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团结鼓劲 繁荣文艺
本报评论员
胡耀邦同志最近对文艺界同志提出三句话、九个字的要求：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这不仅是对第五次全国文代会的要求，也是对新的历史时期整个文艺工作、对各条战线同志的要求。这个口号表达了党中央一心一意搞四化的决心，表达了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四化的愿望。我们文艺界的全体同志应当为实现这一时代要求努力奋斗。
文艺战线怎么鼓劲，怎么团结，怎么繁荣？必须以党和国家现阶段的总任务、总目标为前提。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欣欣向荣的历史新时期。社会主义时期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们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四化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奋斗。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总目标、总任务，服从于和服务于一心一意搞四化。只能是这个中心，不能有别的中心，不能干扰这个中心。只有围绕着这个总目标和总任务，文艺战线的蓬勃形势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围绕着四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总目标，一心一意搞四化，我们文艺界的劲就会鼓起来，就能极大地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我们文艺界的团结就会增强起来，文艺工作者之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所形成的不够团结的现象，也会更快地克服；我们的文艺创作、文艺事业就会出现更加繁荣昌盛的新局面。反之，如果在这个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也关系文艺事业的前途命运的问题上发生动摇，劲就没有了，团结也没有了，繁荣也没有了。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给以高度的重视。
文艺工作必须服从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总目标、总任务，这是一个大局。我们要正确地认清形势和确定任务，必须正确地理解和处理文艺领域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问题。当前，在贯彻执行文艺政策的领导工作中，要着重克服和防止“左”的影响。文艺工作要能更积极主动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最中心的环节，就是要创造有利于发展艺术生产的良好气氛和环境，更好地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清除多年来、特别是十年动乱中“左”的思想的影响，优秀作品和优秀人才如雨后春笋般大批涌现，新时期的文艺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但是，离四化建设的总目标，特别是同走在前面的某些战线相比，文艺的发展与繁荣，文艺体制的改革，文艺部门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都还存在着不少差距，因而妨碍文艺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过去长期形成、在十年动乱中为害更烈的“左”的思想、“左”的作法以及其他各种弊端，还在文艺领域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有的地区还相当严重。因此，文艺战线在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过程中，同样需要着重消除和防止“左”的影响。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对于文艺思潮、文艺创作和其他方面可能出现的错误倾向，文艺部门的有关领导，一方面要敢于和善于进行有说服力的疏导工作，坚决克服软弱无力的状态；另一方面也要坚决避免过去常见的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大批判开路”的错误作法，防止简单粗暴，乱打棍子，乱戴帽子。这样才能把文艺工作中的问题理顺，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坚定信心，乘胜前进。
我们的国家生机勃勃，充满着活力。我们相信，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必将鼓起更大的勇气，投身改革，勇于创新，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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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学评论
“面向现代化”与文学
王蒙
去年，邓小平同志给景山学校题词：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对于文学工作也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可惜我们对此研讨得还很少。
面向现代化，首先是我们的文学作品要努力反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塑造在实现现代化、争取翻两番的伟大潮流中的带头人、革新者的形象，反映现代化在我们的生活中从理想变成现实的生动、丰富、深刻的进程，特别是这种进程对于人们的精神面貌、道德观念、审美观念的影响。
除了这种在题材、人物上的追求和选择以外，还有许多别的问题提出在我们的面前。例如，安定团结是现代化的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安定团结再加上现代化，人民群众对于文学艺术的要求会有些什么变化呢？欣赏水平与艺术趣味的提高，将会沿着什么样的大致的轨道进行？文艺在满足文化生活的需要、满足娱乐和休息的需要方面，会不会发生质与量上的供不应求的现象？……
