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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论坛
精心研究新时期的用人之道
李力安
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富有改革创新的精神和组织指挥的能力。因此，破除那些不适应新形势的陈旧的用人观点，研究和确立新时期的用人之道，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一，要为中青年干部的迅速成长开辟多种形式的“台阶”，使他们从各方面积累实践经验和增长领导才干。现在遇到的一个较普遍的问题，就是进入第三梯队的优秀中青年干部不少，但总是觉得近期能进各级领导班子的不多。何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同志对“台阶”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对“专业化”的认识还不够清楚，不能加快年轻干部“小步快跑”的步伐。我们一些同志往往把“台阶”局限在地、市、县等党政主要领导机关部门，而对工厂、学校、科研等企事业单位重视不够；而且，还以是否爬过“党政机关领导岗位”这个主要“台阶”作为鉴别中青年干部是否得到培养锻炼的准绳。这样，就容易埋没人才，也会影响领导班子结构的合理化。四化建设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社会工程和系统工程，需要各种领导人才协调地工作，不但要有善于统帅全局的“帅”才，而且要有精通各项业务的“将”才。只有根据每个年轻干部的基本素质、专业知识、发展前途和实际工作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让“帅”才爬“帅”的台阶，让“将”才爬“将”的台阶，使“帅”“将”同步成长，才能保证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人才源源不断，后继有人。
第二，要破除求全责备的观点，敢于起用具有开拓精神、锐意改革的能人，尽管这些能人可能有些缺点。列宁曾经说过，人们的缺点多半是同人们的优点相联系的。我们选拔干部，当然希望能选拔一些优点很多而没有缺点的人，但实际生活中哪会有没有缺点的人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两种情况：一些具有较多的知识、较强的能力、在工作中能打开局面、做出显著成绩的人，往往有一些明显的缺点和毛病，群众说这样的干部是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另有一些人，工作四平八稳，平平常常，优点不突出，缺点也不明显。有些领导同志常常用了后一种人而不敢用前一种人，总认为，对前一种人“没把握”，用后一种人比较“保险”。因此，宁愿安于现状，不敢在用人上冒“风险”遭“非难”。这是一种私心杂念，它妨碍我们大胆地选拔和使用勇于改革和创新的人才。当前，能否大胆起用大批锐意改革的人才，已成为能否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关键。所以，新时期的用人之道应当是：敢于大胆使用那些虽有缺点、有毛病但基本素质好的能人，同时加强教育、监督，帮助他们克服缺点、毛病，不把那些似乎“没有缺点”但开创不了新局面的人放到领导岗位上。
第三，要根据需要选贤任能，不但要敢于选拔勇于改革和创新的优秀人才，而且要善于配备勇于改革和创新的领导班子。作为一个领导集体，主要负责人是否锐意改革，奋发进取，对整个班子能否开创新局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也必须看到，只有主要负责人的积极性，没有其他领导成员的积极支持和有力配合，也不会有大的作为。现在，我们选拔人才，往往从单个的具体人考虑较多，从整个班子的群体结构考虑较少。从一个领导班子来说，既要有能够运筹帷幄、考虑战略的人，又要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实干家，要求他们紧密团结，相互配合。如同一个交响乐团，没有多种器乐的有机配合，是演奏不出悦耳动听的曲调来的。如果都选一个类型的人才组成班子，就可能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常有这种情况，有的领导班子，就每个成员来讲，都是佼佼者，但由于配备不合理，不但不能各取所长，反而互相抵消力量，使优势变成了劣势。我省过去有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是由几个在其他单位当过主要负责人的同志组成的，应该说领导力量是很强的；但由于几个领导同志都做总揽全局的工作，这个班子就不能协调一致地前进。这说明，一个地方和部门的工作能不能打开局面，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勇于改革创新的领导班子，而领导班子是不是具有开拓前进的能力和魄力，不仅在于是否选进了一两个能人，而且还在于是否实行了各种优秀人才的最佳组合。
第四，要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广泛地发现和正确地使用人才。民意测验是发现人才的重要途径，但不是鉴别人才的唯一标准。因为人们在识别和推荐人才时，往往是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局部情况和个人的熟悉程度考虑的，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此，只有在民意测验的基础上，经过组织部门和上级领导机关的认真考核，严格按照干部标准，充分考虑智力结构和工作需要，几上几下，反复比较，优中选优，才能选准配好。这样，选拔干部工作就能走出狭小天地，既破除了神秘主义，又避免了撇开领导的大撒手。
“经纶中兴业，何代无长才。”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中兴奋起的伟大历史时期，新的时代必然造就新的人才。只要我们投身到改革的洪流中去，打通更多的渠道，积极地搭桥铺路，大批优秀人才就一定会脱颖而出。
