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继续开拓生活视野
谢永旺
文学要更好地反映改革，我以为还是要继续开拓生活视野，深入认识城乡改革中生活的实际发展，人们相互关系的实际变化。
几年来，文学面对变革的生活是不辱使命的。可以说，改革的大潮一经在中国大地兴起，就很快在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中展示它的雄姿和伟力。长篇小说一向难于急速反映变化的现实，如今，写农村的已经有《彩虹坪》、《新星》、《醉乡》等，写城市的已经有《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男人的风格》等。从描写军人生活的《两代风流》中，也可以看到改革的时代潮流的激荡。文学同时代生活这样的贴近，这在过去是不多见的。而这些作品的成功之处，无不在于作家放开了眼界，在深入观察社会的实际矛盾的基础上，把握了人们的精神风貌，因而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真情实感，足以启人神智，鼓舞人心。
人们喜欢阅读反映改革的优秀作品，然而这方面的优秀的力作毕竟还不很多。改革进程中的丰富内容，改革给我们社会带来的蓬勃生机，还不能说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深刻的艺术表现。读得稍多一些就会发现：有的从主观意念出发，纵有离奇的故事，终究难免图解模式的弊病，了无生气；有的似曾相见，在人物、情节和格局诸多方面重复别人或自己的作品，缺少新意；有的艺术加工不足，尤其语言缺乏生活的韵味和个性的魅力。文学贵在独创，而独创首先依赖对实际生活的深入体验和独特发见。看来，开拓生活视野，从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伟大实践中汲取诗情，捕捉形象，提炼语言，是十分必要的。
这里想强调“实际”二字。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说，表现矛盾是指社会的实际矛盾。显然，不触及社会矛盾，难以深刻地反映改革。这是因为，改革虽在千百万人中产生了影响，但阻碍改革的社会势力不可能自行销声匿迹。社会矛盾正以多种多样的实际形态，存在于经济、政治、道德、家庭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各个领域，有待于作家去摄取。文学又是人学。文学反映改革，不能不遵循艺术规律，描写人的心理和命运，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当前，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入，城市改革进一步展开，到处有新生的事物在萌动，到处有陈旧的事物受冲击。人的发展，人们相互关系的变化，以前所未有的千姿百态实实在在地呈现出来，等待作家去把握。哪怕是取其一点，由小见大，亦足以构成佳篇，感人肺腑，何况广泛的概括，巨大的画面，写出典型人物的杰出之作呢。生活厚爱我们这一代作家，我们要以真实的深刻的文学作品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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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要高屋建瓴
焦祖尧
文学创作要深刻地反映当前的变革，作家首先要投身于改革的洪流，亲身感受和把握急剧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清醒而深刻地认识这场改革。
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这是它优越性的标志之一。由于我们现行的体制存在着不少弊端和缺陷，就严重地妨碍着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以城市经济体制为例，突出的弊端是：统得过多，管得过死，这样，企业没有活力，经济也就搞死了；分配上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把一些人养懒了。结果生产上不去，经济效益差，国家穷，企业穷，人民穷。越穷就管得越死，越管得死人也就变得越懒，越懒就必然越穷，恶性循环就这样产生了。既然社会主义社会象恩格斯所说的“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那么，恰恰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决定了它能自己克服、纠正种种缺陷和弊端，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中走向完善。所以，当今改革之所以成为时代前进的主轴，改革精神所以成为时代精神，就因为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要求。
文学所反映的主要不是改革的过程，也不是经济上的变化，而是要描写改革过程中人们思想、精神上所起的变化。城市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将会从根本上撼动建立在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陈旧的习惯势力，引起整个社会的震动，而一代新人也必将从改革中崛起。因此，改革不仅仅会完善各方面的体制，完善社会，还必将完善人的本身；也只有完善人的本身，才能从根本上完善社会。从这样的高度去描写改革，从全局性的宏观中去研究自己的描写对象，才能对眼花缭乱甚至光怪陆离的生活现象达到本质性的把握，形象的内涵和不同色彩才能在笔下比较充分地显示出来，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改革过程的复杂性就可能得到比较深刻的揭示。这样的作品才会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不至于成为过眼烟云。
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家要高屋建瓴，思想、生活、知识都需要更新。作家首先需要改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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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快乐的小星在歌唱
高占祥
我爱参天大树，也爱破土而出的嫩芽小苗儿。
我爱满山遍野盛开的秋菊，也爱清晨带着露珠儿的花蕾。
我爱读名篇巨著，也爱读新人的新作，尤其是青少年的习作。
也许因为多年做青年工作的缘故吧，我对青少年的一些习作特别喜爱。
我怀着这样一种心情，阅读了《快乐的小星》的校样。
《快乐的小星》是本别开生面的，叫人喜欢读的诗集。