其次，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科学、思维科学、电脑技术、心理学……等的发展，对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工作与文艺创作会带来些什么影响呢？笔者对此连一知半解都说不上。例如，据说外国有用电脑来做诗、作曲、以至写小说的。这种说法我本能地颇觉反感，但反感并不能代替科学。我倒是想，那种千篇一律、套来套去、公式化、模式化的作品，很可能被电脑专家摸出规律，造出“软件”，编出程序，创造出（实际是仿造出）各种成品来的。如果真有一天真按套子写作（不论是别人的套子还是自己的套子）的作家被电脑击败乃至排挤掉，倒也不完全是坏事情或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哩。当然科技的影响将远远不限于此。
再比如，我们已开始感受到电视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了，这已经造成了对电影和其他文艺样式的冲击；同时，也提供了发展文艺、发展和普及文化生活的前所未有的新的巨大可能。这个问题我们如果不去研究，它就会来找我们，向我们迎面提出挑战，弄不好会使我们陷入被动的。
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条件是全体人民文化素质、精神素质的提高，其结果必然会造成文艺的新的大发展，也必然会出现对文艺的新的、更严格得多、高得多的要求。这既是大的促进，也是大的选择，对此，我们似应有思想的准备与科学的探讨。
以上说的是面向现代化，同时也包括了面向未来的意思。文艺（特别是文学），从取材上来说，多数是取自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文艺的总的精神，都应该是高瞻远瞩、面向未来，努力汲取新思想、新知识、新事物的。当然，新的东西离不开传统，创新离不开继承，但同时继承又是为了创新，为了现在、也为了未来。
面向世界的问题也是有意义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与世界各国的文学艺术的交流、文艺工作者的交流是大大地发展了。我们以空前的规模和热情介绍、“引进”了一些国外、海外的文艺作品（包括文艺理论），同时，我们的创作成果与文艺状况，越来越受到了全世界的注目。随着我国的日益开放，面向世界的新课题与新任务会不断地向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提出来。这就要求我们有一种新的气魄与胸怀，要求我们有更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更大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要求我们有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热情，也要求我们掌握占有更多的信息、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材料和更科学的方法，进行更加过细的研究。
概括地说，既要取其精华，又要弃其糟粕，既不能盲目照搬，又不能盲目排斥。这样说起来是比较容易的，碰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起来就比较麻烦。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研究，大量的工作要做。
面向世界与注意发展民族形式、注意中国气派、注意满足中国人民的喜闻乐见的要求是不矛盾的。只有在“世界”这个大范围里，在交流、开放、竞赛、互相影响也互相斗争里边，我们的民族的、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和文艺才能得到生存、壮大和发展。也只有足够的维护、发掘和发扬我们民族的文化、文艺传统中的一切好的东西，我们才能站住脚，对世界作出我们的贡献。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比过去更多地了解和关心“世界”，从“世界”这个大天地汲取新的激发和新的信息。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但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思考、摸索、实行的扎扎实实的课题，也表现了一种高的境界、胸怀、气魄。它号召我们前进，它鼓舞我们摆脱许多应该摆脱的精神负担和陈旧习惯，它激励我们重新学习和重新深入生活，勇敢攀登文学艺术的高峰，推动我们做到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开拓文学艺术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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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学评论
与群众血肉相连的诗人
——怀念老诗人柯仲平同志
苏一平
1941年冬，西北文艺工作团划归中共中央西北局管辖后，我们就直接在柯仲平同志领导下工作。尽管他离开我们已有二十个年头，但他那走遍边区山川、手持山桃树手杖、与人民群众亲如兄弟的热情以及对待我们这些年轻同志关怀备至的音容笑貌，始终铭刻在我的心里。
曾有多少同志怀念和敬仰这位老诗人。有人说他是“永红的枫叶”，有人夸他是“盗天火的诗人”，有人把他比为“奔腾的大海”，我看都是恰当的。他为人正直，性情豪爽，一生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废寝忘食，战斗不息。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一位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诗人。
柯仲平同志的诗，可称刀枪，可称匕首，也可称号角，读来铿锵有力，琅琅上口，听来耳目为之一新。鲁迅主张诗“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要“唱得出来”。柯老的诗，几乎篇篇都能“唱得出来”，而且自己“唱”，通过“唱”，引起广大听众的感情交流。
柯老到延安不久，就和林山、田间、邵子南等同志组成“战歌社”，将战斗的诗歌传播到广大群众之中。当时边区文盲多，出版条件差，唯有用朗诵形式方能有效地沟通诗与群众的感情，发挥诗的宣传鼓动作用。柯老一向重视诗的革命化、民族化和大众化。延安兴起的诗歌朗诵热潮，柯老不愧为一位中坚人。他每每先放第一炮，在街头，在村口，在庙宇热情澎湃地朗诵起他的诗作来。1938年夏季，在延安清凉山中央印刷厂工人召开的一次晚会上，毛泽东同志也赶来参加了。柯老兴致勃勃地朗诵了他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左边一条山，右边一条山，一条川在两条山间转；川水喊着要到黄河去，这里碰壁转一转，那里碰壁湾一湾；它的方向永不改，不到黄河心不甘。”深刻的寓意，坚定的信念，豪放的感情，博得阵阵掌声。毛泽东同志紧紧握住他的手，高兴地称赞他把工农作为诗歌的主人，夸奖他对民歌形式加以吸收、融化以及为诗歌大众化所作的辛勤努力。
