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春潮曲

农民,应该叫你什么呢?
——北京昌平县四合庄见闻录
王颖
农民这个名词,千百年来似乎没有变更过它的内涵。这概念凝固在辞海上: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米莱的名画《倚锄的农夫》,是表现被非人的劳动所煎迫的农民,在难耐的时机,求得片刻之喘息的。而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则刻画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老农……农民的形象,在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并不乏见。
但是,在北京昌平县四合庄三天的参观采访,却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过去浩如烟海的文艺作品中,难以找出真实反映象四合庄那样的农民生活和农民形象的作品来,我发现了文学艺术的贫乏。
执掌着四合庄“乾坤”的夫妻——大队长陈万华和二队队长张玉敏告诉我,他们已经成立了“四合庄农工商总公司”,陈万华荣任了总公司经理,张玉敏被选为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原来提前十七年进入“小康”生活水平,去年人均收入达到一千六百二十一元的只是二队,他俩把一个愿望在几天之内付诸实施,要拉起一队和三队一齐进入“小康”生活。千百年来或者说建国三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们竟要在一年里实现,那气魄、那步伐、那变化,是不是有些过于大了?使我连感叹都没有充裕的时间!
坐在这对“万元户”夫妇的会客室里,我确实有一种一时不知置身何处的感觉。这间会客室足有三十来平方米,棕红色的五个人造革沙发围了大半圈,靠南的一侧是一张办公桌,桌上安一部电话机。还有录音机、大镜框里的装饰画……再看院落,喷水养鱼池,两台日本铃木的摩托车……让人羡慕不已。只有那个圆形的水泥坑厕所,和院外的粪堆,还保留着往昔的土气儿。
在夫妻俩侃侃而谈中,我越来越相信:这不再是1958年,那个浮夸风越刮越猛的年代了。他们手头已经有了六个工厂,二百万元的积累,即将上马的还有一个铸造厂和食品添加剂工厂。他们采取以工补农、以副补农的办法,仅用总劳力的10%抓农业生产。其余劳力,全部投入工业和商品的生产。……有周密的规划,严格的奖惩制度,更有极大的气魄和投向未来的眼光,陈万华不愧是一个既有经济实力又有业务能力的“总经理”。
因此,当他在会客室里大展宏图,说他想从国外引进五十头奶牛,准备开办奶牛场时,我毫不怀疑地相信了。
更让我听了大为振奋的是,这对夫妻,简直成了外交干才。张玉敏就曾在最近,穿着一套天蓝色的西服,走进了友谊宾馆,和妇产科医院的张颖杰、北京立体交叉桥设计者之一黄顺喜,去会见国际妇联组织的三十余位专家,回答了她们提出的林林总总的中国妇女问题。而在这半月前,陈万华就坐在这间会客室里,接受过阿原夫人和从台湾来的三位客人的来访……
“请吧!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工厂。”陈万华一个漂亮的邀请姿势,把我们从对他叙述的遐想中惊醒过来。
院门外,停着一辆新买来的还没有上牌照的北京吉普,他让我们坐上去,自己开车。
“明年”,陈万华一边转动方向盘,让小车在村中的“盘陀路”上七拐八弯地转,一边讲着他的设想:“我们准备花三万块钱买一台电脑。”
“如果有一个闭路电视,你坐在办公室里就可以指挥各个工厂、农场了。”我在后座上开着玩笑。
“不是没有这个打算,不知到哪儿去买?得花多少钱?”
在这摇晃的吉普车上,我的那些凝固了的概念也在摇晃。一个最表面也最深刻的问题缠绕着我,使我一下子做不出解答:象陈万华、张玉敏这样的新型农民,应当叫他们为农民企业家吧?……他们的谈吐里再不是忧虑一年的收成、青黄不接时的口粮,而是充满了知识、信心,三言两语里你就能找出几个“办工厂”、“做生意”、“信息”、“市场供求”等等新的字眼。我们的农民变了,变得太快,太迅速,连我们这些与农民没少打过交道的人也差点不认识他们了。
陈万华在这个大队里还不是最富的,最富的恐怕要数陈万利了。这个农民,在1979年的春节,还只能吃窝窝头蘸肉汤,住着两间王国福式的长工屋,连炕席也没有一条,如今银行里有三万块钱的存款。大部分的人是大把挣钱,大把花钱。保温瓦厂厂长陈万民,去年个人收入六千来块,他爱人寇连兰是一员能干的“女将”,负责推销保温瓦,一年的推销额为二十七万,按比例提成,她净得一万七千元,两人收入加一块是两万三,这笔钱怎么花呢?陈万民一下子买了三辆日产摩托,每辆都在两千元以上。
“你那电视机怎么还是十二英寸的呢?”我问。
“想换个二十英寸带彩的,不好买。我还想到全国去周游一趟,顶多花二三千块钱吧,哎,就是工作太忙,走不开!”
陈万民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反映了农民迅速富裕起来产生的新需要:“就象是一个水池,水龙头哗哗地流,也需要下水道通畅,不然就要漫水。农民高收入,也需要高消费,这样才能刺激发展商品生产积极性,可是电视机、电冰箱,好的都买不到,有钱没地方花……”
他在向城市和工业生产发出质询来了,他伸出一张大手,在向城市索取。这,是不是在向城市发起冲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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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平您好”
苏金伞
今天没有下雨,落实了人们的期望。祖国接受检阅正通过天安门广场。突然在队伍里,出现一条横幅标语:“小平您好”!我不由站了起来,向队伍走去。我走进队伍里,排在横幅下,走近天安门,“小平您好”!说出了我的心意。这幅标语是谁写的?——是我,是我们,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小平您好”!您可听见这带泪的发音?
一九八四年国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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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香一瓣

