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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论坛
破“一派正确论” 彻底消除派性
王芳
根治派性是当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核心问题。目前，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两派都是错误的”说法想不通，认为自己参加或支持过的这一派是正确的，或明或暗地宣扬“一派正确论”。这种“一派正确论”，如不加以破除，派性就无法根治，还怎么谈得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呢？
强调“一派正确”的同志，提出的“根据”主要是：
其一，“我们这一派是保守派，是保领导干部的。”“文革”中的两派都造“走资派”的反，不可能有不反领导干部的纯粹的“保守派”。即使是保领导干部，目的也是要干部支持他们掌权并压垮对方。至于保谁反谁，则是从派性立场出发，今天你支持我，今天就保你；明天你不支持我，明天就反你。以派性为轴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怎么能以在某个时期保过某个领导干部来说明某一派是正确的呢？
其二，“我们这一派是抵制错误路线的，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当然，某一派可能会在“文革”的某个阶段、某个问题上抵制了林彪、“四人帮”的某些错误做法，在某个问题上坚持了正确的意见，但这只说明这一派在这个阶段、这个问题、这个观点上是正确的，不说明这一派在“文革”的全过程，在所有问题、所有观点上都是正确的。从总体上来说，“文革”中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对贯彻“左”的一套是一致的，只不过卖力的程度不同。
其三，在我们浙江省少数干部和群众中，还有一个“根据”，这就是：他们所在的地区“特殊”，军队“支左”是正确的，军队支持的那一派不能否定。我们并不否认各个地区有其特殊性，但这个特殊性只是表现在十年内乱在各地区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支左”在各地区遇到的具体情况也有所差别。但是，这些都不能抹杀或取代这样一个普遍真理，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支左就是支派”。“支左”是同“文革”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同派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在军管会支持下的“斗批改”、建立“革委会”、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也都无一例外地与派性相联系，而且其“左”的思想影响至今尚未肃清。浙江省那个所谓“特殊地区”，直到去年为止，干部的档案中还留有尾巴，甚至还有“走资派、叛徒”的结论。总之，“地区特殊论”是不能成立的，以“地区特殊论”来证明“一派正确”，也是站不住脚的。
目前，有的同志对否定两派不服气，还因为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存在一些模糊认识，需要澄清。
一是，认为“两派都是错误的”的说法，是对两派各打五十大板，没有分清是非。其实，我们的目标是根治派性，为此就要批判派性。我们说两派都是错误的，是就两派都有错误的事实和错误的性质而言的。
我们承认两派的错误有多少和程度的不同，但不主张在两派中比高低、争输赢。现在有的同志，虽然不再公开地、明确地坚持“一派正确”的观点，但总喜欢在具体问题上争我是你非。这样做，只会导致纠缠历史旧帐。在一些具体的、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派性的漩涡而不能自拔，有可能挑起新的派性，被坏人利用。这是必须防止的。只有彻底否定两派，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上来，才能真正分清是非。共产党员应从大处着眼，避免在细枝末节问题上作无益的争论。
二是，“倘若两派都被否定了，不是没有好人了吗？”这种认识的错误所在，是没有把“派”和“人”分开，没有把两派和参加两派的群众分开。说两派都是错误的，不是说参加两派的每一个人都有错误。比如，说两派都搞过打砸抢，不是说两派的每一个人都搞过打砸抢。两派都是要夺权的，但真正要夺权的只是两派的头头（夺了权以后，他们可以当官），而不是两派的群众。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处理了一些人，是因为这些人本身有严重错误，而不是因为他参加了某一派。由于各人的世界观不同，思想修养不同，虽然同样经历了“文革”，同样参加了群众组织，甚至是同一派别，但却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就是在“文革”中犯过错误的同志，各人犯错误的背景，错误的性质、多少、程度以及对待错误的态度也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根治派性，必须坚持“批派性不批群众”，这不仅是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坚持“批派性不批群众”的原则，并不否认每个人都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每个同志从思想上肃清“文革”的流毒，消除“左”的影响，达到彻底否定“文革”的目的。我们并不否认“文革”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是造成一部分人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但是把犯错误的原因都推到客观方面，不从自己主观上找原因，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不能以“两派都是错误的”为借口，拒绝吸取经验教训，甚至掩饰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在“文革”中表现较好的同志，也不能把“表现较好”当作包袱，更不能以此作为向党伸手、捞取个人名利的资本。