诗集的作者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同学，名叫田晓菲。
这个孩子好几年以前就开始写诗了，第一本诗集叫《绿叶上的小诗》，出版后引起了不少青少年读者的兴趣。现在要出的这本《快乐的小星》是她的第二本诗集，为了对小作者进行鼓励，编辑同志希望我能写几句读后感，我欣然答应了。
据说，这位小作者从小就喜爱文艺，她六七岁开始学记日记，学写诗歌，至今，已写了一千多篇日记，写了六百多首诗。她的父母很重视对自己的女儿进行早期教育，不仅教她语言，识字，教她阅读文学作品，而且还经常带着她听音乐、看画展、观大海、登泰山。五彩缤纷的生活，不仅使晓菲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而且激发她对生活的爱。正如她在《我爱……》中所写的：
我爱……／谁能够说清我，／究竟爱的什么？／我爱春天的阳光，／我爱哗笑的小河／……／我爱草原的绿色地毯，／我爱大海的银色浪波，／我更爱我胸前红领巾象团火，／爱我的校园、教室、音乐课……／这一切的一切，我都爱啊，／只不爱虚伪、丑陋和邪恶。／我要微笑着大声宣告：／——我爱美，我爱生活！
由于作者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充满了爱，所以她总是细心地观察、体验和感受着生活，努力从绚丽多彩的生活中去寻觅捕捉着美好的诗情。
从这些诗中，我们发现这位小作者的联想力是很强的。她不仅能用一个孩子独有的、好奇的眼光敏锐地观察生活，而且还善于使用比喻、拟人的艺术手法，赋予太阳、月亮、星星、花草以人的感情，通过对话或赞美的诗句来表达少年儿童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在她的笔下，山间的小路、村头的小河、大海的浪花、沙滩的贝壳以及蜂飞蝶舞、鸟语花香、琴棋书画、春夏秋冬，都成了她清新自然、富于情趣的诗行。
她的诗比喻、形象颇为新颖别致。用一个“戴顶阳光的花环”，就生动地反映了少年儿童对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作者通过坐火车来描写自己对祖国的热爱：“我把车窗比作画框，画儿深深印在我的心窝；火车从茫茫大地穿过，画框里不断更换着颜色。”然后作者形象地写道：“铁轨好象一根细线，沿路的城镇是珍珠儿颗颗，串成了一串珍珠项链，妩媚地系上了祖国的项脖。”这首跌宕有致、趣味盎然的诗，表现了少年们在坐火车的时候流露出来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新奇感以及由新奇感而产生的热爱、留恋和由衷的快乐。
我们的时代为少年儿童的成长铺就了一条宽阔的大道，开拓了孩子们增长智慧、驰骋才华的美好天地。晓菲这株小苗，一出土就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迎着春风，生机勃勃地成长着。
文化艺术出版社为一位十三岁的少年出版诗集，扶植文学新人成长，表现了我们新时期出版家的气魄。这件事也说明了出版社是出书的基地，也是一个培养文学人才的苗圃。而我们编辑人员，则是培养文学新人的辛勤的园丁。
（本文是作者为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快乐的小星》写的序，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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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生活呼喊人们心灵的更新
钱钢
改革的浪潮冲击着经济建设中僵化的模式，同时也在冲击着亿万人的观念。人们在呼唤生活的更新，生活也在呼唤人们心灵的更新。
长时期“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长时期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影响，使人们在观念形态上有许多陈旧的规范。当改革的浪潮奔涌而来的时候，这些规范便会成为一道道阻挡潮流的堤坝。例如：当有些单位和部门试行“有升有降”的新任免制度时，那种旧式的用人观念就曾束缚过一些同志的手脚。他们欢迎新的制度，希望用它去治一治那些“懒汉”和靠关系学如鱼得水的人。但是，当新制度要求人们把那种虽没犯错误，也勤勤恳恳，但是工作平庸的人也降到其力所能及的下级岗位上去时，有些同志便不忍心了。他们没有把“有升有降”看作今后干部制度上的正常的现象，他们依然把“降职”看作对人的打击，因而对彻底地实行改革犹豫不决。其实，正是这种轻才的片面观念，曾长期使我们在任用“只和顺而无才学”的干部时，压抑了许多有锋芒但有真才实学的（自然使用起来是不如前者“顺手”的）人才。
旧观念是无形的桎梏。千百万人观念的更新，对于改革的成败是至关重要的。不能设想，一个视货币为洪水猛兽的人，能够理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口号的深刻含义；不能设想，一个闻“民主”则惧的人，能够适应各级领导机构改革后的新环境。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社会生活的新的节奏，必然要求人们的时间观念、消费观念，人们的荣辱观念、价值观念，人们的审美观念和道德观念与之相适应；新的变革还将要求人们增强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一句话，经济的活跃必将带来人们精神的活跃。
改革人们旧的观念，不仅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甚至还可能带来巨大的阵痛。人们的传统观念，有的是畸形的年代强加给他们的，有的却曾经是符合以往历史条件的正确的东西。扬弃后者是困难的。可以想见，在改革的生活舞台上，各种各样人的表情是复杂多变的，各种各样的矛盾斗争必定扣人心弦。对于文学工作者来说，生活给予的馈赠是如此丰富！生活的多样化、观念的多样化，一定会带来文学的多样化。我们将密切注视这场变革中的人的更新，去描写他们的喜怒哀乐，去反映他们内心世界的变化。而在创作实践中，我们自己的观念（包括各种文学观念）也将经历一次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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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间文学的蓬勃生机
吴一虹
民间文学，被称为储存在人们头脑中的“活文学”。十年动荡使民间文学园地一片荒芜。近几年来，民间文学工作者以“抢救”的姿态，积极进行搜集整理工作，陆续出版了一大批民间文学读物，编印了不少内部资料，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认为有如下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一是出版的作品数量大、体裁广。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出版的各种民间文学作品约六百多种，其中包括故事、传说、神话、谚语、谜语、史诗、歌谣等多种体裁，这标志着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步入了一个新的繁荣的时期。
