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为留青史洒余辉
——深切悼念李维汉同志
冯文彬
对于李维汉同志的逝世，我由衷地感到深切的悲痛！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尤其对我们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1979年胡耀邦同志曾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要奉劝老同志晚年写回忆录，不要留恋安排一个职务。这两者相比，前者对革命，对后代子孙的意义比后者大得多。”李维汉同志的晚年，正是积极响应耀邦同志的号召，为我们党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党史资料，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一个榜样。
我同李维汉同志相识已经五十多年了。二十年代末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就见过面，后来到苏区，再后到了延安，接触就更多了。但我们始终未曾一起共过事。真正在工作中接触密切一些，还是这几年的事。粉碎“四人帮”之后，一批批老同志相继出来工作。1980年我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任职，而李维汉同志则是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战线的一名“志愿兵”。早在1978年他就表示要在晚年“把参加、帮助搜集党史资料这件事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1980年他已经八十四岁了，他曾说：
“作为一个党的老干部，至少应该做到两条：一条就是要保持晚节，做一个象样的、合格的共产党员；另一条就是应该搜集一点党的、革命的历史资料，交给党，为我们将来写党史作点贡献。”在逝世以前的五六年间，他确实是把全副精力都投入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不仅给自己提出了系统地撰写回忆录，系统地总结自己参加革命工作之后的历史经验的任务，而且只要有机会，他总是劝别的老同志也给党提供一点历史资料。用他自己风趣的话说，他要做一个搜集党史资料工作的“促进派”。这些年来，他以超人的毅力，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在一些同志的帮助下，为我们党留下了数以百万字计的珍贵的党史资料。然而这样繁重的工作，毕竟超过了一个已经八十多岁，进入垂暮之年的老人所能承受的生理负担。1982年以后，他因工作劳累过度，曾两度病重入院。即使是在病中，他仍然念念不忘，常常不顾医生的劝阻，继续工作，或者口述他想撰写的回忆录内容，或者修改未曾完稿的回忆录。去年4月，他又受中央委托，主持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组（由李维汉、王首道、荣高棠、何载和我五人组成）的工作，负责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这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好，但他并不推辞，毅然挑起了重担。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仔细研读了大量资料，亲自主持了多次讨论会，有的会他没能参加，就要来记录仔细阅读，有时还要查对有关历史档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西北历史的争论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的说理，他的判断，入情入理、恰如其分，使大家心服口服，给大家很大的启发和教益。在中央的指导下，五人小组胜利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对于解决几十年来在有关同志中一直有争议的西北历史争论问题，促进政治上的安定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解决党内历史争论问题提供了范例。
李维汉同志曾多次讲过，如果他能活到1985年，他就能够完成撰写回忆录的任务，就死而无憾了。并说，不完成这项任务，他死不瞑目！然而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岁月无情，李维汉同志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他的计划，就溘然长逝了！但他又是确确实实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为了搜集党史资料而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愿望，他的信念，他的行动，为我们这些健在的老同志，也为我们这些从事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和党史研究工作的同志，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学习维汉同志，纪念维汉同志，就要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的未竟事业，更加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地工作，努力开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新局面！
李维汉同志是为数不多的党内老一辈革命家之一，经历非常丰富，了解许多重要的历史情况。他对于进行党史资料收集工作的意义、重要性和迫切性，有很深刻的认识。这几年，他对于怎样搞好党史资料搜集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我们受到很大的启示和教育。
李维汉同志言简意赅地阐明了搞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党走过了近六十年的漫长道路，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编写我们的党史，是一项继往开来的重大任务。可以打个比喻，编写党史，就象建设一座宏伟的大厦，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要有许许多多的砖和瓦，我们的责任是为建设这座大厦添砖备瓦。”他还再三强调收集党史资料是研究和编写党史的基础。他说，研究历史，不外研究人和事，把资料搞得很准确，收集资料的工作做到了家，写起来就很顺手；有错误不过是观点的错误，那比较好办，错了改正就是了。只要那些事实都是真的，那就驳不倒了。维汉同志的这些意见是十分深刻的，也是十分中肯和正确的。正如陈云同志曾经对我指示的那样：为了编好党史，首先要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