1938年9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清算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错误路线，使全党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扩大统一战线、争取抗日胜利奠定基础。柯老同样欣喜若狂，挥笔写了《告同志》一诗，不仅在会场上朗诵，而且大书特书在大礼堂对面的石灰墙上：“呵！同志们！战呵战！战到黄昏后，夜吗夜深沉，西不见长庚，东不见启明，我们指着北斗星前进；在那夜深沉的时候，我们党中央是北斗星。”柯仲平同志把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比做北斗星，这是再恰当不过了。众星拱北斗，万众心向党，这恰好反映了诗人对我们的党是多么的热爱、多么的信赖！
1938年7月，他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启示，和剧作家马健翎一起，办起了深受陕北群众欢迎的民众剧团。他亲自动手写团歌：“你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又往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从老百姓中来”，又到“老百姓中去”，这就是柯老的意愿，也是办团的宗旨和全团的作风。多少年来，柯老带领剧团同志，赶早摸黑，跋山涉水，几乎跑遍了陕甘宁边区的山山水水。他是那样认真实践他的文艺主张：“革命的戏剧要真正为人民服务，只有送货上门，决不能把它禁锢在延安的舞台上。”正因为剧团成年累月地走乡串户，送戏上门，所以老百姓亲切地把他们称作“咱们的剧团”。
柯仲平同志热爱群众热爱党，热爱革命的领袖人物。1948年11月，柯老路过晋西北，拜访贺龙同志。贺老总约他一同到包绥前线会见李井泉同志。一天，他们同乘吉普车，翻山越岭，最后终于喜见“司令政委手拉手”。诗写到贺龙乘车飞奔的情景时，含意深而意境美：“贺龙车，车如龙，车在高山走，活象龙在云中游。”最后几句则表现了“胜利有何愁”的必胜信念：“南天门过和林到，司令政委手拉手；塞外风光添豪气，同心同德为党谋。这么样的将军人民有，全国胜利有何愁。”柯老不仅热心吟诵党的领导者，而且对边区各条战线的模范英雄人物，也谱写了不少颂歌。
人常说：“诗言志”、“文如其人”。柯老不正是以他那大量的诗作，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一生的高贵品德、忘我的精神和忠心耿耿、刚直不阿的共产党人的气质吗？柯老晚年最大志愿是写西北人民革命领袖刘志丹，从1938年起，他就搜集历史资料，前后动手几次，完成了万余行，最后终因过早去世而成为一件憾事。
1964年10月，柯仲平同志因受康生等人的迫害，与世长辞了。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忆起他来仍然心情万分沉痛！柯老啊！你那音容笑貌，你那言传身教，你那对党对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形象，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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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园地
——纪念《人民文学》创刊三十五周年
何思
三十五年前，新中国诞生后二十五天，《人民文学》作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改称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同广大读者见面了。它肩负着紧密联系、广泛团结全国作家和敏锐发现、重点扶持文学新人的使命，承担着及时展示我国当代文学创作成果与水平的任务。它的创办，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受到了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与欢迎。毛泽东同志为创刊号题了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三十五年来，我们的共和国经历了一段伟大光荣而又艰难曲折的里程；与国家共命运的社会主义文学，同样经历着并反映着这一里程。检阅《人民文学》创刊迄今共三百期的版面，仿佛重温一部形象的历史，从那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生活图画之中，既可以看到我们事业的光辉成就，又存在着不少值得总结和记取的教训。
建国初期，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从事革命的进步的文学活动的作家胜利会师，满怀激情，投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生活。他们继承“五四”新文学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优良传统，汲取新时代与新事物的宝贵营养，热情描绘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开拓了《人民文学》第一次兴旺的局面。
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许多作家特别是文学新人，努力运用艺术手段与阻碍我们事业前进的消极现象作斗争。《人民文学》积极贯彻这一方针，率先推出了勇敢揭示矛盾、大胆进行探索的创新之作。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何直的文学评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篇，给社会主义文学带来一股前所未有的清新刚健之气，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这春风和煦的日子里，一朵朵题材与风格新颖别致的艺术香花，从《人民文学》上开放了出来。王汶石的《风雪之夜》、萧平的《三月雪》、林斤澜的《台湾姑娘》、孙犁的《铁木前传》、艾芜的《雨》、宗璞的《红豆》等，对精神世界进行多角度的更深入的描写，令人耳目一新。那短短一年间，《人民文学》出现了第二次兴旺的局面。
