯了罪，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向有关部门检举揭发，但也没有任何帮助其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知情不举一般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构成犯罪，但对负有一定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来说也可能构成犯罪。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条第四款规定，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人员和犯罪事实，知情的直接主管人员或者仅有的知情的工作人员不依法报案和不如实作证的，要比照渎职罪中的徇私舞弊罪或私放罪处理。
刑法规定窝藏、包庇反革命分子的，要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窝藏、包庇其他犯罪分子的，判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无论是否司法人员，利用职务包庇、窝藏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盗窃、贩毒、盗运珍贵文物出口、受贿的犯罪分子，隐瞒、掩饰其犯罪事实的，要按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徇私舞弊罪处罚，即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