李维汉同志还经常提醒我们：收集党史资料，必需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所一贯教导的，要“实事求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周总理所指示的要“存真求实”。他特别指出要注意两条：“一条是客观；一条是真实。客观，就是不要主观猜测，主观臆断；真实，就是既成事实，不夸大，不缩小，更不能弄虚作假。”去年底，我们准备编辑一本关于“八七”会议的专题资料书，打算收入李维汉同志所写并且已经发表了的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文章，征求他的意见。这时他已病重住院，但仍十分重视，用颤抖的手亲笔给我写了复信，表示还要对稿子进行修改，然后才供刊用。信上还特别提到：“征集委员会是中央机构，处于指导地位。这项工作经验还少，而它出版的杂志或专题集，读者将引以为证。因此，不能不尽可能求其真实可靠。其中有错误不实的地方须考校出来注在原著下面，这也是‘去伪（这里是指事实有错误）存真’，不能因人而异。”今天，当我重读维汉同志逝世前写的这封亲笔信，看着那歪歪扭扭的笔迹，想到他那种一丝不苟、极端负责的精神，十分感动。“真实，真实，再真实！”这就是李维汉同志不断反复强调的观点，是他收集党史资料、撰写回忆录时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它也应该成为我们一切从事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同志，以及广大老同志撰写革命回忆录时所应当遵循的准则。
李维汉同志还经常强调，在收集党史资料的过程中，必须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要“及时地把每个同志所了解的各方面的材料，不论是大的、小的，党内的、党外的，统统收集起来，即使是个墓碑，也要把碑文拓下来。”他特别强调要注意收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调查需要有研究，研究又必需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他说，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件事片断孤立地来看，好象是个现象，意义不大，可是几个方面联系起来，有可能反映事物的本质，那就很重要了。他还说，所谓原始资料，可以是敌人方面的，可以是我们自己方面的，也可以是朋友方面的，三个方面都要。这种观点和那种观点都要。把这些敌我友三个方面的或者各种不同观点的原始资料收集起来，然后才可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他还说，如果在调查访问时发现史实有差异和矛盾的地方，一定要请有关的被访问者鉴定；或者存疑，继续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或者把材料集中起来，让党史工作者去研究。对于报纸上发表的材料，可以作参考，但不能照抄照搬。总之，“一切都要经过调查研究”。
李维汉同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怎样搞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从理论到方法，都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这里限于篇幅，只能约略地介绍。从工作上来说，他是我们的良师，也是一个难得的诤友。失去了他，对我们的工作无疑是个巨大的损失！
李维汉同志给我们留下来一百多万字的革命回忆录。在短短几年里，他撰写了那么多回忆录，不仅数量多，而且水平高。既有事实，又有分析；既有理论，又有经验总结。中央有一些领导同志看了他写的回忆录，评价都很高。我认为，他写的回忆录，有这么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他写的回忆录，比较真实、准确、可靠；一是一，二是二，不夸大，不缩小，不掺假，不带“水分”。当然，我并不是说他写的回忆录都是百分之百地准确，这在事实上是较难做到的。但是他在主观上是力求照这个标准去做的，是把回忆录当历史来写的。为了对历史负责，他在写作时不单纯依靠自己的记忆，虽然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说，几十年了，不可能记得那么准确。为了写得准确，他不辞辛劳，亲自跑到许多地方去调查研究，去找别的老同志核对，亲自到档案馆去查对当时的文献资料。而且他发现文献资料有不准确的地方、错误的地方，也尽量把它考校出来。如《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和蔡和森同志写的《党的机会主义史》等党的历史文件中，对长沙“马日事变”的记载，他认为有一些不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地方，便写了《关于我在“马日事变”过程中一些情况的说明》一文，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尽管这里面有些事情牵涉到他本人，他也并不忌讳，秉笔直书。
他写回忆录时决不轻率从事，总是反复回忆，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直到自己比较满意了才定稿；定稿后还要打印出来征求其他老同志和有关部门的意见。他写信对我说，他的稿子可先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但发表时“每篇排头要用黑体字写上下面的话：欢迎批评和建议。李维汉。”他这种一丝不苟、严于律己、刻苦治史，对历史极端负责的精神，令人钦佩！
第二，他写回忆录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胡耀邦同志曾经指出过的，写回忆录，提供党史资料，要同总结历史的经验相结合。他发表的一些回忆录，如《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以及尚未发表的《大革命时期的湖南》等，都是既有大量丰富的历史事实，又有严肃认真的分析，有时候还提出一些精辟独到的见解。他为了写回忆录时能够正确地总结经验，这几年来，还抓紧时间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马、恩、列、斯的著作，以及有关的哲学著作，每天要学习一个多小时。因此，我们读他的回忆录，不仅可以了解许多历史情况，增长知识，而且可以从中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
第三，他写回忆录，能够处理好个人同党组织，个人同集体的关系。写回忆录必然会涉及个人，但是他很注意不突出个人，不表现自己；而且具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并不揽功诿过。李维汉同志入党的时间很长，担任过很多重要的领导工作，但在研究党的历史经验时对自己所犯过的错误并不隐讳。如他多次提到自己在中央苏区时执行过王明“左”倾路线，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时他出了力，写文章公开打击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同志，犯了严重错误，等等。这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光明磊落的襟怀，以及他的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第四，他写回忆录时能够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人、对事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和科学的分析，作出恰当的评价，不搞形而上学。因此他写的回忆录，我们也可当作历史来读。杨尚昆同志今年7月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称赞了维汉同志写的回忆录，说他“是个很好的党史教员”。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待党的历史，研究党的历史，我们从维汉同志身上可以得到许多教益。