1961年秋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对文艺政策进行了调整，“左”的错误有所纠正，给文学带来的建国后第三次繁荣。《人民文学》这一时期创作的特色，表现为小说题材风格的大见宽阔，报告文学体裁重新振兴，和各式各样散文的丰足长进。1962年5月，毛泽东同志应《人民文学》之请，首次发表他的旧作《词六首》，为刊物增添了光彩。
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每逢我们党政策稳妥，我们国家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思想活跃之时，我们的文学创作就能具有充沛的创造力，就会迭相涌现才华洋溢的新人和旨深辞美的新作。这些喜人景象，如影如镜，都将印进《人民文学》。它们既是刊物稿件的充足来源，又组成了版面内容的鲜明特色。反之，每当“左”倾思潮泛滥、清规戒律增多之日，文学事业必遭损害，创作之路便日趋狭窄。1957年秋至1961年夏、1963年到1966年这两段时间里有些期的情况就是这样。不同的是，在前一段，久经磨练的成熟作家，尚有一定条件执着艺术追求，他们仍以真实反映生活的篇章，保障了《人民文学》的质量。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茹志鹃的《百合花》、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等短篇小说，郭沫若和曹禺等人的历史剧等，都弥足珍贵。但在后一段，“左”倾错误愈演愈烈，致使这样的佳作难得再现。及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文学》被迫停刊。1976年1月复刊时，又为“四人帮”把持着领导权，虽曾发出过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那样得人心之作，却终遭压制，并被塞进了一些与“四人帮”的阴谋有所关联的货色，已不再是人民的文学了。
“四人帮”覆灭之后，著名诗人兼评论家张光年和刊物前负责人李季同志，相继出任主编，获得新生的《人民文学》恢复了它原有的权威。1979年12月，历经摧残重新奋起的文艺界，就是以《人民文学》名义召开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拉开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序幕的。在这思想领域处于转折的关键时刻，《人民文学》敏锐发现、及时推荐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第一个打出了恢复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旗帜。接着又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在一年多时间里接连取得振聋发聩的社会效果，为新时期文学的勃兴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我国文学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近五年的成就，都为前三十年所未曾有。《人民文学》突出映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坛盛况，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时期。佳作纷呈，精华荟萃于它的版面；新人辈出，大多是从它这里起步的。
党的十二大以后，新旧交替的历史步伐更加快速行进。《人民文学》适时感应时代需要，较早开展体制革新。1983年7月，由著名作家出任主编，组成了年轻化的新编委会。新一届编者继承老一辈编辑的优良传统，发扬新时期改革者的首创精神，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一年多来，《人民文学》连续推出一批新的佳作，在短篇创作势头平缓的情况下，保持了质量的稳定。
而今，《人民文学》与我们的共和国同步跨进第三十六个年头之际，党和国家领导人再次表示了对《人民文学》的关怀。他们的祝贺题词，鼓舞着该刊更多地发表“为四化服务的好作品”，使它切实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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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报召开《绿化树》讨论会
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发表后，《文艺报》于今年第五、九、十期，相继发表了观点不同的文章，对作品进行讨论。为了进一步总结创作经验，《文艺报》编辑部于最近召开《绿化树》讨论会，在京文学评论工作者和大学师生二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同志肯定了这部小说所达到的现实主义成就，同时就作品中知识分子改造的主题，对章永璘一类知识分子改造道路的历史评价，马缨花等体力劳动者在章永璘思想改造中的作用等许多问题展开讨论，并发表了不同意见。 （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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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学年会举行首届会议
为检阅我国电影学（包括电影批评、电影理论、电影史学、电影美学等各分支和学科）的研究成果，加强和壮大电影理论队伍，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最近举办了首届电影学年会。年会收到的九十多篇学术论文，从电影艺术学、电影发展史、哲学、美学、心理学乃至票房价值等多方面来探讨，研究的领域和角度都比较开阔。
（梅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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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学会三届代表大会
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最近在大连召开。会上，代表们听取了有关近些年来国内外鲁迅研究状况的报告，进行了学术交流，改选了学会领导机构。
第三届理事会新当选的六十一名理事中，大都是中青年鲁迅研究工作者。胡风、林默涵、陈荒煤、李何林、唐弢、王瑶、黄源等被推举为顾问。会长仍由周扬担任，陈涌、王士菁、林非、彭定安为副会长。 （边）