（本文作者为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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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后党委书记如何工作
不久前，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的同志，在武汉、常州约请一部分厂长（经理）负责制试点企业党组织负责人进行座谈。与会同志围绕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后党委书记如何工作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以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权力大小
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党委书记张志钦说：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是企业领导体制的一大改革。有人说，书记权小了，说话不响了。这显然是不对的。作为共产党的干部，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首先关心党的事业的成败，不要计较个人权力的大小。我认为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后，书记要敢于改变“党委书记是一把手，厂长是二把手”的旧观念，痛痛快快地把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指挥权交给厂长。
常州继电器厂党总支书记朱瀛说：书记应在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方面，在涉及方针、政策问题和全局性的大事上，为厂长出主意想办法。书记不能什么都要厂长听你的，也不要等人家请教才发表意见。书记与厂长要互通情报，彼此尊重。
信任厂长，把保证作用放在第一位
常州电池厂党支部副书记周浩说：党组织发挥保证监督作用，其重要前提，就是充分信任厂长。否则，不可能很好地保证厂长行使权力，甚至会滥用监督权，使厂长无法工作。
常州制药厂党总支书记朱勤兆说：书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第一是保证。一是保证党的路线、政策在企业的贯彻执行，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二是保证厂长决策、指挥、政令畅通；三是保证企业生产经营计划的完成。第二是协调。党、政、工三方面的关系，主要靠书记协调；三方面的积极性靠党组织调动。第三是监督。监督贯穿在保证和协调之中，主要是防止工作偏差，防止在某些问题上出现歪门邪道。保证、协调、监督是一个整体，保证是第一位的，要在保证中协调、监督。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重要的保证
常州继电器厂党总支书记朱瀛说：发挥保证作用的重要一条，是组织领导好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书记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使厂长能集中精力抓改革和生产经营中的大事，没有后顾之忧，不被小事缠住，就从根本上配合和支持了厂长。
党组织要监督行政干部的任免
武汉商业服装公司党委书记赵幼荪说：给经理（厂长）提名厂级行政副职、任免中层干部的权力，对于办好企业，具有重要作用。党委书记应当保证经理（厂长）顺利地行使这种权力。当然，这并不意味书记可以撒手不管。对行政干部的任免进行适当的监督，是党委的重要任务之一。当前，书记要用很大的精力同厂长一起发现、选拔和培养能开创新局面的人才。
书记与厂长（经理）要互相支持
常州继电器厂党总支书记朱瀛说：办好一个工厂不容易。厂长负责工厂的经营管理活动后，权力集中了，矛盾也随之集中了。书记要体谅厂长的困难，与厂长“风雨同舟，甘苦共尝”。书记和厂长之间会不会有矛盾？当然会有。没有矛盾就不成其为世界。有矛盾怎么办？一是提出自己的意见，不要闷在心里。二是共同研究，能统一的统一；不能统一的，生产、行政一头先按厂长的意见办，政工党群一头先按书记和党委的意见办。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再逐步求得统一。有的问题一旦确定了，即使仍有保留意见，行动上还要支持，不能等着看戏，更不能吹冷风。书记与厂长要加强团结，互相支持。“将相和”，才能“天下兴”啊！
（朱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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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得集
重新认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今年暑期以来，清华大学后勤党委在组织党员职工进行整党学习时，抓住“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和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认识这两个影响较深的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清除“左”的影响，成效比较显著。广大党员职工普遍认识到：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个口号，是在“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这个口号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军宣队”天天喊叫“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实质上是他们自己“领导一切”，他们把工人阶级领导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把工人阶级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把工厂同学校对立起来，从根本上违背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工宣队”、“军宣队”成了高踞于党和群众之上的“特殊人物”，随意迫害知识分子，干扰教学及科研工作，毁坏实验设备，把高等学府变成残酷斗“走资派”、整知识分子的“大本营”。