今年7月中，帮助李维汉同志撰写回忆录的同志向我们汇报了李维汉同志的健康状况，以及回忆录写作中的问题。7月20日，我们专门召开了会议进行研究，决定要继续抓紧完成这项工作。但是未过多久，维汉同志的病情突然恶化，不过他的神志还清楚。7月26日，他还把帮助他撰写回忆录的同志找去商谈工作，并且表示对于没有能够完成他的回忆录写作计划感到遗憾。半个月之后，也就是8月11日，一个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挂念着党的事业的老战士的心脏最后停止了跳动。一个人或迟或早总是要死的。维汉同志确实是实现了他入党时的誓言，为了党的事业，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于他的死，我尤其深感悲痛！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更早地、更加及时地给他以更多的关心和协助，使他能够为党留下更多的宝贵资料。回想这几年来，有不少老同志相继去世，带走了许多宝贵的“活资料”，没有来得及“抢救”下来。党中央交给了我们这项任务，但是我们的工作离中央的要求还有差距，需要继续改进；同时，也需要得到各级党委的支持和广大老同志的密切配合。正如恩格斯曾经说过的那样，对一个象贝克尔那样的老革命战士来说，“让他摆脱一切事务，集中力量写好关于德国工人运动和第一国际历史的回忆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再不抓紧，“就会把一大批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带进坟墓里去”，“错过这个机会就是一种犯罪行为”。对于我们许多了解党的历史情况的老同志来说，提供党史资料，撰写革命回忆录，也无疑是对党的事业的一种新的贡献，是给党和国家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发挥“余热”的很好的途径。除了李维汉同志之外，还有很多老同志已经在这样做。现在大批退下来的老同志，甚至还有一些尚在第一线坚持工作的老同志，也正在这样做。
李维汉同志的逝世，使他未能完全实现撰写回忆录的计划。但是他已经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一生！而在他的晚年，又为我们党能够写出一部真实可靠的信史，为了能够建设一座党史资料大厦，付出了全部心血，并且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从事党史资料征集和进行党史研究工作的同志，我们广大的老同志，将会永远地怀念他。我们要学习他，为早日建成我们的党史资料大厦，更加努力工作，开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新局面！ 1984年9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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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斯人永逝 风范长存
——悼念尹林平同志
曾生
尹林平同志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悲痛难言。
林平同志是我的老战友。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一起工作，我任东江纵队司令员，林平同志是我的好政委。共同战斗，使我们结成了深厚的情谊。长期共事，使我认识到他高尚的人格和优秀的品质。
林平同志党性强。他对革命、对人民、对党无限忠诚。他服从革命的需要，一生交给党安排，为革命勇挑重担，对工作极端负责。林平同志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革命和建设的第一线，林平同志英勇战斗了五十多年，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林平同志品德高尚。他襟怀坦白，肝胆照人，为人厚道，平等待人，真诚地爱护同志，关心干部的成长；他无私无畏，坚持原则，是非爱憎分明，敢于向一切危害革命利益的错误言行作斗争；他光明磊落，旗帜鲜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不随便苟同，更不看风使舵，阿谀奉承；他秉公办事，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品德高尚的人。
林平同志作风好。他实事求是，言行一致；作风正派，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林平同志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反映群众的呼声，帮助解决群众的困难。他是一位作风正派，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勤务员。
林平同志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他善于团结同志。他是一个外省来的干部，在广东工作长达近半个世纪，一向和广东的干部群众团结一致，亲密无间，获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衷心爱戴，在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望。
林平同志并不是一个完人。然而，共产党员应当具备的一切美德，他一生都在踏踏实实地追求着，实践着。他用实际行动写下了自己无愧于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荣称号。
斯人永逝，风范长存。林平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高尚品德将永远留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的记忆中。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对我们当前为实现四化的斗争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学习林平同志的优秀品质，为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
林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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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刘型同志
孔原
刘型同志离开我们转瞬已三年了。