消除派性，关键在于各级领导的态度。事实证明，派性长期得不到消除的原因就在于：有的领导干部靠搞派性起家，靠派性维持自己的地位，因而不愿去做消除派性的工作，甚至或明或暗地支持、纵容一部分人闹派性；有的领导干部被各种“关系网”束缚，因而不敢触及闹派性的人和事，采取回避矛盾、息事宁人的态度；有的领导干部以“文革”中是否支持过自己决定亲疏，以我划线。因此，能不能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严峻考验。
当前，我们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需要团结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派性不消除，总有一部分群众心情不舒畅，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无法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为一个目标而共同奋斗。因此，消除派性不仅是彻底否定“文革”的需要，也是四化建设的需要。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要顾大体，识大局，彻底克服派性，增强党性。
（作者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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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改革之歌
农村中一支生气勃勃的大军
——河北平山县在优秀青年农民中发展党员的调查
中共河北省平山县委，为改变农村党员队伍的老化状况，重视发展优秀青年农民入党。今年1至8月份发展了四百一十三名新党员，比前两年发展总数还多。三十五岁以下的占80.4％，使农村党员队伍的文化、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
平山县是1931年建党的革命老根据地。今年初，在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和调整基层班子过程中，县委了解到党员队伍老化的严重状况，要实现“两个转变”，使平山经济翻番，必须打破过去那种“老兵、老枪、老战法”的被动局面。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解放思想，树立新时期新的用人观点，大量吸收优秀青年入党，在农村建立起能够开创新局面的基层领导班子。县委专门召开会议，重新研究制定了调整农村支部班子和发展党员的规划，明确提出：农村发展党员的重点在于大量吸收共青团员和重点户、专业户中的优秀知识青年入党。各级党委积极开展工作。康庄村青年积极分子李元朝，今年初办起了机械化养鸡场，有人诬告他侵占集体耕地。因此，影响了他入党。县委书记贡林庭听说后，深入这个村查明情况，并耐心做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使李元朝很快入了党。水峪河村的党员，对种植专业户王跃祖申请入党争议很大，几次讨论都通不过，有的说他搞种植、作买卖发的是“不义之财”。县长焦国武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多次同乡党委书记一起到村里找党支部书记、党员们谈心，宣传党的富民政策，表扬王跃祖致富不忘群众、热心为大家提供良种和传授技术的先进事迹，使党员们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同意吸收王跃祖入党。
平山县有一万多名老党员，他们在长期斗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县委充分调动了这些老同志为发展优秀青年入党献计献策的积极性。
今年初，县委两次把老支书和部分老党员请来，向他们介绍县里发展商品生产的规划，又组织他们到外地参观，进一步增强了他们搞好党的发展工作的责任感。不少老同志深有感触地说：“要把老一辈亲手开创的事业传下去，就要抓紧培养一代新人。”“子弟兵母亲”、八十八岁的老党员戎冠秀，不顾年迈多病，多次给青年积极分子讲党的斗争历史和优良传统，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对党的认识。霍宾台村是全县第一个建起党支部的地方，在老党员的帮助下，这个村最近就有二十名青年申请入党，十八名青年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
