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 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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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比赛与创新
——第一届全国杂技比赛随感
夏菊花
第一届全国杂技比赛,不久前在兰州举行。这是一次高水平、有创新精神的杂技盛会。
比赛中,大多数优秀的传统节目,在表现技巧上有新的突破,风格上有新的变化,创作上有新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参加比赛的五十多个节目中,属高难技巧的有九十六个,其中近年来创作的高难技巧就有六十个之多。
在比赛中,一些优秀节目力图在表演上努力探索、尝试各种新的风格、形式,来丰富节目内容。如《车技》一项,虽有三个单位同时演出,但在风格上各有千秋。再如古典风格的《?板凳》,有现代气息的《大球技巧》等,都力图通过不同风格,来表现不同类型的节目。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节目普遍重视了表演的形式美。解放初期的杂技表演只是上台一鞠躬,演出象练功,光讲耍、变、练,不太讲究综合艺术运用。现在的一些节目,调动各种艺术手段,烘托渲染,使杂技艺术更见光彩,成为一门有强烈美感的综合性表演艺术。
但是,我觉得,目前对杂技如何创新所作的大胆尝试,也有些问题值得研究,如在表现手法上,有的是在节目中出场加段舞蹈,中间加几个亮相;有的拼凑几个节目中的部分技巧,组成一个“新”节目或“新”技巧动作,有的用其他艺术形式来替代杂技技巧表演等等。杂技艺术究竟怎样才是创新?有人认为,在技巧上有新的突破、发展和提高是创新;在表演上有新的形式出现也是创新;用新的器材编组的新节目更是创新。这当然都值得肯定。但任何艺术品种在进行创新时,总要首先考虑如何突出本品种的特征。创新如果脱离了本品种的艺术特征,就混淆了与其他艺术品种的区别了。
然而,杂技又是一项表演艺术,如一味地追求纯技巧的高难,而不注意塑造一定的优美的艺术形象,使那种“高难技巧”让人感到恐怖、残忍,没有任何审美价值,也不能成为一种观赏艺术。因此,杂技创新,必须要突出杂技的特征,同时也要注重塑造艺术形象,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艺术手段,注意舞台美术、动作,音乐与造型的和谐。让杂技以完美的艺术形象呈现在观众眼前。
杂技表演中美的形象,并非能用其他艺术品种来替代,而是要努力挖掘它自身的形式美,诸如技巧画面美、动作造型美、运动韵律美、演员形体美、精神气质美等等,将这些进行和谐统一地编织,就能成为有较高审美意义的表演艺术。同时,作为一门艺术,在表演时还应注意动作的稳定性。
杂技艺术表演,是需要演员在一瞬间完成一些高难的技巧动作。这就要求演员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有表达完美艺术造型的能力。演员的力量、速度、反应、平衡等基本素质好,才能胜利完成。杂技节目中有许多高难技巧很难掌握,必须要以千锤百炼、锲而不舍的精神去掌握它、控制它。因此,在演出中每一次“抛妥”(即失误),都是对杂技艺术魅力的削弱。当然,从实践来看,较难达到百分之百的“保妥”(即成功)。但这应该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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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继卣的画
朱丹
继卣同志自幼随父刘奎龄习画,长于工笔重彩,写意白描,融中西画法于一炉,笔下的人物、动物、花鸟、山水,形神兼备、独具特色,在艺术的构思和意境的表现上,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不少作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我虽然很早就慕其名,但是真正了解他是在一九五○年他从天津调到文化部艺术局搞创作以后。当时,年青的新中国和重见天日的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革命的精神食粮,渴望开垦一片人民艺术的园地。继卣同志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情和强烈的爱国心,勇敢地拿起画笔,扎扎实实地在一间半明半暗、非常简陋的卧室兼办公室里废寝忘食地画,仅仅几个月,连续创作了群众喜闻乐见的《鸡毛信》、《东郭先生》等具有革命意义的新题材连环画。他以严谨刻苦的艺术创作精神,默默地开拓了美术为人民服务的新里程。继卣同志的这个革命精神博得了中宣部的高度赞扬,一时在美术界兴起学习刘继卣的风气。记得徐悲鸿先生曾讲:“刘继卣是最有前途的画家,他的艺术道路是正确的。”继卣同志在艺术道路上总是不满足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而是胸怀若谷,孜孜不倦地追求新的高度。五十年代他创作的组画《闹天宫》、《武松打虎》,以中华民族的独具风格获国际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文革”期间,继卣同志在劫难逃,饱受批斗之苦,在干校劳动之余,他仍然坚持写生。“四人帮”垮台后,继卣同志以对“四人帮”无比愤恨的心情,创作了大快人心的巨幅国画《三打白骨精》,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无比舒畅的胸怀,创作了表达各族人民为党的成就欢欣鼓舞的大型国画《无限春光》。一九八一年,继卣同志身患癌症,但他毫无顾忌,以惊人的毅力继续为祖国统一,为国家繁荣做出新的贡献。去年八月,继卣同志病情急剧恶化,他自知生命垂危,仍然精心创作了象征中华民族神力无比的巨幅国画《双狮图》,献给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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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访问记

