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加强学习，迎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
——为《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出版而作
薛暮桥
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把经济工作的重点，从调整转到改革上面来。
在1979年我国开始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时候，我们必须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国民经济的调整上面。当时，由于长期的“左”倾错误，
特别是十年动乱的破坏，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积累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本建设规模大大超过国力，人民生活比1957年没有多少提高，能源交通运输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社会经济效益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国民经济的调整放在首要地位。只有通过调整使重大比例关系趋向协调，企业的整顿才能比较顺利，经济体制的改革才有条件全面展开。
这几年，配合经济的调整，我们对经济体制进行了局部的改革和试验。农村中的经济体制改革，一马当先，进展比较快。这一方面是因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克服宏观比例失调的突出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曾经特别强调全党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来，几年来我们为加快农业发展花了很大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村改革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一些，而且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方式的改革，在六十年代已有过一些经验。因此，这几年我们迅速地冲破“左”倾思想的束缚，坚定地改变那些不适合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做法，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几年，对城市经济体制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等等，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和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活跃了经济生活。但是，由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尚未根本扭转，财政经济缺乏承担能力，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如价格、工资、计划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很难推行；同时，城市中生产社会化程度较高，经济关系比较复杂，改革工作难度很大，需要有一个试验和探索的过程。所以，这几年城市改革的步伐不得不放慢一些，改革措施还不配套，整个改革尚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原有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现在，经济形势有了变化。执行八字方针已经五年有余，宏观比例关系已大大改善了。这几年农业生产迅速地赶上来，1979—1983年五年中平均每年递增7.9％，远远超过1953—1978年二十六年平均递增3.2％的速度；轻工业发展速度也大大加快，五年中平均每年递增11.2％，超过同一时期重工业平均每年增长5.1％的速度；能源的生产和节约取得了很大成绩，煤、电大幅度增长，原油生产也克服了下降趋势，重新回升；过高的积累率降了下来，从36.5％降回到30％以内，居民消费有了较大提高。总之，国民经济的调整已取得很大成绩，从克服重大比例关系失调来看，调整任务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当然，调整工作尚未完全结束，如能源交通运输还不能满足需要，产业结构还需要进一步改善等。但是总的说来，我国经济已摆脱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困境，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开始出现稳定增长、协调发展的新形势。这就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提供了实际可能。同时，经过这五年改革的实践和探索，我们在城市改革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不仅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原则，而且对于各方面改革措施也有了较具体的设想，这又为加快改革步伐提供了主观方面的条件。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已有了可能。
加快城市改革步伐不仅有了可能，而且已成为迫切的需要。这几年农村改革的成功，使农村经济发展迅速，我国农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生产向专业化、商品化生产转变。这一转变迫切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为日益增多的农产品开拓市场，并满足农民对工业品越来越大的需求。必须加快城市改革以适应农村改革成功带来的新形势，否则很不利于城乡经济相互配合顺利发展。从城市中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来看，加快国营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也确已迫在眉睫。这几年国营企业部分扩权以后，城市经济大为活跃，但是由于过去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尚未基本改变，一系列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扩权后的企业开始主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但是条条块块按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体制尚未突破，企业的活动处处受到不合理的束缚；这几年流通体制改革比较缓慢，流通渠道不畅，使企业遇到许多困难；价格体系和物价管理制度的不合理，使企业间不正常的苦乐不均成为突出问题，到处遇到“鞭打快牛、保护落后”的现象，妨碍企业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企业的劳动工资制度仍不利于改变职工躺在企业身上吃“大锅饭”的情况，不能奖勤罚懒，提高职工劳动的积极性；适应新情况的计划管理方法尚未形成，不利于企业有效地开展经营活动，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日益迫切需要解决，企业要求加快改革的呼声很高，反映了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客观需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来看，我们在“七五”期间的主要任务是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保证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并为后十年的经济振兴打好基础。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主要是依靠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技术改造和技术革命是达到经济振兴的重要关键，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的技术革命，也要求我们急起直追，加快技术改造的过程。为了促进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当前必须加快城市改革，使国营经济的管理体制具有强大的推动技术进步的能力。总之，加快城市改革已是当前决定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问题。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及时把经济工作的重点由调整转到改革上来，以改革来推动调整、整顿、技术改造、重点建设等各项工作继续前进。