工人阶级的领导要通过党的领导来实现。后勤战线的党员职工应当积极拥护并大力支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全心全意地做好后勤服务工作，为培养更多更高质量的人才做出贡献。
（据《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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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赞
新房先让老师住 顾大家 忘自家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校党委书记张玉林，热心为教师改善生活条件。十多年来，学校先后三次建了家属宿舍，共四十多套住房。为了照顾知识分子，他三次让房。1982年，学校建了十二套三室一厨的宿舍，厕所、暖气齐备，可是要房的多达五六十户，群众称这幢楼为“红眼楼”。张玉林为此召开党委会，他说：“十多年来，我们对知识分子欠帐很多。这次分房，我不要，希望我们领导同志别去争。”这样，党委成员中没有一人要新房，你争我抢的“红眼楼”变成了你推我让的风格楼。
在分配今年9月新建成的宿舍楼时，张玉林同志又建议学校领导在分房时优先照顾那些学有专长、在教学第一线工作的知识分子。群众称赞说：“张书记处处为咱们教师着想，真是知识分子的知音。”
（张庆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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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栏
私宅全用公款建 肥自家 损大家
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教局长、党总支书记安维义和副局长、党总支副书记赵浦，欺上瞒下，挪用中小学教育经费一万八千多元，为自己盖住宅，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安维义一家五口人，本来住一套六十四平方米的房子；而当地小学教师住房拥挤，有的甚至三代同堂。1982年9月，地区文教局、财政局拨给这个县校舍修建费和课桌购置费四万元。安、赵二人私自决定将其中一万元“分配”给“红湾小学”，用作修建自家住宅的经费。他们又以县文教局名义另拨八千元教育经费到红湾小学名下，用这一万八千元和红湾小学修建校舍节余的木材（价值约三千元），于1983年7月急忙盖成两个独院（共一百五十多平方米、十间房）。随后，安、赵等人迁进这套新建的独院。最近，肃南县委给安、赵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责令他们搬出新居。
（甘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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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言论摘编
新班子要理“旧帐”
在整改中，一些单位揭露了由于官僚主义作风而给国家造成经济上重大损失的案件，有的领导同志却说：“新班子不理旧帐，我们管不着。”事实上，并不是新班子的所有成员对“旧帐”没有一点责任；更重要的是，“遗留问题”没有得到认真查处，难以开创新局面。不理“旧帐”是一种失职行为，发展下去会成为“新”官僚主义。原载北京《支部生活》
招聘并非“招亲”
招聘，是用人制度的一大改革，目的是为了招收贤才，聘用能人，加快企业发展速度。厂长、经理主持招聘工作，须以此为出发点。如果离开这一出发点，把自己的七姑八姨都招进来，那就不叫招聘，叫“招亲”了，是不妥当的。当然，如果自己的至亲好友确实能干，符合招聘条件，考试合格，也是可以照发聘书的。原载《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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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先锋谱
高擎军旗走在前
嘿，好威风！他手擎“八一”军旗，在两名护旗兵的护卫下，走在队伍的最前头，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军旗手、优秀共产党员程志强。
程志强今年二十九岁。入伍十一年来，他先后执行大小司礼任务二百五十多次，连续九年保持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三次荣立三等功，十四次受奖。1977年10月，他担任军旗手。为了不负祖国人民重托，他刻苦训练，自制了一对十斤重的沙袋，绑在双腿上练跑步，操正步。为了使每一步符合高度标准，他在墙上画了一道二十厘米高的标记，一踢就是几百次，哪管腿酸膝盖痛。1983年，程志强被提为中队长，并担任仪仗队的执行队长。他精心总结出一套队列通俗教学法，受到了北京军区领导同志的称赞。近年来，他写出训练笔记十余万字，在《战友报》上发表探索性文章一万二千多字。在今年国庆前夕的阅兵训练中，他又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步速，他以秒计算，分秒不误；步幅，他以毫米衡量，毫厘不差。