县委针对青年人的特点，用办短训班、专题讲座等方法，对广大青年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还组织青年们参观革命圣地西柏坡，开展学传统、访前辈、树新风活动，使广大青年积极分子迅速成长。全县已有八千多名团员、青年向党组织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培养考察，目前已形成了一支有五千多人组成的积极分子群，其中已经有四百一十三人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这些优秀青年入党后，朝气蓬勃，勇于开拓，给党的各项工作增添了新的活力。他们当中已经有六十二人被选进基层党支部担任了正副书记，有四十六人当选为村民委员会主任，有一百八十七人担任了团支部、妇联会、民兵连领导工作，农村党支部成员的年龄、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北白楼过去是全县有名的老大难村，县委工作组为解决村里乱占耕地建房、乱砍树木、帐目混乱等严重问题，曾五进五出，有些问题一直没得到彻底解决。今年4月，二十五岁的青年党员傅跃旗担任了党支部书记，二十八岁的预备党员芦素方当了村委会主任。他们深入群众，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在县委领导和村里老干部的支持下，很快刹住了乱占耕地、圈道盖房的歪风。同时，给四十六名住房困难户划拨了建房基地。新班子上任不到一个月，收回了拖欠集体的提留款一万七千多元。今年夏收，他们只用了两天时间便完成了征购任务，并补交了前几年拖欠的二万多斤征购粮。为发展商品生产，村上办了两个汽酒厂，建起砖窑，买了两部汽车跑运输，仅仅半年时间，村子就变了样。预备党员刘启汉担任狮子坪村委会主任后，带领大伙打井修水塔，建扬水站，解决了群众多年爬坡到两华里外挑水吃的困难。群众高兴地说：这些年青人上台后能办大事，一个心眼为大伙，实现四化有指望了。
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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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验交流
抓紧党纪教育 推动改革工作
江苏盐城市机床厂党委对党员抓紧进行党纪教育，推动了全厂的改革工作。
今年上半年，这个厂党委成员在调查党员思想状况时发现，一些党员存在着“搞改革，党的纪律也可放宽”的错误思想，不少同志甚至连党组织活动也不按时参加了。工厂党委组织广大党员学习整党文件，开展专题讨论，对照党章和《准则》进行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广大党员逐步认识到：加强党纪与推行改革是一致的。改革需要加强纪律；加强纪律，是为了保证和推动改革。厂党委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党纪教育，并对基层党支部和全体党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党支部要与厂部、车间、班组签订合同，对完成生产承包任务切实起保证作用；对大胆改革的党员要奖励、表彰，对不支持改革的党员要予以批评教育，对屡教不改者给予必要的处分；党员要带头改革，带头承包；党组织要支持党员和广大群众对违纪行为进行揭发、斗争，以保证改革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党纪教育进一步激发了全厂党员的积极性。在实现机床产品双百台的生产竞赛热潮中，全厂三十八名有工时定额的党员中，有三十五人提前完成了上半年的承包任务。装配车间共产党员、班长唐建国，带领全班工人千方百计，努力克服零件不足等困难，较好地完成了承包任务。 （严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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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说“没意见”
彭广荣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一种“没意见”的人。下级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没意见”；讨论工作遇到有争议的问题，他“没意见”；改革中遇到困难，他还是“没意见”。
为何“没意见”？大致有四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水平太低，又不想提高，当然谈不出什么意见。其二是思想懒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广东烟叶诈骗案”中涉及的那些局长、主任、处长，“阅批”不少文件全“没意见”，只是提笔画“○”，国家却损失二百九十七万美元。这种人是道道地地的懒汉，十足的官僚主义者。其三是逢迎拍马。领导同志的发言、批示即使有错误，他也不提意见，而是顺着来。其四是投机取巧。对党的某些方针、政策有意见，但又不敢直言，便来个“没意见”，灵活机动，进退自如。成功了，有我的功劳；执行中出了问题，我没有责任。
如果对别人的意见确实没有异议，又不愿讲客套话，表示“没意见”，当然可以。但我们总希望在讨论问题时，能够各抒己见，敢于讲心里话，敢于发表不同看法，出现那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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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先锋谱
老劳模的新步伐