二是题材更加多样，开掘了一些新的领域。例如，我国的山川湖泊、楼台寺观的传说；有关土特产、民俗等传说；许多历史人物的传说；在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与前些年相比都有了进一步的开拓。
三是搜集整理工作向纵深发展。近几年，出版了一批老的民间文学工作者搜集整理的专集，诸如《聊斋汊子》、《肖甘牛民间故事集》及《天牛郎配夫妻》等。《金德顺故事集》，则是建国以后第一部故事讲述家的专集。大规模史诗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初见成效。如《格萨尔》有几十部之多，约一百多万行，是目前知道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已用藏、蒙、汉三种文字出版了部分章节本。《江格尔》是蒙古族牧民的生活经典，1983年翻译出版的本子，是目前国内外版本中章数最多的。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是柯族的“生活百科全书”。我国民族众多，文化遗产十分丰富，民族民间文学是我国民间文学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地方都出版了本民族的故事、歌谣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计划出版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大系和歌谣大系。
除了公开出版的民间文学读物外，还编印了大量的内部资料本，这不仅对本学科的研究者至关紧要，而且对人类学和人文科学来说，也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这方面的工作，云南、广西、贵州等省，成绩比较突出。为了检阅搜集整理工作的成果，1983年12月，在北京举行了民间文学作品授奖大会，有86部作品获奖。
搜集整理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艰辛“探矿”，勤奋开采的结果，是值得珍惜的。但也必须承认，这方面的工作还比较薄弱，与我国的悠久历史，蕴藏丰富的口头文学遗产，以及我国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相较，还显得不相称。为了更有成效地开展民间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必须继续清除“左”的流毒，划清一些理论是非界限，进一步解放思想。
民间文学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受到旧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同时自身又带有小生产者的历史局限性。对待这份遗产，我们应该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鉴别。当前，在实际工作中，仍有一些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特别是还有一些问题思想界限不清，比如宗教与迷信的关系，历史上民族之间的关系，等等。深入地探讨和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对促进民间文学事业的繁荣，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民间文学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和宗教有关。如何看待这类作品呢？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应把原始宗教和“人为宗教”区别开来。恩格斯说过，在史前社会，由于生产水平极端低下，人们愚昧无知，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不了解做梦是怎么回事，因而想象有一种脱离肉体而存在的灵魂，“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同时，由于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也无力征服，以为万物有灵，“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可见，在我们远古的祖先那里，原始的宗教观念，并不带有人为欺骗的成分，而是基于幼稚者的蒙昧。表现在文学作品里，由宗教幻想所造成的神话，不过是人自身本质的幻想的反映。只是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才把宗教作为麻痹劳动人民的工具和精神鸦片，才产生了“人为宗教”。所以，不能把原始宗教与人为宗教混为一谈；即使对“人为宗教”也不能简单地、粗暴地看待，不能把凡是带有某种宗教色彩的作品一律等同于迷信，等同于封建糟粕。我们应当看到，有些和宗教相关的不少作品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们是按照人民的意志、愿望和爱憎创作的。
在民间文学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以反映我国古代民族之间的征战为内容的。如何看待这类作品？究竟谁爱国，谁卖国，谁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这是长期以来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国家是个历史范畴，对这样复杂的问题，抽象的议论，是很难有所进展的，重要的是要把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的祖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是五十多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在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历史发展中，凡是为增进民族的团结和友谊，促进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维护国家的统一，为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志士仁人，不论是哪个民族的，比如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努尔哈赤、松赞干布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都应予以肯定和称赞。反映这种历史的民间文学作品，理应作为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光辉篇章，成为维系民族感情的一个强大精神纽带。