和许多老一代的革命者一样，刘型同志从一个贫苦的农家孩子，经受了旧社会生活的折磨和以后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考验，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忠诚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刘型同志青年时代就寻求真理，接受了进步思想，1926年冬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他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参与组织了萍乡、醴陵的农民暴动，并于1928年率领起义队伍上井冈山。从此，他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身经百战。在著名的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争中，他立下了卓越的功绩。在红军中，他历任连、营、团、师和军级领导职务，在各次反“围剿”战争中，在宁都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中，在创建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型同志参加了驰名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在军事斗争的第一线，担任从连党代表到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参加过许多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和军事知识。1944年10月在延安，刘型同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随同王震、王首道等同志，率军南征。在环境十分险恶，敌我力量异常悬殊的征途中，他始终充满着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英勇气概。解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入和平建设，刘型同志也脱下军装，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工业、地质和农垦战线上，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为培养我国的地质科技人才和发展我国的橡胶事业，作出了贡献。
我和刘型同志相识，始于二十年代中期，1925年共同就读于萍乡县立中学时。当时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日益高涨，而萍乡县城内外则还是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土围子”，有待革命的铁扫帚去破除。萍乡中学成为安源地方党、团组织选择的主要工作对象。在这里不仅可以开展学生运动，还可以推进全县范围的工农运动。在安源党、团组织的安排和推动下，首先在萍乡中学创建进步青年的群众团体——互助社，从中发展了萍乡县的第一批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刘型同志曾和我一起共同组织互助社，经常研究时事，学习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包括孙文学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在同学中和社会上进行宣传，并参加举办职工子弟夜校、支援安源工人斗争、纪念“五卅”运动、悼念孙中山逝世等社会活动。刘型同志在萍乡中学同年级的同学中突出的表现是朴实无华、勤奋好学、平易近人。他言语不多，但言必有中。他的各门功课成绩优异，而且阅览很多课外书籍。我在学习上受到他的帮助甚多，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
紧靠我国工人运动发源地安源的萍乡县立中学，在党、团的培养教育下，产生成长了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他们大都为人民、为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有的同志早年去世，有的英勇牺牲。在当年和我同学的党团员中，为党献身时间最长的老战友仅剩下刘型同志一个，如今他也已经溘然长逝，每念及此，浮想联翩，不胜感慨。
1927年上海“四一二事变”和长沙“马日事变”相继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白色恐怖横行，就在这年5月，刘型同志在行军作战过程中，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刘型同志便是成千成万个这样忠于共产主义理想、无私无畏的英勇战士之一。
刘型同志投身革命行列以后，几十年如一日，一直保持了无产阶级坚定的革命精神。无论在党的事业遇到何种困难挫折，或是个人在十年内乱时期遭受什么样的打击迫害，他对党、对共产主义始终抱着忠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总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忘我地工作。他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勇于自我牺牲。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由于健康情况不好，不能担负繁重的工作，他仍然竭尽所能，倾注全力搜集革命历史文献，撰写革命回忆录，接待和回答各地党史工作者和纪念馆的来信来访。他留下了几十万字的资料和一百多封信件。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他病重住院，胡耀邦同志前去看望他时，他还念念不忘地表示一定要完成撰写井冈山斗争回忆录的任务。他克服了很大困难，忍受着疾病的痛苦，终于把三万多字的征求意见稿奋力赶写出来。他曾多次和我谈到，应该把党的历史如实地记载下来，以启迪和教育后人。他计划还要写许多东西，可惜未能如愿。他时时以党的事业为重。在他去世前不久，虽然自身病重极需人服侍照顾，但他仍支持年已花甲的老伴程宜萍同志奔赴外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解决桑蚕方面的问题。
我和刘型同志从萍乡中学分手后，一直没有机会在一起，只是全国解放后在北京才较常见面。我认识他近六十年，深知他的为人。他党性坚强，作风正派，艰苦朴素，谦虚谨慎。虽然进城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担负了较高的领导职务，但他仍然保持着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他不追求生活上的享受，而是把精力倾注在工作和学习上。他埋头踏实，不夸夸其谈，不吹嘘自己，不以功臣自居，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追求名誉地位；他勤奋刻苦，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学习和钻研革命理论和业务知识，在理论修养、专业知识和写作上都有所造诣；他善于联系群众，团结干部，忠诚老实，平易近人。
刘型同志以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走完了他的战斗历程。他对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尊敬、怀念和学习。
当前，正值进行全面整党。党中央要求我们每一个党员必须努力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增强党性，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合格的共产党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认真学习刘型同志对自己严格要求、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奋发不息的革命精神，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