今年5月召开的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我们面临的形势，决定今后在经济工作中要着重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件大事。会议强调要加快城市改革的步伐，从解决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的关系入手，把适合于当前情况的各项改革措施初步配起套来，同步进行。这次会议以后，各地区各部门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贯彻会议精神，正在酝酿着战略性的突破，体制改革全面开展的新形势正在形成。
面对这一令人喜悦的形势，我们既兴奋鼓舞，同时又深感责任重大。我们改革的目标是要在十亿人口的大国建立真正符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的千秋大业，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体制改革又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工作，特别是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复杂。城市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要增加企业首先是国营企业的活力。要使企业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算盘珠”的地位，改变企业不能生气勃勃地主动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状况，使企业拥有必要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和合理的经济利益，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生产经营单位。要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很不容易的，不但要改革企业本身的管理制度，而且要相应地对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包括计划、财政、物资、商业、劳动工资、价格、信贷等各方面管理体制的改革，都应配合进行。特别是价格和工资的改革，直接涉及亿万人民的经济利益，难度更大。为使企业有必要的自主权，必须政企分开，国家的各级经济机关只管宏观经济的规划、协调、监督、服务，而不要去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这项改革难度也是很大的。同时，在进行这些改革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掌握适当的限度，既要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充满活力的生产经营单位，又要保证国民经济的计划性，这两方面必须妥善地结合起来，各方面的改革都要找到这一结合的适度点。这是我们要在实践中认真探索的复杂问题，要尽量避免工作中出现盲目性。
为了迎接这一复杂的任务，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需要进一步加强学习。最近胡耀邦同志说：“目前我们全党面临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号召。从近几年情况来看，我们党内并不存在反对改革的势力，绝大多数的干部和群众都是拥护和力主改革的，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但是许多同志对于如何进行改革，并不都很清楚，不善于从微观和宏观的结合上探索改革的措施。同时，由于我们过去的一套做法是长期形成的，有些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形成了习惯，加以“左”的偏见多少还有影响，少数同志思想认识一时跟不上形势，对某些改革觉悟得迟一点。这种情况说明，我们需要积极学习，提高对改革的认识，增加改革所必需的知识，以便更自觉地投身到改革的洪流中来。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周太和同志主编的《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书。书中系统地叙述了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以科学的态度总结了几次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对如何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探索。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记叙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经济体制发展变化的总的过程，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形成的历史，它曾经起过的作用和存在的弊病，说明各个时期经济体制的变化和几次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对三中全会以来的体制改革工作，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并展示了进一步改革的前景。第二编是叙述有代表性的若干部门（包括计划、财政、商业、物资和几个工业部）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和特点，说明我国经济体制各个侧面的历史演变情况。第三编叙述若干有代表性的地区和城市（包括上海、四川、辽宁、重庆、常州、沙市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过程和特点。全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以大量的史料，确凿的事实，如实地反映了历史，给人以丰富的知识。阅读这本著作，可以使读者了解我国经济体制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它的出版，为有志于改革的广大群众和干部提供了一本生动有益的教材。