在搜集整理工作中，必须认真执行“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我们所整理的作品，大多数是比较好的，也是比较忠实的。但毋庸讳言，也有“左”的思想影响。有的同志不按民间文学自身的规律办事，而用一般文艺创作的理论指导民间文学的思想性和形象性，而对其认识社会的作用重视不够，把民间文学与作家创作混为一谈。有的则把今天的观点强加于古人，强加于历史上出现的文化现象。更有一种对民间文学任意加工或胡编乱改的现象。有的人为地拔高作品的主题思想，企图直接体现“当代”精神；有的为了追求作品的“丰富、完整”性，随意加添或改变人物，这样整理出来的作品，完全失去了人民口头文学清新、质朴的风格。整理必须在不破坏作品原貌的前提下进行，要保持作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即保持它独特的艺术风格。
为了进一步推动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汇集和总结这方面的成果，保存我国各族人民的口头文学财富，文化部、国家民委和民间文艺研究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这一工作必将在全国形成一个扎扎实实地普查、挖掘和抢救遗产的新的采风活动，预示着将有一个新的黄金时节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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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茅盾书信集》等三种书刊出版
文化艺术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三种有关茅盾的书刊。
中国茅盾研究学会创办的《茅盾研究》创刊号，刊出了茅盾从未发表过的《子夜写作大纲》和致蔡元培等人的八封书信。《茅盾外国文学评论集》选收了茅盾自1919年至1960年所写外国文学评论文章共38篇。《茅盾书信集》收录了茅盾自1920年至1981年间所写的书信400封。收信人既有与茅盾同时代的名人，又有后起的文学艺术家以及青年文学爱好者。 （杨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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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作协召开儿童革命历史小说座谈会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于10月8日至20日在江西南昌——井冈山地区召开了华东地区儿童革命历史小说创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儿童文学作家、编辑三十余人，就如何发扬革命传统，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这个议题，做了较充分的讨论。
大家认为，儿童革命历史小说虽然出版了不少作品，却不能满足新时期少年儿童的需求。作家要解放思想，继续肃清“左”的影响，冲破老框框，敢于创新，敢于接触矛盾，扩大儿童革命历史题材范围。有同志提出，写历史小说，不只是要写光明、写胜利，也不要回避写失败、失误和挫折。这不会影响人物形象，如处理得好，更有助于体现人物的勇敢战斗、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
同志们指出，我国革命斗争历史很长，出现了众多的英雄人物，我们要去开拓这方面的题材，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儿童文学作品。
葛洛、金近、徐光耀、刘真、严阵、杨佩瑾等出席了会议并发了言。 （关登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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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出版动态
△大型季刊《延安文艺研究》，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和延安文艺学会联合创办，于十月出版。该刊重点发表延安时期文艺的科研成果，刊登具有历史价值的延安文艺资料，以及国内外研究延安文艺的信息等。 （淑）
△《红楼梦学刊》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大型学术性刊物，从明年第一辑（总第二十三辑）开始，改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并仍由中国国际书店负责国外总发行。 （洪宣）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选编的《军事文学创作论集》已经出版。书中收了近年来军内外作家、评论家刘白羽、冯牧等发表的关于军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作品评论文章。 （晓 丁）
△《中国音乐词典》已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它共收词目三千五百六十条，一百余万字，其中包括多幅彩色音乐图片、音乐谱例等。 （悦 乐）
△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陈涌文学论集》，集结了作者三十二年来文学研究成果，共四十六万字，上册是一九七六年以前的著作，下册迄于一九八二年的近作。 （严 云）
△江丰同志是我国人民美术和美术教育事业的开拓者、组织者之一。生前发表过大量美术评论著作，人民美术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江丰美术论集》，共约五十万字。 （刘玉山）
△董学文的《马克思与美学问题》，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 讯）
△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的双月刊《新剧本》杂志，将于明年一月创刊。该刊将发表优秀戏剧、电视剧新作，以及戏剧评论等文章。
（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