怀念彭雪枫同志
李伯钊
想到彭雪枫同志的壮烈牺牲,一件往事就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那是1933年,雪枫同志曾在红军总政治部的刊物《红星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了我在庆祝二苏大会时写作的《扩大红军》的歌剧。当时,因为扩大红军是保卫革命根据地的一件大事,歌剧的曲调是采用了在红军中、在根据地流行的歌曲,也有参加红军的朝鲜族的音乐家崔音波同志写的曲子,这歌剧曾经在二次革命根据地的代表大会上演出过。彭雪枫同志的批评是严格的。我当时虽然不认识他,但对他批评意见异常感动。在文章中他引用了剧中描写一个红军妻子反对丈夫开小差的对唱片段,其中有犯错误的开小差士兵的唱:“上高山、爬高?,天天行军两腿痛,地方做工作,何尝不革命,何必要到前方去把命来拚。”有红军的妻子的唱:“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世上哪有个不老长生,快快归队当红军,奋勇向前杀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彭雪枫同志说我把战士的生活写得有声有色,却把红军的妻子的感情写得太简单了,太不动情了,缺乏战斗力,……我和彭雪枫同志不相识也从未见过面,更不知道他担负什么工作,但对他在《红星报》上的这篇批评,却是由衷的欢迎的,因为当时在革命根据地还缺乏对文艺作品的批评。俗话说:“不打不相识”。事隔多年我们一直未见过面,碰巧在抗战初期,我从太原撤退到山西临汾城时,在八路军办事处我们正好相遇,当时他在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任主任。猛然间相遇,谈起他对我《扩大红军》歌剧的批评来,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彼此谈得思想相通,意见一致,十分融洽。此后,我在北方局文委工作,时常和雪枫同志见面。
抗日的烽火燃起来了,很多从北京逃出的流亡学生,其中有不少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周恩来和北方局领导,主张把这批“民先”队员流亡学生招收起来办学兵队。那时阎锡山也想网络这批富有抗日思想的青年,办了一所民族革命大学,可是这些进步学生都不愿投考民族革命大学,一批一批地涌向八路军的学兵队。于是,学兵队就在临汾乡下刘村兴办起来,我们都参加了学兵队的工作。主讲游击战术的是彭雪枫同志,陈克寒同志讲政治课,我作学兵队女生队队长,红军干部何以祥同志任男学兵队队长。学兵队使得这批平津流亡学生受了革命战争的教育,开阔了眼界,活跃了革命思想。他们从学兵队结业后,都分赴各个抗战根据地,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人成了共产党员,北方局还为他们办了党校。据我知道,现在健在的,在中央政府机关的还大有临汾学兵队学习过的人在,每每相遇提起彭雪枫同志来,想起他英姿神态,无不热泪盈眶,真是难忘的回忆!后来他在李先念同志的部队中战绩累累,一位多么英勇的红军将领啊,却不幸惨遭国民党部队的杀害!
彭雪枫同志虽已牺牲多年,但他仍活在我们心中,可以告慰于英灵的,是我们的祖国正在大踏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为实现他所献身的伟大事业而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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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过去的足迹》
黄裳的散文集《过去的足迹》,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收录了作者不同时期的散文作品四十三篇,它们是从《锦帆集》、《关于美国兵》、《新北京》、《榆下说书》等九个集子中选辑而成的。
黄裳的散文,题材不一,内容各异,体裁也多种多样。在这个集子里,有知人论世的杂文、随笔,如《关于柳如是》、《关于吴梅村》、《放翁诗》、《海滨消夏记》等;有记人叙事和抒情写景之作,如《白门秋柳》、《前线景象》、《新婚夫妇》、《浣花草堂》等;也有少量论辩、考证的文字,如《陈圆圆》、《不是抬杠》等。
黄裳的散文并不铺陈文采,但却耐读。他描摹人物,善写世事,常能画龙点睛,有时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评论人物洞见底蕴,言人所未言。这是因为“他知道得多,体会得深,思索得周密,因而说出来的话决不随声附和,自有独到之处”(叶圣陶语)。
(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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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郁青