他不是队长，可全队大大小小的事，他没有不操心的；他不是修理工，却修遍了全队五十多辆车；他不是技术员，但在节油革新中贡献突出……。他是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五场九路5033号车司机，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何盛昌。
何盛昌为革命工作一贯勤勤恳恳。“文革”前，他被评为市交通局先进工作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老何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成为全场第一个百万公里行车无事故司机，1979年又被晋升为一级司机。
当个司机，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可老何并不满足。为了使自己成为多面手，老何四十多岁时，还象学徒工一样，认真学习修车技术。凭着一股子钻劲，他硬是掌握了修车本领。现在，队里无论哪辆车出了毛病，他总是帮助修理。
三十年来，老何每到一个车组，就和售票员们一起努力搞好服务工作，使车组变成先进车组。他目前所在的5033号车，仅今年7、8两个月就收到几十封表扬信，被公司命名为“文明礼貌车”。当你迎着这部车赶来时，司机会等着你，可能的话，司机还会把车往前靠一靠，让你少跑几步；当你带着大包小包坐上这辆车，车组人员会主动送来方便钩；你向车组人员打听事，会得到亲切而耐心的答复；赶上刮风下雨的日子，司机开车进站离站格外小心，免得把泥水溅在你的身上……。
5033号车载着乘客的欢声笑语平稳地行驶着。老模范何盛昌手把方向盘，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戴小华 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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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如果不是碰上贪官
广州市司法机关最近查处了一起诈骗案。主犯赖建英供认：“我的骗术本来很不高明，如果没碰上贪官，没侥幸遇上胡涂官，我是寸步难行的……。”
只因碰上了贪官和胡涂官，赖建英这个大骗子，才得以在短短一个月内骗去了三百四十五万七千多斤玉米，非法倒卖后牟利二十九万七千多元，使国家损失三十三万多元。
这个大骗子和她的丈夫许明，原在广东省番禺县谭山乡林场劳动，因行骗，曾在1976年、1980年两次被公安机关拘留。
去年7、8月间，这两人探知广东省南海、顺德等县需要大量饲料，便伙同投机倒把分子打玉米的主意。许明指使赖建英出面向省粮食部门下手，但未能得逞。正当赖建英无孔可钻时，她想起了不久前结识的广州市粮食局饲料公司副经理袁庆林。那是去年1、2月间，赖建英在一个偶然场合碰上了袁庆林。交谈中，赖建英了解到面前这条汉子有实权又有“油水”，是可以利用的人。她心生一计，自称是广州市“副市长女儿”，丈夫在远洋轮上当二副，自己在外贸部门当干部，还说有一家亲戚要出国定居，房子可以让出。一席谎言，触着袁庆林的兴奋神经。他打算尽快攀上这个“副市长女儿”。
去年9月，赖建英找到袁庆林，说：“我爱人家乡番禺县需要大量玉米发展塘鱼。”袁庆林立即拍胸：“玉米嘛，我有权批，还有权从外省调进，要多少就批多少。”
袁庆林虽然有权力批玉米，但要把大批玉米从仓库弄走也并非易事。去年9月7日，赖去市公司下属的购销门市部提货，该门市部副经理常玉珍，坚持“先交款后发货、包装麻袋要收押金”等原则，使赖建英束手无策，袁庆林也被气得脸色铁青，不得不“转移阵地”再找郊区粮食局饲料公司。在这里，骗子赖建英又侥幸碰上了胡涂官——该公司副经理卢坚全。
这位信奉“官僚一点无大害，做胡涂官最保险”处世哲学的副经理，于去年9月13日，接过赖建英递来的一张“证明”，还未看清，就连声说“行”。赖建英要大量玉米的“理由”是“帮助家乡番禺县发展塘鱼”，而“证明”用的却是南海县松岗粮所的便笺和图章。赖建英虽然心虚，但她发现卢坚全连这么大的破绽也未看出，顿时眉开眼笑，不仅摆出“副市长女儿”的架势，又抬出袁庆林来压人，要求卢坚全先发货后付款，不收包装押金，还要求由区公司垫运费。卢坚全眼睛半睁半闭，躺在沙发上一个劲地点头。这样，第一批七十九万四千多斤玉米，当天就让赖建英提去了。过了七天，赖连“证明”也不用，又弄走了九十八万九千多斤玉米。
两批玉米发出后，区公司收到南海县松岗粮所退回的货款单，上面写着：“没有收到货，全部拒付”。卢坚全根本没把拒付货款当一回事，胡里胡涂地在去年10月12日又让赖建英提走了一百六十七万多斤玉米。总值七十五万多元的玉米款，事后只追回四十五万多元，垫支的四千九百多元运费分文无收。赖建英和许明分得赃款十万四千多元，袁庆林受贿二千六百多元。贪官袁庆林、犯有渎职罪的胡涂官卢坚全终于和大骗子赖建英一道被押上了审判台，完全是罪有应得。这样的贪官和胡涂官竟然长期当权，其中的教训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和吸取吗？
本报记者 梁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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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白龙江上游的甘肃省武都城防洪工程工地，兰州部队某部营教导员尹承严（左一），带领战士在最危险的地段施工，超额完成任务。不久前，他被施工部队评为模范政工干部。 本报记者 罗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