千年诗国的云雀——记北京朗诵艺术团
本报记者 解波
如果把诗歌比作航船,朗诵就是风帆,它带着航船飞快地驶进人们的心灵。古人的月下吟诗、花前咏赋早已传为佳话;建国后的诗歌朗诵,也曾出现过夏夜星空的繁荣景象。如今,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难道诗歌反而蜷伏在书本里吗?不会的。瞧,一只云雀跃上了蓝天。它就是北京朗诵艺术团。
祖国的蓝天坦荡明净,可有时也会堆积滞涩的乌云。小小朗诵艺术团从萌动到诞生,居然送走了二十余度春秋。它的创办人殷之光,少年时代就喜爱朗诵,十八岁加入了上海工人朗诵团,后来,有幸参与筹建我国专业朗诵艺术团。可惜呀!云雀尚未起飞,就遇上了粗暴的政治飓风。文艺的春天姗姗来迟,殷之光也已华发早生,但他的热情不减当年,奔波劳碌、千呼万唤,呼唤着云雀的新生。几经波折,朗诵团招考演员的启事终于刊登了。想不到呵!一千五百多名青年踊跃报名。电车公司的售票员,玉器厂的雕刻匠,车辆厂的司炉工等等,他们都舍弃了“旱涝保收”的“铁饭碗”,来捧朗诵团自负盈亏的“泥饭碗”。
“泥饭碗”不好捧哟。团里缺少资金,不敢扩大编制,全团只有六位正式团员,再加四位合同工。人少事杂,大家都得兼职,台上当演员,台下当财会员、业务员、搬运员。外出演出,他们的“宾馆”是学校的教室,舞台是露天的操场,宴席是小饭馆里的打卤面条,交通工具是每人一张公共汽车月票。好不容易,他们争取到三间平房做团部,偏偏又处于喧闹的农贸市场一隅,只能听任弦歌声和叫卖声争鸣。无论是谁,只要去朗诵团坐一坐,聊一聊,都能强烈感受到他们捉襟见肘的窘迫相。
窘迫归窘迫,演出活动可真不少。三年来,他们回翔在黄河南北、长城内外,演出了六百多场朗诵会,举办了十二期朗诵讲座,每期为时四十五天,还没算上那些大大小小的义演。去年“六一”前夕,有五所小学邀请他们在同一天演出。学校散落在北京城的对角线上,连演五场,无车接送,能行吗?云雀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行。当人们正在酣睡时,他们冒着晨雾起飞了;当人们享用午餐时,他们饥肠辘辘盘旋往返;当人们睡意朦胧时,他们还没有飞回自己的小巢。条件如此艰苦,工作如此繁重,难怪有的人另觅高枝,有的人心神不定。不过,朗诵团始终在蓝天翱翔。因为,留在团里的每一个人越来越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一双双青少年渴求文化的眼睛,他们播撒的是热爱中华的火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花朵。
这只云雀的诞生,经历了难产的阵痛,至今,它的翅膀仍很稚嫩。今后,它能够羽翼丰满吗?能够歌喉婉啭吗?这仍待未来回答。但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十亿人口的中国,需要的不是一只云雀,而是成百上千的群群诗国云雀。我们对那些率先歌唱的云雀,为什么不能多给一些关切、帮助和温暖呢?(附图片)
殷之光在朗诵 钱守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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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诗意的人生属于强者
——影片《明姑娘》观后
徐庄
生活,并不总是和煦烂漫,不是一片坦途,只有始终抱着积极生活态度的人,才能履险为夷,永远怀抱明媚的春天。这是影片《明姑娘》给予我们的启迪。
在艰难和挫折面前,往往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是沉沦,颓唐,随波逐流,还是勇于搏击厄运,奋力去创造新的生活。女主人公叶明明显然是属于后者,大学生赵灿则一度陷入颓唐中。先天失明的明明不接受别人的怜悯,她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作生活的强者。演员张瑜,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既坚强又优美的形象。叶明明的眼睛感受不到光亮,但却是那么明亮,那么澄澈。她的笑声是那么清脆,那么无忧无虑。她象一块火石,把温暖散发给别人,而自己宁愿被遗弃在冰冷的河床中。
叶明明是一个理想人物,同时又是一个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活生生的人。影片有一些颇为令人动情的段落。如明明带着赵灿做了一桌酒席款待姐姐赵霞,答谢她对弟弟含辛茹苦的照料。这本来是人情之常,但由于是出自两个失明青年的心意,就特别使人感动。盲人能够自立,盲人应有人的尊严,也变得无庸置疑。