程志强一心扑在仪仗事业上。他的家乡——山西永济县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80年初春，该县一个农庄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婚礼：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扮成“新郎”，带着“娶亲队”来到新娘家，将新娘接到夫家举行婚礼。原来，程志强和他的爱人魏茜芳早已商定这天在山西老家举行婚礼。碰巧那时候工作繁忙，程志强觉得还是坚守岗位为宜，于是让妹妹当新郎，代他把新娘娶了回来。程志强当了四年班长，五年排长。同他一起入伍的战友，不少人进了领导机关，有的对他说：“你这个老排长也该挪挪窝了。”他认真地回答：“共产党员只能听组织安排！如果光考虑级别待遇，那就有辱共产党员的称号，也没有资格做军旗手了。”
（向为国 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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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少奇题联
深山隐高士 盛世期新民
第5版()
专栏：剖析与思考
为非作歹的曹氏父子
大连市西岗区凤鸣街有一幢漂亮的小楼，里面住着原大连市委委员、市政府党组成员、市科委主任兼党组书记曹林及其一家。曹林的长子曹谊竹，曾先后在大连低压开关厂、大连市第三仪表厂当工人。号称“浪荡公子”的曹谊竹，在曹家这所幽静的住宅里，干出了一桩桩罪恶的勾当。一天，曹谊竹听说一名女工要去市内浴池洗澡，便立刻邀请这位女工来家里“洗澡”。这位姑娘在曹家洗澡间洗澡时煤气中毒，头晕无力，曹谊竹便趁机将她强奸。从1973年至1981年4月，曹谊竹以“谈恋爱”、“交朋友”为名，用看黄色画报及下流照片、拍裸体像等手段，先后长期猥亵、奸污、强奸女青年达二十六人。
曹谊竹的恶行，多数发生在家中。早在1975年，曹林就发现儿子的流氓行为，但他既未向组织上反映，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1976年8月，曹谊竹所在工厂车间领导人两次去曹林家反映曹谊竹的不轨行为。曹林竟说：“我的儿子在家挺好，就是在你们厂学坏了。”说完，便拂袖而去。不久，曹林通过“关系”将曹谊竹弄到大连第三仪表厂工作。在曹林的纵容下，曹谊竹继续进行流氓犯罪活动，又强奸、奸污和猥亵妇女二十余名。在此期间，曹林见儿子曹谊竹领回家的女人就有十多个，曹林还同其中的一些人唠家常、看电视、同桌吃饭等等。曹林还同意利用家中的电话，在曹谊竹的卧室里违章私自安装了一部电话分机，使之成为曹谊竹诱骗女人、进行流氓犯罪活动的工具。一位受害的女青年来到曹家哭诉自己的遭遇，曹谊竹的母亲竟然回答：“我管不着！”
1980年12月，曹谊竹第一次被公安机关收审。曹林指派其下属干部到公安局探听消息。曹林打电话给公安局负责人：“不要光审查曹谊竹的问题，女的也要审查清楚。”1981年1月13日，曹谊竹被保外就医。4月下旬，曹谊竹痊愈，曹林让曹谊竹找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开出了“不再收审”的证明信回厂干活，致使曹谊竹继续作恶，又先后奸污妇女三人，并对控告其罪行的被害人寻衅报复，殴打致伤。1981年8月5日，曹谊竹第二次被收审，当市公安人员找曹林夫妇询问曹谊竹犯罪情况时，曹林夫妇竟知情不报，隐瞒儿子的主要犯罪事实。
广大干部、群众及受害女青年先后多次向公安机关和各级领导机关揭发控告了曹谊竹的流氓犯罪活动和曹林夫妇纵容、包庇其子犯罪的行为。1981年6月，中纪委责成辽宁省纪委、大连市纪委查处曹林的问题。1981年7月、1982年初，大连市委、辽宁省委先后派出调查组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不久，大连市公安机关依法将曹谊竹逮捕。1982年5月，大连市西岗区法院判处曹谊竹有期徒刑十三年。
辽宁省委、大连市委联合调查组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调查，查明：曹林对长子曹谊竹的强奸、流氓犯罪活动，确系予以纵容和包庇。但曹林不仅不认错，反而对组织上的查处有抵触情绪，竟说：这“实际是我儿子的事，硬往我身上引。如果我现在够个党员就留在党内，如果不够就清除。”大连市委于去年4月底讨论决定，辽宁省委于今年2月9日批准，给予曹林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随后，曹林的行政职务也被有关部门撤销。
辽宁《共产党员》杂志记者 燕鹏远编后
曹林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对儿子的流氓犯罪活动不仅不制止，反而极力包庇、纵容，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原则。
曹林一案告诉我们，要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坚决同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作斗争。为了给四化建设创造更加安定团结的环境，我们决不应松懈自己的斗志，放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正如中央一位负责同志最近所指出的：“整党中要坚定不移地达到党风明显好转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毫不动摇地抓紧两条根本措施：第一是把一大批党性好，能开创新局面的，有知识的年富力强的干部提上来；第二是对极少数违法乱纪的人，坚决予以揭露和进行恰如其分的处理，对个别情节特别恶劣的人还要公开报道，以正视听。总之，不能含糊，不能犹豫观望。”
曹林对儿子的犯罪行为一再知情不举，有意隐瞒儿子犯罪的事实，情节恶劣，是否触犯了刑律？有关部门应继续予以追究，严肃党纪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