古希腊神话中有几个专以美妙的歌声诱惑水手的西壬女妖。当奥得赛的船靠近西壬的海岛时,他用蜡把同伴们的耳朵封起来,又叫同伴把自己绑在船桅上,并且吩咐,听到海妖的歌声时,无论他怎样请求,都不要松绑。结果,他和他的船顺利通过了那令人听而生畏的海岛。
奥得赛没有投海,女妖却因为歌声失灵而跌进大海,变成岩石。
抵御诱惑需要顽强的意志,但如没有外力的约束也是不行的。
人生在世,会遇到各种诱惑。所以,有纪律、规定、守则之类的约束是必要的。

福州铅笔厂有位青年女工,她在劳动量很大的制板车间当分号工。劳动制度“绑”住了她,使她很不乐意。她想自由自在。于是,不告而辞,到厦门游览去了。
后来呢?厂里登报申明:见报五天之内不返厂即除名。她才不得不回。
她受到处分。可是,当她病了,在家休养时,车间主任和团支书来看望她。她冲着他们责问:你们是来监视我的吗?车间领导告诉她:“职工病了,车间领导要去看望,有困难,领导要帮助解决。这是制度上规定下来的。领导要是犯规,同样要扣工资和奖金。”
她明白了:干部和工人,同样受着厂规的约束。从此她变了:每天都大大超额完成任务,成了生产标兵。厂部提前撤销了对她的处分,还升了二级工资。

锦州轴承厂厂长旷工近一年,职工代表大会依照《职工守则》规定给予除名。
厂长因旷工而被除名,而且是由职工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这倒是一条有价值的、也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新闻。
有人说:“厂长松绑,工人被绑。”上述那条消息,至少说明了一点:谁违犯了《职工守则》,谁就受罚。厂长如此,职工也如此。
厂长有厂长的权力,工人有工人的权力,而且都在有关制度规定下发生效力,不是违犯章程,任意乱用滥用。福州铅笔厂厂长龚雄同志在企业改革中提出了“责、权、利、法”四个字,很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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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厦增色〔仿石刻〕 张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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