在明明和赵灿野游一节里,他们确乎用自己的心去听、去感觉、去呼吸和触摸到了绿色的春天。在这里,影片给予他们的探求、幻想和情爱以尽情的渲染,创造了一种诗的意境。在青年的遐想中,不仅音乐可以与色彩相通,相互替代,甚至空间、时间也可以转换为颜色和音符。少年不幸的明明,无限艾怨自己不知道黄色是什么,无法理解为什么命运对她如此不公平!她把妈妈给她插在辫根的小花取下来放到嘴里去咀嚼,她要了解生活的一切秘密!影片的这些描写,使她的精神境界和气质得到升华。
如果说影片至此还是把人物放在浪漫曲中,那么以后他们就更加直面人生。当她知道赵灿的眼睛可能治愈,她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有谁能保证改变了“地位”的赵灿,能再去爱一个终生残废的姑娘呢。当赵灿按照叶明明所希望的乘车北去继续他的学业的时候,她还是说了这样的话:“如果你的学习成绩优异,不要为我放弃深造的机会,如果有个姑娘爱上你,又对你的事业有所帮助,我将会……很快乐。”以明明的光明心地,她会这样去做,但影片使人更相信如此美丽的心灵会获得真正的幸福。
生活中有许多残废人终于以惊人的毅力生活过来,甚至获得常人所未有的生活能力,精神上达到很高的境界,他们丰富的内心珍藏,肯定是值得用电影的手段加以开发的。但是表现在银幕上的形象往往不美,处理不当还会给人以生理的刺激。《明姑娘》经过编导者的大胆创作,却不给人这样的感觉。相反,由于它着重发掘了主人公的美好灵魂,着力塑造了明明热爱生活、追求理想的执着性格,整个影片采取了一种抒情的调子,显示了生活的盎然诗情。
《明姑娘》还有不足之处:它在探索人的精神世界的时候,还显得肤浅、单一,有时还是用常人的揣度去表现盲人的心思和行为。明明和赵灿几乎处于孤立的境地,时代的气息也显得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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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雨丝集

给自己“让路”
秦力
据《天津书讯》载,作家冯骥才在一次谈话中说,近来他有意控制了作品的数量,是为了自己给自己“让路”。
对一位发表过一些优秀作品的作家,读者是寄予厚望的。但如果为了追求高产,不负责任地粗制滥造,甚至自己抄自己旧作,搞所谓巧妙的“移植”,读者有理由提出批评。种瓜得豆,无疑会降低了本人的信誉。所以,有意控制自己作品的数量,潜心于精品的创作,提高作品的质量,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自己给自己让了路。
文艺创作是复杂的精神劳动。面对着热情而真诚的读者,当你执笔为文时,能够宽宥自己的轻率吗?在当前文艺期刊日见增多,拉稿、抢稿令人应接不暇时,冯骥才的创作态度值得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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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音乐与舞蹈

鲜明·凝炼·刚健
本报记者 赵相如
立冬前后,南昌迎来了华东六省一市的舞蹈精萃,演出了两年来创作的六十个节目。
江西以男子集体舞《龙的传人》首先揭开了会演的帷幕。它以高昂的气势,通过龙的崛起、苦斗、奋飞三个鲜明的层次,凝炼地表现了一幅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壮丽画面。江苏的独舞《捉蟹》,表现了江南渔民秋夜捕蟹的乐趣和丰收的喜悦。安徽的花鼓灯《矿工与阳光》,通过演员的激情表演,刚健有力的音乐和强烈对比的舞台色调,展示了在地层深处采掘光明的矿工们博大的情怀。上海代表队以多姿多彩的舞蹈节目,受到人们格外的注目:既有用凤凰象征吉祥的寓意深长的芭蕾双人舞,也有反映现代化针织工人生活的群舞。山东的情节舞小品《林冲怨》,把家喻户晓的故事人物改编为舞蹈,刻画人物复杂的情感,在技巧上引人注目地出新,以象征性的舞蹈手法,激发观众的想象,取得了成功。浙江和福建的舞蹈表演,各以充满青春的活力受到人们的关注。福建民族民间舞蹈形式多样,源远流长,他们在为时代的强者塑像,一幅幅诗的舞姿、美的造型,给人们美的享受。浙江的舞蹈在艺术上的追求也十分突出,舞蹈工作者辛勤劳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次会演中唯一的反映革命历史斗争题材的舞蹈《我的妈妈》,反映了前辈当年的革命情操,受到人们的重视。
这次会演,无论在创作、表演、舞美和服装设计、音乐等方面,均有了显著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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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芙蓉花仙》演满千场部省市给予重奖
由成都市新都川剧团创作并演出的川剧《芙蓉花仙》,迄今已演出一千零一十四场,观众超过百万人次。最近,成都市委、市政府召开表彰大会,向该团授予“坚持改革,出人出戏,振兴川剧,成绩卓著”的奖状。同时,文化部、四川省文化厅和成都市分别发给该团奖金各一万元。 (黄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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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妇女头像(木雕) 作者 王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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