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进一步探索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会起很好的作用。中国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能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不可能从经典著作中直接找到现成的答案。我们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体制改革的经验可资借鉴，但是到现在为止，各国的改革还在继续探索和完善之中，而且各国具体国情不同，适合于一个国家的成功经验，对另一个国家不一定完全适合。唯一正确的途径，是切实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外国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我国的特点，了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历史和现状，注意总结实践的经验。《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书，为大家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我愿意向同志们推荐这本书，希望更多的同志读读这本书，增长必要的知识，积极投身到改革的研究和实践中去，为经济体制的改革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第5版()
专栏：
进出口贸易、技术引进与标准化
叶柏林 陈志田
近几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和技术引进工作有了很大发展。为了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从国外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实践来看，加强标准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重视克服“技术壁垒”，开拓国际市场。当前，许多国家对国际贸易采取“限入奖出”的政策，竞争十分激烈。随着关税的协调和降低，各式各样的“技术壁垒”越来越成为贸易中难以逾越的障碍。所谓“技术壁垒”，是指国际贸易中那些确定工农业产品某些特性的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规定、标准和法规，以及旨在检验产品、确定产品质量和适用性能方面的认证、审批和试验程序。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灵活多变，易于伪装，并往往披上“合法”的外衣，难以对付。国际贸易除了采取凭样品成交等形式外，主要是凭规格、等级，即凭标准买卖。一般采用出口国标准、进口国标准、国际标准三种类型或买卖双方协商的技术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口商品的质量标准不断提高，国际上规定的强制性法规，如劳动安全、环境保护、卫生保健、运输规划、无线电干扰，以及航空、铁路及危险品等方面的特殊规定，在出口商品的标准中需要认真考虑。国外对农产品、土特产品、食品、药物、瓷器中的农药残留量、有害金属、菌类污染、致癌物等，规定了越来越苛刻的限量标准和严格的产地检验制度。如超过限量，不仅竞争能力差、售价低，而且还会为限制进口提供把柄，或在进口后判为毁灭性处理，直至索赔。国际上对某些机械、电器、轻工产品，除规定产品的性能标准外，还规定了越来越严格的安全标准。这些也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实践证明，制订水平高、灵活性大、应变能力强的出口产品标准，并建立我国自己的产品质量认证体系，是提高产品质量、克服“技术壁垒”、开拓国际市场的有效措施。
二、坚持以标准为准绳，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在国际贸易中，买卖双方在技术上的纠纷时有发生。标准是进行国际贸易仲裁的依据。据日本两次全国性调查，以标准为依据有利于提高销售效率和减少贸易中的纠纷，防止技术上的强者诈骗技术上的弱者。尤其是采用国际范围统一制订的、客观的、为买卖双方易于接受的试验、检验、抽样等方法标准，可以公正地裁决贸易中的纠纷。在贸易洽谈中，许多外商要落实的问题是商品质量符合的标准，或明确指出所要求的标准及检验规范。我国进口商品也应坚持以合同为依据，以标准为准绳。在一般情况下，应明确规定质量标准和试验、检验方法标准，并防止用过时的、废止的标准或技术要求中模棱两可的规定，作为考核质量的依据。尤其是涉及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的进口商品，应根据国际惯例或遵守我国已颁布的有关法规。对来图、来料、来设备加工等贸易形式，也应注意进口设备的质量标准、原材料检验标准、成品验收标准，以确保外销产品的质量，避免质量纠纷。
三、加强技术引进全过程的标准化。技术引进不仅是指从发达国家引进关键设备、单机、样机等，同时还包括引进先进的工艺技术、制造技术、经营管理技术等及其相应的技术资料。目前，工业发达国家已将一些成熟的技术通过制订标准在生产上推广应用。特别是公司标准或企业标准，是他们多年生产和经营经验的积累，是企业赖以生存和竞争的技术诀窍。国外的产品设计、工艺流程的技术资料中直接引用和套用的标准多达成千上万种，只有熟知这些标准，才能看懂各种符号、代号，看懂设计图纸和资料，才能了解产品性能、材料性能、加工工艺、质量控制和试验检验方法等。因此，在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同时，要重视引进标准。同时，要在消化技术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将引进的国外标准逐步转换成我国标准。引进技术和进口关键设备，如原封不动地保留引进项目的各种标准，势必使各种原材料、标准件和配套件长期依赖进口，受制于人，耗费大量外汇。对引进项目的电流、电压、频率等级、仪器仪表、计算装置的输入输出接口等，应进行标准化审查，须符合我国的标准和有关规定，尽量避免由于标准不同而造成的产品互换性和配套性差、使用维修困难等现象。重大引进项目如遇有英制问题，应进行技术经济论证，慎重研究，妥善处理。否则，我国又要重新大量生产英制的量具、刃具、辅具和维修配件，造成英制与我国已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制长期并存的混乱局面。
加强进出口贸易和技术引进的标准化，目前还存在着认识不足的状况，需要加强宣传，采取切实措施。
第5版()
专栏：
关于中国农民银行史的一点修正
卫毓俊
写历史必须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地对待客观事物，努力掌握事物的全貌，反映历史的真相。
过去，一提到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中国农民银行，人们都说它是四大家族之一的陈果夫、陈立夫创办的，说CC系在中国农民银行占了主要势力。定这个调门的是陈伯达。但是，经过考证，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农民银行是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产物。它的前身是国民党“剿总”内部设立的农村金融救济处。为了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1933年4月，蒋介石的豫鄂皖三省“剿总”，根据蒋介石的手令，在“剿总”农村金融救济处的基础上，特许设立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红军开始长征后，1935年4月，蒋介石为了适应扩大反革命内战的需要，又指令改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为中国农民银行。农民银行是蒋介石亲自创办的，并由他自任该行理事长。从1933年设立至1949年被人民政府接管，十六年间，蒋介石发给农民银行的所谓训令、指令、手谕，可谓“汗牛充栋”。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陈果夫虽然接替孔祥熙当上了农民银行的董事长，但当时该行总经理的宝座与各个要害部门继续为蒋介石的皇亲国戚盘据，仍依其旧，没有变动。
以上历史考证说明，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说国民党CC系在中国农民银行占主要势力的结论，不符合历史实际，应当否定。我们在编写《中国农民银行》一书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的老口径作了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